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路上的追夢人
我也不是一開始就打定主意念大氣，而是想修太空相關的學分，天真地幻想以後若有機會去NASA工作、當個太空科學家也不錯。
因為一九八六年哈雷彗星的造訪，各地掀起了一股天文熱，也開啟了我對太空與地球科學的興趣。天地廣袤、宇宙浩瀚，人類竟是如此的渺小，微不足道！我存著敬畏和感動的心情，想要多親近、了解這一片美麗、不可測的天空。
到了大二我特別修了一門「軌道運動學」，研究彗星如何運轉，結果修了以後，卻發現我對那門課竟然一點「感覺」都沒有。反而在過程中發覺自己對大氣遠比對太空有興趣多了，後來就捨棄太空夢，轉念大氣物理了。
創業的起點
從老百姓的角度來看，氣候變化對經濟的影響，大概就是菜價最切身，但它的影響絕對遠大於此，衝擊範圍可以小自個人，也可以大至企業、國家，甚至世界。
我舉個例子，二○○二年時，韓國三星的DRAM產業很強勢，擁有全球百分之二十的市占率，但是，當時南韓遭遇非常嚴重的沙塵暴事件。因為來自隔鄰的中國沙塵暴實在太嚴重，半導體又是很敏感的產品，只要受到一丁點粉塵的汙染就報銷了，南韓三星的良品率因此大幅降低，造成DRAM缺貨、價格飆漲，於是許多訂單便轉來台灣，南亞科技的股票因此還拉了好幾根漲停板。
這個事件讓我深刻了解到，環境議題與經濟息息相關。從某個角度來說，這也是一種「蝴蝶效應」：因為初始條件的偏差，造成了一連串的變化。
愈是理解氣候影響的深遠，我愈發醉心於相關的研究，每天都投入超過十個小時，不是在山上捕雲，就是在實驗室模擬。
為了觀測大氣，秋冬時我帶領學弟妹跑到陽明山山頂上捕雲，利用雲裡面的微粒做物理及化學分析，加上電腦模擬，就可以分析出當地是否受到沙塵暴或空氣汙染影響。
或許因為我特別認真，指導老師林能暉很肯栽培我，雖然只是「土博士」，但我有很多機會參與各種國際研討會，接觸最新的訊息，也因為如此，除了正常的學術研討會，我更積極的接觸國外有許多與氣候經濟相關的企業，也看到許多天氣經濟衍生性產品，埋下了我日後創業的種子。無行也無市，自己創造需求
剛開始，為了建立獲利模式還真是傷透腦筋。
我想要做的是資訊服務業，計費方式可以像是商事法律師跟企業客戶長期配合，提供專業法律服務；也可以像算命師一樣論件計酬，幫小孩取名字或批一次命盤收一次費用，一筆一筆算 。收費問題還算小的，真正的關鍵在於，雖然掌握了專業資訊，但到底要服務誰？
當時已經有零星的新聞報導「天氣商機」，但是，就只是停留在商機而沒有打開市場，還沒有人想付錢買這些服務，大家都習慣看中央氣象局提供的免費資訊。我如果希望打開天氣資訊服務的能見度，必須主動出擊創造需求；而且，要讓客戶知道：中央氣象局是「大家的」氣象台，我們天氣風險公司則是個人或企業「專屬的」氣象台，我們和氣象局沒有衝突，只是用符合客戶需求的方式呈現，提供更加值的產品。
氣候經濟應該是大有可為的。只是當時台灣根本沒有人做過類似的事情，毫無軌跡可循，加上放眼家族親友裡幾乎沒有人自立門戶創業或做生意，我也有一點點擔心，自己到底有沒有創業的DNA？
剛創業時，我連發票怎麼開都不知道，在學術圈時，不大需要去「叫賣」，但自己開公司就要想辦法說服客戶把產品賣出去，如果不放下學者身段，那就只有死路一條。
為了找客戶，我不知道做了多少的簡報檔，到處拜訪企業自我推銷，但大多都無功而返。皇天不負苦心人，二○○四年，我終於成功攻下一家大客戶：當年的手機巨人Nokia…
後記
做一個「地球社會企業」之夢
構思結語時，我忍不住想起了剛剛辭世的好朋友《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
我們想做的事情完全不同，但是在某些地方，卻又非常相似：對於我們所鍾愛的領域，都有一種近乎偏執、天真的熱情；而且，我們對於環保議題，都有強烈共鳴。
多年前，我認識齊柏林的時候，他還只是個剛離開國工局的無名小卒，充滿豪情壯志想做空拍。因為上直升機空拍的成本不貲，飛一趟才二小時，可能十幾萬就燒光了，萬一天氣不好，這筆錢等於白白泡湯，為了確保出機時天氣狀況都能符合理想，他才會找上我。
剛開始，我其實也搞不清楚齊柏林到底想做什麼，我只是很好奇，這個中年人公務員做得好好的，為什麼自砸穩定的鐵飯碗，抵押房子買機器？甚至要冒著生命危險，去做什麼空拍？他告訴我說，他看了大導演盧貝松的空拍紀錄片《HOME》（台灣翻譯成《盧貝松之搶救地球》，影片展示了地球之美，也展示了人類對土地的傷害），非常感動，也想要拍一支台灣版，紀錄這片土的美，也紀錄這片土的傷。當時我們還不熟，聽他講時，我承認，自己心中的確浮現一個懷疑：「問題是人家是盧貝松啊！你又不是，拍得出來嗎？」
但是，我確實被他那股傻勁與熱情深深感動了。他讓我想到大學時期，那個天天上陽明山傻傻捕雲的自己、那個創業以後，滿懷期盼想要做「地球社會企業」的自己。因為這個緣分，加上他實在是一個很「真」的人，我們後來也變成很好的朋友。
而齊柏林最後，還真的如願拍出了《看見台灣》。基於朋友之義，電影第一天上映時，我就包場邀請企業界的朋友去看，希望在他們感動之餘，可以包場給員工看，希望能讓齊柏林的努力被更多人看見，我自己是真的非常感動，一方面，被那些畫面深深震撼；另一方面，也為這個老朋友感到高興，他真的做出來了。
二○一七年六月八日是《看見台灣Ⅱ》開鏡記者會，隔天晚上我們還在line上聊天，我說想幫他在直播節目上募款，沒有人想得到，第二天竟然就天人永隔。
齊柏林走後，我有好一段時間都思緒紛紛，想起很多以前跟他的互動。我們曾經熱烈討論過要怎麼拍空汙這個主題，我蒐集了許多空汙相關資料給他，工廠煙囪的氣體，有時只是水蒸氣，是不是有更特別的呈現方式，可以來呈現這個主題？
寂寞誰知
齊柏林的死，讓台灣失去了一個好導演，也讓我失去了一位可以彼此理解的摯友。
我做的事情，雖然不用冒著生命危險，也沒他做的事這麼「傾家蕩產」，但同樣都有「寂寞」的特質——雖然他的「寂寞度」可能又更勝一籌。
我比齊柏林愛賺錢多了，所以我創辦天氣風險公司，有股東及團隊，絕對要以獲利為目標，但是，我不只是想要賺錢而已，我一直很希望，天氣風險公司能夠是一家能夠祝福我們這片土地的「地球社會企業」。
這些年來，我積極參加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參與推動開放資料等，這些都不會帶來什麼營收，但我知道，這些都是值得去做的事，如果我有榮幸、有一點微小能力可以參與在這個大業裡，我當仁不讓。二○一六年我去摩洛哥參加COP22氣候變遷會議，認識了一位比利時的氣象主播彼特斯（Jill Peeters），她是個極度樂觀、爽朗豪邁的大妞。她說，她想為全球氣象主播做一些事情，因為對抗氣候變遷需要強烈的行動力，她希望站在第一線的氣象主播們，能夠一起聯手來做這件事。
有感於政府的能量受各方利害因素拉扯，在對抗氣候變遷這件事上，能做出的承諾實在很有限，早在三、四年前，我就一直很希望能夠跟國外合作，成立非政府組織，既然彼特斯有此俠心，我就順水推舟提議：「那大家來弄一個NGO好了！」
摩洛哥會議後，大家經常開視訊會議，討論怎麼申請、怎麼談贊助，其實我們平常都有非常忙碌的正職，但是，這件事讓我們覺得，我們所努力的事情，是有價值的，所以都很願意抽空來參與。
二○一七年六月底，「氣候無國界」（Climates Without Border）在歐盟執行委員會正式成立，彼特斯致辭時，忍不住激動落淚，說她為了這件事，忙得昏天暗地，連小孩子也很少看到媽媽，有時候，她也忍不住會有點自我懷疑，到底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她的致辭讓我既感動又五味雜陳，無論是創業或是投入公益，都有其代價，這種寂寞與勞心勞力，沒有身在其中，是很難理解的。
在十一月的COP23時，慈濟基金會和氣候無國界在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共同合辦了一場記者會，由我主持，讓大家知道媒體及公共傳播對氣候變遷的重要性。
總共有十位國際氣象主播參加了這個有意思的活動，和全球宣示其重要性。世界氣象組織秘書長也非常重視，我們也一起舉行了一場會議，談未來的合作機制。
二○一七年七月，我們跟澳洲合作創辦的閃電公司「兆曜」，服務正式上線，辦了一個很成功的記者會，員工們都很高興。但我自己知道，宣布啟用，只不過是一個開始，真正的挑戰，都是之後才開始的。
氣象產業也是如此，雖然也遭遇到不合理制度的對待，但不要氣餒，只要堅持信念，還是有機會，同時挑戰是全球性的，五年後的政府氣象或氣象產業，我也見識到將有很大的變革，例如全球氣候變遷瀕臨僵局，極端天氣卻持續加大；兩岸關係、台灣未來的發展也是「茫然」。在茫然當中，還看不清方向，不同的意見衝突已產生，只有持盈保泰、步步為營，才能面對不確定的變局。我一直在努力的開放資料，其實也經常因為政治力變遷而產生各種變數。「變革」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些挫折，也是不足為外人道。我多麼希望，能夠把這些事、這些心情，也分享給齊柏林知道，我想他一定可以理解的，可惜，他已經離開。
我當然希望我的朋友活著，繼續追逐夢想，但我有時候也會想，至少，他在生命的後半場，都在做一件自己深愛的事情。到一個年紀以後，你就會深刻體會到：人有夢想，而且能付諸執行，是一件多麼奢侈的事。
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擁有貼心、讓我能追尋夢想的父母親與家人，我的整個生涯都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又有一群很棒的團隊，彼此互相勉勵朝向共同目標。
誠如本書首章提到的，我是一個貨真價實「看天吃飯」的人。從進中央大氣系開始，我就一直在忙跟天氣有關的各種事務，求學、工作、創業……， 都跟「天氣」脫不了關係。一轉眼，就做了二十幾年。
打從創業以來，我每天大約都工作十二甚至十四個小時，很多朋友在休假的時候，我還像是苦行僧一樣的在辦公，就連到國外出差，抽空旅遊對我也很奢侈。置身於戰場的時候，有時候忙於生存，很難去回想「為何而戰」，口述這本書的過程，剛好也給我一個機會去整理這二十幾年來的心得，也讓我自己重省當年要走「天氣」這條路的初衷。
希望透過這本書，可以讓讀者們更了解我們與所居住的這片土地的關係，更認識在瞬息萬變的天地無常中，居住在地球上的每一份子，都休戚與共的事實。
創業，是我的夢想，我做到了；而讓天氣風險公司變成一個「地球社會企業」，則是一個「願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但我會努力去達成這個想望的。我想，這也是懷念齊柏林最好的一種方式。
我也不是一開始就打定主意念大氣，而是想修太空相關的學分，天真地幻想以後若有機會去NASA工作、當個太空科學家也不錯。
因為一九八六年哈雷彗星的造訪，各地掀起了一股天文熱，也開啟了我對太空與地球科學的興趣。天地廣袤、宇宙浩瀚，人類竟是如此的渺小，微不足道！我存著敬畏和感動的心情，想要多親近、了解這一片美麗、不可測的天空。
到了大二我特別修了一門「軌道運動學」，研究彗星如何運轉，結果修了以後，卻發現我對那門課竟然一點「感覺」都沒有。反而在過程中發覺自己對大氣遠比對太空有興趣多了，後來就捨棄太空夢，轉念大氣物理了。
創業的起點
從老百姓的角度來看，氣候變化對經濟的影響，大概就是菜價最切身，但它的影響絕對遠大於此，衝擊範圍可以小自個人，也可以大至企業、國家，甚至世界。
我舉個例子，二○○二年時，韓國三星的DRAM產業很強勢，擁有全球百分之二十的市占率，但是，當時南韓遭遇非常嚴重的沙塵暴事件。因為來自隔鄰的中國沙塵暴實在太嚴重，半導體又是很敏感的產品，只要受到一丁點粉塵的汙染就報銷了，南韓三星的良品率因此大幅降低，造成DRAM缺貨、價格飆漲，於是許多訂單便轉來台灣，南亞科技的股票因此還拉了好幾根漲停板。
這個事件讓我深刻了解到，環境議題與經濟息息相關。從某個角度來說，這也是一種「蝴蝶效應」：因為初始條件的偏差，造成了一連串的變化。
愈是理解氣候影響的深遠，我愈發醉心於相關的研究，每天都投入超過十個小時，不是在山上捕雲，就是在實驗室模擬。
為了觀測大氣，秋冬時我帶領學弟妹跑到陽明山山頂上捕雲，利用雲裡面的微粒做物理及化學分析，加上電腦模擬，就可以分析出當地是否受到沙塵暴或空氣汙染影響。
或許因為我特別認真，指導老師林能暉很肯栽培我，雖然只是「土博士」，但我有很多機會參與各種國際研討會，接觸最新的訊息，也因為如此，除了正常的學術研討會，我更積極的接觸國外有許多與氣候經濟相關的企業，也看到許多天氣經濟衍生性產品，埋下了我日後創業的種子。無行也無市，自己創造需求
剛開始，為了建立獲利模式還真是傷透腦筋。
我想要做的是資訊服務業，計費方式可以像是商事法律師跟企業客戶長期配合，提供專業法律服務；也可以像算命師一樣論件計酬，幫小孩取名字或批一次命盤收一次費用，一筆一筆算 。收費問題還算小的，真正的關鍵在於，雖然掌握了專業資訊，但到底要服務誰？
當時已經有零星的新聞報導「天氣商機」，但是，就只是停留在商機而沒有打開市場，還沒有人想付錢買這些服務，大家都習慣看中央氣象局提供的免費資訊。我如果希望打開天氣資訊服務的能見度，必須主動出擊創造需求；而且，要讓客戶知道：中央氣象局是「大家的」氣象台，我們天氣風險公司則是個人或企業「專屬的」氣象台，我們和氣象局沒有衝突，只是用符合客戶需求的方式呈現，提供更加值的產品。
氣候經濟應該是大有可為的。只是當時台灣根本沒有人做過類似的事情，毫無軌跡可循，加上放眼家族親友裡幾乎沒有人自立門戶創業或做生意，我也有一點點擔心，自己到底有沒有創業的DNA？
剛創業時，我連發票怎麼開都不知道，在學術圈時，不大需要去「叫賣」，但自己開公司就要想辦法說服客戶把產品賣出去，如果不放下學者身段，那就只有死路一條。
為了找客戶，我不知道做了多少的簡報檔，到處拜訪企業自我推銷，但大多都無功而返。皇天不負苦心人，二○○四年，我終於成功攻下一家大客戶：當年的手機巨人Nokia…
後記
做一個「地球社會企業」之夢
構思結語時，我忍不住想起了剛剛辭世的好朋友《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
我們想做的事情完全不同，但是在某些地方，卻又非常相似：對於我們所鍾愛的領域，都有一種近乎偏執、天真的熱情；而且，我們對於環保議題，都有強烈共鳴。
多年前，我認識齊柏林的時候，他還只是個剛離開國工局的無名小卒，充滿豪情壯志想做空拍。因為上直升機空拍的成本不貲，飛一趟才二小時，可能十幾萬就燒光了，萬一天氣不好，這筆錢等於白白泡湯，為了確保出機時天氣狀況都能符合理想，他才會找上我。
剛開始，我其實也搞不清楚齊柏林到底想做什麼，我只是很好奇，這個中年人公務員做得好好的，為什麼自砸穩定的鐵飯碗，抵押房子買機器？甚至要冒著生命危險，去做什麼空拍？他告訴我說，他看了大導演盧貝松的空拍紀錄片《HOME》（台灣翻譯成《盧貝松之搶救地球》，影片展示了地球之美，也展示了人類對土地的傷害），非常感動，也想要拍一支台灣版，紀錄這片土的美，也紀錄這片土的傷。當時我們還不熟，聽他講時，我承認，自己心中的確浮現一個懷疑：「問題是人家是盧貝松啊！你又不是，拍得出來嗎？」
但是，我確實被他那股傻勁與熱情深深感動了。他讓我想到大學時期，那個天天上陽明山傻傻捕雲的自己、那個創業以後，滿懷期盼想要做「地球社會企業」的自己。因為這個緣分，加上他實在是一個很「真」的人，我們後來也變成很好的朋友。
而齊柏林最後，還真的如願拍出了《看見台灣》。基於朋友之義，電影第一天上映時，我就包場邀請企業界的朋友去看，希望在他們感動之餘，可以包場給員工看，希望能讓齊柏林的努力被更多人看見，我自己是真的非常感動，一方面，被那些畫面深深震撼；另一方面，也為這個老朋友感到高興，他真的做出來了。
二○一七年六月八日是《看見台灣Ⅱ》開鏡記者會，隔天晚上我們還在line上聊天，我說想幫他在直播節目上募款，沒有人想得到，第二天竟然就天人永隔。
齊柏林走後，我有好一段時間都思緒紛紛，想起很多以前跟他的互動。我們曾經熱烈討論過要怎麼拍空汙這個主題，我蒐集了許多空汙相關資料給他，工廠煙囪的氣體，有時只是水蒸氣，是不是有更特別的呈現方式，可以來呈現這個主題？
寂寞誰知
齊柏林的死，讓台灣失去了一個好導演，也讓我失去了一位可以彼此理解的摯友。
我做的事情，雖然不用冒著生命危險，也沒他做的事這麼「傾家蕩產」，但同樣都有「寂寞」的特質——雖然他的「寂寞度」可能又更勝一籌。
我比齊柏林愛賺錢多了，所以我創辦天氣風險公司，有股東及團隊，絕對要以獲利為目標，但是，我不只是想要賺錢而已，我一直很希望，天氣風險公司能夠是一家能夠祝福我們這片土地的「地球社會企業」。
這些年來，我積極參加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參與推動開放資料等，這些都不會帶來什麼營收，但我知道，這些都是值得去做的事，如果我有榮幸、有一點微小能力可以參與在這個大業裡，我當仁不讓。二○一六年我去摩洛哥參加COP22氣候變遷會議，認識了一位比利時的氣象主播彼特斯（Jill Peeters），她是個極度樂觀、爽朗豪邁的大妞。她說，她想為全球氣象主播做一些事情，因為對抗氣候變遷需要強烈的行動力，她希望站在第一線的氣象主播們，能夠一起聯手來做這件事。
有感於政府的能量受各方利害因素拉扯，在對抗氣候變遷這件事上，能做出的承諾實在很有限，早在三、四年前，我就一直很希望能夠跟國外合作，成立非政府組織，既然彼特斯有此俠心，我就順水推舟提議：「那大家來弄一個NGO好了！」
摩洛哥會議後，大家經常開視訊會議，討論怎麼申請、怎麼談贊助，其實我們平常都有非常忙碌的正職，但是，這件事讓我們覺得，我們所努力的事情，是有價值的，所以都很願意抽空來參與。
二○一七年六月底，「氣候無國界」（Climates Without Border）在歐盟執行委員會正式成立，彼特斯致辭時，忍不住激動落淚，說她為了這件事，忙得昏天暗地，連小孩子也很少看到媽媽，有時候，她也忍不住會有點自我懷疑，到底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她的致辭讓我既感動又五味雜陳，無論是創業或是投入公益，都有其代價，這種寂寞與勞心勞力，沒有身在其中，是很難理解的。
在十一月的COP23時，慈濟基金會和氣候無國界在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共同合辦了一場記者會，由我主持，讓大家知道媒體及公共傳播對氣候變遷的重要性。
總共有十位國際氣象主播參加了這個有意思的活動，和全球宣示其重要性。世界氣象組織秘書長也非常重視，我們也一起舉行了一場會議，談未來的合作機制。
二○一七年七月，我們跟澳洲合作創辦的閃電公司「兆曜」，服務正式上線，辦了一個很成功的記者會，員工們都很高興。但我自己知道，宣布啟用，只不過是一個開始，真正的挑戰，都是之後才開始的。
氣象產業也是如此，雖然也遭遇到不合理制度的對待，但不要氣餒，只要堅持信念，還是有機會，同時挑戰是全球性的，五年後的政府氣象或氣象產業，我也見識到將有很大的變革，例如全球氣候變遷瀕臨僵局，極端天氣卻持續加大；兩岸關係、台灣未來的發展也是「茫然」。在茫然當中，還看不清方向，不同的意見衝突已產生，只有持盈保泰、步步為營，才能面對不確定的變局。我一直在努力的開放資料，其實也經常因為政治力變遷而產生各種變數。「變革」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些挫折，也是不足為外人道。我多麼希望，能夠把這些事、這些心情，也分享給齊柏林知道，我想他一定可以理解的，可惜，他已經離開。
我當然希望我的朋友活著，繼續追逐夢想，但我有時候也會想，至少，他在生命的後半場，都在做一件自己深愛的事情。到一個年紀以後，你就會深刻體會到：人有夢想，而且能付諸執行，是一件多麼奢侈的事。
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擁有貼心、讓我能追尋夢想的父母親與家人，我的整個生涯都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又有一群很棒的團隊，彼此互相勉勵朝向共同目標。
誠如本書首章提到的，我是一個貨真價實「看天吃飯」的人。從進中央大氣系開始，我就一直在忙跟天氣有關的各種事務，求學、工作、創業……， 都跟「天氣」脫不了關係。一轉眼，就做了二十幾年。
打從創業以來，我每天大約都工作十二甚至十四個小時，很多朋友在休假的時候，我還像是苦行僧一樣的在辦公，就連到國外出差，抽空旅遊對我也很奢侈。置身於戰場的時候，有時候忙於生存，很難去回想「為何而戰」，口述這本書的過程，剛好也給我一個機會去整理這二十幾年來的心得，也讓我自己重省當年要走「天氣」這條路的初衷。
希望透過這本書，可以讓讀者們更了解我們與所居住的這片土地的關係，更認識在瞬息萬變的天地無常中，居住在地球上的每一份子，都休戚與共的事實。
創業，是我的夢想，我做到了；而讓天氣風險公司變成一個「地球社會企業」，則是一個「願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但我會努力去達成這個想望的。我想，這也是懷念齊柏林最好的一種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