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還沒繪製出的海底面積，相當於八個地球表面
為了讓大家了解「海床2030 計畫」有多艱鉅，更準確的說法是，我們打算在未來十年間測繪的海底面積，相當於八個月球表面。即使這樣描述，這種比喻也沒有真正彰顯出這項工作的難度。地球表面的大部分，被平均4 公里深的不透明鹹水覆蓋著。我們是以雷射與雷達來測繪火星、金星，以及其他沒有水面的行星。然而，水會吸收、折射、反射光線，阻礙了我們以同樣的方式測繪地球。比較海洋測繪與外太空測繪，感覺很震撼，也很真實。但是，說到遙遠行星的測繪，拿月球和地球的海底相比，其實低估了我們眼前的任務。還有多少海洋需要測繪？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打電話給蒂姆．基恩斯（Tim Kearns）。他是加拿大的測繪員，講話很快，經營一個名為「測繪缺口」（Map the Gaps）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於完成全球海底測繪。基恩斯立即提到多方合力尋找失蹤的馬航370 航班的行動。印度洋東南部的海域原本地圖繪製不足，那次行動首次為當地一片27.9 萬平方公里的區域，測繪出第一張詳細的地圖。
基恩斯說：「我看過那個資料集，那真的很驚人，棒極了。」新地圖顯示海底山、海底滑坡、海底裂縫，以及兩艘十九世紀的沉船。「測繪員在那裡花了很長的時間，收集了大量的資料。但是，如果你把那些資料畫在世界地圖上，那就好像把一個火柴盒放在廚房的地板上，幾乎微不足道！我不是要貶低它，只是那給人的感覺是：『天哪！海洋真的、真的非常浩瀚。』」
雖然我們試圖測繪海洋數千年了，但是我們往往等到發生像馬航370 航班失蹤那樣的海上悲劇時，才被迫採取行動。愛蜜莉亞．艾爾哈特（Amelia Earhart）的消失、鐵達尼號的沉沒、二○○四年奪走25 萬人生命的印度洋海嘯─這些駭人聽聞的事件都掀起一波海底研究的熱潮。這種熱潮也伴隨著一些自我反思，為什麼我們把那麼多金錢與注意力，投注在探索遙遠的月球上，對自己的星球卻所知甚少。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已經勘測美國海岸線兩百多年了，但NOAA 直到二○○一年才成立專門的海洋勘探部門。NOAA 的預算（包括海洋測繪的資金），大約只有外太空探索預算的五分之一。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豐厚預算每年都在增加，而政府對海洋研究的支持要不是縮減，就是停滯不前。二○二一年，NOAA 的預算總計54 億美元，比前一年增加1.4%。相較之下，二○二一年NASA 的預算達到252 億美元，比前一年增加12%。悲劇發生時，突然間，我們意識到，在這個我們所知甚少的大星球上，我們是多麼的渺小與脆弱。但歷史上，我們對深海的興趣往往會逐漸消退，轉而投入其他目標。
為什麼我們對海的了解如此缺乏？
我與邦喬凡妮對話時，也持續糾結於另一個概念：海底看似一個非常有限的東西，為什麼海洋測繪員在測量它時，彷彿困難重重？即使使用最好的多音束聲納和測繪員，深海的深度測量通常有顯著的誤差，上下誤差可能各達15 公尺。「這是最令我挫折的一點。」我問邦喬凡妮這個問題時，她嘆了口氣說，「我已經解釋到詞窮了。這是現有技術的不確定性造成的。我無法百分之百確定，海底這個1 公尺長的點，比旁邊那個2 公尺長的點更深。我就是做不到。以我們目前的技術來說，我們無法在這些深海中達到那種解析度。那是不可能辦到的。」「對，對。」我說，「那當然。」片刻後，我又說：「但為什麼我們做不到？」邦喬凡妮提出另一番解釋：「我把它比喻成拿著雷射筆，假設你站在珠峰的底部，位於海平面上，把雷射筆指向山頂，並期望它能精確到公釐的程度。那差不多就是你要求我做到的程度。」我也覺得那太難了。
目前為止，顯然可以看出，如果我想了解海洋到底有多大，以及測繪海底有多難，我需要親自出海一趟。因為海洋是利用聲音測繪的，所以海底是「聽到」，而不是看到的。但我畢竟是人類，我必須親眼看到才會相信。
如今許多勘測海底的船隻是軍方或產業界操控的。這兩者都不太可能讓我這種喜歡問東問西的記者上船，因為我會問各種不便回答的問題，比如他們在海底測繪什麼及為什麼。剩下的選擇只有少數幾艘研究船，那是由聯邦政府、大學和一些慈善及非營利組織操控的。離我家最近的選擇，是沿五號州際公路開車十五分鐘到聖地牙哥港（San Diego Harbor）。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把研究船隊停泊在那裡。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的研究船與勘測船隊、麻州伍茲霍爾海洋學研究院（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簡稱WHOI）的船隊，以及施密特海洋研究院及其探勘船「佛克號」也在那裡。
於是，我開始硬著頭皮，廣發電郵，打電話給科學家，詢問他們能不能讓我隨行。過去20 年的任何時點，提出這種要求比較容易。科學家就像作家一樣，通常很樂意分享他們的工作內容。然而，在新冠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幾乎不可能隨行出海。美國的研究船隊採取了嚴格的措施，以防病菌登船。早期郵輪上爆發新冠疫情的狀況讓大家了解到，病毒在船上傳播的速度極快。船上走道狹窄，每個人都會接觸扶手，大餐廳又是封閉的空間，整艘船有如疾病的溫床。為此，美國的研究船把船員人數削減到最少，只剩下操作船隻及做實驗的人員。由於許多研究人員迫切需要收集資料，船上沒有多餘的床位。「在其他任何一年，我都很樂意讓你上船，但是⋯⋯」許多原本很願意幫我的研究人員，都這樣滿懷歉意地回信給我。
海洋探勘信託（Ocean Exploration Trust，簡稱OET）的探險隊長也給了我類似的回應。OET 是操控探勘船「鸚鵡螺號」，並透過YouTube 頻道，直播船上所有的科學活動。二○二○年夏天，它沿著北美太平洋海岸勘測，填補美國專屬經濟海域（ExclusiveEconomic Zone，簡稱EEZ）地圖的空白。每個沿海國家都掌控著離岸12 海里的區域，但是對於再往外延伸200 海里的EEZ，他們也擁有EEZ 內的海洋資源。美國的EEZ 總計逾7,769,964 平方公里，比五十州的總面積還大，其中大部分仍未測繪。
機會來了！
接下來那幾個月，我努力找一艘船載我出海，但都失敗了，我熱切地觀看「鸚鵡螺號」的直播。船員勘測了一個峽谷，那裡有豐富的海洋生態系統，政府正考慮把它列入國家保護區。該船回到一個冒泡的甲烷滲漏處，以了解那裡繁衍的化能合成群落。船員在海底搜尋墜落隕石的碎片，並調查了一具鯨魚屍體，以及在其周圍生長的食腐群落。
線上觀看「鸚鵡螺號」的探勘活動很有幫助，但還不夠貼近。有時我很希望能夠坐在海洋測繪員旁邊，親身體驗這一切。我不斷地向其他組織與研究人員發郵件、打電話，繼續觀看「鸚鵡螺號」沿著西海岸巡航，並等待全球疫情消退。一年後，就在我開始陷入絕望，覺得可能永遠無法近距離了解海底測繪時，「鸚鵡螺號」的探險隊長回電給我。她說，即將在一個多月後啟程的測繪探險中，有一個空床位，問我想要嗎？我說：「想！想極了！」
登船後不久，探險隊長妮可．雷諾（Nicole Raineault）帶我參觀了「鸚鵡螺號」。這艘約68 公尺長的船，幾乎與韋斯科沃的深潛支援船「壓降號」一模一樣：它們大小相似，載運的人數相似，船尾有相同的A 型鋼架（用來把科學設備放入海中）。兩艘船都安裝了康士伯的多音束測繪系統。在兩艘船的頂層甲板上，上層建築佈滿了雷達與衛星硬體，這顯示它們是研究船。
雷諾帶我穿過濕式實驗室（wet lab）、製作工作室、測繪室、機庫、工作間，最後到達艦橋（船長的駕駛艙），我覺得自己好像突然進入了我最愛的電影《海海人生》（The Life Aquatic with Steve Zissou），尤其是比爾．墨瑞（Bill Murray）飾演的史蒂夫．茲蘇（Steve Zissou）向觀眾展示他的船「貝拉方提號」（Belafonte）的剖面圖那一幕。我謹慎地問雷諾：「你有沒有覺得你像在《海海人生》裡？」她立刻笑了出來，回我：「那幾乎太寫實了。」
我很快就注意到雷諾很像電影裡的哪個角色：她就像安潔莉卡．休斯頓（Anjelica Huston）飾演的愛蓮娜，也就是茲蘇的妻子，她負責維持整個行動的運行。
在資料實驗室裡，雷諾把我介紹給三名測繪員，他們將和我們一起參加為期一週的航行，目的地是奧勒岡州（Oregon）。這艘船將穿過加州海岸附近一片特別波濤洶湧的水域，船員在那裡往往難以勘測海底。透過八小時輪班，這些測繪員將監控「鸚鵡螺號」的EM 302 多音束聲納。 EM 302 比「壓降號」上的EM124 老舊許多，但二○一二年底安裝時，仍花了100 萬美元。「鸚鵡螺號」上的EM 302 在使用期間，於加勒比海、墨西哥灣、太平洋測繪的面積超過87 萬平方公里。每次探險結束後，新的地圖都會輸入一個資料庫網絡，最終加入「海床2030 計畫」不斷擴大的全球地圖中。
以科學搜查為名的軍事搜祕
OET 與「鸚鵡螺號」在海洋界有良好的聲譽並累積了信任，當然一切得來不易。OET 是二○○八年由享譽全球的海洋學家羅伯．巴拉德（Robert Ballard）創立的。OET 與政府及大學合作，展開美國沒有人做過的研究。巴拉德本身是一個活生生的傳奇，與雅克．庫斯托（Jacques Cousteau）和席薇亞．厄爾（Sylvia Earle）等海洋界名人齊名。一九七七年，他是在太平洋底部發現第一個海底熱泉的團隊成員。在那之前，科學家一直以為，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是行光合作用，依賴太陽提供能量。當那個由海洋地質學家、地球化學家、地球物理學家所組成的團隊偶然發現貽貝、蛤蜊、螃蟹以海底熱泉噴出的礦物質為生時，船上沒有一個生物學家能解釋這個現象，因為大家都沒料到海底竟然有生命。大家臆測，那些湧泉或類似的湧泉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發源地。不過，巴拉德最廣為人知的事蹟，可能是一九八五年發現「鐵達尼號」殘骸時，他也參與其中。
雖然當時被描述為一次純粹的科學探險，但三十多年後，巴拉德透露，尋找「鐵達尼號」行動，其實是掩護某個軍事行動的幌子。在美國海軍的資助下，巴拉德被派去調查兩艘沉沒的潛艇，那兩艘潛艇都是核子軍事技術的寶庫，不能讓蘇聯察覺。那次任務的剩餘時間，他才獲准去尋找那艘史上最著名的沉船。科學因戰略相關的海上探險而受益的例子不勝枚舉，那只是近期的一個實例。目前，巴拉德仍然不能談論他參與的其他海軍任務。二○一八年他告訴CNN：「那些任務尚未解密。」
相較於億萬富豪資助的慈善組織所控管的研究船，巴拉德的「鸚鵡螺號」採取比較老派的作法。他們把科學小組稱為「探索團」（Corps of Exploration），並鼓勵每個成員穿戴印有羅盤圖案的藏青色「鸚鵡螺號」帽子、背心、襯衫。船上不准飲酒，伙食很好，但不奢華。不能吃麩質的人可以自帶食物。無論白天、還是黑夜，你都可以上「鸚鵡螺號」的網站，看分割畫面顯示的船隻動態、科學家在實驗室裡使用移液器，或小組成員從海中拉出遙控潛水器（ROV）。
與雷諾參觀完後，我到頂層甲板上散步，發現了一個敞開的艙口，可以直接看到下面的機房。我把頭伸進溫暖的黑暗中一下子，又馬上縮回來。裡面又熱又吵，像個龍穴，而且當時引擎還沒全速運轉。現在我躺在上鋪，隨著引擎推進帶著我們朝目的地前進，床鋪跟著輕輕搖晃。在我的艙房門外，我聽到椅子碰撞木質地板的聲音，餐具在水槽中叮噹作響。早起的人正在我門外的餐廳走動。我拉開床鋪上的簾幔，咧嘴而笑。透過艙房的舷窗，我可以看到洛杉磯巨港的吊車漸漸從陰暗的地平線上消失。
充滿政治角力的海床命名學
在「壓降號」上，邦喬凡妮隨口向韋斯科沃提到，他們發現的所有新山脈和峽谷都需要命名。光是在南冰洋，探險隊就發現了數十個新的山脊、海底山、深淵。由於韋斯科沃是資助這次探險的金主，他有權為它們命名。韋斯科沃得知這個消息時，非常高興。「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你要做到怎樣才有資格命名？」他問道，「你要真的碰過它嗎？要測繪到某個解析度嗎？那解析度是多少？」邦喬凡妮回答：「嗯，對，它們以前從未被發現或
潛水過，所以，是的，你可以為它們命名。」韋斯科沃特別喜歡給東西命名。「壓降號」以及船上那些科
學著陸器的名稱（Flare、Skaff、Closp）都是取自蘇格蘭作家伊恩．班克斯（Iain Banks）的科幻小說。17 他為他養的每隻狗都取了俄文名（Rasputin、Misha、Nicholai），他每一台車的名字都是以字母G 開頭。他在命名方面非常嚴謹，在每個名字中注入了歷史、型態、圈內笑話。
在南冰洋，韋斯科沃延續了這個傳統。他以星宿來命名許多新發現的地形，以紀念一九二○年代發現流星深淵的德國研究船「流星號」。不過，對於其他地形他偏離了星宿，改用名字向「五大洋深潛探險」的故事致敬。一如他的承諾，他把賈米森遺失著陸器的海溝深點命名為「悲催深淵」。韋斯科沃說：「賈米森第一次看到時很不高興，但後來他覺得沒關係。」像韋斯科沃那樣的人很少見：一個擁有頂級勘測設備的億萬富豪探險家，免費贈送好幾TB 的優質地圖。「海床2030 計畫」
對於這樣的捐贈，無法提供太多的回報，但命名權是一個誘因。邦喬凡妮說：「目前這是深海測繪為數不多的激勵措施之一。」身為五大洋深潛探險的首席測繪員，她的任務是收集科學證據來佐證韋斯科沃的命名權。邦喬凡妮仔細耙梳海底地圖，挑出那些足以突顯出新發現海底地形的資料。這項任務比她預期的還要棘手，有時不見得能夠確切地劃分一座海底山的起終點。這項任務有時感覺更像藝術，而不是科學。
邦喬凡妮與賈米森一起把每個新地形打包成單一提案，裡面包括對應的水深圖、描述、坐標，以及把新地形固定在海底的多邊形。接著，他們把文件提交給負責為國家管轄範圍外的海底地形命名的官方機構：GEBCO 的海底地形命名小組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Undersea Feature Names，簡稱SCUFN）在地圖上寫下一個名字，可能聽起來像製作地圖的最後一個步驟。但在海洋測繪界，這比想像的還要複雜，也充滿政治敏感性。SCUFN 是GEBCO 底下的眾多小組委員會之一，負責把資料納入「海床2030 計畫」。那些小組委員會都是以難以發音的字母縮寫命名，例如SCRUM、SCOPE、TSCOM。每個小組委員會是由十幾名或更多的成員組成，他們大多是科學家，聚在一起討論及辯論地圖製作的某個狹隘方面，例如技術升級或大眾宣傳。這種艱巨的工作幾乎沒有金錢回報，更談不上光鮮亮麗。
對多數人來說，這是他們在大學或公家海道測量組織任職以外，承接的興趣專案。雖然SCUFN 的十幾名成員也是無償的專家，但這個小組委員會比其他的委員會更正式，也更嚴格。它的結構錯綜複雜，入會也有嚴格的規定。它有點像聯合國的安理會，有五個常任理事國，一定包含某些國家。例如，一名俄羅斯成員已加入SCUFN 四十年了。
海床2030 計畫的前身
DCDB 成立於一九九○年，正值紙本地圖轉往數位地圖發展的過渡期。目前儲存了近40TB 的壓縮海底測深資料。DCDB 的最大貢獻者是美國學術船隊中的近50 艘船，但來自世界各地政府、產業、學術測繪員的更多資料正源源不絕地湧入。邦喬凡妮的硬碟抵達DCDB 時，她的資料會納入更大的全球網格中。納入後，地圖背後的測繪者將會消失，地圖將成為世界的財產：第一張完整的海底地圖，精簡到只剩下資料點，免費開放給所有人使用。
「海床2030 計畫」與之前的海洋測繪地圖截然不同，這種差異之大難以言喻。長久以來，海洋測繪的模式一直是大家各自囤積與隱藏資訊，而不是分享與協作。十六世紀的《皇家航海圖》（Padron Real），相當於「海床2030 計畫」的前身，就是這段歷史的一個很好例證。這張記錄西班牙王國所有新領土的主圖，可能掛在塞維亞的西印度貿易廳的牆上。那裡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海道測量組織，成立於一五○三年。當時，西班牙及其主要的海上對手葡萄牙正派遣領航員探索新大陸。到了一五○○年，哥倫布已經完成了三次航行。領航員一回到西班牙，就被命令把所有新加註的海圖交給首席領航員。他與首席天地學家一起管理貿易廳。他們兩人把西班牙對海流、深度、海岸線不斷增加的知識，鎖在一個保險箱裡。
國家間諜與地圖盜版者在貿易廳的附近打轉，試圖竊取機密地圖以牟利或從事間諜活動。威尼斯的領航員賽巴斯丁．卡伯特（Sebastian Cabot）試圖向英國出售西班牙的航海機密後，西班牙國王下令所有西班牙船隻上的領航員與大副，都必須是西班牙人。葡萄牙採取的作法更極端，他們的領航員幾乎不保留任何有關其活動的筆記或海圖。洩露葡萄牙的航海發現或遠征計畫，變成一種可判處死刑的罪行。後來在海上擴張中超越西班牙與葡萄牙的荷蘭東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有隱匿了它通往荷屬東印度的祕密地圖集。
到了十八世紀，這種隱匿做法證實效果不佳。地圖史學家布朗寫道：「多數的『海洋祕密』不再是祕密，而且由於資訊不足或相互矛盾，太多的船隻和寶貴貨物遺失了。」大多數的「國家已經準備好，也大多願意在國際上合作。」如今我們所知的現代航運業，是建立在合作繪製航海圖及共享海上多變情況的相關資訊上。
雖然勘測海岸線與海洋不再像以前那樣祕密進行，但海洋深處仍籠罩在神祕中。在海底僅四分之一準確測繪下，比敵人更了解未知地形仍是一種軍事優勢。二○二一年，造價30億美元的核動力潛艇「康乃狄克號」（Connecticut）在南海某處撞上海底山。南海是太平洋上一片爭議頻仍的水域。幾十年來，中國一直主張南海的大部分區域歸中國所有，無視國際規範以及東南亞各國數千年來共用那些水域的悠久歷史。美國定期派遣軍艦穿越南海，以示其維護公海航行自由的承諾。然而，潛艇撞擊事件顯示，美國海軍在水下的行動可能不止於此。國防部的官員拒絕具體說明撞擊發生的確切位置，但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地球物理學家桑德威爾接受CNN 採訪時表示，他把衛星測量的地球重力場資料與南海地圖結合在一起，接著再和GEBCO 的海圖比對，結果發現27 座未記錄的海底山，潛艇可能是撞上其中一座。海圖上沒有標示那27 座海底山（一位科學家友人後來告訴我，海軍對於桑德威爾那樣做感到不滿）。
如今許多國家普遍認為，在一國的領海內勘測是侵犯其主權。這正是「海床2030 計畫」面臨的核心挑戰：如果世界各國不願合作，那要如何畫出完整的世界海底地圖？
為了讓大家了解「海床2030 計畫」有多艱鉅，更準確的說法是，我們打算在未來十年間測繪的海底面積，相當於八個月球表面。即使這樣描述，這種比喻也沒有真正彰顯出這項工作的難度。地球表面的大部分，被平均4 公里深的不透明鹹水覆蓋著。我們是以雷射與雷達來測繪火星、金星，以及其他沒有水面的行星。然而，水會吸收、折射、反射光線，阻礙了我們以同樣的方式測繪地球。比較海洋測繪與外太空測繪，感覺很震撼，也很真實。但是，說到遙遠行星的測繪，拿月球和地球的海底相比，其實低估了我們眼前的任務。還有多少海洋需要測繪？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打電話給蒂姆．基恩斯（Tim Kearns）。他是加拿大的測繪員，講話很快，經營一個名為「測繪缺口」（Map the Gaps）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於完成全球海底測繪。基恩斯立即提到多方合力尋找失蹤的馬航370 航班的行動。印度洋東南部的海域原本地圖繪製不足，那次行動首次為當地一片27.9 萬平方公里的區域，測繪出第一張詳細的地圖。
基恩斯說：「我看過那個資料集，那真的很驚人，棒極了。」新地圖顯示海底山、海底滑坡、海底裂縫，以及兩艘十九世紀的沉船。「測繪員在那裡花了很長的時間，收集了大量的資料。但是，如果你把那些資料畫在世界地圖上，那就好像把一個火柴盒放在廚房的地板上，幾乎微不足道！我不是要貶低它，只是那給人的感覺是：『天哪！海洋真的、真的非常浩瀚。』」
雖然我們試圖測繪海洋數千年了，但是我們往往等到發生像馬航370 航班失蹤那樣的海上悲劇時，才被迫採取行動。愛蜜莉亞．艾爾哈特（Amelia Earhart）的消失、鐵達尼號的沉沒、二○○四年奪走25 萬人生命的印度洋海嘯─這些駭人聽聞的事件都掀起一波海底研究的熱潮。這種熱潮也伴隨著一些自我反思，為什麼我們把那麼多金錢與注意力，投注在探索遙遠的月球上，對自己的星球卻所知甚少。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已經勘測美國海岸線兩百多年了，但NOAA 直到二○○一年才成立專門的海洋勘探部門。NOAA 的預算（包括海洋測繪的資金），大約只有外太空探索預算的五分之一。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豐厚預算每年都在增加，而政府對海洋研究的支持要不是縮減，就是停滯不前。二○二一年，NOAA 的預算總計54 億美元，比前一年增加1.4%。相較之下，二○二一年NASA 的預算達到252 億美元，比前一年增加12%。悲劇發生時，突然間，我們意識到，在這個我們所知甚少的大星球上，我們是多麼的渺小與脆弱。但歷史上，我們對深海的興趣往往會逐漸消退，轉而投入其他目標。
為什麼我們對海的了解如此缺乏？
我與邦喬凡妮對話時，也持續糾結於另一個概念：海底看似一個非常有限的東西，為什麼海洋測繪員在測量它時，彷彿困難重重？即使使用最好的多音束聲納和測繪員，深海的深度測量通常有顯著的誤差，上下誤差可能各達15 公尺。「這是最令我挫折的一點。」我問邦喬凡妮這個問題時，她嘆了口氣說，「我已經解釋到詞窮了。這是現有技術的不確定性造成的。我無法百分之百確定，海底這個1 公尺長的點，比旁邊那個2 公尺長的點更深。我就是做不到。以我們目前的技術來說，我們無法在這些深海中達到那種解析度。那是不可能辦到的。」「對，對。」我說，「那當然。」片刻後，我又說：「但為什麼我們做不到？」邦喬凡妮提出另一番解釋：「我把它比喻成拿著雷射筆，假設你站在珠峰的底部，位於海平面上，把雷射筆指向山頂，並期望它能精確到公釐的程度。那差不多就是你要求我做到的程度。」我也覺得那太難了。
目前為止，顯然可以看出，如果我想了解海洋到底有多大，以及測繪海底有多難，我需要親自出海一趟。因為海洋是利用聲音測繪的，所以海底是「聽到」，而不是看到的。但我畢竟是人類，我必須親眼看到才會相信。
如今許多勘測海底的船隻是軍方或產業界操控的。這兩者都不太可能讓我這種喜歡問東問西的記者上船，因為我會問各種不便回答的問題，比如他們在海底測繪什麼及為什麼。剩下的選擇只有少數幾艘研究船，那是由聯邦政府、大學和一些慈善及非營利組織操控的。離我家最近的選擇，是沿五號州際公路開車十五分鐘到聖地牙哥港（San Diego Harbor）。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把研究船隊停泊在那裡。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的研究船與勘測船隊、麻州伍茲霍爾海洋學研究院（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簡稱WHOI）的船隊，以及施密特海洋研究院及其探勘船「佛克號」也在那裡。
於是，我開始硬著頭皮，廣發電郵，打電話給科學家，詢問他們能不能讓我隨行。過去20 年的任何時點，提出這種要求比較容易。科學家就像作家一樣，通常很樂意分享他們的工作內容。然而，在新冠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幾乎不可能隨行出海。美國的研究船隊採取了嚴格的措施，以防病菌登船。早期郵輪上爆發新冠疫情的狀況讓大家了解到，病毒在船上傳播的速度極快。船上走道狹窄，每個人都會接觸扶手，大餐廳又是封閉的空間，整艘船有如疾病的溫床。為此，美國的研究船把船員人數削減到最少，只剩下操作船隻及做實驗的人員。由於許多研究人員迫切需要收集資料，船上沒有多餘的床位。「在其他任何一年，我都很樂意讓你上船，但是⋯⋯」許多原本很願意幫我的研究人員，都這樣滿懷歉意地回信給我。
海洋探勘信託（Ocean Exploration Trust，簡稱OET）的探險隊長也給了我類似的回應。OET 是操控探勘船「鸚鵡螺號」，並透過YouTube 頻道，直播船上所有的科學活動。二○二○年夏天，它沿著北美太平洋海岸勘測，填補美國專屬經濟海域（ExclusiveEconomic Zone，簡稱EEZ）地圖的空白。每個沿海國家都掌控著離岸12 海里的區域，但是對於再往外延伸200 海里的EEZ，他們也擁有EEZ 內的海洋資源。美國的EEZ 總計逾7,769,964 平方公里，比五十州的總面積還大，其中大部分仍未測繪。
機會來了！
接下來那幾個月，我努力找一艘船載我出海，但都失敗了，我熱切地觀看「鸚鵡螺號」的直播。船員勘測了一個峽谷，那裡有豐富的海洋生態系統，政府正考慮把它列入國家保護區。該船回到一個冒泡的甲烷滲漏處，以了解那裡繁衍的化能合成群落。船員在海底搜尋墜落隕石的碎片，並調查了一具鯨魚屍體，以及在其周圍生長的食腐群落。
線上觀看「鸚鵡螺號」的探勘活動很有幫助，但還不夠貼近。有時我很希望能夠坐在海洋測繪員旁邊，親身體驗這一切。我不斷地向其他組織與研究人員發郵件、打電話，繼續觀看「鸚鵡螺號」沿著西海岸巡航，並等待全球疫情消退。一年後，就在我開始陷入絕望，覺得可能永遠無法近距離了解海底測繪時，「鸚鵡螺號」的探險隊長回電給我。她說，即將在一個多月後啟程的測繪探險中，有一個空床位，問我想要嗎？我說：「想！想極了！」
登船後不久，探險隊長妮可．雷諾（Nicole Raineault）帶我參觀了「鸚鵡螺號」。這艘約68 公尺長的船，幾乎與韋斯科沃的深潛支援船「壓降號」一模一樣：它們大小相似，載運的人數相似，船尾有相同的A 型鋼架（用來把科學設備放入海中）。兩艘船都安裝了康士伯的多音束測繪系統。在兩艘船的頂層甲板上，上層建築佈滿了雷達與衛星硬體，這顯示它們是研究船。
雷諾帶我穿過濕式實驗室（wet lab）、製作工作室、測繪室、機庫、工作間，最後到達艦橋（船長的駕駛艙），我覺得自己好像突然進入了我最愛的電影《海海人生》（The Life Aquatic with Steve Zissou），尤其是比爾．墨瑞（Bill Murray）飾演的史蒂夫．茲蘇（Steve Zissou）向觀眾展示他的船「貝拉方提號」（Belafonte）的剖面圖那一幕。我謹慎地問雷諾：「你有沒有覺得你像在《海海人生》裡？」她立刻笑了出來，回我：「那幾乎太寫實了。」
我很快就注意到雷諾很像電影裡的哪個角色：她就像安潔莉卡．休斯頓（Anjelica Huston）飾演的愛蓮娜，也就是茲蘇的妻子，她負責維持整個行動的運行。
在資料實驗室裡，雷諾把我介紹給三名測繪員，他們將和我們一起參加為期一週的航行，目的地是奧勒岡州（Oregon）。這艘船將穿過加州海岸附近一片特別波濤洶湧的水域，船員在那裡往往難以勘測海底。透過八小時輪班，這些測繪員將監控「鸚鵡螺號」的EM 302 多音束聲納。 EM 302 比「壓降號」上的EM124 老舊許多，但二○一二年底安裝時，仍花了100 萬美元。「鸚鵡螺號」上的EM 302 在使用期間，於加勒比海、墨西哥灣、太平洋測繪的面積超過87 萬平方公里。每次探險結束後，新的地圖都會輸入一個資料庫網絡，最終加入「海床2030 計畫」不斷擴大的全球地圖中。
以科學搜查為名的軍事搜祕
OET 與「鸚鵡螺號」在海洋界有良好的聲譽並累積了信任，當然一切得來不易。OET 是二○○八年由享譽全球的海洋學家羅伯．巴拉德（Robert Ballard）創立的。OET 與政府及大學合作，展開美國沒有人做過的研究。巴拉德本身是一個活生生的傳奇，與雅克．庫斯托（Jacques Cousteau）和席薇亞．厄爾（Sylvia Earle）等海洋界名人齊名。一九七七年，他是在太平洋底部發現第一個海底熱泉的團隊成員。在那之前，科學家一直以為，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是行光合作用，依賴太陽提供能量。當那個由海洋地質學家、地球化學家、地球物理學家所組成的團隊偶然發現貽貝、蛤蜊、螃蟹以海底熱泉噴出的礦物質為生時，船上沒有一個生物學家能解釋這個現象，因為大家都沒料到海底竟然有生命。大家臆測，那些湧泉或類似的湧泉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發源地。不過，巴拉德最廣為人知的事蹟，可能是一九八五年發現「鐵達尼號」殘骸時，他也參與其中。
雖然當時被描述為一次純粹的科學探險，但三十多年後，巴拉德透露，尋找「鐵達尼號」行動，其實是掩護某個軍事行動的幌子。在美國海軍的資助下，巴拉德被派去調查兩艘沉沒的潛艇，那兩艘潛艇都是核子軍事技術的寶庫，不能讓蘇聯察覺。那次任務的剩餘時間，他才獲准去尋找那艘史上最著名的沉船。科學因戰略相關的海上探險而受益的例子不勝枚舉，那只是近期的一個實例。目前，巴拉德仍然不能談論他參與的其他海軍任務。二○一八年他告訴CNN：「那些任務尚未解密。」
相較於億萬富豪資助的慈善組織所控管的研究船，巴拉德的「鸚鵡螺號」採取比較老派的作法。他們把科學小組稱為「探索團」（Corps of Exploration），並鼓勵每個成員穿戴印有羅盤圖案的藏青色「鸚鵡螺號」帽子、背心、襯衫。船上不准飲酒，伙食很好，但不奢華。不能吃麩質的人可以自帶食物。無論白天、還是黑夜，你都可以上「鸚鵡螺號」的網站，看分割畫面顯示的船隻動態、科學家在實驗室裡使用移液器，或小組成員從海中拉出遙控潛水器（ROV）。
與雷諾參觀完後，我到頂層甲板上散步，發現了一個敞開的艙口，可以直接看到下面的機房。我把頭伸進溫暖的黑暗中一下子，又馬上縮回來。裡面又熱又吵，像個龍穴，而且當時引擎還沒全速運轉。現在我躺在上鋪，隨著引擎推進帶著我們朝目的地前進，床鋪跟著輕輕搖晃。在我的艙房門外，我聽到椅子碰撞木質地板的聲音，餐具在水槽中叮噹作響。早起的人正在我門外的餐廳走動。我拉開床鋪上的簾幔，咧嘴而笑。透過艙房的舷窗，我可以看到洛杉磯巨港的吊車漸漸從陰暗的地平線上消失。
充滿政治角力的海床命名學
在「壓降號」上，邦喬凡妮隨口向韋斯科沃提到，他們發現的所有新山脈和峽谷都需要命名。光是在南冰洋，探險隊就發現了數十個新的山脊、海底山、深淵。由於韋斯科沃是資助這次探險的金主，他有權為它們命名。韋斯科沃得知這個消息時，非常高興。「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你要做到怎樣才有資格命名？」他問道，「你要真的碰過它嗎？要測繪到某個解析度嗎？那解析度是多少？」邦喬凡妮回答：「嗯，對，它們以前從未被發現或
潛水過，所以，是的，你可以為它們命名。」韋斯科沃特別喜歡給東西命名。「壓降號」以及船上那些科
學著陸器的名稱（Flare、Skaff、Closp）都是取自蘇格蘭作家伊恩．班克斯（Iain Banks）的科幻小說。17 他為他養的每隻狗都取了俄文名（Rasputin、Misha、Nicholai），他每一台車的名字都是以字母G 開頭。他在命名方面非常嚴謹，在每個名字中注入了歷史、型態、圈內笑話。
在南冰洋，韋斯科沃延續了這個傳統。他以星宿來命名許多新發現的地形，以紀念一九二○年代發現流星深淵的德國研究船「流星號」。不過，對於其他地形他偏離了星宿，改用名字向「五大洋深潛探險」的故事致敬。一如他的承諾，他把賈米森遺失著陸器的海溝深點命名為「悲催深淵」。韋斯科沃說：「賈米森第一次看到時很不高興，但後來他覺得沒關係。」像韋斯科沃那樣的人很少見：一個擁有頂級勘測設備的億萬富豪探險家，免費贈送好幾TB 的優質地圖。「海床2030 計畫」
對於這樣的捐贈，無法提供太多的回報，但命名權是一個誘因。邦喬凡妮說：「目前這是深海測繪為數不多的激勵措施之一。」身為五大洋深潛探險的首席測繪員，她的任務是收集科學證據來佐證韋斯科沃的命名權。邦喬凡妮仔細耙梳海底地圖，挑出那些足以突顯出新發現海底地形的資料。這項任務比她預期的還要棘手，有時不見得能夠確切地劃分一座海底山的起終點。這項任務有時感覺更像藝術，而不是科學。
邦喬凡妮與賈米森一起把每個新地形打包成單一提案，裡面包括對應的水深圖、描述、坐標，以及把新地形固定在海底的多邊形。接著，他們把文件提交給負責為國家管轄範圍外的海底地形命名的官方機構：GEBCO 的海底地形命名小組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Undersea Feature Names，簡稱SCUFN）在地圖上寫下一個名字，可能聽起來像製作地圖的最後一個步驟。但在海洋測繪界，這比想像的還要複雜，也充滿政治敏感性。SCUFN 是GEBCO 底下的眾多小組委員會之一，負責把資料納入「海床2030 計畫」。那些小組委員會都是以難以發音的字母縮寫命名，例如SCRUM、SCOPE、TSCOM。每個小組委員會是由十幾名或更多的成員組成，他們大多是科學家，聚在一起討論及辯論地圖製作的某個狹隘方面，例如技術升級或大眾宣傳。這種艱巨的工作幾乎沒有金錢回報，更談不上光鮮亮麗。
對多數人來說，這是他們在大學或公家海道測量組織任職以外，承接的興趣專案。雖然SCUFN 的十幾名成員也是無償的專家，但這個小組委員會比其他的委員會更正式，也更嚴格。它的結構錯綜複雜，入會也有嚴格的規定。它有點像聯合國的安理會，有五個常任理事國，一定包含某些國家。例如，一名俄羅斯成員已加入SCUFN 四十年了。
海床2030 計畫的前身
DCDB 成立於一九九○年，正值紙本地圖轉往數位地圖發展的過渡期。目前儲存了近40TB 的壓縮海底測深資料。DCDB 的最大貢獻者是美國學術船隊中的近50 艘船，但來自世界各地政府、產業、學術測繪員的更多資料正源源不絕地湧入。邦喬凡妮的硬碟抵達DCDB 時，她的資料會納入更大的全球網格中。納入後，地圖背後的測繪者將會消失，地圖將成為世界的財產：第一張完整的海底地圖，精簡到只剩下資料點，免費開放給所有人使用。
「海床2030 計畫」與之前的海洋測繪地圖截然不同，這種差異之大難以言喻。長久以來，海洋測繪的模式一直是大家各自囤積與隱藏資訊，而不是分享與協作。十六世紀的《皇家航海圖》（Padron Real），相當於「海床2030 計畫」的前身，就是這段歷史的一個很好例證。這張記錄西班牙王國所有新領土的主圖，可能掛在塞維亞的西印度貿易廳的牆上。那裡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海道測量組織，成立於一五○三年。當時，西班牙及其主要的海上對手葡萄牙正派遣領航員探索新大陸。到了一五○○年，哥倫布已經完成了三次航行。領航員一回到西班牙，就被命令把所有新加註的海圖交給首席領航員。他與首席天地學家一起管理貿易廳。他們兩人把西班牙對海流、深度、海岸線不斷增加的知識，鎖在一個保險箱裡。
國家間諜與地圖盜版者在貿易廳的附近打轉，試圖竊取機密地圖以牟利或從事間諜活動。威尼斯的領航員賽巴斯丁．卡伯特（Sebastian Cabot）試圖向英國出售西班牙的航海機密後，西班牙國王下令所有西班牙船隻上的領航員與大副，都必須是西班牙人。葡萄牙採取的作法更極端，他們的領航員幾乎不保留任何有關其活動的筆記或海圖。洩露葡萄牙的航海發現或遠征計畫，變成一種可判處死刑的罪行。後來在海上擴張中超越西班牙與葡萄牙的荷蘭東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有隱匿了它通往荷屬東印度的祕密地圖集。
到了十八世紀，這種隱匿做法證實效果不佳。地圖史學家布朗寫道：「多數的『海洋祕密』不再是祕密，而且由於資訊不足或相互矛盾，太多的船隻和寶貴貨物遺失了。」大多數的「國家已經準備好，也大多願意在國際上合作。」如今我們所知的現代航運業，是建立在合作繪製航海圖及共享海上多變情況的相關資訊上。
雖然勘測海岸線與海洋不再像以前那樣祕密進行，但海洋深處仍籠罩在神祕中。在海底僅四分之一準確測繪下，比敵人更了解未知地形仍是一種軍事優勢。二○二一年，造價30億美元的核動力潛艇「康乃狄克號」（Connecticut）在南海某處撞上海底山。南海是太平洋上一片爭議頻仍的水域。幾十年來，中國一直主張南海的大部分區域歸中國所有，無視國際規範以及東南亞各國數千年來共用那些水域的悠久歷史。美國定期派遣軍艦穿越南海，以示其維護公海航行自由的承諾。然而，潛艇撞擊事件顯示，美國海軍在水下的行動可能不止於此。國防部的官員拒絕具體說明撞擊發生的確切位置，但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地球物理學家桑德威爾接受CNN 採訪時表示，他把衛星測量的地球重力場資料與南海地圖結合在一起，接著再和GEBCO 的海圖比對，結果發現27 座未記錄的海底山，潛艇可能是撞上其中一座。海圖上沒有標示那27 座海底山（一位科學家友人後來告訴我，海軍對於桑德威爾那樣做感到不滿）。
如今許多國家普遍認為，在一國的領海內勘測是侵犯其主權。這正是「海床2030 計畫」面臨的核心挑戰：如果世界各國不願合作，那要如何畫出完整的世界海底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