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病理科當飯碗
我到美國的第一年，是當實習醫師，內外科輪流各四個月，小兒科、婦產科各兩個月。我的第一輪是小兒科，沒有那麼忙，這也剛剛好，讓我慢慢適應環境，到底東西文化和語言是不同的。英語算是我中學時代的強項，加上高中時參加英語查經班，有機會和加拿大牧師接觸，練習英語會話，所以語言障礙較小。但是參加討論會時，美國人講得太快，還是沒辦法完全聽懂。
第二輪是內科，忙得幾乎不能透氣，三天值一班。每逢值班，整晚都沒辦法睡，隔天沒休息照常上班，一個月下來，我已神經兮兮了。那時候要接太太過去，必須有第二年的合同，所以要趕快決定在實習醫師結束後，要做什麼專科醫師，開始為第二年的合同做打算。
因為內科值班，使我嘗到當臨床醫師的苦頭，我決定選晚上可以不值班的科目，同事們告訴我，那非病理科莫屬。學生時代學一年病理，根本不知道病理是什麼？做了一番研究後，知道病理要做屍體解剖。很多人看到屍體都已經毛骨悚然了，更何況又要解剖，心裡有點毛毛的。和內科主任商討後，他建議，我的病人往生後若有病理解剖，就親自去解剖室看看。看了兩、三次解剖後，我知道病理是在求真相，找死因，和死前治療做比照，以求改進，是醫學進步的引擎。我了解什麼是病理科後，就不顧解剖時的氛圍，毅然決然選擇病理科當終生的飯碗。事隔至今已將近半世紀，如果一切能從頭來，我還是要選病理科，一點也不後悔。
決定選擇病理科後，我就開始申請第一年的住院醫師。我同班同學張簡俊一，在紐約的Jamaica Hospital當住院醫師，經他的推薦，我很快就拿到了合同。我高興的將合同寄回臺灣，讓太太辦理出國事宜，一切都很順利，她十一月中旬就出國了。
有太太在身邊，不再那麼寂寞，有時間一起去公園散步或港邊釣魚，日子好過些。但值班還是很累，曾經累倒住院三天，說是神經衰弱，又意外發現肺有鈣化，為了要排除活性結核病的可能，送我去結核醫院做檢查，一切沒事後才回去上班。
一年的實習醫師生活終於熬過去了，我在七月一日搬到紐約上班。一個星期要做一、兩個解剖，那是第一年住院醫師的任務。在那裡，晚上不必值班，閒暇時有老同學聊天訴苦，日子好過多了。張簡的太太是我太太台南女中的同學，我倆備受他們的照顧。但是好景不常，張簡要轉換跑道，隔年一月，就要去附近的榮民總院當內科住院醫師了。同學要離開，我又覺得這家醫院的訓練不夠理想，也想換個較好的醫院，開始申請第二年住院醫師的工作，很快就有著落，決定第二年搬去匹茲堡的Allegheny General Hospital。
時間過了半年多，我們有了孩子，給他取名鄭介民，英文名叫Kemin。我們當了父母親後，生活重點就放在孩子身上。
此時，我的工作觸礁，女老闆要我簽第二年合同，我告訴她，第二年我不再續約了。跑掉了張簡，又聽到我要離開，她怒氣衝天，告訴我說：「既然要離開，就馬上離開。」我很害怕，打電話給匹茲堡的未來老闆，告訴他事情的原委，要求是否可以讓我早一點過去。他說：「為了你的將來著想，最好待在那裡做完一年。」他又說：「你有一年合同，她有義務讓你做完一年。她若真的要逼你走，就告訴她，你要向醫學會申訴。」有了未來老闆的指導，我就有了勇氣。我跟女老闆說：「妳要我走可以，按照合同，妳必須付給我剩下四個月的薪資，否則我要向醫學會提告。」她的威脅無效，惱羞成怒，把我派去就近的醫學中心做核子醫學。本來核子醫學是第三年才去的，但她說她不要再看到我，就提早送我出去。四個月過後，我平安無事的離開了紐約市。
匹玆堡的醫院較大，住院醫師的訓練也較紮實。我那裡遇到了高醫學長許日章，是骨科的住院醫師。一年後，同班同學林英作也加入了我們的陣容。在匹茲堡的日子快樂多了，我們又有了老二鄭逸民，英文名字叫Stephen。
病理做了二年，知道病理分解剖病理及臨床病理。解剖、外科切片及細胞學抹片檢查是屬於解剖病理。在匹玆堡的醫院，臨床病理較弱。我跟老闆商量，他告訴我，明尼斯達大學的臨床病理很好，並鼓勵我申請。有了他的推薦信，我就被接受了。另一個去明尼斯達大學的原因是，去那邊身兼二職；一邊是住院醫師，另一邊是當研究生。我們去美國的簽證是交換簽證（exchange visa），五年訓練完畢就要回臺灣。那時臺灣政治不安定，不想回去，就想找一所學校當避風港。
我要搬家前，請老闆替我找房子，他叫祕書替我找。祕書替我找了很豪華的兩房公禹，每月租金三百美元。我告訴他，租金太貴，我租不起，因為我的薪水只有四百美元。他要我放心，因為他會給我賺外快的機會。
於是，我搬到明尼斯達的聖堡羅，距離學校及醫院，開車要二十分鐘。老闆每週末都讓我去殯儀館做解剖，每週有一、二個，每個一百美元，不愁租不起。三個月後，我申請的學生宿舍有空位了，就搬去學生宿舍。宿舍也是兩房，雖然小多了，但是每月只付八十美元。另一個好處是，我們住在有家眷的宿舍，孩子們有玩伴。明尼斯達大學是很大的大學，學生有十萬人左右，臺灣去的學生也有兩百多個。彭准南、李界木、洪德生都是同期生。跟我一起修微生物學的侯豐男，拿到博士後回臺，當過中興大學昆蟲系的系主任。
一九七○年，美國總統尼克森開放外籍醫師移民，我們拿交換簽證的那批醫師都可以申請永久居留，我不久就改變了身分。這時，我兩年的臨床病理訓練完成了，病理專科執照也考過了，博士所需的學分也都夠了，我的指導教授問我：「為什麼不找工作？」我告訴他，我想拿到學位後，找一個教職。他說，我不需要博士學位也可以找到教職，他要幫我的忙。經過面試後，果然有人要我了。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要聘我當講師，威斯康辛的密爾瓦基州立醫學院要聘我當助理教授，我的學位就半途而廢，搬去威斯康辛了。
從實習醫師到病理專科醫師，我碰到的除了那位女老闆外，都是好人，使我順利完成專業訓練。我也要感激太太的支持，好好照顧孩子，讓我無後顧之憂，專心學習。
屍體解剖
當病理專科醫師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做屍體解剖。受完住院醫師訓練後，對屍體解剖已司空見慣。在明尼斯達州當學生時代，因為要賺外快，經常在殯儀館進進出出，對他們如何處理遺體，也看了很多，所以對死也看得很開。在密爾瓦基四年，主要是做生物化學檢查方面，屍體解剖比較少做。從密瓦基搬去印弟安那州的蓋瑞城後，又身兼當湖郡的法醫，幾乎天天都要做解剖。
蓋瑞城是鋼鐵城，是全美國兇殺案件第二高的城市，僅次於底特律。每月月圓時，很多人到外面喝酒狂歡，經常釀成事端，所以槍殺案或酒駕肇事特別多。每一個屍體解剖，政府付給我五百美元，包括出庭去法院作證，一年下來的收入很可觀。每件槍殺案都要出庭，對付那些能狡辯的律師，不是簡單的事。另一個問題是，檢察官約我九點到，有時候等到下午還沒輪到我上庭作證，整天在法院等，浪費時間，其他事情都不能做了。做解剖時，我有位很好的助理，當時八歲大的老二，遇到週末時，常常去當我的第二助手，一點也不畏懼，倒是我太太，有一次要看看她的吃飯錢怎麼來的，進入解剖室待不到一分鐘，就覺得不舒服，後來還是忍耐看完。
美國的審判和臺灣不一樣，他們是由八至十二人組成的審判團來聽審，法官當主持人。通常被告律師及檢察官各自提出證據，經過激烈的辯論後，案件有罪與否，由陪審團來投票決定。陪審團要全部同意，才能定罪。有一人反對時就成懸判。懸判發生時，就要另選陪審團，審判得重新來。陪審團斷定有罪後，才由法官判刑。不像在臺灣由三位法官聽審；一位庭長、一位主審法官及一位陪審法官。三位法官決定一切，較容易受政冶黑手的介入，造成不公不義的判罪。難怪常聽「一審有罪，二審減半，三審豬腳麵線」的烏龍裁判。
陪審的時間長短不一，像數十年前足球員辛普森的殺妻案件，審了將近兩個月，所有的陪審員都要與外界隔離，也不能和外界連絡，包括他們的家屬。當陪審團是美國公民應盡的義務，每兩、三年就會收到信，要你去當陪審團。陪審團的篩檢很嚴格，以前我都告訴他們，我當醫師沒辦法離開職位，都能獲免，現在我已滿七十歲，他們也不要我了，所以我沒有當過陪審團的經驗。
我做的解剖屍體種類應有盡有：自殺、槍殺、車禍、溺水、生蛆、燒成焦的，不勝枚舉。
有一次婦產科醫師用腹腔鏡，要替一位女病人做輸卵管結紮，打二氧化碳進入腹腔後暴斃，解剖是我做的。我小心翼翼，排除二氧化碳栓塞的可能性。病人家屬告婦產科醫師，檢查官要我上法院說明病人的死因。我說，我找不到二氧化碳栓塞的狀況，病人是死於反射性休克的。陪審團一致認為是醫師有疏失，法官判醫師賠五十萬美元了事。
有一群高中生在放學回家途中，不知因何事吵架互相歐打，其中有一位死於現場。彼此沒有武器，我做解剖也沒發現明顯的外傷，但是發現食物卡在氣管。死者雙親不能原諒對方，後來看到我的報告後，知道他們的兒子是被異物嗆死，不是活活被打死，才原諒了對方。
另一位高中生在課外時間打籃球，突然死在球場。我做解剖發現，他患有家族性原因不明的心肌肥大症，我們勸告他的弟弟去做胸部Ｘ光檢查，也發現有同樣的毛病，父母親從此禁止他做劇烈的運動，可能救了他一命。
在臺灣，常聽到解剖的靈異事件，法醫楊日松接觸過許多命案，更遇過不少靈異事件，其中最出名的一件是「鬼電話」。一天半夜時，楊日松家中突然電話鈴聲大作。他太太從被窩裡爬出來接電話，之後把話筒轉交給他。楊日松在迷迷糊糊間，聽到對方向他說三峽發生一起命案，請他隔日到現場相驗。而第二天確實在三峽有個案子，不過驗屍回家後，夫妻倆一談，才突然想到他家根本沒裝電話，令兩人寒毛直立。高大成法醫也常在電視上說他碰到的鬼故事。
我做的解剖也有千具以上，但是我多年來未曾碰過一次，所以我到現在都不相信有鬼。有鬼一定就有神，沒見過鬼，叫我怎能相信有神呢？我中學時代，就接觸過牧師，上教會上查經班，聽牧師講道，沒辦法相信上帝的存在。我的小姨子在佛光山當尼姑，後來去英國倫敦大學拿到神學博士，她現在是南華大學的教授，她相信輪迴說。我問她，七十年前臺灣人口只有六百萬，現在有二千三百萬，多出來的一千七百萬是從哪裡來的？她說是從動物輪迴來的。我說，如果輪迴說成立的話，現在人口和動物數目的總和應該和七十年前一樣，但是很明顯的不一樣，她無法回答我的問題。
我不相信鬼神，我不排斥宗教，宗教都是要教人行善，都是好事，可是我信不下去。我吩咐家人，死後火葬，骨灰不必放靈骨塔，把它散布在大海中就行了。
六、七○年代到美國發展的臺灣醫師
我們從醫學院畢業的年代，臺灣的醫療尚未制度化。除了幾家大醫院外，沒有住院醫師的訓練。那時候，美國又缺乏基層的醫師，向外廣徵實習醫師和住院醫師，因此當時的臺灣醫學院畢業生對留美趨之若鶩。但美國有些醫院把這些基層醫師當廉價勞工來用，當然有些醫院會真正訓練這些基層醫師，讓他們有學習的機會，變成很好的醫師。我們這些在六、七○年代到美國的那批臺灣畢業的醫學生，現在大部分都退休了，從前往美國到退休，都經過不同的生活階段。
剛去美國是適應時期，要適應不同的美國文化，要學習他們的語言。美國文化和我們截然不同，有些雖然是生活細節，卻會不知不覺被美國人當成笑話。有一天在員工餐廳吃飯，飯後吃香蕉，我把皮剝開後就送進嘴裡，坐在旁邊的護士生拚命地笑，我不知道做錯了什麼。後來問了老美同事，才恍然大悟。我的同事向我解釋說：「香蕉剝皮後，要放在碟子裡，用刀子切成小塊，再用叉子放進口裡吃。你的吃法很不雅觀。」他更進一步問我：「剝完皮的香蕉像不像男人的生殖器？把香蕉放進口中，像不像『口交』？」天呀！那時候我真是土包子，還不知道有口交那件事呢！
又有一次，我和另一位臺灣去的住院醫師，在醫師休息室聊天，一位老美醫師對他說不客氣的話，他怒氣沖沖要罵回去，但是不知道用英語怎麼罵人，脫口用了臺灣話XX娘罵他，老美莫名其妙，問我：「他說什麼？」我的英語比臺灣同事好一點，我告訴老美：「他要fuck你的母親。」老美笑笑地說：「我媽願意的話，我沒意見。」用三字經罵美國人，他們不痛不癢，還會消遣你呢！罵美國人最難聽的是go to the hell（下地獄）、son of the bitch（狗的兒子）。
美國人的飲食習慣也大不相同，青菜都是做沙拉生吃，有很多人吃不慣。有些蔬菜煮得很爛，好像小時候母親餵豬的菜，一點口味都沒有。吃魚時，把魚頭砍掉，切成魚片，不是炸就是烤，不像我們吃法多端，有清蒸、豆瓣魚、五柳枝等不同做法。他們不要的魚頭，我們把它做成沙鍋魚頭，是宴客的佳餚呢！總之，到美國後，對他們的文化、語言和飲食習慣，都要經過一段時間去適應。
我到美國的第一年，是當實習醫師，內外科輪流各四個月，小兒科、婦產科各兩個月。我的第一輪是小兒科，沒有那麼忙，這也剛剛好，讓我慢慢適應環境，到底東西文化和語言是不同的。英語算是我中學時代的強項，加上高中時參加英語查經班，有機會和加拿大牧師接觸，練習英語會話，所以語言障礙較小。但是參加討論會時，美國人講得太快，還是沒辦法完全聽懂。
第二輪是內科，忙得幾乎不能透氣，三天值一班。每逢值班，整晚都沒辦法睡，隔天沒休息照常上班，一個月下來，我已神經兮兮了。那時候要接太太過去，必須有第二年的合同，所以要趕快決定在實習醫師結束後，要做什麼專科醫師，開始為第二年的合同做打算。
因為內科值班，使我嘗到當臨床醫師的苦頭，我決定選晚上可以不值班的科目，同事們告訴我，那非病理科莫屬。學生時代學一年病理，根本不知道病理是什麼？做了一番研究後，知道病理要做屍體解剖。很多人看到屍體都已經毛骨悚然了，更何況又要解剖，心裡有點毛毛的。和內科主任商討後，他建議，我的病人往生後若有病理解剖，就親自去解剖室看看。看了兩、三次解剖後，我知道病理是在求真相，找死因，和死前治療做比照，以求改進，是醫學進步的引擎。我了解什麼是病理科後，就不顧解剖時的氛圍，毅然決然選擇病理科當終生的飯碗。事隔至今已將近半世紀，如果一切能從頭來，我還是要選病理科，一點也不後悔。
決定選擇病理科後，我就開始申請第一年的住院醫師。我同班同學張簡俊一，在紐約的Jamaica Hospital當住院醫師，經他的推薦，我很快就拿到了合同。我高興的將合同寄回臺灣，讓太太辦理出國事宜，一切都很順利，她十一月中旬就出國了。
有太太在身邊，不再那麼寂寞，有時間一起去公園散步或港邊釣魚，日子好過些。但值班還是很累，曾經累倒住院三天，說是神經衰弱，又意外發現肺有鈣化，為了要排除活性結核病的可能，送我去結核醫院做檢查，一切沒事後才回去上班。
一年的實習醫師生活終於熬過去了，我在七月一日搬到紐約上班。一個星期要做一、兩個解剖，那是第一年住院醫師的任務。在那裡，晚上不必值班，閒暇時有老同學聊天訴苦，日子好過多了。張簡的太太是我太太台南女中的同學，我倆備受他們的照顧。但是好景不常，張簡要轉換跑道，隔年一月，就要去附近的榮民總院當內科住院醫師了。同學要離開，我又覺得這家醫院的訓練不夠理想，也想換個較好的醫院，開始申請第二年住院醫師的工作，很快就有著落，決定第二年搬去匹茲堡的Allegheny General Hospital。
時間過了半年多，我們有了孩子，給他取名鄭介民，英文名叫Kemin。我們當了父母親後，生活重點就放在孩子身上。
此時，我的工作觸礁，女老闆要我簽第二年合同，我告訴她，第二年我不再續約了。跑掉了張簡，又聽到我要離開，她怒氣衝天，告訴我說：「既然要離開，就馬上離開。」我很害怕，打電話給匹茲堡的未來老闆，告訴他事情的原委，要求是否可以讓我早一點過去。他說：「為了你的將來著想，最好待在那裡做完一年。」他又說：「你有一年合同，她有義務讓你做完一年。她若真的要逼你走，就告訴她，你要向醫學會申訴。」有了未來老闆的指導，我就有了勇氣。我跟女老闆說：「妳要我走可以，按照合同，妳必須付給我剩下四個月的薪資，否則我要向醫學會提告。」她的威脅無效，惱羞成怒，把我派去就近的醫學中心做核子醫學。本來核子醫學是第三年才去的，但她說她不要再看到我，就提早送我出去。四個月過後，我平安無事的離開了紐約市。
匹玆堡的醫院較大，住院醫師的訓練也較紮實。我那裡遇到了高醫學長許日章，是骨科的住院醫師。一年後，同班同學林英作也加入了我們的陣容。在匹茲堡的日子快樂多了，我們又有了老二鄭逸民，英文名字叫Stephen。
病理做了二年，知道病理分解剖病理及臨床病理。解剖、外科切片及細胞學抹片檢查是屬於解剖病理。在匹玆堡的醫院，臨床病理較弱。我跟老闆商量，他告訴我，明尼斯達大學的臨床病理很好，並鼓勵我申請。有了他的推薦信，我就被接受了。另一個去明尼斯達大學的原因是，去那邊身兼二職；一邊是住院醫師，另一邊是當研究生。我們去美國的簽證是交換簽證（exchange visa），五年訓練完畢就要回臺灣。那時臺灣政治不安定，不想回去，就想找一所學校當避風港。
我要搬家前，請老闆替我找房子，他叫祕書替我找。祕書替我找了很豪華的兩房公禹，每月租金三百美元。我告訴他，租金太貴，我租不起，因為我的薪水只有四百美元。他要我放心，因為他會給我賺外快的機會。
於是，我搬到明尼斯達的聖堡羅，距離學校及醫院，開車要二十分鐘。老闆每週末都讓我去殯儀館做解剖，每週有一、二個，每個一百美元，不愁租不起。三個月後，我申請的學生宿舍有空位了，就搬去學生宿舍。宿舍也是兩房，雖然小多了，但是每月只付八十美元。另一個好處是，我們住在有家眷的宿舍，孩子們有玩伴。明尼斯達大學是很大的大學，學生有十萬人左右，臺灣去的學生也有兩百多個。彭准南、李界木、洪德生都是同期生。跟我一起修微生物學的侯豐男，拿到博士後回臺，當過中興大學昆蟲系的系主任。
一九七○年，美國總統尼克森開放外籍醫師移民，我們拿交換簽證的那批醫師都可以申請永久居留，我不久就改變了身分。這時，我兩年的臨床病理訓練完成了，病理專科執照也考過了，博士所需的學分也都夠了，我的指導教授問我：「為什麼不找工作？」我告訴他，我想拿到學位後，找一個教職。他說，我不需要博士學位也可以找到教職，他要幫我的忙。經過面試後，果然有人要我了。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要聘我當講師，威斯康辛的密爾瓦基州立醫學院要聘我當助理教授，我的學位就半途而廢，搬去威斯康辛了。
從實習醫師到病理專科醫師，我碰到的除了那位女老闆外，都是好人，使我順利完成專業訓練。我也要感激太太的支持，好好照顧孩子，讓我無後顧之憂，專心學習。
屍體解剖
當病理專科醫師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做屍體解剖。受完住院醫師訓練後，對屍體解剖已司空見慣。在明尼斯達州當學生時代，因為要賺外快，經常在殯儀館進進出出，對他們如何處理遺體，也看了很多，所以對死也看得很開。在密爾瓦基四年，主要是做生物化學檢查方面，屍體解剖比較少做。從密瓦基搬去印弟安那州的蓋瑞城後，又身兼當湖郡的法醫，幾乎天天都要做解剖。
蓋瑞城是鋼鐵城，是全美國兇殺案件第二高的城市，僅次於底特律。每月月圓時，很多人到外面喝酒狂歡，經常釀成事端，所以槍殺案或酒駕肇事特別多。每一個屍體解剖，政府付給我五百美元，包括出庭去法院作證，一年下來的收入很可觀。每件槍殺案都要出庭，對付那些能狡辯的律師，不是簡單的事。另一個問題是，檢察官約我九點到，有時候等到下午還沒輪到我上庭作證，整天在法院等，浪費時間，其他事情都不能做了。做解剖時，我有位很好的助理，當時八歲大的老二，遇到週末時，常常去當我的第二助手，一點也不畏懼，倒是我太太，有一次要看看她的吃飯錢怎麼來的，進入解剖室待不到一分鐘，就覺得不舒服，後來還是忍耐看完。
美國的審判和臺灣不一樣，他們是由八至十二人組成的審判團來聽審，法官當主持人。通常被告律師及檢察官各自提出證據，經過激烈的辯論後，案件有罪與否，由陪審團來投票決定。陪審團要全部同意，才能定罪。有一人反對時就成懸判。懸判發生時，就要另選陪審團，審判得重新來。陪審團斷定有罪後，才由法官判刑。不像在臺灣由三位法官聽審；一位庭長、一位主審法官及一位陪審法官。三位法官決定一切，較容易受政冶黑手的介入，造成不公不義的判罪。難怪常聽「一審有罪，二審減半，三審豬腳麵線」的烏龍裁判。
陪審的時間長短不一，像數十年前足球員辛普森的殺妻案件，審了將近兩個月，所有的陪審員都要與外界隔離，也不能和外界連絡，包括他們的家屬。當陪審團是美國公民應盡的義務，每兩、三年就會收到信，要你去當陪審團。陪審團的篩檢很嚴格，以前我都告訴他們，我當醫師沒辦法離開職位，都能獲免，現在我已滿七十歲，他們也不要我了，所以我沒有當過陪審團的經驗。
我做的解剖屍體種類應有盡有：自殺、槍殺、車禍、溺水、生蛆、燒成焦的，不勝枚舉。
有一次婦產科醫師用腹腔鏡，要替一位女病人做輸卵管結紮，打二氧化碳進入腹腔後暴斃，解剖是我做的。我小心翼翼，排除二氧化碳栓塞的可能性。病人家屬告婦產科醫師，檢查官要我上法院說明病人的死因。我說，我找不到二氧化碳栓塞的狀況，病人是死於反射性休克的。陪審團一致認為是醫師有疏失，法官判醫師賠五十萬美元了事。
有一群高中生在放學回家途中，不知因何事吵架互相歐打，其中有一位死於現場。彼此沒有武器，我做解剖也沒發現明顯的外傷，但是發現食物卡在氣管。死者雙親不能原諒對方，後來看到我的報告後，知道他們的兒子是被異物嗆死，不是活活被打死，才原諒了對方。
另一位高中生在課外時間打籃球，突然死在球場。我做解剖發現，他患有家族性原因不明的心肌肥大症，我們勸告他的弟弟去做胸部Ｘ光檢查，也發現有同樣的毛病，父母親從此禁止他做劇烈的運動，可能救了他一命。
在臺灣，常聽到解剖的靈異事件，法醫楊日松接觸過許多命案，更遇過不少靈異事件，其中最出名的一件是「鬼電話」。一天半夜時，楊日松家中突然電話鈴聲大作。他太太從被窩裡爬出來接電話，之後把話筒轉交給他。楊日松在迷迷糊糊間，聽到對方向他說三峽發生一起命案，請他隔日到現場相驗。而第二天確實在三峽有個案子，不過驗屍回家後，夫妻倆一談，才突然想到他家根本沒裝電話，令兩人寒毛直立。高大成法醫也常在電視上說他碰到的鬼故事。
我做的解剖也有千具以上，但是我多年來未曾碰過一次，所以我到現在都不相信有鬼。有鬼一定就有神，沒見過鬼，叫我怎能相信有神呢？我中學時代，就接觸過牧師，上教會上查經班，聽牧師講道，沒辦法相信上帝的存在。我的小姨子在佛光山當尼姑，後來去英國倫敦大學拿到神學博士，她現在是南華大學的教授，她相信輪迴說。我問她，七十年前臺灣人口只有六百萬，現在有二千三百萬，多出來的一千七百萬是從哪裡來的？她說是從動物輪迴來的。我說，如果輪迴說成立的話，現在人口和動物數目的總和應該和七十年前一樣，但是很明顯的不一樣，她無法回答我的問題。
我不相信鬼神，我不排斥宗教，宗教都是要教人行善，都是好事，可是我信不下去。我吩咐家人，死後火葬，骨灰不必放靈骨塔，把它散布在大海中就行了。
六、七○年代到美國發展的臺灣醫師
我們從醫學院畢業的年代，臺灣的醫療尚未制度化。除了幾家大醫院外，沒有住院醫師的訓練。那時候，美國又缺乏基層的醫師，向外廣徵實習醫師和住院醫師，因此當時的臺灣醫學院畢業生對留美趨之若鶩。但美國有些醫院把這些基層醫師當廉價勞工來用，當然有些醫院會真正訓練這些基層醫師，讓他們有學習的機會，變成很好的醫師。我們這些在六、七○年代到美國的那批臺灣畢業的醫學生，現在大部分都退休了，從前往美國到退休，都經過不同的生活階段。
剛去美國是適應時期，要適應不同的美國文化，要學習他們的語言。美國文化和我們截然不同，有些雖然是生活細節，卻會不知不覺被美國人當成笑話。有一天在員工餐廳吃飯，飯後吃香蕉，我把皮剝開後就送進嘴裡，坐在旁邊的護士生拚命地笑，我不知道做錯了什麼。後來問了老美同事，才恍然大悟。我的同事向我解釋說：「香蕉剝皮後，要放在碟子裡，用刀子切成小塊，再用叉子放進口裡吃。你的吃法很不雅觀。」他更進一步問我：「剝完皮的香蕉像不像男人的生殖器？把香蕉放進口中，像不像『口交』？」天呀！那時候我真是土包子，還不知道有口交那件事呢！
又有一次，我和另一位臺灣去的住院醫師，在醫師休息室聊天，一位老美醫師對他說不客氣的話，他怒氣沖沖要罵回去，但是不知道用英語怎麼罵人，脫口用了臺灣話XX娘罵他，老美莫名其妙，問我：「他說什麼？」我的英語比臺灣同事好一點，我告訴老美：「他要fuck你的母親。」老美笑笑地說：「我媽願意的話，我沒意見。」用三字經罵美國人，他們不痛不癢，還會消遣你呢！罵美國人最難聽的是go to the hell（下地獄）、son of the bitch（狗的兒子）。
美國人的飲食習慣也大不相同，青菜都是做沙拉生吃，有很多人吃不慣。有些蔬菜煮得很爛，好像小時候母親餵豬的菜，一點口味都沒有。吃魚時，把魚頭砍掉，切成魚片，不是炸就是烤，不像我們吃法多端，有清蒸、豆瓣魚、五柳枝等不同做法。他們不要的魚頭，我們把它做成沙鍋魚頭，是宴客的佳餚呢！總之，到美國後，對他們的文化、語言和飲食習慣，都要經過一段時間去適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