(續作者序)
背景
關於「數據如何產生」的課程構想，來自2015年11月的一場小型晚宴中的對話，與會者是幾位來自哥倫比亞大學，擁有工程和人文雙重背景的大學生。
兩人結合的互補觀點，應該可以提供一個相當有用的視角，對於工程師和非科技專業的學生來說，都是極具新意的研究素材。
當我們在2017年1月第一次教這門課時，很快就意識到學生不僅對我們如何走到這一步很感興趣，也想尋求一個可分析和可操作的框架，用來理解數據的倫理和政治。2 「 政治」在這裡的意思並非狹義上的「投票」，而是指與權力「動態」（譯注：例如，權力的分配、轉移、增強或減弱等。）相關的那種含義。我們的目標是提供一個框架來理解數據在「重組權力」方面，例如，企業權力、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力，所持續發揮的作用。歷史的軌跡提供了關鍵的槓桿作用，指引我們走向對於現況的共同理解，並給予我們塑造未來的武器和工具。
關於本書
每段歷史都有它的起點，我們認為十八世紀末剛好是個有用的起點，大約就是「統計」這個名詞首次出現在英語裡的時候。我們的故事建立在收集數據的艱苦作業，包括必須建立可以收集和公開數據的基礎設施，以及開發用於研究數據的新數學和電腦科技—包括對於數據的全新理解和提出主張，並使用這些主張來做出決策的方法。無論好壞，這些決策往往會大幅改變生活。在每一章裡，我們都會切入一場知識上的轉變關鍵。我們會討論一種新科技或科學能力是如何開發出來的；誰支持、推進或資助了這種能力與轉變；這種轉變受到什麼爭議；以及新能力將如何重組權力—亦即改變了誰可以做什麼，用什麼來做和對誰做等。3 我們不僅會關注軍事或金融權力的重組，更會關注那些在倫理和政治傾向上的轉變，也就是那些在數據影響下的受害者，被支持者或妨礙正義等轉變。*
《數據與權力》從數據原先被用在國家治理中開始，轉向數據被用於改善社會，然後到經過數學洗禮後的數據，創建出一個名為「數理統計」的新學術領域。第二部分（Part 2）的展開，是以數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破譯密碼的軍事應用，伴隨著同時誕生的數位電腦為主。我們將從英國的布萊切利園（Bletchley Park），一路追溯到美國的貝爾實驗室，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數據在商業和工程上的應用。將重點擺在從企業權力過渡到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力」的反應，我們在此探討了數位化、個人資料紀錄對隱私影響的理解，尤其是在1970年代作為防止國家權力過度
擴張的公眾對「個人隱私」的要求。我們也追溯到「人工智慧」領域的首度誕生、消亡以及後來從灰燼中崛起，來自基於不斷成長，關於人民、消費者和軍事對手的資料庫形式的「機器學習」領域。
本書最後一部分則把過去、現在和未來聯繫在一起。我們將探討數據和權力如何從國家關注轉變為企業關注，方法是透過觀察財務安排和商業模式，到底如何讓單一公司能夠在數據驅動技術的幫助下，迅速主導整個產業。倫理問題的激烈辯論，圍繞在對於企業權力的許多潛在補救措施上；我們還追溯了研究應用倫理的歷史，以及它如何影響數據驅動演算法變成產品的部署過程，並藉此塑造出我們的個人和政治現實。
最後，我們討論了數據的「未來」。雖然做出預測非常困難，但有個比較尖銳的方法可以統整我們對於未來的理解，也就是描述當前權力之間的競爭，以及這些競爭將在哪些領域做出決策。我們也在本書結尾時討論了我們認為當前企業權力、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力之間最重要的鬥爭，以及新的團結形式的可能性。如何解決這些衝突，將會塑造我們的集體未來，使其更趨向於正義—或更遠離。
我們的目標是對歷史有一個可以實際運用的理解。我們不會迴避自己作為公民、科技專家和個人的角色；我們是這些產品的使用者──正如早在1970年代就曾被指出的，既然我們身處一個廣告經濟體之中，因此我們本身當然也是產品。
我們（兩位作者）為本書帶來了兩種互補的觀點，每種觀點都有其局限和偏差。威金斯（Wiggins）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職員，二十多年來一直在開發用於理解生物學和健康本身的機器學習法；自2013 年以來，他擔任《紐約時報》的首席資料科學家，開發和推出各種機器學習方法和產品。
而位處C.P.斯諾* 的「兩種文化」（two cultures，譯注：他認為科學與人文漸行漸遠，科學家不懂藝術，藝術家不懂科學的現象）的另一端，瓊斯（Jones）則是一位科學史學家，他追踪了數學思維方法和論證方法到底如何從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開始，成為研究自然和政治的重要權威途徑。
特別是在檢視數據有哪些用途會加劇差異時，我們大量引用許多學者和社會運動者們（activists，譯注：指那些挺身對抗數據影響的人）極富啟發性的著述，因為他們揭露了這些過程。
有許多（甚至可以說絕大多數）最有力也最閃耀的批評者，都來自與我們—兩位終身教職的白人男性學者，截然不同的背景和經歷。我們的工作建立自、並得益於他們的努力和洞察。我們將為讀者們指出關於數據驅動演算法和科技對於全球影響的重要優秀文獻，以及數據在我們的社會、經濟和教育機構組織中的歷史。本書大量的當代材料，主要來自於對於美國的研究。但我們也提供附注，不僅記載何處可以了解到更多我們在課堂上討論和在學術出版物中撰寫的主題，也提供許多重要的作品和學術文獻出處，我們鼓勵讀者參閱以獲得更深的理解。
我們試圖清楚描繪出企業權力、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力之間的歷史和當前的緊張關係，並將重點關注於數據在建立真相和塑造這些權力彼此鬥爭中的作用。我們希望能夠展現人類如何集體走到目前現況，以便說明那些小巧合、主觀設計的選項和欺瞞，如何僵化至讓事情看起來變成「一定是這樣」理所當然的無解情況。而理解了這些轉變和偶然性，將有助於了解人類在過去如何解決類似的問題。這樣反過來又可以幫助我們，想到如何打破和重設那些有時看起來賦予無助者力量──但更多時候卻是在強化當權者權力的系統。
背景
關於「數據如何產生」的課程構想，來自2015年11月的一場小型晚宴中的對話，與會者是幾位來自哥倫比亞大學，擁有工程和人文雙重背景的大學生。
兩人結合的互補觀點，應該可以提供一個相當有用的視角，對於工程師和非科技專業的學生來說，都是極具新意的研究素材。
當我們在2017年1月第一次教這門課時，很快就意識到學生不僅對我們如何走到這一步很感興趣，也想尋求一個可分析和可操作的框架，用來理解數據的倫理和政治。2 「 政治」在這裡的意思並非狹義上的「投票」，而是指與權力「動態」（譯注：例如，權力的分配、轉移、增強或減弱等。）相關的那種含義。我們的目標是提供一個框架來理解數據在「重組權力」方面，例如，企業權力、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力，所持續發揮的作用。歷史的軌跡提供了關鍵的槓桿作用，指引我們走向對於現況的共同理解，並給予我們塑造未來的武器和工具。
關於本書
每段歷史都有它的起點，我們認為十八世紀末剛好是個有用的起點，大約就是「統計」這個名詞首次出現在英語裡的時候。我們的故事建立在收集數據的艱苦作業，包括必須建立可以收集和公開數據的基礎設施，以及開發用於研究數據的新數學和電腦科技—包括對於數據的全新理解和提出主張，並使用這些主張來做出決策的方法。無論好壞，這些決策往往會大幅改變生活。在每一章裡，我們都會切入一場知識上的轉變關鍵。我們會討論一種新科技或科學能力是如何開發出來的；誰支持、推進或資助了這種能力與轉變；這種轉變受到什麼爭議；以及新能力將如何重組權力—亦即改變了誰可以做什麼，用什麼來做和對誰做等。3 我們不僅會關注軍事或金融權力的重組，更會關注那些在倫理和政治傾向上的轉變，也就是那些在數據影響下的受害者，被支持者或妨礙正義等轉變。*
《數據與權力》從數據原先被用在國家治理中開始，轉向數據被用於改善社會，然後到經過數學洗禮後的數據，創建出一個名為「數理統計」的新學術領域。第二部分（Part 2）的展開，是以數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破譯密碼的軍事應用，伴隨著同時誕生的數位電腦為主。我們將從英國的布萊切利園（Bletchley Park），一路追溯到美國的貝爾實驗室，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數據在商業和工程上的應用。將重點擺在從企業權力過渡到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力」的反應，我們在此探討了數位化、個人資料紀錄對隱私影響的理解，尤其是在1970年代作為防止國家權力過度
擴張的公眾對「個人隱私」的要求。我們也追溯到「人工智慧」領域的首度誕生、消亡以及後來從灰燼中崛起，來自基於不斷成長，關於人民、消費者和軍事對手的資料庫形式的「機器學習」領域。
本書最後一部分則把過去、現在和未來聯繫在一起。我們將探討數據和權力如何從國家關注轉變為企業關注，方法是透過觀察財務安排和商業模式，到底如何讓單一公司能夠在數據驅動技術的幫助下，迅速主導整個產業。倫理問題的激烈辯論，圍繞在對於企業權力的許多潛在補救措施上；我們還追溯了研究應用倫理的歷史，以及它如何影響數據驅動演算法變成產品的部署過程，並藉此塑造出我們的個人和政治現實。
最後，我們討論了數據的「未來」。雖然做出預測非常困難，但有個比較尖銳的方法可以統整我們對於未來的理解，也就是描述當前權力之間的競爭，以及這些競爭將在哪些領域做出決策。我們也在本書結尾時討論了我們認為當前企業權力、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力之間最重要的鬥爭，以及新的團結形式的可能性。如何解決這些衝突，將會塑造我們的集體未來，使其更趨向於正義—或更遠離。
我們的目標是對歷史有一個可以實際運用的理解。我們不會迴避自己作為公民、科技專家和個人的角色；我們是這些產品的使用者──正如早在1970年代就曾被指出的，既然我們身處一個廣告經濟體之中，因此我們本身當然也是產品。
我們（兩位作者）為本書帶來了兩種互補的觀點，每種觀點都有其局限和偏差。威金斯（Wiggins）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職員，二十多年來一直在開發用於理解生物學和健康本身的機器學習法；自2013 年以來，他擔任《紐約時報》的首席資料科學家，開發和推出各種機器學習方法和產品。
而位處C.P.斯諾* 的「兩種文化」（two cultures，譯注：他認為科學與人文漸行漸遠，科學家不懂藝術，藝術家不懂科學的現象）的另一端，瓊斯（Jones）則是一位科學史學家，他追踪了數學思維方法和論證方法到底如何從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開始，成為研究自然和政治的重要權威途徑。
特別是在檢視數據有哪些用途會加劇差異時，我們大量引用許多學者和社會運動者們（activists，譯注：指那些挺身對抗數據影響的人）極富啟發性的著述，因為他們揭露了這些過程。
有許多（甚至可以說絕大多數）最有力也最閃耀的批評者，都來自與我們—兩位終身教職的白人男性學者，截然不同的背景和經歷。我們的工作建立自、並得益於他們的努力和洞察。我們將為讀者們指出關於數據驅動演算法和科技對於全球影響的重要優秀文獻，以及數據在我們的社會、經濟和教育機構組織中的歷史。本書大量的當代材料，主要來自於對於美國的研究。但我們也提供附注，不僅記載何處可以了解到更多我們在課堂上討論和在學術出版物中撰寫的主題，也提供許多重要的作品和學術文獻出處，我們鼓勵讀者參閱以獲得更深的理解。
我們試圖清楚描繪出企業權力、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力之間的歷史和當前的緊張關係，並將重點關注於數據在建立真相和塑造這些權力彼此鬥爭中的作用。我們希望能夠展現人類如何集體走到目前現況，以便說明那些小巧合、主觀設計的選項和欺瞞，如何僵化至讓事情看起來變成「一定是這樣」理所當然的無解情況。而理解了這些轉變和偶然性，將有助於了解人類在過去如何解決類似的問題。這樣反過來又可以幫助我們，想到如何打破和重設那些有時看起來賦予無助者力量──但更多時候卻是在強化當權者權力的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