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致理查・華格納

由於審美大眾的特殊性格，我在這本著作中傳達的思想可能會引發種種的疑慮、騷動和誤解。為了遠離所有這些東西，也為了讓自己能以同樣平靜歡快的心情來寫這本著作的引言（這本著作裡的每一頁都帶有這種歡快之情的標誌）。我最尊敬的朋友，我想像著您收到這本著作的那一瞬間，也許是在一個冬日的傍晚，您從雪地中漫步回來，打量著扉頁上的普羅米修斯，念著我的名字，立刻就堅信：不論這本著作想要表達什麼，這位作者一定是有嚴肅而緊迫的東西想要說；同樣地您也相信，以他所設想的一切，他與您的交談就如同當面傾訴．他只能把與這種當面傾訴相應的東西記錄下來。

您會憶及，正是在您撰寫紀念貝多芬的精彩文章的時候（華格納曾於1870年撰寫了一篇討論貝多芬的文章），也是在戰爭剛爆發的恐怖肅穆氛圍中，我正專注於眼前這本著作。倘若有人從這樣的沉思中，抽出一種愛國主義的激動與審美上的縱情享樂、嚴肅的戰爭與快樂的遊戲之間的對立，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

相反地，只要認真讀這本著作，他們就會驚訝地看到，我們要探討的是非常嚴肅的國家問題，將這個問題安置於德國的希望中心，視其為中流砥柱和轉捩點。也許對於某些人而言，如此嚴肅地看待一個美學問題，成何體統！（如果他們只會認為，藝術無非是一種搞笑、無關緊要的東西，一顆對於人生而言可有可無的小鈴鐺）對於這些「嚴肅認真」的人們，我要說：我堅信藝術才是生命的最高使命，才是真正的形而上學。而這恰好也是這條道路上祟高的先驅──華格納的思想。
我在此將這本著作　獻給他。

1871年歲末於巴塞爾
弗里德里希・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