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親自為病患買鞋
這件事做起來很簡單，但我沒想過要這麼做。
柯蒂斯醫師沒多問什麼，他親自開車出去，
匆匆買了鞋，趕回病房，幫病患穿上。
柯蒂斯醫師是我在這個醫院裡的偶像之一。他不像我們戴著眼鏡，敏銳的雙眼似乎可以看得比我們更遠、更深。確實如此。蘿梅洛醫師和芬特娜醫師寫的入院診療報告詳盡娟秀，傑弗斯醫師的雖然潦草但重點清楚，至於柯蒂斯醫師的報告往往不超過一頁，但字跡像印刷的一樣工整。我看過其中一份只寫了幾句：蓋茨先生已是末期，需要安寧照護，已聯絡家屬，他目前狀況平和。
我從柯蒂斯醫師的身上學到很多，不過，缺鞋的個案為我帶來最多關於照護與關懷、時間與無效率的啟示。
醫院裡有一條設有窗戶的寬敞長廊，它貫穿全院，可通往所有病房區。那一天，我碰巧在長廊上遇見他。他看起來神色匆忙。
我問他要趕去哪裡。
他說回復健病房，那幾週他在那裡代班。
復健病房和入院病房一樣，在深池醫院裡就像一個迷你醫院，專收輕微中風和腦部受傷較不嚴重的病患。多數患者休養一段時間後就能康復，有家可歸的就可出院返家，不過那裡的病患大多沒有朋友、金錢或健康保險。復健病房和入院病房一樣，也有自己的醫生負責接收病患入院、檢查、辦理出院，那個月，柯蒂斯醫師也是其中一位。
他說他剛從外頭回到醫院，正要去找一位因中風入院復健的病患。那名患者等待出院已經好幾個月了，但柯蒂斯醫師每天巡房查看病房的三十六名病患時，這個病人一直還在，而且滑著輪椅到處去，繼續接受治療。
柯蒂斯醫師說：「最後我問他，既然你能走路了，為什麼還在這裡？為什麼還坐在輪椅上，還沒出院？」
「醫師，沒有鞋子。他們幫我訂了特殊的鞋子，但還在等政府核准醫療補助。」
「他們等多久了？」柯蒂斯醫師問。
「三個月。」
柯蒂斯醫師想了一下，接著問：「你穿幾號的鞋子？」
「九號。」
柯蒂斯醫師思索片刻，想了一下他的職責、其他患者、必須寫的報表、必須填的品質確保表單，接著離開醫院，開車去沃爾瑪百貨，買了一雙一六．九九美元的九號慢跑鞋。這時他剛買了鞋子回來，正要回病房交給那位病患，然後填寫出院單。
我問他打算拿收據請款嗎？
他笑了。
我看著他匆匆走回復健病房，心想，為什麼柯蒂斯醫師這麼做？為什麼其他人沒這麼做？這件事做起來很簡單，但我完全沒想過要這麼做。鞋子遲遲不送來，我當然也會不耐，我會再填一次申請單，甚至填第三次。我甚至可能會寫信或打電話到政府醫療補助單位，抗議審核一雙鞋子竟然要那麼久的時間。但我完全不會想到跑一趟沃爾瑪幫病患買鞋。我手邊有太多事要做、太多單子要填、太多病患要照顧。那樣做，也等於跨過某道無效率的界線。然而柯蒂斯醫師沒多問什麼，他親自開車出去，匆匆買了鞋，趕回病房，幫病患穿上。
他讓我想起一句格言：「照顧病人的祕訣在於關心病人。」我一直很喜歡這句話，但始終不太明白，以為那是指關懷病患—關愛或至少喜歡患者。當我看到柯蒂斯醫師衝去為他不太認識的病患買鞋時，我想那句話肯定有更深的意涵。於是我探尋那句話的來源，發現它出自一九二七年弗朗西斯．皮巴迪醫師（Francis Peabody）對哈佛醫學院畢業生的演講。我進一步探究後，發現皮巴迪醫師指的不是關懷病患，而是照護病患。他說，那是指為患者做點小事，也就是護士常為病人做的貼心的事，例如調整病人的床單，餵病患啜飲幾口水。皮巴迪醫生坦言，那樣做會占用時間，也許不是醫生最有效運用時間的方式，卻是值得的，因為那種費時的照護，培養了患者和醫生之間的關係，那關係正是促進療癒的祕訣。
所以皮巴迪醫師真正的意思是：照顧病人的祕訣在於—─無效率。
這真是諷刺。同樣諷刺的是，當狄恩提公司檢查醫院裡除了病患以外的一切—書籍、醫療方案、成本、營收……時，柯蒂斯醫師其實一直在提供最有效率的健康照護，放下所謂的職責，去完成真正的職責。他買那雙鞋，想必幫醫療照護系統省下好幾千美元，但狄恩提公司不會認為那樣做是有效率的。他們會認為那是無效率的，浪費領高薪又受過高等訓練的醫生的時間。
柯蒂斯醫師也讓我想起印度對於好醫生、優等醫生、最高等醫生的形容。好醫生診斷正確，給予適切的治療。優等醫生不僅這麼做，還陪病患一起去拿藥。最高等的醫生在藥局等病人服下藥物。去沃爾瑪買鞋正是最高等的醫生會做的事。
在遇到那次的鞋子個案前，我一直努力當個好醫生—─診斷正確，給予適切的治療。但柯蒂斯醫師把標準提高了。托德小姐教我改變膳食、更換眼鏡等小事的重要，柯蒂斯醫師教我的，則是偶爾可以考慮親自為病患拿取食物或更換眼鏡。
後來我有時也會那麼做，醫院裡很多醫師也是。有時我會為厭食症的患者烹煮特殊的食物，或幫渴望閱讀的病患更換眼鏡（樓下診所在老舊的天鵝絨盒裡擺了精美的工具，還有一大罐古老的眼鏡螺絲）。那樣的無效率照護往往是有效率的，可以迅速確實地解決問題。於是我第一次深深思索：深池醫院的無效率照護，實際上可能比狄恩提公司講究成本效益的醫療系統更有效率，即使從金錢、Excel試算表的角度來看，可能也是如此。
X光解開半年來的謎
醫生是從護士和復健師那裡得到報告的，
他告訴我，他沒想過請穆勒太太再回醫院檢查，那太麻煩了。
相反的，在深池醫院，要為她檢查和照X光都很簡單。
穆勒太太的個案最令我驚訝的是我幫醫療照護系統省了多少錢，而且花的心力竟是那麼少。那不是什麼高難度的診斷，換成深池醫院裡的任何一位醫生，終究都會送她去照X光，診斷出是人工髖關節脫臼的問題。
那麼，為什麼她之前臥病在床的六個月都沒人那樣做？我不知道，但我大致可以猜測出原因。復健師讓穆勒太太的醫生知道她的病情毫無起色，但她告知醫生後，她的責任就結束了。家庭探視護士到她家照顧她的糖尿病症狀，也盡了本分。家居照顧員天天到府幫忙，社工也盡了社工責任，但沒人負責把這一切整合在一起來觀察。
她的醫生呢？她不是有醫生嗎？醫生難道不就該做出應有的診斷？
我對這部分的瞭解不像穆勒太太那麼多。她在公寓樓上臥床許久，可能那六個月期間都沒看醫生，也沒找外科醫生回診。醫生是從護士和復健師那裡得到報告的，他告訴我，他沒想過請穆勒太太再回醫院檢查，那太麻煩了。相反的，在深池醫院，要為她檢查和照X光都很簡單，照了X光後，我可以很快就上樓自己看X光片。
換成深池醫院的大多數醫生，一旦發現穆勒太太不再疼痛，也會幫她停掉止痛藥。那是我們這裡的文化。外面的做法和我們不同。我收過很多病人早就不再疼痛了，卻仍在服用止痛藥。為什麼他們不幫病人停藥？一來因為習慣，另一個原因是病患偶爾才去門診，醫生也難以評估，既然病患的狀況穩定，就沒必要停藥，以免出現其他狀況。
在深池醫院，會幫她逐漸減少抗精神病藥物的醫生可能比停止痛藥的少，但還是有很多醫生會那麼做。畢竟我們這裡多的是時間，在全天候的觀察下，穆勒太太因用藥減量而精神異常的風險是我們可以接受的，萬一她又開始出現精神混亂的現象，我們會注意到。
這裡會幫她停止注射胰島素的醫生可能又更少了，因為病人一旦診斷出有糖尿病，通常就很難擺脫。不過，穆勒太太在深池醫院的任何醫生照顧下，幾乎都能出院回家，因為那是深池醫院的特質—─在開放式病房裡，觀察入微的護士能隨時追蹤病患，醫生每天都能看到病患並留意變化，而且樓上就是X光室。
經濟學家瞭解醫療運作嗎？
他們的邏輯是醫藥、化驗、療程是必需品，
但給人足夠的時間去完成工作，則是可犧牲的奢侈品；
經濟學家也把良好的膳食、安靜的環境視為昂貴的奢侈品。
我看著穆勒太太上車時，想到深池醫院的緩慢療法幫醫療照護系統省下的金錢。我開始覺得深池醫院是緩慢療法的代名詞，就像飲食之中有分速食和慢食一樣。
我之所以想起這件事，主要是因為這時我們又再次面臨預算危機，管理高層發函要求我們節約成本，注意我們做一切事情的成本。例如，如果比較便宜的舊藥有效，也許我們可以避免開最新的藥物給病患；如果檢驗沒什麼臨床效果，也許我們應該擱置那些昂貴的檢驗；使用廂型車，而不是救護車；重新考慮常規檢測等。管理高層提出那些建議的方式，彷彿他們需要說服醫生注意成本似的，有些醫生的確把那些建議視為資本主義者入侵醫療照護機構的證據。然而一如穆勒太太讓我看到的，真正的問題其實是管理高層想得不夠遠，網子灑得不夠廣，沒抓到真正的罪魁禍首。
以穆勒太太的例子來說，真正省錢的是正確的診斷及充裕的時間重新評估病患。那其實不是多大的要求，只是身體檢查和照傳統的X光而已，但那的確需要時間，而且挺耗時的。徹底的檢查幾乎花了我兩個小時，我每天造訪病患的時間雖然不長，但不匆忙，不過那樣就足以讓我發現穆勒太太並沒有失智，沒有精神異常或糖尿病。
經濟學家認為這種照護的成本很貴，但這些仍比核磁共振攝影甚至例行的化驗還便宜，更別說是讓穆勒太太餘生都住在醫院裡的成本了。我算過，病患平均在深池醫院待六年，每年要花十二萬美元，扣掉穆勒太太補救手術的成本（這還不算照顧她智障女兒的成本），為穆勒太太做正確的診斷可以幫醫療體系省下約四十萬美元。
穆勒太太的案例讓我不禁思考，如果醫生要為成本負責，為什麼節省成本卻不算我們的功勞？為什麼我們不能把省下來的錢用在病患身上，用在經濟學家視為浪費的照護上？
目前的現況正好相反。所有人對醫藥、檢測、療程的花費毫不手軟，但為了支應那些開銷，大幅刪減人力、食物、裝備的花費。他們的邏輯是醫藥、化驗、療程是必需品，但給人足夠的時間去完成工作，則是可犧牲的奢侈品。
尤其是醫生。經濟學家始終認為醫生很昂貴，這點令我相當訝異。他們發明了許多划算的對策，例如降低醫療工作的技術性，以便轉交給護士和醫師助理；將醫療決策電腦化；以運算法則取代思考，因為他們認為醫生成本太高。事實上醫生成本不高，至少我認識的醫生都不是。我們的成本和護士、中階管理者、資訊工程師差不多。把我花在穆勒太太身上的時間加總起來，正確診斷的成本和一次核磁共振攝影的成本（大規模計價）差不多。
經濟學家也對前現代醫藥的其他療法—─良好的膳食、安靜的環境、各種細節—─採取同樣的做法，把它們視為昂貴的奢侈品，從計算中刪除。例如，在深池醫院，多數病患每天用藥十五種，甚至二十種，很多藥物其實並不需要；相較之下，病患的每日用餐預算則刪減至七美元，那只夠供應基本的膳食。
我不禁納悶：經濟學家是否曾把他們的「證據導向醫療標準」套用到他們的經濟假設上加以驗證？犧牲良好的膳食、清潔的環境、醫生的時間，以換取醫藥、檢測、療程（尤其是那些病患不需要的東西），在什麼情況、什麼病人、什麼疾病下真的有成本效益？
穆勒太太雖然是深池醫院的緩慢療法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但她不是唯一的特例。我經手入院的每位病患幾乎都有誤診或診斷過時的情況，他們也因為那些不當的診斷而接受醫療。例如，有的用藥需要定期驗血；有的會導致副作用，因此需要更多醫療；有的會造成不良反應，對病患有害。我的病患剛送來時，通常都服用十五至二十種的藥物，但最後往往只需要六、七種。
任何藥物—─即使最便宜的—─都很昂貴。再加上副作用、化驗、不良反應，以及藥劑師、醫生、護士用來準備、指定、施打藥物的時間，每種用藥的每日成本約六、七美元。因此，深池醫院的緩慢療法既然可以停用十到十二種不必要的藥，其實比號稱有效率的醫療照護更有效率，每天至少可以省下七十美元。
我想到那七十美元每天可以為病人買到哪些東西。例如好的膳食—不只是美味的食物，而且還是優質、有機、多元的食物。例如好酒—治療厭食症的希德格藥酒、治療消化不良的餐後酒；例如針灸、按摩等。每天多了七十美元可以花在每位病患身上，醫療將會變得更加豐富。
這件事做起來很簡單，但我沒想過要這麼做。
柯蒂斯醫師沒多問什麼，他親自開車出去，
匆匆買了鞋，趕回病房，幫病患穿上。
柯蒂斯醫師是我在這個醫院裡的偶像之一。他不像我們戴著眼鏡，敏銳的雙眼似乎可以看得比我們更遠、更深。確實如此。蘿梅洛醫師和芬特娜醫師寫的入院診療報告詳盡娟秀，傑弗斯醫師的雖然潦草但重點清楚，至於柯蒂斯醫師的報告往往不超過一頁，但字跡像印刷的一樣工整。我看過其中一份只寫了幾句：蓋茨先生已是末期，需要安寧照護，已聯絡家屬，他目前狀況平和。
我從柯蒂斯醫師的身上學到很多，不過，缺鞋的個案為我帶來最多關於照護與關懷、時間與無效率的啟示。
醫院裡有一條設有窗戶的寬敞長廊，它貫穿全院，可通往所有病房區。那一天，我碰巧在長廊上遇見他。他看起來神色匆忙。
我問他要趕去哪裡。
他說回復健病房，那幾週他在那裡代班。
復健病房和入院病房一樣，在深池醫院裡就像一個迷你醫院，專收輕微中風和腦部受傷較不嚴重的病患。多數患者休養一段時間後就能康復，有家可歸的就可出院返家，不過那裡的病患大多沒有朋友、金錢或健康保險。復健病房和入院病房一樣，也有自己的醫生負責接收病患入院、檢查、辦理出院，那個月，柯蒂斯醫師也是其中一位。
他說他剛從外頭回到醫院，正要去找一位因中風入院復健的病患。那名患者等待出院已經好幾個月了，但柯蒂斯醫師每天巡房查看病房的三十六名病患時，這個病人一直還在，而且滑著輪椅到處去，繼續接受治療。
柯蒂斯醫師說：「最後我問他，既然你能走路了，為什麼還在這裡？為什麼還坐在輪椅上，還沒出院？」
「醫師，沒有鞋子。他們幫我訂了特殊的鞋子，但還在等政府核准醫療補助。」
「他們等多久了？」柯蒂斯醫師問。
「三個月。」
柯蒂斯醫師想了一下，接著問：「你穿幾號的鞋子？」
「九號。」
柯蒂斯醫師思索片刻，想了一下他的職責、其他患者、必須寫的報表、必須填的品質確保表單，接著離開醫院，開車去沃爾瑪百貨，買了一雙一六．九九美元的九號慢跑鞋。這時他剛買了鞋子回來，正要回病房交給那位病患，然後填寫出院單。
我問他打算拿收據請款嗎？
他笑了。
我看著他匆匆走回復健病房，心想，為什麼柯蒂斯醫師這麼做？為什麼其他人沒這麼做？這件事做起來很簡單，但我完全沒想過要這麼做。鞋子遲遲不送來，我當然也會不耐，我會再填一次申請單，甚至填第三次。我甚至可能會寫信或打電話到政府醫療補助單位，抗議審核一雙鞋子竟然要那麼久的時間。但我完全不會想到跑一趟沃爾瑪幫病患買鞋。我手邊有太多事要做、太多單子要填、太多病患要照顧。那樣做，也等於跨過某道無效率的界線。然而柯蒂斯醫師沒多問什麼，他親自開車出去，匆匆買了鞋，趕回病房，幫病患穿上。
他讓我想起一句格言：「照顧病人的祕訣在於關心病人。」我一直很喜歡這句話，但始終不太明白，以為那是指關懷病患—關愛或至少喜歡患者。當我看到柯蒂斯醫師衝去為他不太認識的病患買鞋時，我想那句話肯定有更深的意涵。於是我探尋那句話的來源，發現它出自一九二七年弗朗西斯．皮巴迪醫師（Francis Peabody）對哈佛醫學院畢業生的演講。我進一步探究後，發現皮巴迪醫師指的不是關懷病患，而是照護病患。他說，那是指為患者做點小事，也就是護士常為病人做的貼心的事，例如調整病人的床單，餵病患啜飲幾口水。皮巴迪醫生坦言，那樣做會占用時間，也許不是醫生最有效運用時間的方式，卻是值得的，因為那種費時的照護，培養了患者和醫生之間的關係，那關係正是促進療癒的祕訣。
所以皮巴迪醫師真正的意思是：照顧病人的祕訣在於—─無效率。
這真是諷刺。同樣諷刺的是，當狄恩提公司檢查醫院裡除了病患以外的一切—書籍、醫療方案、成本、營收……時，柯蒂斯醫師其實一直在提供最有效率的健康照護，放下所謂的職責，去完成真正的職責。他買那雙鞋，想必幫醫療照護系統省下好幾千美元，但狄恩提公司不會認為那樣做是有效率的。他們會認為那是無效率的，浪費領高薪又受過高等訓練的醫生的時間。
柯蒂斯醫師也讓我想起印度對於好醫生、優等醫生、最高等醫生的形容。好醫生診斷正確，給予適切的治療。優等醫生不僅這麼做，還陪病患一起去拿藥。最高等的醫生在藥局等病人服下藥物。去沃爾瑪買鞋正是最高等的醫生會做的事。
在遇到那次的鞋子個案前，我一直努力當個好醫生—─診斷正確，給予適切的治療。但柯蒂斯醫師把標準提高了。托德小姐教我改變膳食、更換眼鏡等小事的重要，柯蒂斯醫師教我的，則是偶爾可以考慮親自為病患拿取食物或更換眼鏡。
後來我有時也會那麼做，醫院裡很多醫師也是。有時我會為厭食症的患者烹煮特殊的食物，或幫渴望閱讀的病患更換眼鏡（樓下診所在老舊的天鵝絨盒裡擺了精美的工具，還有一大罐古老的眼鏡螺絲）。那樣的無效率照護往往是有效率的，可以迅速確實地解決問題。於是我第一次深深思索：深池醫院的無效率照護，實際上可能比狄恩提公司講究成本效益的醫療系統更有效率，即使從金錢、Excel試算表的角度來看，可能也是如此。
X光解開半年來的謎
醫生是從護士和復健師那裡得到報告的，
他告訴我，他沒想過請穆勒太太再回醫院檢查，那太麻煩了。
相反的，在深池醫院，要為她檢查和照X光都很簡單。
穆勒太太的個案最令我驚訝的是我幫醫療照護系統省了多少錢，而且花的心力竟是那麼少。那不是什麼高難度的診斷，換成深池醫院裡的任何一位醫生，終究都會送她去照X光，診斷出是人工髖關節脫臼的問題。
那麼，為什麼她之前臥病在床的六個月都沒人那樣做？我不知道，但我大致可以猜測出原因。復健師讓穆勒太太的醫生知道她的病情毫無起色，但她告知醫生後，她的責任就結束了。家庭探視護士到她家照顧她的糖尿病症狀，也盡了本分。家居照顧員天天到府幫忙，社工也盡了社工責任，但沒人負責把這一切整合在一起來觀察。
她的醫生呢？她不是有醫生嗎？醫生難道不就該做出應有的診斷？
我對這部分的瞭解不像穆勒太太那麼多。她在公寓樓上臥床許久，可能那六個月期間都沒看醫生，也沒找外科醫生回診。醫生是從護士和復健師那裡得到報告的，他告訴我，他沒想過請穆勒太太再回醫院檢查，那太麻煩了。相反的，在深池醫院，要為她檢查和照X光都很簡單，照了X光後，我可以很快就上樓自己看X光片。
換成深池醫院的大多數醫生，一旦發現穆勒太太不再疼痛，也會幫她停掉止痛藥。那是我們這裡的文化。外面的做法和我們不同。我收過很多病人早就不再疼痛了，卻仍在服用止痛藥。為什麼他們不幫病人停藥？一來因為習慣，另一個原因是病患偶爾才去門診，醫生也難以評估，既然病患的狀況穩定，就沒必要停藥，以免出現其他狀況。
在深池醫院，會幫她逐漸減少抗精神病藥物的醫生可能比停止痛藥的少，但還是有很多醫生會那麼做。畢竟我們這裡多的是時間，在全天候的觀察下，穆勒太太因用藥減量而精神異常的風險是我們可以接受的，萬一她又開始出現精神混亂的現象，我們會注意到。
這裡會幫她停止注射胰島素的醫生可能又更少了，因為病人一旦診斷出有糖尿病，通常就很難擺脫。不過，穆勒太太在深池醫院的任何醫生照顧下，幾乎都能出院回家，因為那是深池醫院的特質—─在開放式病房裡，觀察入微的護士能隨時追蹤病患，醫生每天都能看到病患並留意變化，而且樓上就是X光室。
經濟學家瞭解醫療運作嗎？
他們的邏輯是醫藥、化驗、療程是必需品，
但給人足夠的時間去完成工作，則是可犧牲的奢侈品；
經濟學家也把良好的膳食、安靜的環境視為昂貴的奢侈品。
我看著穆勒太太上車時，想到深池醫院的緩慢療法幫醫療照護系統省下的金錢。我開始覺得深池醫院是緩慢療法的代名詞，就像飲食之中有分速食和慢食一樣。
我之所以想起這件事，主要是因為這時我們又再次面臨預算危機，管理高層發函要求我們節約成本，注意我們做一切事情的成本。例如，如果比較便宜的舊藥有效，也許我們可以避免開最新的藥物給病患；如果檢驗沒什麼臨床效果，也許我們應該擱置那些昂貴的檢驗；使用廂型車，而不是救護車；重新考慮常規檢測等。管理高層提出那些建議的方式，彷彿他們需要說服醫生注意成本似的，有些醫生的確把那些建議視為資本主義者入侵醫療照護機構的證據。然而一如穆勒太太讓我看到的，真正的問題其實是管理高層想得不夠遠，網子灑得不夠廣，沒抓到真正的罪魁禍首。
以穆勒太太的例子來說，真正省錢的是正確的診斷及充裕的時間重新評估病患。那其實不是多大的要求，只是身體檢查和照傳統的X光而已，但那的確需要時間，而且挺耗時的。徹底的檢查幾乎花了我兩個小時，我每天造訪病患的時間雖然不長，但不匆忙，不過那樣就足以讓我發現穆勒太太並沒有失智，沒有精神異常或糖尿病。
經濟學家認為這種照護的成本很貴，但這些仍比核磁共振攝影甚至例行的化驗還便宜，更別說是讓穆勒太太餘生都住在醫院裡的成本了。我算過，病患平均在深池醫院待六年，每年要花十二萬美元，扣掉穆勒太太補救手術的成本（這還不算照顧她智障女兒的成本），為穆勒太太做正確的診斷可以幫醫療體系省下約四十萬美元。
穆勒太太的案例讓我不禁思考，如果醫生要為成本負責，為什麼節省成本卻不算我們的功勞？為什麼我們不能把省下來的錢用在病患身上，用在經濟學家視為浪費的照護上？
目前的現況正好相反。所有人對醫藥、檢測、療程的花費毫不手軟，但為了支應那些開銷，大幅刪減人力、食物、裝備的花費。他們的邏輯是醫藥、化驗、療程是必需品，但給人足夠的時間去完成工作，則是可犧牲的奢侈品。
尤其是醫生。經濟學家始終認為醫生很昂貴，這點令我相當訝異。他們發明了許多划算的對策，例如降低醫療工作的技術性，以便轉交給護士和醫師助理；將醫療決策電腦化；以運算法則取代思考，因為他們認為醫生成本太高。事實上醫生成本不高，至少我認識的醫生都不是。我們的成本和護士、中階管理者、資訊工程師差不多。把我花在穆勒太太身上的時間加總起來，正確診斷的成本和一次核磁共振攝影的成本（大規模計價）差不多。
經濟學家也對前現代醫藥的其他療法—─良好的膳食、安靜的環境、各種細節—─採取同樣的做法，把它們視為昂貴的奢侈品，從計算中刪除。例如，在深池醫院，多數病患每天用藥十五種，甚至二十種，很多藥物其實並不需要；相較之下，病患的每日用餐預算則刪減至七美元，那只夠供應基本的膳食。
我不禁納悶：經濟學家是否曾把他們的「證據導向醫療標準」套用到他們的經濟假設上加以驗證？犧牲良好的膳食、清潔的環境、醫生的時間，以換取醫藥、檢測、療程（尤其是那些病患不需要的東西），在什麼情況、什麼病人、什麼疾病下真的有成本效益？
穆勒太太雖然是深池醫院的緩慢療法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但她不是唯一的特例。我經手入院的每位病患幾乎都有誤診或診斷過時的情況，他們也因為那些不當的診斷而接受醫療。例如，有的用藥需要定期驗血；有的會導致副作用，因此需要更多醫療；有的會造成不良反應，對病患有害。我的病患剛送來時，通常都服用十五至二十種的藥物，但最後往往只需要六、七種。
任何藥物—─即使最便宜的—─都很昂貴。再加上副作用、化驗、不良反應，以及藥劑師、醫生、護士用來準備、指定、施打藥物的時間，每種用藥的每日成本約六、七美元。因此，深池醫院的緩慢療法既然可以停用十到十二種不必要的藥，其實比號稱有效率的醫療照護更有效率，每天至少可以省下七十美元。
我想到那七十美元每天可以為病人買到哪些東西。例如好的膳食—不只是美味的食物，而且還是優質、有機、多元的食物。例如好酒—治療厭食症的希德格藥酒、治療消化不良的餐後酒；例如針灸、按摩等。每天多了七十美元可以花在每位病患身上，醫療將會變得更加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