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微生物由強而弱 衛生專家由弱而強
1. 我們有必要談論「巴斯德」，甚或巴斯德嗎？
顯然，我選擇來研究的反例，之所以變得無可爭議，是因為人們把它描述成：「由巴斯德引入醫界的革命」。這句話關乎原由與時期的認定。我們也可以說，這句話呼應了某個主流的觀點；這觀點在一場戰役裡脫穎而出，其他在不同時候追求不同目標的行動者最後落敗了。當我們談到該世紀末的衛生與醫療的時候，是否一定要談到巴斯德呢？這一切並非如此理所當然。在《戰爭與和平》當中，托爾斯泰對政治哲學有著一番論述，而巴斯德在這裡，就好比書中描繪的拿破崙。
在書中，托爾斯泰喚來了好些人物，以深入探討一個對他而言是關鍵的問題：一個人能夠做到什麼？偉人，如拿破崙或庫圖佐夫（法俄戰爭時統領俄軍的將軍），到底做到些什麼？托爾斯泰花了快八百頁，才把功勞重新歸還給人群，反觀當時的歷史學家，卻只把功勞歸給某些人的品德與才華，整場運動遭到收割，被呈現為少數偉人的創舉。但托爾斯泰成功了，現代歷史學都支持他的理論，認為偉人只有相對的重要性。至少，對於政治人物來說這是真的。但是談到科學人物的時候，我們還是照樣崇拜一個人物的長處與天賦，而不去思索讓他平步青雲的「力量」有多麼重要。
我們頂多會承認，在科技或科學領域中的發現和［被發明的］機器，的確需要「人群」加以散播。至於科技創造，則跟人群毫無瓜葛。偉人獨自守在實驗室裡，單憑他的概念，以他個人的精神力量，獨力挑起改革社會的重擔。在政治偉人那裡，我們認為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怎麼到科學偉人的時候卻是這麼難以接受？
如果托爾斯泰對拿破崙聖傳義憤填膺，那麼當他看到我們在法國打從最初就賦予路易．巴斯德的東西，他又會說些什麼呢？巴斯德完成了一切，他革新、改革了醫學，創立了新醫學、新生物學、新衛生學。龍杜希（Landouzy）臨死前嚷道：「沒有一個時代會像巴斯德時代一樣，為同代所立功業之多，讓你們每天都歡迎晨曦的到來」（1885, 25.7, p. 107）。
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一個時代，都能把名字掛在全法國城鄉的大街上，都能禁止人隨意吐痰，促使人去挖鑿排汙系統、接種疫苗、開啟血清療法等等。他，巴斯德，單憑一己之力，或至少，憑藉他思想的力量，就完成了一切。這種說法，就如同「庫圖佐夫打敗了拿破崙」一樣站不住腳。我們必須這樣去看待所有的「大人物」：
唯一能夠解釋火車頭運行的，是與所見運動相當的力量概念。而唯一能解釋群眾運動的，則是與群眾整體的運動相當之力量概念。（Tolstoy II, p. 710）
第一章 微生物由強而弱 衛生專家由弱而強
1. 我們有必要談論「巴斯德」，甚或巴斯德嗎？
顯然，我選擇來研究的反例，之所以變得無可爭議，是因為人們把它描述成：「由巴斯德引入醫界的革命」。這句話關乎原由與時期的認定。我們也可以說，這句話呼應了某個主流的觀點；這觀點在一場戰役裡脫穎而出，其他在不同時候追求不同目標的行動者最後落敗了。當我們談到該世紀末的衛生與醫療的時候，是否一定要談到巴斯德呢？這一切並非如此理所當然。在《戰爭與和平》當中，托爾斯泰對政治哲學有著一番論述，而巴斯德在這裡，就好比書中描繪的拿破崙。
在書中，托爾斯泰喚來了好些人物，以深入探討一個對他而言是關鍵的問題：一個人能夠做到什麼？偉人，如拿破崙或庫圖佐夫（法俄戰爭時統領俄軍的將軍），到底做到些什麼？托爾斯泰花了快八百頁，才把功勞重新歸還給人群，反觀當時的歷史學家，卻只把功勞歸給某些人的品德與才華，整場運動遭到收割，被呈現為少數偉人的創舉。但托爾斯泰成功了，現代歷史學都支持他的理論，認為偉人只有相對的重要性。至少，對於政治人物來說這是真的。但是談到科學人物的時候，我們還是照樣崇拜一個人物的長處與天賦，而不去思索讓他平步青雲的「力量」有多麼重要。
我們頂多會承認，在科技或科學領域中的發現和［被發明的］機器，的確需要「人群」加以散播。至於科技創造，則跟人群毫無瓜葛。偉人獨自守在實驗室裡，單憑他的概念，以他個人的精神力量，獨力挑起改革社會的重擔。在政治偉人那裡，我們認為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怎麼到科學偉人的時候卻是這麼難以接受？
如果托爾斯泰對拿破崙聖傳義憤填膺，那麼當他看到我們在法國打從最初就賦予路易．巴斯德的東西，他又會說些什麼呢？巴斯德完成了一切，他革新、改革了醫學，創立了新醫學、新生物學、新衛生學。龍杜希（Landouzy）臨死前嚷道：「沒有一個時代會像巴斯德時代一樣，為同代所立功業之多，讓你們每天都歡迎晨曦的到來」（1885, 25.7, p. 107）。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一個時代，都能把名字掛在全法國城鄉的大街上，都能禁止人隨意吐痰，促使人去挖鑿排汙系統、接種疫苗、開啟血清療法等等。他，巴斯德，單憑一己之力，或至少，憑藉他思想的力量，就完成了一切。這種說法，就如同「庫圖佐夫打敗了拿破崙」一樣站不住腳。我們必須這樣去看待所有的「大人物」：
唯一能夠解釋火車頭運行的，是與所見運動相當的力量概念。而唯一能解釋群眾運動的，則是與群眾整體的運動相當之力量概念。（Tolstoy II, p. 710）
如果說，全歐洲在上世紀末的生存條件得以轉變，我們也不能把這豐功偉業全數歸給一個人的天才；反過來，我們可以理解這個人怎樣跟隨、陪同，並時而超前這轉變，然後，我們又怎樣授予他獨一無二的責任（至少在英倫海峽的這一邊─法國是如此）。
與巴斯德同時代的人、巴斯德的信眾、歷史學家並沒有忽視這問題。他們完全承認巴斯德並非「獨自」完成一切，但很快又回來同意這觀點：他們假設一切都是巴斯德的「潛移默化」，或者其他一切都「潛在地」存在於巴斯德思想之中。布雷（Bouley）便這樣奉承他：
出現了一位人物，而為了說出我想講的一件了不起的事，我樂於借用博絮埃（Bossuet）著名的辭鋒：出現了一位人物，才智過人，難以置信。（1881, 20.9., p. 546）
這幾乎是跪地膜拜，因為我們居然將整個社會的迅速轉變，歸因於一個人的「思想」。崔拉（Trélat）喊說：「天才的力量竟可贏得這樣的戰役，你們沒有感到驚訝嗎？」（1895, 10.8., p. 170）。沒錯，如果一個人借力於世人，卻被誤以為是他個人的力量，我們當然驚訝不已（1.5.1.）。這就是被同樣的名字混淆了：巴斯德與「巴斯德」不同，所以我才要放上一對引號。我們不再如此看待拿破崙，或者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的天賦，為什麼對巴斯德卻依舊如此？如果我們以社會學或經濟學角度來解釋俄國的戰役時沒有感到困難，為什麼不願將社會學運用到巴氏細菌學上？
如果說，全歐洲在上世紀末的生存條件得以轉變，我們也不能把這豐功偉業全數歸給一個人的天才；反過來，我們可以理解這個人怎樣跟隨、陪同，並時而超前這轉變，然後，我們又怎樣授予他獨一無二的責任（至少在英倫海峽的這一邊─法國是如此）。
與巴斯德同時代的人、巴斯德的信眾、歷史學家並沒有忽視這問題。他們完全承認巴斯德並非「獨自」完成一切，但很快又回來同意這觀點：他們假設一切都是巴斯德的「潛移默化」，或者其他一切都「潛在地」存在於巴斯德思想之中。布雷（Bouley）便這樣奉承他：
出現了一位人物，而為了說出我想講的一件了不起的事，我樂於借用博絮埃（Bossuet）著名的辭鋒：出現了一位人物，才智過人，難以置信。（1881, 20.9., p. 546）
這幾乎是跪地膜拜，因為我們居然將整個社會的迅速轉變，歸因於一個人的「思想」。崔拉（Trélat）喊說：「天才的力量竟可贏得這樣的戰役，你們沒有感到驚訝嗎？」（1895, 10.8., p. 170）。沒錯，如果一個人借力於世人，卻被誤以為是他個人的力量，我們當然驚訝不已（1.5.1.）。這就是被同樣的名字混淆了：巴斯德與「巴斯德」不同，所以我才要放上一對引號。我們不再如此看待拿破崙，或者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的天賦，為什麼對巴斯德卻依舊如此？如果我們以社會學或經濟學角度來解釋俄國的戰役時沒有感到困難，為什麼不願將社會學運用到巴氏細菌學上？
我們猶豫的理由很簡單。分析家甚至不會猶豫。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可以分析的東西。實際上他們幾乎總是假設，科學的內容，還有觀念、動作、程序的傳播，都沒有特別的問題；只有觀念和動作的構成才是問題所在。他們對社會採用（古典）力學的觀念，授予［技術］一種慣性的力量，因此，一旦有人施力，就會一直維持下去，只有在連續碰撞之下力量才會消失。採用這種模型，便不得不把一切的力量都歸給巴氏實驗室，也不得不把所有的社會團體看作是慣性質量（masses inertes），只能把力量傳遞開來，或者吸收其中某個部分（我們會說他們「適應或抗拒進步」）。但我們必須明白，社會物理學中並不存在慣性定律。要說服別人某次實驗成功、某個方法奏效、某個證明具決定性，便需要至少兩個人。某個觀念或某項實踐，不會單單由於甲給予乙一股力量便從甲移轉至乙，還必須由乙奪取它，繼而調動（déplace）它。說到巴氏學說觀念的「散播」，倘若只有巴斯德和他同事的力量，這些觀念便永遠不會走出師範學院實驗室的圍牆，甚至，我將會證明，它們亦永遠都走不進去。觀念，即便是天才橫溢，即便能濟世救人，都不可能獨自移動（déplace）。必須要有某個力量進來，找到它，然後為其所需而奪取它、調動它，並且（或許）背叛它。
這觀點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只不過，若在哪裡看到某項實踐散播開來，我們就得要找到自主的行動者（acteur），而非認為是由慣性質量來被動地傳導力量。托爾斯泰想要把不屬於凱撒的東西從凱撒身上拿走，那就應該幫俄國社會重新定位，為所有角色重新訂立自主性。同樣地，我們必須把行動自由歸還給法國社會的一切行動者，把巴斯德的功績予以分解（décomposer）。問題接踵而至：要為細菌學成立一門社會學，就需要一個社會。
如果我們理想的讀者由1870年戰敗後開始披閱《科學雜誌》，他將會意外地發現很少人談論巴斯德，也沒多少人討論他的想法。大家還沒過問他。他的名字尚未觸及（traduit）任何攸關疾病的事物。大家都在談別的事，大家發表的證據都不是得自他的實驗室。
2. 在健康與財富之間：無可爭議的衝突
如果雜誌作者沒有談到巴斯德，也沒有過問他的討論，有一樣東西倒是令他們感興趣，他們也把它變得如此無可爭議，以至於成為一切推論的前提；從巴黎圍城翌日，新系列的第一期直至我們研究過的最後一期（1919年12月），「革新為當務之急」的口號大量湧現、遍布各地。雜誌主任阿勒加夫（Algave）寫道：
若革新大業終能實現，大部分的成就非醫師莫屬，因為，國力首先取決於市民的數量與體格。（1872, 3.2., p. 102）
我們知道，自從1871年7月開始，巴斯德動員了科學來治療「普魯士下疳」（1871, 22.7., p. 73-77）。受到挫折與屈辱的不只是法國，更普遍來說還包括整個人類，尤其是城市居民，同樣需要革新。在1872年的長篇論文中，史多克（W. Stokes）爵士概述了已高度發展的英國新醫學現況。在一篇評語中，《雜誌》編輯部定義了那幾年間政治行動的新局面：
（英國人）這民族天生就有強烈的實用精神，他們不去討論原理，不去研究絕對，而是不屈不撓地豎立支柱，以支撐古老的社會大廈，把它變作可容新民居住之所。（1872, 6.7., p. 14）
我們無法把這改革大計（作者堅稱這是「社會」改革，而非「政治」改革）定義得更好。大眾醫學首先參與其中，再來是生物科學使其更進一步。史多克繼續寫道：
這是何等幸運的時刻啊！科學力量可以應用在預防醫學，繼而帶動社會秩序的進步！大英皇冠下的數百萬子民，居家習慣幾乎無異於下等禽畜，在一片悽慘廣漠之中，身體與道德墮落著；一個帶來毀滅的源頭，可能延伸到大地之極，並回到西方，對付那最高貴的人種。（同上，p. 20）
我們猶豫的理由很簡單。分析家甚至不會猶豫。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可以分析的東西。實際上他們幾乎總是假設，科學的內容，還有觀念、動作、程序的傳播，都沒有特別的問題；只有觀念和動作的構成才是問題所在。他們對社會採用（古典）力學的觀念，授予［技術］一種慣性的力量，因此，一旦有人施力，就會一直維持下去，只有在連續碰撞之下力量才會消失。採用這種模型，便不得不把一切的力量都歸給巴氏實驗室，也不得不把所有的社會團體看作是慣性質量（masses inertes），只能把力量傳遞開來，或者吸收其中某個部分（我們會說他們「適應或抗拒進步」）。但我們必須明白，社會物理學中並不存在慣性定律。要說服別人某次實驗成功、某個方法奏效、某個證明具決定性，便需要至少兩個人。某個觀念或某項實踐，不會單單由於甲給予乙一股力量便從甲移轉至乙，還必須由乙奪取它，繼而調動（déplace）它。說到巴氏學說觀念的「散播」，倘若只有巴斯德和他同事的力量，這些觀念便永遠不會走出師範學院實驗室的圍牆，甚至，我將會證明，它們亦永遠都走不進去。觀念，即便是天才橫溢，即便能濟世救人，都不可能獨自移動（déplace）。必須要有某個力量進來，找到它，然後為其所需而奪取它、調動它，並且（或許）背叛它。
這觀點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只不過，若在哪裡看到某項實踐散播開來，我們就得要找到自主的行動者（acteur），而非認為是由慣性質量來被動地傳導力量。托爾斯泰想要把不屬於凱撒的東西從凱撒身上拿走，那就應該幫俄國社會重新定位，為所有角色重新訂立自主性。同樣地，我們必須把行動自由歸還給法國社會的一切行動者，把巴斯德的功績予以分解（décomposer）。問題接踵而至：要為細菌學成立一門社會學，就需要一個社會。
如果我們理想的讀者由1870年戰敗後開始披閱《科學雜誌》，他將會意外地發現很少人談論巴斯德，也沒多少人討論他的想法。大家還沒過問他。他的名字尚未觸及（traduit）任何攸關疾病的事物。大家都在談別的事，大家發表的證據都不是得自他的實驗室。2. 在健康與財富之間：無可爭議的衝突
如果雜誌作者沒有談到巴斯德，也沒有過問他的討論，有一樣東西倒是令他們感興趣，他們也把它變得如此無可爭議，以至於成為一切推論的前提；從巴黎圍城翌日，新系列的第一期直至我們研究過的最後一期（1919年12月），「革新為當務之急」的口號大量湧現、遍布各地。雜誌主任阿勒加夫（Algave）寫道：
若革新大業終能實現，大部分的成就非醫師莫屬，因為，國力首先取決於市民的數量與體格。（1872, 3.2., p. 102）
我們知道，自從1871年7月開始，巴斯德動員了科學來治療「普魯士下疳」（1871, 22.7., p. 73-77）。受到挫折與屈辱的不只是法國，更普遍來說還包括整個人類，尤其是城市居民，同樣需要革新。在1872年的長篇論文中，史多克（W. Stokes）爵士概述了已高度發展的英國新醫學現況。在一篇評語中，《雜誌》編輯部定義了那幾年間政治行動的新局面：
（英國人）這民族天生就有強烈的實用精神，他們不去討論原理，不去研究絕對，而是不屈不撓地豎立支柱，以支撐古老的社會大廈，把它變作可容新民居住之所。（1872, 6.7., p. 14）
我們無法把這改革大計（作者堅稱這是「社會」改革，而非「政治」改革）定義得更好。大眾醫學首先參與其中，再來是生物科學使其更進一步。史多克繼續寫道：
這是何等幸運的時刻啊！科學力量可以應用在預防醫學，繼而帶動社會秩序的進步！大英皇冠下的數百萬子民，居家習慣幾乎無異於下等禽畜，在一片悽慘廣漠之中，身體與道德墮落著；一個帶來毀滅的源頭，可能延伸到大地之極，並回到西方，對付那最高貴的人種。（同上，p. 20）
許多歷史學家已經強調，該時代正沉迷於追求人類的變革。《雜誌》的所有文章都是以此為前提，不但談論醫學，還在那幾年中間談到體操、殖民、國際貿易、教育、經濟、戰爭，尤其還談到法國的人口縮減。里歇（Richet）說這是「法國有史以來遭遇最大的危險」。每一篇文章都以不同的口吻，但重覆相同的旨要：我們需要強壯的人。
今日，國家政要心之所繫，莫過於人類生命的重構和重組。而獨立與生存，則是攸關國家不久的將來。（1875, 3.4., p. 933）
必須強調，我引述的作者，全都深深懷疑傳染理論，很少聽他們談到滅菌，而且，他們的寫作是早在細菌學應用到人體醫學以前，大概有十五年之久。
許多歷史學家已經強調，該時代正沉迷於追求人類的變革。《雜誌》的所有文章都是以此為前提，不但談論醫學，還在那幾年中間談到體操、殖民、國際貿易、教育、經濟、戰爭，尤其還談到法國的人口縮減。里歇（Richet）說這是「法國有史以來遭遇最大的危險」。每一篇文章都以不同的口吻，但重覆相同的旨要：我們需要強壯的人。
今日，國家政要心之所繫，莫過於人類生命的重構和重組。而獨立與生存，則是攸關國家不久的將來。（1875, 3.4., p. 933）
必須強調，我引述的作者，全都深深懷疑傳染理論，很少聽他們談到滅菌，而且，他們的寫作是早在細菌學應用到人體醫學以前，大概有十五年之久。
但這場運動又是從何而來？我有權不花時間去回答這問題，這並不會牴觸我的意圖，因為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比我研究的時期還要早，加上微生物還尚未成為勝負的關鍵。但與此同時，要對此作一般的解答並非難事；於是，我將會指出這件事的起源，好讓某些人不會因為看不到「下層建築」（infrastructures）而興味索然。不少歷史著作的直覺感知可從《雜誌》中的某些篇章得到證實，以此確認該時代所激發的力量到底來自何方。弗雷澤（Frazer）以三言兩語概述了該時代的發動者，那個「首動者」（primum movens），啟動了所有的能量，但自身卻不為所動，亦不為人知：時值十九世紀中葉，財富受到惡疾威脅，健康（Health）與財富（Wealth）之間產生了衝突，甚至達到決裂的地步。起先在英國的大城市、隨後則在歐洲大陸，「人類生命（它是生產財富之燃料）的耗損」，已導致名符其實的「能源危機」。全世界都不斷在說，人類的身子很差，快活不下去了。城市不能繼續做養老院和廢置場；窮人既悽慘又無知，身上滿是寄生蟲，常常是流浪漢或傳染病患。要重振並擴大剝削（或繁榮，隨你所願），就務必要搞衛生、辦教育、通風、洗滌、重建城市、挖下水道、裝置水池、學校、公園、運動館、診療所、托兒所。在我們感興趣的那個時代裡，這一切都不再引起爭議，也不再是有爭議的。他們便是從這裡動身去尋找力量，並實行特定的策略。
這場［運動］牽動的健康和財富遍及全歐洲，所動用能量之鉅，令人難以想像。這並非革命，而是如史多克所說的，這是「全國健康」的一心一德，以追求「國家的繁榮與道德」（1872, 6.7., p. 20）。這「勢差」（différence de potentiel）（我們重拾那個時代愛用的比喻）是所有行動者汲取能量的來源，在五十年間助建功立業；這便是托爾斯泰所需要的一種力量，實際上相當於社會體本身。巴派的人如同其他人，在此汲取能源，即便「巴斯德」這名字將會用來指稱這整場普遍的革新運動─我們將會看到理由為何。
但這場運動又是從何而來？我有權不花時間去回答這問題，這並不會牴觸我的意圖，因為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比我研究的時期還要早，加上微生物還尚未成為勝負的關鍵。但與此同時，要對此作一般的解答並非難事；於是，我將會指出這件事的起源，好讓某些人不會因為看不到「下層建築」（infrastructures）而興味索然。不少歷史著作的直覺感知可從《雜誌》中的某些篇章得到證實，以此確認該時代所激發的力量到底來自何方。弗雷澤（Frazer）以三言兩語概述了該時代的發動者，那個「首動者」（primum movens），啟動了所有的能量，但自身卻不為所動，亦不為人知：時值十九世紀中葉，財富受到惡疾威脅，健康（Health）與財富（Wealth）之間產生了衝突，甚至達到決裂的地步。起先在英國的大城市、隨後則在歐洲大陸，「人類生命（它是生產財富之燃料）的耗損」，已導致名符其實的「能源危機」。全世界都不斷在說，人類的身子很差，快活不下去了。城市不能繼續做養老院和廢置場；窮人既悽慘又無知，身上滿是寄生蟲，常常是流浪漢或傳染病患。要重振並擴大剝削（或繁榮，隨你所願），就務必要搞衛生、辦教育、通風、洗滌、重建城市、挖下水道、裝置水池、學校、公園、運動館、診療所、托兒所。在我們感興趣的那個時代裡，這一切都不再引起爭議，也不再是有爭議的。他們便是從這裡動身去尋找力量，並實行特定的策略。
這場［運動］牽動的健康和財富遍及全歐洲，所動用能量之鉅，令人難以想像。這並非革命，而是如史多克所說的，這是「全國健康」的一心一德，以追求「國家的繁榮與道德」（1872, 6.7., p. 20）。這「勢差」（différence de potentiel）（我們重拾那個時代愛用的比喻）是所有行動者汲取能量的來源，在五十年間助建功立業；這便是托爾斯泰所需要的一種力量，實際上相當於社會體本身。巴派的人如同其他人，在此汲取能源，即便「巴斯德」這名字將會用來指稱這整場普遍的革新運動─我們將會看到理由為何。
1. 我們有必要談論「巴斯德」，甚或巴斯德嗎？
顯然，我選擇來研究的反例，之所以變得無可爭議，是因為人們把它描述成：「由巴斯德引入醫界的革命」。這句話關乎原由與時期的認定。我們也可以說，這句話呼應了某個主流的觀點；這觀點在一場戰役裡脫穎而出，其他在不同時候追求不同目標的行動者最後落敗了。當我們談到該世紀末的衛生與醫療的時候，是否一定要談到巴斯德呢？這一切並非如此理所當然。在《戰爭與和平》當中，托爾斯泰對政治哲學有著一番論述，而巴斯德在這裡，就好比書中描繪的拿破崙。
在書中，托爾斯泰喚來了好些人物，以深入探討一個對他而言是關鍵的問題：一個人能夠做到什麼？偉人，如拿破崙或庫圖佐夫（法俄戰爭時統領俄軍的將軍），到底做到些什麼？托爾斯泰花了快八百頁，才把功勞重新歸還給人群，反觀當時的歷史學家，卻只把功勞歸給某些人的品德與才華，整場運動遭到收割，被呈現為少數偉人的創舉。但托爾斯泰成功了，現代歷史學都支持他的理論，認為偉人只有相對的重要性。至少，對於政治人物來說這是真的。但是談到科學人物的時候，我們還是照樣崇拜一個人物的長處與天賦，而不去思索讓他平步青雲的「力量」有多麼重要。
我們頂多會承認，在科技或科學領域中的發現和［被發明的］機器，的確需要「人群」加以散播。至於科技創造，則跟人群毫無瓜葛。偉人獨自守在實驗室裡，單憑他的概念，以他個人的精神力量，獨力挑起改革社會的重擔。在政治偉人那裡，我們認為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怎麼到科學偉人的時候卻是這麼難以接受？
如果托爾斯泰對拿破崙聖傳義憤填膺，那麼當他看到我們在法國打從最初就賦予路易．巴斯德的東西，他又會說些什麼呢？巴斯德完成了一切，他革新、改革了醫學，創立了新醫學、新生物學、新衛生學。龍杜希（Landouzy）臨死前嚷道：「沒有一個時代會像巴斯德時代一樣，為同代所立功業之多，讓你們每天都歡迎晨曦的到來」（1885, 25.7, p. 107）。
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一個時代，都能把名字掛在全法國城鄉的大街上，都能禁止人隨意吐痰，促使人去挖鑿排汙系統、接種疫苗、開啟血清療法等等。他，巴斯德，單憑一己之力，或至少，憑藉他思想的力量，就完成了一切。這種說法，就如同「庫圖佐夫打敗了拿破崙」一樣站不住腳。我們必須這樣去看待所有的「大人物」：
唯一能夠解釋火車頭運行的，是與所見運動相當的力量概念。而唯一能解釋群眾運動的，則是與群眾整體的運動相當之力量概念。（Tolstoy II, p. 710）
第一章 微生物由強而弱 衛生專家由弱而強
1. 我們有必要談論「巴斯德」，甚或巴斯德嗎？
顯然，我選擇來研究的反例，之所以變得無可爭議，是因為人們把它描述成：「由巴斯德引入醫界的革命」。這句話關乎原由與時期的認定。我們也可以說，這句話呼應了某個主流的觀點；這觀點在一場戰役裡脫穎而出，其他在不同時候追求不同目標的行動者最後落敗了。當我們談到該世紀末的衛生與醫療的時候，是否一定要談到巴斯德呢？這一切並非如此理所當然。在《戰爭與和平》當中，托爾斯泰對政治哲學有著一番論述，而巴斯德在這裡，就好比書中描繪的拿破崙。
在書中，托爾斯泰喚來了好些人物，以深入探討一個對他而言是關鍵的問題：一個人能夠做到什麼？偉人，如拿破崙或庫圖佐夫（法俄戰爭時統領俄軍的將軍），到底做到些什麼？托爾斯泰花了快八百頁，才把功勞重新歸還給人群，反觀當時的歷史學家，卻只把功勞歸給某些人的品德與才華，整場運動遭到收割，被呈現為少數偉人的創舉。但托爾斯泰成功了，現代歷史學都支持他的理論，認為偉人只有相對的重要性。至少，對於政治人物來說這是真的。但是談到科學人物的時候，我們還是照樣崇拜一個人物的長處與天賦，而不去思索讓他平步青雲的「力量」有多麼重要。
我們頂多會承認，在科技或科學領域中的發現和［被發明的］機器，的確需要「人群」加以散播。至於科技創造，則跟人群毫無瓜葛。偉人獨自守在實驗室裡，單憑他的概念，以他個人的精神力量，獨力挑起改革社會的重擔。在政治偉人那裡，我們認為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怎麼到科學偉人的時候卻是這麼難以接受？
如果托爾斯泰對拿破崙聖傳義憤填膺，那麼當他看到我們在法國打從最初就賦予路易．巴斯德的東西，他又會說些什麼呢？巴斯德完成了一切，他革新、改革了醫學，創立了新醫學、新生物學、新衛生學。龍杜希（Landouzy）臨死前嚷道：「沒有一個時代會像巴斯德時代一樣，為同代所立功業之多，讓你們每天都歡迎晨曦的到來」（1885, 25.7, p. 107）。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一個時代，都能把名字掛在全法國城鄉的大街上，都能禁止人隨意吐痰，促使人去挖鑿排汙系統、接種疫苗、開啟血清療法等等。他，巴斯德，單憑一己之力，或至少，憑藉他思想的力量，就完成了一切。這種說法，就如同「庫圖佐夫打敗了拿破崙」一樣站不住腳。我們必須這樣去看待所有的「大人物」：
唯一能夠解釋火車頭運行的，是與所見運動相當的力量概念。而唯一能解釋群眾運動的，則是與群眾整體的運動相當之力量概念。（Tolstoy II, p. 710）
如果說，全歐洲在上世紀末的生存條件得以轉變，我們也不能把這豐功偉業全數歸給一個人的天才；反過來，我們可以理解這個人怎樣跟隨、陪同，並時而超前這轉變，然後，我們又怎樣授予他獨一無二的責任（至少在英倫海峽的這一邊─法國是如此）。
與巴斯德同時代的人、巴斯德的信眾、歷史學家並沒有忽視這問題。他們完全承認巴斯德並非「獨自」完成一切，但很快又回來同意這觀點：他們假設一切都是巴斯德的「潛移默化」，或者其他一切都「潛在地」存在於巴斯德思想之中。布雷（Bouley）便這樣奉承他：
出現了一位人物，而為了說出我想講的一件了不起的事，我樂於借用博絮埃（Bossuet）著名的辭鋒：出現了一位人物，才智過人，難以置信。（1881, 20.9., p. 546）
這幾乎是跪地膜拜，因為我們居然將整個社會的迅速轉變，歸因於一個人的「思想」。崔拉（Trélat）喊說：「天才的力量竟可贏得這樣的戰役，你們沒有感到驚訝嗎？」（1895, 10.8., p. 170）。沒錯，如果一個人借力於世人，卻被誤以為是他個人的力量，我們當然驚訝不已（1.5.1.）。這就是被同樣的名字混淆了：巴斯德與「巴斯德」不同，所以我才要放上一對引號。我們不再如此看待拿破崙，或者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的天賦，為什麼對巴斯德卻依舊如此？如果我們以社會學或經濟學角度來解釋俄國的戰役時沒有感到困難，為什麼不願將社會學運用到巴氏細菌學上？
如果說，全歐洲在上世紀末的生存條件得以轉變，我們也不能把這豐功偉業全數歸給一個人的天才；反過來，我們可以理解這個人怎樣跟隨、陪同，並時而超前這轉變，然後，我們又怎樣授予他獨一無二的責任（至少在英倫海峽的這一邊─法國是如此）。
與巴斯德同時代的人、巴斯德的信眾、歷史學家並沒有忽視這問題。他們完全承認巴斯德並非「獨自」完成一切，但很快又回來同意這觀點：他們假設一切都是巴斯德的「潛移默化」，或者其他一切都「潛在地」存在於巴斯德思想之中。布雷（Bouley）便這樣奉承他：
出現了一位人物，而為了說出我想講的一件了不起的事，我樂於借用博絮埃（Bossuet）著名的辭鋒：出現了一位人物，才智過人，難以置信。（1881, 20.9., p. 546）
這幾乎是跪地膜拜，因為我們居然將整個社會的迅速轉變，歸因於一個人的「思想」。崔拉（Trélat）喊說：「天才的力量竟可贏得這樣的戰役，你們沒有感到驚訝嗎？」（1895, 10.8., p. 170）。沒錯，如果一個人借力於世人，卻被誤以為是他個人的力量，我們當然驚訝不已（1.5.1.）。這就是被同樣的名字混淆了：巴斯德與「巴斯德」不同，所以我才要放上一對引號。我們不再如此看待拿破崙，或者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的天賦，為什麼對巴斯德卻依舊如此？如果我們以社會學或經濟學角度來解釋俄國的戰役時沒有感到困難，為什麼不願將社會學運用到巴氏細菌學上？
我們猶豫的理由很簡單。分析家甚至不會猶豫。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可以分析的東西。實際上他們幾乎總是假設，科學的內容，還有觀念、動作、程序的傳播，都沒有特別的問題；只有觀念和動作的構成才是問題所在。他們對社會採用（古典）力學的觀念，授予［技術］一種慣性的力量，因此，一旦有人施力，就會一直維持下去，只有在連續碰撞之下力量才會消失。採用這種模型，便不得不把一切的力量都歸給巴氏實驗室，也不得不把所有的社會團體看作是慣性質量（masses inertes），只能把力量傳遞開來，或者吸收其中某個部分（我們會說他們「適應或抗拒進步」）。但我們必須明白，社會物理學中並不存在慣性定律。要說服別人某次實驗成功、某個方法奏效、某個證明具決定性，便需要至少兩個人。某個觀念或某項實踐，不會單單由於甲給予乙一股力量便從甲移轉至乙，還必須由乙奪取它，繼而調動（déplace）它。說到巴氏學說觀念的「散播」，倘若只有巴斯德和他同事的力量，這些觀念便永遠不會走出師範學院實驗室的圍牆，甚至，我將會證明，它們亦永遠都走不進去。觀念，即便是天才橫溢，即便能濟世救人，都不可能獨自移動（déplace）。必須要有某個力量進來，找到它，然後為其所需而奪取它、調動它，並且（或許）背叛它。
這觀點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只不過，若在哪裡看到某項實踐散播開來，我們就得要找到自主的行動者（acteur），而非認為是由慣性質量來被動地傳導力量。托爾斯泰想要把不屬於凱撒的東西從凱撒身上拿走，那就應該幫俄國社會重新定位，為所有角色重新訂立自主性。同樣地，我們必須把行動自由歸還給法國社會的一切行動者，把巴斯德的功績予以分解（décomposer）。問題接踵而至：要為細菌學成立一門社會學，就需要一個社會。
如果我們理想的讀者由1870年戰敗後開始披閱《科學雜誌》，他將會意外地發現很少人談論巴斯德，也沒多少人討論他的想法。大家還沒過問他。他的名字尚未觸及（traduit）任何攸關疾病的事物。大家都在談別的事，大家發表的證據都不是得自他的實驗室。
2. 在健康與財富之間：無可爭議的衝突
如果雜誌作者沒有談到巴斯德，也沒有過問他的討論，有一樣東西倒是令他們感興趣，他們也把它變得如此無可爭議，以至於成為一切推論的前提；從巴黎圍城翌日，新系列的第一期直至我們研究過的最後一期（1919年12月），「革新為當務之急」的口號大量湧現、遍布各地。雜誌主任阿勒加夫（Algave）寫道：
若革新大業終能實現，大部分的成就非醫師莫屬，因為，國力首先取決於市民的數量與體格。（1872, 3.2., p. 102）
我們知道，自從1871年7月開始，巴斯德動員了科學來治療「普魯士下疳」（1871, 22.7., p. 73-77）。受到挫折與屈辱的不只是法國，更普遍來說還包括整個人類，尤其是城市居民，同樣需要革新。在1872年的長篇論文中，史多克（W. Stokes）爵士概述了已高度發展的英國新醫學現況。在一篇評語中，《雜誌》編輯部定義了那幾年間政治行動的新局面：
（英國人）這民族天生就有強烈的實用精神，他們不去討論原理，不去研究絕對，而是不屈不撓地豎立支柱，以支撐古老的社會大廈，把它變作可容新民居住之所。（1872, 6.7., p. 14）
我們無法把這改革大計（作者堅稱這是「社會」改革，而非「政治」改革）定義得更好。大眾醫學首先參與其中，再來是生物科學使其更進一步。史多克繼續寫道：
這是何等幸運的時刻啊！科學力量可以應用在預防醫學，繼而帶動社會秩序的進步！大英皇冠下的數百萬子民，居家習慣幾乎無異於下等禽畜，在一片悽慘廣漠之中，身體與道德墮落著；一個帶來毀滅的源頭，可能延伸到大地之極，並回到西方，對付那最高貴的人種。（同上，p. 20）
我們猶豫的理由很簡單。分析家甚至不會猶豫。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可以分析的東西。實際上他們幾乎總是假設，科學的內容，還有觀念、動作、程序的傳播，都沒有特別的問題；只有觀念和動作的構成才是問題所在。他們對社會採用（古典）力學的觀念，授予［技術］一種慣性的力量，因此，一旦有人施力，就會一直維持下去，只有在連續碰撞之下力量才會消失。採用這種模型，便不得不把一切的力量都歸給巴氏實驗室，也不得不把所有的社會團體看作是慣性質量（masses inertes），只能把力量傳遞開來，或者吸收其中某個部分（我們會說他們「適應或抗拒進步」）。但我們必須明白，社會物理學中並不存在慣性定律。要說服別人某次實驗成功、某個方法奏效、某個證明具決定性，便需要至少兩個人。某個觀念或某項實踐，不會單單由於甲給予乙一股力量便從甲移轉至乙，還必須由乙奪取它，繼而調動（déplace）它。說到巴氏學說觀念的「散播」，倘若只有巴斯德和他同事的力量，這些觀念便永遠不會走出師範學院實驗室的圍牆，甚至，我將會證明，它們亦永遠都走不進去。觀念，即便是天才橫溢，即便能濟世救人，都不可能獨自移動（déplace）。必須要有某個力量進來，找到它，然後為其所需而奪取它、調動它，並且（或許）背叛它。
這觀點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只不過，若在哪裡看到某項實踐散播開來，我們就得要找到自主的行動者（acteur），而非認為是由慣性質量來被動地傳導力量。托爾斯泰想要把不屬於凱撒的東西從凱撒身上拿走，那就應該幫俄國社會重新定位，為所有角色重新訂立自主性。同樣地，我們必須把行動自由歸還給法國社會的一切行動者，把巴斯德的功績予以分解（décomposer）。問題接踵而至：要為細菌學成立一門社會學，就需要一個社會。
如果我們理想的讀者由1870年戰敗後開始披閱《科學雜誌》，他將會意外地發現很少人談論巴斯德，也沒多少人討論他的想法。大家還沒過問他。他的名字尚未觸及（traduit）任何攸關疾病的事物。大家都在談別的事，大家發表的證據都不是得自他的實驗室。2. 在健康與財富之間：無可爭議的衝突
如果雜誌作者沒有談到巴斯德，也沒有過問他的討論，有一樣東西倒是令他們感興趣，他們也把它變得如此無可爭議，以至於成為一切推論的前提；從巴黎圍城翌日，新系列的第一期直至我們研究過的最後一期（1919年12月），「革新為當務之急」的口號大量湧現、遍布各地。雜誌主任阿勒加夫（Algave）寫道：
若革新大業終能實現，大部分的成就非醫師莫屬，因為，國力首先取決於市民的數量與體格。（1872, 3.2., p. 102）
我們知道，自從1871年7月開始，巴斯德動員了科學來治療「普魯士下疳」（1871, 22.7., p. 73-77）。受到挫折與屈辱的不只是法國，更普遍來說還包括整個人類，尤其是城市居民，同樣需要革新。在1872年的長篇論文中，史多克（W. Stokes）爵士概述了已高度發展的英國新醫學現況。在一篇評語中，《雜誌》編輯部定義了那幾年間政治行動的新局面：
（英國人）這民族天生就有強烈的實用精神，他們不去討論原理，不去研究絕對，而是不屈不撓地豎立支柱，以支撐古老的社會大廈，把它變作可容新民居住之所。（1872, 6.7., p. 14）
我們無法把這改革大計（作者堅稱這是「社會」改革，而非「政治」改革）定義得更好。大眾醫學首先參與其中，再來是生物科學使其更進一步。史多克繼續寫道：
這是何等幸運的時刻啊！科學力量可以應用在預防醫學，繼而帶動社會秩序的進步！大英皇冠下的數百萬子民，居家習慣幾乎無異於下等禽畜，在一片悽慘廣漠之中，身體與道德墮落著；一個帶來毀滅的源頭，可能延伸到大地之極，並回到西方，對付那最高貴的人種。（同上，p. 20）
許多歷史學家已經強調，該時代正沉迷於追求人類的變革。《雜誌》的所有文章都是以此為前提，不但談論醫學，還在那幾年中間談到體操、殖民、國際貿易、教育、經濟、戰爭，尤其還談到法國的人口縮減。里歇（Richet）說這是「法國有史以來遭遇最大的危險」。每一篇文章都以不同的口吻，但重覆相同的旨要：我們需要強壯的人。
今日，國家政要心之所繫，莫過於人類生命的重構和重組。而獨立與生存，則是攸關國家不久的將來。（1875, 3.4., p. 933）
必須強調，我引述的作者，全都深深懷疑傳染理論，很少聽他們談到滅菌，而且，他們的寫作是早在細菌學應用到人體醫學以前，大概有十五年之久。
許多歷史學家已經強調，該時代正沉迷於追求人類的變革。《雜誌》的所有文章都是以此為前提，不但談論醫學，還在那幾年中間談到體操、殖民、國際貿易、教育、經濟、戰爭，尤其還談到法國的人口縮減。里歇（Richet）說這是「法國有史以來遭遇最大的危險」。每一篇文章都以不同的口吻，但重覆相同的旨要：我們需要強壯的人。
今日，國家政要心之所繫，莫過於人類生命的重構和重組。而獨立與生存，則是攸關國家不久的將來。（1875, 3.4., p. 933）
必須強調，我引述的作者，全都深深懷疑傳染理論，很少聽他們談到滅菌，而且，他們的寫作是早在細菌學應用到人體醫學以前，大概有十五年之久。
但這場運動又是從何而來？我有權不花時間去回答這問題，這並不會牴觸我的意圖，因為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比我研究的時期還要早，加上微生物還尚未成為勝負的關鍵。但與此同時，要對此作一般的解答並非難事；於是，我將會指出這件事的起源，好讓某些人不會因為看不到「下層建築」（infrastructures）而興味索然。不少歷史著作的直覺感知可從《雜誌》中的某些篇章得到證實，以此確認該時代所激發的力量到底來自何方。弗雷澤（Frazer）以三言兩語概述了該時代的發動者，那個「首動者」（primum movens），啟動了所有的能量，但自身卻不為所動，亦不為人知：時值十九世紀中葉，財富受到惡疾威脅，健康（Health）與財富（Wealth）之間產生了衝突，甚至達到決裂的地步。起先在英國的大城市、隨後則在歐洲大陸，「人類生命（它是生產財富之燃料）的耗損」，已導致名符其實的「能源危機」。全世界都不斷在說，人類的身子很差，快活不下去了。城市不能繼續做養老院和廢置場；窮人既悽慘又無知，身上滿是寄生蟲，常常是流浪漢或傳染病患。要重振並擴大剝削（或繁榮，隨你所願），就務必要搞衛生、辦教育、通風、洗滌、重建城市、挖下水道、裝置水池、學校、公園、運動館、診療所、托兒所。在我們感興趣的那個時代裡，這一切都不再引起爭議，也不再是有爭議的。他們便是從這裡動身去尋找力量，並實行特定的策略。
這場［運動］牽動的健康和財富遍及全歐洲，所動用能量之鉅，令人難以想像。這並非革命，而是如史多克所說的，這是「全國健康」的一心一德，以追求「國家的繁榮與道德」（1872, 6.7., p. 20）。這「勢差」（différence de potentiel）（我們重拾那個時代愛用的比喻）是所有行動者汲取能量的來源，在五十年間助建功立業；這便是托爾斯泰所需要的一種力量，實際上相當於社會體本身。巴派的人如同其他人，在此汲取能源，即便「巴斯德」這名字將會用來指稱這整場普遍的革新運動─我們將會看到理由為何。
但這場運動又是從何而來？我有權不花時間去回答這問題，這並不會牴觸我的意圖，因為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比我研究的時期還要早，加上微生物還尚未成為勝負的關鍵。但與此同時，要對此作一般的解答並非難事；於是，我將會指出這件事的起源，好讓某些人不會因為看不到「下層建築」（infrastructures）而興味索然。不少歷史著作的直覺感知可從《雜誌》中的某些篇章得到證實，以此確認該時代所激發的力量到底來自何方。弗雷澤（Frazer）以三言兩語概述了該時代的發動者，那個「首動者」（primum movens），啟動了所有的能量，但自身卻不為所動，亦不為人知：時值十九世紀中葉，財富受到惡疾威脅，健康（Health）與財富（Wealth）之間產生了衝突，甚至達到決裂的地步。起先在英國的大城市、隨後則在歐洲大陸，「人類生命（它是生產財富之燃料）的耗損」，已導致名符其實的「能源危機」。全世界都不斷在說，人類的身子很差，快活不下去了。城市不能繼續做養老院和廢置場；窮人既悽慘又無知，身上滿是寄生蟲，常常是流浪漢或傳染病患。要重振並擴大剝削（或繁榮，隨你所願），就務必要搞衛生、辦教育、通風、洗滌、重建城市、挖下水道、裝置水池、學校、公園、運動館、診療所、托兒所。在我們感興趣的那個時代裡，這一切都不再引起爭議，也不再是有爭議的。他們便是從這裡動身去尋找力量，並實行特定的策略。
這場［運動］牽動的健康和財富遍及全歐洲，所動用能量之鉅，令人難以想像。這並非革命，而是如史多克所說的，這是「全國健康」的一心一德，以追求「國家的繁榮與道德」（1872, 6.7., p. 20）。這「勢差」（différence de potentiel）（我們重拾那個時代愛用的比喻）是所有行動者汲取能量的來源，在五十年間助建功立業；這便是托爾斯泰所需要的一種力量，實際上相當於社會體本身。巴派的人如同其他人，在此汲取能源，即便「巴斯德」這名字將會用來指稱這整場普遍的革新運動─我們將會看到理由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