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心的孩子
小學時代，我的成績就不錯，記得當時我就很獨立，很有個性，大概從小學三、四年級開始，我就不喜歡父母親管我，自己會主動讀書，也因此爸爸媽媽對我也很放心，不太理會我。我大妹小我兩歲，也都是我帶她去上學。媽媽說，我從小就很會照顧弟弟和妹妹，對同學也很好，很會照顧別人。她說，以前我都要求她為我準備兩個便當，不是因為我吃不飽，而是拿去學校分給窮人家的同學吃；媽媽還說，小時候我若看見出葬行列從家門前走過，還會跟著掉眼淚。我想，可能我從小就軟心腸，比較有同情心，很容易受感動。我還記得小時候家裡就有電視，如果看到比較悲傷的節目，我也會哭，一直到現在，我看書有所感動時，也會掉眼淚，看電影也是一樣，我和太太及女兒去看電影，遇到悲傷的情節，她們兩個沒哭，反而都是我在哭。
※ ※ ※
舊書攤找魯迅
初中時，還有一位教英文的外省老師，令我印象深刻，叫陳昌裕。他經常上課上到一半就不講課，開始講他們在中國的事情，他是流亡學生，那時中國對日本戰爭，他們這些學生都跟著中央政府到處遷徙，最後他讀西南聯大，再隨政府逃到台灣。他上課時經常講到李政道、楊政寧，說他們是他的學長，後來到美國拿到諾貝爾獎，很優秀等等。他滿腹牢騷，或許看到中國淪陷，不得已來到台灣，大概覺得很痛苦吧！有時課上到一半，他就講張學良的事，甚至還講毛澤東、共產黨的種種，常常說到他們在中國大陸的事情。
在當時，陳昌裕真的是一位很另類的老師。他很自負，還自認他的英語能力比梁實秋還要好。我印象很深，有一次他上課時就說：「你們以為梁實秋的英文怎麼樣？」梁實秋的英文當然很好哇！他還編過英文字典呢！可是他說：「梁實秋應該來這裡坐著跟你們一起上課。不相信？你們把梁實秋叫來，我跟他兩個坐在這裡，你們拿任何一份報紙的社論來，我們當場翻成英文，讓你們看看誰翻譯得好？」當時我心裡就想，怎麼有這麼狂傲的老師？他還說梁實秋的散文寫得也不好，可是我覺得梁實秋的散文寫得很好呀！我讀過他的《雅舍小品》，寫得很不錯呀！結果他說：「那算什麼文章呀！三流作家！那麼，請問誰才算一流作家？第一流的作家是魯迅！」魯迅是誰？初中時的我們哪裡聽過魯迅？接下去他就開始跟我們講魯迅厲害之處。
魯迅真有那麼好嗎？對從小就愛看文學的我來講，很自然就想去找書來看看。於是一下課，我馬上就騎著腳踏車跑到舊書攤去。當時高雄二中在六合路上，靠近愛河那頭，另一頭就是著名的六合夜市，六合路以前不只賣吃的，還有很多舊書攤。一去舊書攤翻翻找找，還真的有魯迅耶！就從這時起，我便經常在舊書攤裡挖寶，像《文星》、《自由中國》這些雜誌都是在舊書攤看的，因此，我開始看很多政治方面的書刊。從此，我的世界開闢出另一片新天地，彷彿突然間開了竅：喔！原來國民黨的教育只講一個片面，還有更多事情，他們沒告訴我們。看了這些書，才知道原來陳老師講的都是真實，不是虛構胡謅，這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覺醒。
當然這個時候的我，還稱不上有具體的政治反抗意識，但心裡確實已經覺悟到歷史不是像國民黨教科書的內容，其實還有很多我們所不知道的過去。
※ ※ ※
畢業後當兵入伍
一九七五年，我終於從高雄醫學院畢業，很幸運沒有被退學，畢業後先通過國家醫師考試，接著就去當兵了。當兵的歲月分成兩階段，前幾個月是基本訓練，很辛苦，艱苦不是肉體上的，是精神的折磨。我的個性就是那麼叛逆，在學校就搞到快被退學，對國民黨已經很不滿了，到了軍隊當然很難適應。在軍隊裡，唯一的準則就是服從、服從、服從，每天都在灌輸黨國思想，所以剛入伍那三個月真的很痛苦，常常想要反抗。
當時唯一有趣的是，因為我在成功嶺當兵，假日可以去台中玩。每次假日從台中回到營區時，我就抱著兩百本的《山之組曲》到營區內賣，那時我已經畢業了，還是不忘替百達山地服務團募款。想起來還真的很好玩，因為在成功嶺內都得唱軍歌，午睡後也是用音樂叫醒我們，有一天音樂竟然改成《山之組曲》的音樂，我就說整個成功嶺已經被我攻陷了，挺有成就感的。
後來抽籤下部隊，我很幸運抽到東港空軍醫院，就在屏東的大鵬灣，那邊有所空軍幼校，旁邊就是空軍醫院。接下來的這一年半，對我來講是個很好的鄉下行醫經驗，白天看空軍幼校的官兵或是附近部隊的病人，晚上則去東港街上的民眾診療所值班。值班時，什麼科別都得看，因為只剩我們幾個菜鳥預官在值班，那些國防畢業的少校軍醫都跑回家，他們不值班。這麼一來，內科病人也看，外科病人來了也不能拒絕看，甚至還要接生。我在東港接生了五、六十個小孩，還遇過難產的產婦，搞得自己滿身大汗，比產婦還緊張。此外，我們不只在民眾診療所看診，還需要出去義診，就去林邊、佳冬、小琉球等鄰近鄉鎮義診。
這段行醫歷程，真是痛苦的體驗，但也是很好的經驗。一方面，我覺得軍方醫院真是草菅人命，鄉下已經很缺乏醫療資源了，還讓這幾個預官在處理，什麼病都治療，講起來是很不應該。但是另一方面，這個經歷也讓我體驗到鄉下人的痛苦。所以在當兵期間，我也寫了很多文章，每個禮拜投到《台灣時報》發表，當時他們有醫藥版，我開了一個專欄叫「醫師的話」，寫很多鄉下醫師的見聞，或是我所見到的醫病關係，比起待在其他部隊，這對我而言是很幸運的，因為我能做醫療服務的工作。那時真的很了解鄉下的醫療，我甚至想退伍後留下來當醫師。那段時間過得滿愉快，也很充實，一方面看了不少患者，一方面也有時間看書、寫文章，而且收入也不錯，當時普通的少尉醫官差不多是二千元左右的薪水，但是因為我們為民眾看診，醫院分紅利給我們，所以當時我的薪水差不多近一萬元，那時學弟們若從高雄來找我，我都帶他們去林邊吃海產，一桌一千元，大家吃得很開心。
就這樣過了一年半的軍隊生活，但是到了要退伍時，我才知道我在校時被記過、差點被退學的紀錄，早就通通送到軍中來了。當時空軍醫院的院長把我找去，他說，看我是很好的人，也很照顧病人，大家一起工作相處都很愉快，我應該是個很好的醫師，可是為什麼我的資料上寫得很嚴重，還說我剛報到時，整個空軍醫院的人都好緊張，大家都注意著我，他們以為來了一個搗蛋分子。結果他們觀察了一年半，覺得這個人很好，不是什麼歹人，也不是萬惡不赦的共匪，他一直很納悶，才找我去問清楚。結果退伍之後，我到台北市立療養院工作，而那批資料也跟著送到市療「人二」去。在以前那個戒嚴時期，你若從學生時代被﹁點油作記號﹂，此後一輩子無論你去了哪裡，那些資料就會一直跟著你。
臥虎藏龍北市療
退伍後要去申請醫院，開始住院醫師的訓練，一開始我並不是非做精神科不可，只是想留在高雄，爸爸則希望我走婦產科，於是我去申請高醫的婦產科。可是過了一個禮拜，婦產科主任告訴我說，院方不答應，因為我的資料有問題。我想，一定又是教官那邊的資料在作怪，於是我轉去找皮膚科的沈祖杰主任，他是我同學沈國雄的父親，也是高醫最早的皮膚科主任，我想沈國雄和我很要好，他父親應該會幫我。一開始他很高興說：「好啊！來呀！沒問題，我們從小就認識了呀！」結果過了一個禮拜，又說不行了。反正那時高醫是無論如何都不讓我回去學校，他們認為我在學校時太搞怪了，我在學校做了好幾年的班代表，又做代聯會的主席，辦刊物也不送審，辦演講則是一天到晚找校外黑名單的人士來，讓他們一直覺得很頭痛，偏偏學生們很支持我，所以他們不願我再回去學校，一直阻擋我。
最後我想，既然如此就離開高雄去台北好了。我去找楊庸一，我從學生時代就和他們很熟，那時台大醫學院有王溢嘉、楊庸一、文榮光、鄭泰安，他們都是精神科，後來鄭泰安和文榮光留在台大，楊庸一去台北市立療養院。我想我也去市療做精神科醫師好了。楊庸一就帶我去找市療的院長葉英.，葉英.非常高興，因為那時候要進入精神科的人很少。事實上，我對精神科也是很有興趣，我在學生時代就曾去生命線做過義工，那時就已經知道人不只肉體會生病，精神上也會有疾病，因此了解到精神科醫師也可以幫助很多人；另外，是我自己的服務觀念，我認為所謂的「服務」就是去做別人不想做的事，社會上有很多偏遠的或是被人遺忘的角落，也有很多沒有人願意照顧的患者，把這種事情負擔起來，就是服務的精神。所以我決定去別人不想去的精神科，另一方面又有認識的楊庸一做伴，於是就決定進台北市療工作。
※ ※ ※
來台北上班之後，剛開始是住在醫院的宿舍裡。北市療就位於象山山腳下，以前東區沒有什麼房子也沒有路，信義路走到五段就變成一條小巷子，醫院蓋在山腳，一邊是靶場，另一邊就是寧波公墓，一個很偏僻、很荒涼的所在，晚上我們想吃東西，就要騎機車到松山虎林街那邊才找得到。但是，當時住在宿舍也很快樂，因為楊庸一、鄭泰安都住這兒，鄭泰安最先是在台大，後來他和文榮光要升主治醫師時，文榮光晉升，鄭泰安就到市療來，所以也住在宿舍。另外，宿舍裡還住了一些「怪人」，像名作家吳念真也住在那裡，他當時是市立療養院圖書館的工友，晚上去讀輔大中文系夜間部，白天在圖書館做事，我們一群人聚在一起可真是臥虎藏龍。
※ ※ ※
訪查杜鵑窩
在市療時，我曾和院長葉英.一起做了一次全國精神醫療設施和人力的調查，這是我從住院醫師第一年到第三年，在醫院內接受基本的精神科專業訓練之外，另一項對我產生很大影響的訓練。當時台灣社會發生幾件重大的精神病患相關事件，一個是螢橋國小潑硫酸事件，當時整班學生都受傷了，引起很大的衝擊，媒體開始報導精神病患的可怕。第二個事件是一個關政司司長晚上睡覺時被太太殺死，他太太也是個精神分裂病病患，因為藥物治療中斷後，症狀又發作，才發生這項悲劇。另一個就是龍發堂事件，媒體也報導得很大。
那時我們就在討論，台灣到底有多少精神病患沒得到適當照顧？台灣有多少醫療設施、多少人力、政府預算？我們認為有必要了解，所以葉英.就向研考會申請經費來做這項調查研究。我對這個調查很有興趣，所以我和葉英.兩個人把全台灣走了一圈，每個縣市的精神科醫院都去看，不管是公立的、私立的、急性的、長期收容的，我們通通去看，統計結果共有八十間醫療院所。這個研究做完後，對我產生很大的衝擊，我覺得市療簡直像天堂一樣，沒有走出去根本不知人間和地獄的長相，我們在教學醫院內每天穿得整潔亮麗，早上看門診，中午就是讀書會、討論會，下午看住院病人，大家忙著準備寫報告升等、升主任、做教授，差不多都是過著這種生活。幾乎每家醫學院的學生都走同樣的路，根本不知道我們每天所看到的病人，是全台灣運氣最好的病人，當時會將病患送到醫學中心住院、看門診的，不是家庭教育程度高，就是家庭經濟很好的，那時候還沒有健保，能送來這裡的都是家庭經濟能負擔得起的人。我們繞了台灣一圈才知道，全台灣的天堂真的沒幾間，八十間精神科院所，真正好的才五、六間，剩下的都是長期收容的院所，不見天日、黑暗淒慘的地方很多。沒實地見識過的人，完全不會知道世間有多黑暗。
※ ※ ※
調查結束後，葉英.就規規矩矩的寫份報告交給研考會，向行政院提出白皮書，建議台灣的精神醫療應該如何建立等等，後來這項調查還得過獎。但是我認為這個問題非發起社會運動不能解決，一定要探討醫療人權的問題。否則留在醫學中心究竟能救多少人？所以我將我看到的，製作成幻燈片到處去演講，還去印一張很大的傳單：「誰來關心精神病人」，然後就像印選舉快報、丟傳單一樣到處發送，之後又出了一本書《飛入杜鵑窩》。那時有一部電影叫《飛越杜鵑窩》正是在講美國精神醫院淒慘的故事，所以我說我要飛入杜鵑窩，因為從來沒有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精神科醫師願意去那種地方工作，但是沒有人去，那些地方就永遠得不到改善，病人的待遇就永遠無法改變。當時我的一些想法就寫在《飛入杜鵑窩》一書的序文裡。
那段時期，我一直到處演講、散發傳單和賣書，幻燈片也帶著一直播放，呼籲立法院要立精神衛生法，鼓勵醫科學生從事精神科，甚至連心理系、社會系我都去演講，就這樣忙了一整年。
冥冥中有上帝
後來我就考慮不要再留在市療這種環境了，因為我覺得我不要在天堂內做一個快樂的、乖乖牌的學者，我要去改革外面那個黑暗的世界。於是我就跟葉英.說我想去私人醫院工作，他說那種「豬寮」要怎麼做事？那裡的環境很差很壞，你會受不了的，要怎麼做事呢？從來沒有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醫師能待在那種地方工作。但是我說，沒有人去，地獄永遠都是地獄，我希望把地獄變人間，我不敢講讓地獄變天堂，至少要讓他們過人間的生活。後來，他還是建議我去台北醫學院教書，因為北醫附屬醫院當時還沒有精神科，北醫的精神科都是市療的人去教，學生則來市療實習。他說北醫將來也是要設立精神科的，也要有人去專任，因為提到教書，我就有興趣，因為我希望鼓勵更多學生來從事精神科。那時北醫的院長是謝孟雄，葉英.就去跟謝孟雄講，謝孟雄也很歡迎我，但是他事先還不知道我的紀錄，就把聘書發給我。結果過了一個月後，他跟我說教育部說不行，說不能讓這個人教書。謝孟雄覺得很失禮，一再向我道歉，還要我先去附設醫院當精神科主任，去附設醫院就沒關係，教育部不會管，反正他們只是不讓我教學生就是了。葉英.聽到這個消息時氣得要死，一直罵謝孟雄真沒用，不敢對抗教育部。至於我，去北醫的目的本來就是要教書，既然不能教了，我就不去了。因此，我想回去高雄好了，我就找了高雄療養院院長郭壽宏，告訴他我要回高雄服務。
高雄療養院就是現在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高雄市還沒改制以前，它是省立療養院。我去找郭院長時，院長也是很高興，因為精神科一直很缺人。他說我是高雄人，回來高雄服務沒問題，還說商調回來升我當主任。後來商調函真的來了，可是到了一半，省政府的人二有意見，說不能讓這個人當主任。又出問題了，葉英.也很生氣，其實他心裡很同情我的處境，但是他也使不上力。
沒想到，後來這件事情竟然很戲劇性的解決。因為調不回高雄療養院，我就繼續留在北市療做主治醫師。有一天，有一個女患者，她是憂鬱症的病人，因為我將她治療好了，她很高興，她說她先生要來向我道謝，我說：「不用了，為妳治療是我應盡的責任，應該做的事，沒什麼好謝的。」於是我和她聊起來，就問到她先生在哪裡高就？她說她先生是教育部人二的主任，那是教育部內很有勢力的人，教職員都得通過他那關才行。我聽了，心裡馬上想到：「好啊！我就是死在妳先生手上的。」我馬上說：「妳不用來謝我，但是妳先生說不定可以幫我一個忙。」她問：「什麼事？」我說我去年要去北醫教書，結果據說就是擋在教育部的人二。我說，妳來我這裡看診那麼久，應該也知道我是好醫師。結果，她回去沒幾天真的又來了，告訴我說：「你的事情沒問題了。」由此就可以知道，在過去那個時代，那些從事情治工作的人二多麼有權，所謂安全資料其實全是任由他們在操弄。從此，一切都OK，北醫聘書又來了，所以我就去北醫教書了。真的沒想到這個事情竟然這樣就解決了，所以我說一定有上帝的存在。
小學時代，我的成績就不錯，記得當時我就很獨立，很有個性，大概從小學三、四年級開始，我就不喜歡父母親管我，自己會主動讀書，也因此爸爸媽媽對我也很放心，不太理會我。我大妹小我兩歲，也都是我帶她去上學。媽媽說，我從小就很會照顧弟弟和妹妹，對同學也很好，很會照顧別人。她說，以前我都要求她為我準備兩個便當，不是因為我吃不飽，而是拿去學校分給窮人家的同學吃；媽媽還說，小時候我若看見出葬行列從家門前走過，還會跟著掉眼淚。我想，可能我從小就軟心腸，比較有同情心，很容易受感動。我還記得小時候家裡就有電視，如果看到比較悲傷的節目，我也會哭，一直到現在，我看書有所感動時，也會掉眼淚，看電影也是一樣，我和太太及女兒去看電影，遇到悲傷的情節，她們兩個沒哭，反而都是我在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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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書攤找魯迅
初中時，還有一位教英文的外省老師，令我印象深刻，叫陳昌裕。他經常上課上到一半就不講課，開始講他們在中國的事情，他是流亡學生，那時中國對日本戰爭，他們這些學生都跟著中央政府到處遷徙，最後他讀西南聯大，再隨政府逃到台灣。他上課時經常講到李政道、楊政寧，說他們是他的學長，後來到美國拿到諾貝爾獎，很優秀等等。他滿腹牢騷，或許看到中國淪陷，不得已來到台灣，大概覺得很痛苦吧！有時課上到一半，他就講張學良的事，甚至還講毛澤東、共產黨的種種，常常說到他們在中國大陸的事情。
在當時，陳昌裕真的是一位很另類的老師。他很自負，還自認他的英語能力比梁實秋還要好。我印象很深，有一次他上課時就說：「你們以為梁實秋的英文怎麼樣？」梁實秋的英文當然很好哇！他還編過英文字典呢！可是他說：「梁實秋應該來這裡坐著跟你們一起上課。不相信？你們把梁實秋叫來，我跟他兩個坐在這裡，你們拿任何一份報紙的社論來，我們當場翻成英文，讓你們看看誰翻譯得好？」當時我心裡就想，怎麼有這麼狂傲的老師？他還說梁實秋的散文寫得也不好，可是我覺得梁實秋的散文寫得很好呀！我讀過他的《雅舍小品》，寫得很不錯呀！結果他說：「那算什麼文章呀！三流作家！那麼，請問誰才算一流作家？第一流的作家是魯迅！」魯迅是誰？初中時的我們哪裡聽過魯迅？接下去他就開始跟我們講魯迅厲害之處。
魯迅真有那麼好嗎？對從小就愛看文學的我來講，很自然就想去找書來看看。於是一下課，我馬上就騎著腳踏車跑到舊書攤去。當時高雄二中在六合路上，靠近愛河那頭，另一頭就是著名的六合夜市，六合路以前不只賣吃的，還有很多舊書攤。一去舊書攤翻翻找找，還真的有魯迅耶！就從這時起，我便經常在舊書攤裡挖寶，像《文星》、《自由中國》這些雜誌都是在舊書攤看的，因此，我開始看很多政治方面的書刊。從此，我的世界開闢出另一片新天地，彷彿突然間開了竅：喔！原來國民黨的教育只講一個片面，還有更多事情，他們沒告訴我們。看了這些書，才知道原來陳老師講的都是真實，不是虛構胡謅，這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覺醒。
當然這個時候的我，還稱不上有具體的政治反抗意識，但心裡確實已經覺悟到歷史不是像國民黨教科書的內容，其實還有很多我們所不知道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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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當兵入伍
一九七五年，我終於從高雄醫學院畢業，很幸運沒有被退學，畢業後先通過國家醫師考試，接著就去當兵了。當兵的歲月分成兩階段，前幾個月是基本訓練，很辛苦，艱苦不是肉體上的，是精神的折磨。我的個性就是那麼叛逆，在學校就搞到快被退學，對國民黨已經很不滿了，到了軍隊當然很難適應。在軍隊裡，唯一的準則就是服從、服從、服從，每天都在灌輸黨國思想，所以剛入伍那三個月真的很痛苦，常常想要反抗。
當時唯一有趣的是，因為我在成功嶺當兵，假日可以去台中玩。每次假日從台中回到營區時，我就抱著兩百本的《山之組曲》到營區內賣，那時我已經畢業了，還是不忘替百達山地服務團募款。想起來還真的很好玩，因為在成功嶺內都得唱軍歌，午睡後也是用音樂叫醒我們，有一天音樂竟然改成《山之組曲》的音樂，我就說整個成功嶺已經被我攻陷了，挺有成就感的。
後來抽籤下部隊，我很幸運抽到東港空軍醫院，就在屏東的大鵬灣，那邊有所空軍幼校，旁邊就是空軍醫院。接下來的這一年半，對我來講是個很好的鄉下行醫經驗，白天看空軍幼校的官兵或是附近部隊的病人，晚上則去東港街上的民眾診療所值班。值班時，什麼科別都得看，因為只剩我們幾個菜鳥預官在值班，那些國防畢業的少校軍醫都跑回家，他們不值班。這麼一來，內科病人也看，外科病人來了也不能拒絕看，甚至還要接生。我在東港接生了五、六十個小孩，還遇過難產的產婦，搞得自己滿身大汗，比產婦還緊張。此外，我們不只在民眾診療所看診，還需要出去義診，就去林邊、佳冬、小琉球等鄰近鄉鎮義診。
這段行醫歷程，真是痛苦的體驗，但也是很好的經驗。一方面，我覺得軍方醫院真是草菅人命，鄉下已經很缺乏醫療資源了，還讓這幾個預官在處理，什麼病都治療，講起來是很不應該。但是另一方面，這個經歷也讓我體驗到鄉下人的痛苦。所以在當兵期間，我也寫了很多文章，每個禮拜投到《台灣時報》發表，當時他們有醫藥版，我開了一個專欄叫「醫師的話」，寫很多鄉下醫師的見聞，或是我所見到的醫病關係，比起待在其他部隊，這對我而言是很幸運的，因為我能做醫療服務的工作。那時真的很了解鄉下的醫療，我甚至想退伍後留下來當醫師。那段時間過得滿愉快，也很充實，一方面看了不少患者，一方面也有時間看書、寫文章，而且收入也不錯，當時普通的少尉醫官差不多是二千元左右的薪水，但是因為我們為民眾看診，醫院分紅利給我們，所以當時我的薪水差不多近一萬元，那時學弟們若從高雄來找我，我都帶他們去林邊吃海產，一桌一千元，大家吃得很開心。
就這樣過了一年半的軍隊生活，但是到了要退伍時，我才知道我在校時被記過、差點被退學的紀錄，早就通通送到軍中來了。當時空軍醫院的院長把我找去，他說，看我是很好的人，也很照顧病人，大家一起工作相處都很愉快，我應該是個很好的醫師，可是為什麼我的資料上寫得很嚴重，還說我剛報到時，整個空軍醫院的人都好緊張，大家都注意著我，他們以為來了一個搗蛋分子。結果他們觀察了一年半，覺得這個人很好，不是什麼歹人，也不是萬惡不赦的共匪，他一直很納悶，才找我去問清楚。結果退伍之後，我到台北市立療養院工作，而那批資料也跟著送到市療「人二」去。在以前那個戒嚴時期，你若從學生時代被﹁點油作記號﹂，此後一輩子無論你去了哪裡，那些資料就會一直跟著你。
臥虎藏龍北市療
退伍後要去申請醫院，開始住院醫師的訓練，一開始我並不是非做精神科不可，只是想留在高雄，爸爸則希望我走婦產科，於是我去申請高醫的婦產科。可是過了一個禮拜，婦產科主任告訴我說，院方不答應，因為我的資料有問題。我想，一定又是教官那邊的資料在作怪，於是我轉去找皮膚科的沈祖杰主任，他是我同學沈國雄的父親，也是高醫最早的皮膚科主任，我想沈國雄和我很要好，他父親應該會幫我。一開始他很高興說：「好啊！來呀！沒問題，我們從小就認識了呀！」結果過了一個禮拜，又說不行了。反正那時高醫是無論如何都不讓我回去學校，他們認為我在學校時太搞怪了，我在學校做了好幾年的班代表，又做代聯會的主席，辦刊物也不送審，辦演講則是一天到晚找校外黑名單的人士來，讓他們一直覺得很頭痛，偏偏學生們很支持我，所以他們不願我再回去學校，一直阻擋我。
最後我想，既然如此就離開高雄去台北好了。我去找楊庸一，我從學生時代就和他們很熟，那時台大醫學院有王溢嘉、楊庸一、文榮光、鄭泰安，他們都是精神科，後來鄭泰安和文榮光留在台大，楊庸一去台北市立療養院。我想我也去市療做精神科醫師好了。楊庸一就帶我去找市療的院長葉英.，葉英.非常高興，因為那時候要進入精神科的人很少。事實上，我對精神科也是很有興趣，我在學生時代就曾去生命線做過義工，那時就已經知道人不只肉體會生病，精神上也會有疾病，因此了解到精神科醫師也可以幫助很多人；另外，是我自己的服務觀念，我認為所謂的「服務」就是去做別人不想做的事，社會上有很多偏遠的或是被人遺忘的角落，也有很多沒有人願意照顧的患者，把這種事情負擔起來，就是服務的精神。所以我決定去別人不想去的精神科，另一方面又有認識的楊庸一做伴，於是就決定進台北市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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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北上班之後，剛開始是住在醫院的宿舍裡。北市療就位於象山山腳下，以前東區沒有什麼房子也沒有路，信義路走到五段就變成一條小巷子，醫院蓋在山腳，一邊是靶場，另一邊就是寧波公墓，一個很偏僻、很荒涼的所在，晚上我們想吃東西，就要騎機車到松山虎林街那邊才找得到。但是，當時住在宿舍也很快樂，因為楊庸一、鄭泰安都住這兒，鄭泰安最先是在台大，後來他和文榮光要升主治醫師時，文榮光晉升，鄭泰安就到市療來，所以也住在宿舍。另外，宿舍裡還住了一些「怪人」，像名作家吳念真也住在那裡，他當時是市立療養院圖書館的工友，晚上去讀輔大中文系夜間部，白天在圖書館做事，我們一群人聚在一起可真是臥虎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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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查杜鵑窩
在市療時，我曾和院長葉英.一起做了一次全國精神醫療設施和人力的調查，這是我從住院醫師第一年到第三年，在醫院內接受基本的精神科專業訓練之外，另一項對我產生很大影響的訓練。當時台灣社會發生幾件重大的精神病患相關事件，一個是螢橋國小潑硫酸事件，當時整班學生都受傷了，引起很大的衝擊，媒體開始報導精神病患的可怕。第二個事件是一個關政司司長晚上睡覺時被太太殺死，他太太也是個精神分裂病病患，因為藥物治療中斷後，症狀又發作，才發生這項悲劇。另一個就是龍發堂事件，媒體也報導得很大。
那時我們就在討論，台灣到底有多少精神病患沒得到適當照顧？台灣有多少醫療設施、多少人力、政府預算？我們認為有必要了解，所以葉英.就向研考會申請經費來做這項調查研究。我對這個調查很有興趣，所以我和葉英.兩個人把全台灣走了一圈，每個縣市的精神科醫院都去看，不管是公立的、私立的、急性的、長期收容的，我們通通去看，統計結果共有八十間醫療院所。這個研究做完後，對我產生很大的衝擊，我覺得市療簡直像天堂一樣，沒有走出去根本不知人間和地獄的長相，我們在教學醫院內每天穿得整潔亮麗，早上看門診，中午就是讀書會、討論會，下午看住院病人，大家忙著準備寫報告升等、升主任、做教授，差不多都是過著這種生活。幾乎每家醫學院的學生都走同樣的路，根本不知道我們每天所看到的病人，是全台灣運氣最好的病人，當時會將病患送到醫學中心住院、看門診的，不是家庭教育程度高，就是家庭經濟很好的，那時候還沒有健保，能送來這裡的都是家庭經濟能負擔得起的人。我們繞了台灣一圈才知道，全台灣的天堂真的沒幾間，八十間精神科院所，真正好的才五、六間，剩下的都是長期收容的院所，不見天日、黑暗淒慘的地方很多。沒實地見識過的人，完全不會知道世間有多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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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束後，葉英.就規規矩矩的寫份報告交給研考會，向行政院提出白皮書，建議台灣的精神醫療應該如何建立等等，後來這項調查還得過獎。但是我認為這個問題非發起社會運動不能解決，一定要探討醫療人權的問題。否則留在醫學中心究竟能救多少人？所以我將我看到的，製作成幻燈片到處去演講，還去印一張很大的傳單：「誰來關心精神病人」，然後就像印選舉快報、丟傳單一樣到處發送，之後又出了一本書《飛入杜鵑窩》。那時有一部電影叫《飛越杜鵑窩》正是在講美國精神醫院淒慘的故事，所以我說我要飛入杜鵑窩，因為從來沒有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精神科醫師願意去那種地方工作，但是沒有人去，那些地方就永遠得不到改善，病人的待遇就永遠無法改變。當時我的一些想法就寫在《飛入杜鵑窩》一書的序文裡。
那段時期，我一直到處演講、散發傳單和賣書，幻燈片也帶著一直播放，呼籲立法院要立精神衛生法，鼓勵醫科學生從事精神科，甚至連心理系、社會系我都去演講，就這樣忙了一整年。
冥冥中有上帝
後來我就考慮不要再留在市療這種環境了，因為我覺得我不要在天堂內做一個快樂的、乖乖牌的學者，我要去改革外面那個黑暗的世界。於是我就跟葉英.說我想去私人醫院工作，他說那種「豬寮」要怎麼做事？那裡的環境很差很壞，你會受不了的，要怎麼做事呢？從來沒有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醫師能待在那種地方工作。但是我說，沒有人去，地獄永遠都是地獄，我希望把地獄變人間，我不敢講讓地獄變天堂，至少要讓他們過人間的生活。後來，他還是建議我去台北醫學院教書，因為北醫附屬醫院當時還沒有精神科，北醫的精神科都是市療的人去教，學生則來市療實習。他說北醫將來也是要設立精神科的，也要有人去專任，因為提到教書，我就有興趣，因為我希望鼓勵更多學生來從事精神科。那時北醫的院長是謝孟雄，葉英.就去跟謝孟雄講，謝孟雄也很歡迎我，但是他事先還不知道我的紀錄，就把聘書發給我。結果過了一個月後，他跟我說教育部說不行，說不能讓這個人教書。謝孟雄覺得很失禮，一再向我道歉，還要我先去附設醫院當精神科主任，去附設醫院就沒關係，教育部不會管，反正他們只是不讓我教學生就是了。葉英.聽到這個消息時氣得要死，一直罵謝孟雄真沒用，不敢對抗教育部。至於我，去北醫的目的本來就是要教書，既然不能教了，我就不去了。因此，我想回去高雄好了，我就找了高雄療養院院長郭壽宏，告訴他我要回高雄服務。
高雄療養院就是現在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高雄市還沒改制以前，它是省立療養院。我去找郭院長時，院長也是很高興，因為精神科一直很缺人。他說我是高雄人，回來高雄服務沒問題，還說商調回來升我當主任。後來商調函真的來了，可是到了一半，省政府的人二有意見，說不能讓這個人當主任。又出問題了，葉英.也很生氣，其實他心裡很同情我的處境，但是他也使不上力。
沒想到，後來這件事情竟然很戲劇性的解決。因為調不回高雄療養院，我就繼續留在北市療做主治醫師。有一天，有一個女患者，她是憂鬱症的病人，因為我將她治療好了，她很高興，她說她先生要來向我道謝，我說：「不用了，為妳治療是我應盡的責任，應該做的事，沒什麼好謝的。」於是我和她聊起來，就問到她先生在哪裡高就？她說她先生是教育部人二的主任，那是教育部內很有勢力的人，教職員都得通過他那關才行。我聽了，心裡馬上想到：「好啊！我就是死在妳先生手上的。」我馬上說：「妳不用來謝我，但是妳先生說不定可以幫我一個忙。」她問：「什麼事？」我說我去年要去北醫教書，結果據說就是擋在教育部的人二。我說，妳來我這裡看診那麼久，應該也知道我是好醫師。結果，她回去沒幾天真的又來了，告訴我說：「你的事情沒問題了。」由此就可以知道，在過去那個時代，那些從事情治工作的人二多麼有權，所謂安全資料其實全是任由他們在操弄。從此，一切都OK，北醫聘書又來了，所以我就去北醫教書了。真的沒想到這個事情竟然這樣就解決了，所以我說一定有上帝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