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
──李文亮醫師
二○○三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爆發期間，鍾南山醫師成為中國抗疫英雄。中國當局在二○○三年四月初極力掩蓋SARS疫情，但鍾南山醫師仍然在廣州正確診斷出當時的不明肺炎為病毒感染。即使面對政府的壓力，他依然勇於發聲，點出疫情的嚴重程度。
二○二○年一月二十日，八十三歲的鍾南山醫師再度擔起重責大任，揭發武漢疫情爆發的噩耗。過去幾天以來，鍾醫師隨著訪視團隊緊急拜訪多座城市，並以專家身分高調前往武漢探查。一月二十日，他在北京參與了全天的會議，到了晚上九點四十四分，他一臉疲態地出現在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1＋1》節目上，推翻了先前武漢掩蓋事實的說法，直白地向觀眾說明，武漢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也就是後來命名為「SARS-CoV-2」的病毒「確實會人傳人」，並指出武漢的醫療衛生人員也遭到感染。鍾南山醫師證實了從二○一九年十二月開始流傳的謠言，他也說明，這些病患的症狀類似眾人聞之色變的SARS。他警告大眾要戴上口罩，並且避免前往武漢。
鍾醫師在二○○二至二○○四年的SARS疫情十七年後接受《新聞1＋1》節目訪談，這是中國官方首度證實一波新型冠狀病毒已爆發，拉開了中國國家動員的序幕。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早晨，武漢的領導層在國家主席與總書記習近平的指令下封鎖了武漢，整座城市大約一千一百萬人，他們就此被隔絕於國家之外。此次封城為期七十六天。
中國對武漢實施防疫封鎖，此舉成功說服世界衛生組織（WHO）暫緩將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定調為「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世衛組織後來直到二○二○年一月三十日才宣布。二○二○年二月十一日，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ses）將武漢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學名定為「SARS-CoV-2」，表明其與當初在二○○三年引發SARS疫情的病毒有著基因親緣關係。同日，世衛組織將SARS-CoV-2引起的疾病命名為「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簡稱COVID-19。
整整一個月後，世衛組織宣布COVID-19為全球大流行。二○二○年四月八日，武漢解封，此時COVID-19在世界其他地方引發的疫情正方興未艾。根據世衛組織調查，光是在前兩年（二○二○至二○二一年），預估全球與COVID-19大流行直接相關或間接相關的死亡人數大約為一千四百九十萬人（從一千三百三十萬到一千六百六十萬人不等）。COVID-19全球大流行儼然成為二十一世紀最慘烈的瘟疫。
*****
二○○三年SARS疫情爆發之際，我人就在北京調查中國政府如何因應。當中國社群媒體在二○一九年十二月首度開始流傳武漢出現類似SARS的肺炎病例，我也跟其他經歷過SARS動盪的人一樣，立刻開始關注疫情消息。
SARS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場大疫，二○○二年底從中國廣東爆發，目前認定引發SARS的病毒是從果子狸等野生動物傳到人身上。SARS冠狀病毒（SARS-CoV-1）在受到控制前，傳入了二十九個國家與地區，一路引發恐慌並造成破壞。北京當局向外界隱瞞疫情長達數週，甚至一度在世衛組織派送專家小組到醫院時，用救護車載著病患在城市街頭繞。二○○三年四月底，新任中國領袖胡錦濤和溫家寶撤換衛生部長張文康與北京市長孟學農，實施針對SARS的大規模政策，其中包含在北京設立小湯山SARS定點醫院，這是當時最大的緊急醫院，一週內就完工，用來隔離和治療受感染的病患。在眾人努力與運氣眷顧之下，二○○三年夏天SARS危機就解除了。
SARS危機在許多人心中都留下慘痛印象，包括中國領袖、醫療人員和社會大眾。這次公衛危機也加速中國治理方式的轉型，特別是公衛領域。大量資金投入提升疾病防治以及控制，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簡稱中國疾控中心）也迅速建立全國疾病通報和監控的線上制度，提升大眾對政府公衛準備程度的信心。
二○一九年末開始傳出武漢爆發類似SARS的肺炎病例，經歷過SARS的人難免會以前次經驗看待這些全新且非比尋常的肺炎病例。事實上，一開始發現案例的臨床醫師就是借鑑前次SARS經驗。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起初立刻否認這些不尋常的肺炎病例是SARS，但中國民眾依然期待和信任政府，相信中國當局會從前次SARS危機汲取經驗，以更熟練的方式面對武漢爆發的疫情。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我積極搜尋任何關於武漢疫情爆發的資訊，同時一心惦記著SARS的經驗。這次跟二○○三年不同，當時訊息傳遞速度較緩慢，這次關於武漢的大量資訊卻一下子就在社群媒體上傳開了。網路上流傳的資訊包括實驗室報告的部分內容，其中提到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
微信群組也流傳兩則紅色緊急通知單，抬頭印著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單子上頭一字不提SARS或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但是提到了「不明原因肺炎」，以及與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相關的肇因。這些通知要求醫院繳交「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資訊給武漢市衛健委，並且開始動用資源治療病患。當天傍晚，我滿懷希望發布這則推特貼文：「如果爆發跟二○○三年一樣的SARS疫情，我們希望官方會迅速採取行動。」
跟二○○三年相反，這次中國官媒在武漢疫情消息傳出後立刻介入，當天晚上（大約是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北京中午時分），我指出「武漢衛生官員已出面說明，強烈暗示這次並非（像二○○三年的）SARS。」中國的報導也指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和中國疾控中心派出的專家已經抵達武漢調查。北京時間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早上十一點五十六分，《人民日報》在微博上發布這則貼文：
武漢多位醫院人士稱，目前病因尚未明確，不能斷定是網上傳言的SARS病毒，其他重症肺炎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即便是SARS病毒，此前也已有成熟的防控救治體系，市民也不用恐慌。
這則微博貼文開放網友適度留言，而第一則留言也廣傳開來，內容帶來極大的安慰：「武漢有世界頂級病毒研究室，沒啥好擔心的，不要慌。」
我閱讀這些中國官媒釋出的消息時，不禁注意到官方極力安撫的語調和我在中國社群媒體讀到的病患診斷資訊形成強烈對比，因此我預測事情走向可能不會如官方所說的那樣順利。晚上十點四十二分，我寫道：「二○○三年SARS爆發時我人在北京，我記得一清二楚，那時當局隱瞞真相長達數週，直到紙包不住火。」中國從SARS危機學到很多，也投入大量資源來強化公衛制度與政府效能，但是我過去的研究也提醒了我，中國層層疊疊的黨國階級制度通常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方法，並不會跟隨病毒的邏輯，而且領袖下決策時往往受到各種認知偏見影響。
消息受到限制時，我對於中國政治與治理的研究背景以及我在中國的人脈就派上用場了，這兩項優勢讓我能夠了解武漢的情勢，以及湖北和武漢當局是如何與中央政府互動。李文亮醫師和其他醫療專家因為分享類似SARS冠狀病毒資訊而遭打壓，得知這件事時，我跟其他數百萬人一樣，雖然憤怒，卻不驚訝。政府在二○二○年一月掩蓋了病毒的特性、傳染力，以及疫情傳播的嚴重程度，我深感沮喪，但同樣不驚訝，因為眾所皆知，「內緊外鬆」是中國面對緊急公共衛生事件時一貫的態度。
不過依然讓我感到震驚的是，一開始的病例並未經由過去政府大肆吹噓的國家疾病通報系統，回報給中國疾控中心，後來國家衛健委和中國疾控中心派出專家團隊到武漢，但就連那時都未動用通報系統，直到武漢封城後才開始使用。這自然讓人忍不住猜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怎麼發生的？如果當時採取不同做法，會不會帶來不同結果？這些問題持續發酵，因為愈來愈多人得知，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國家衛健委和中國疾控中心的專家與高官前往武漢，在當地停留了數天到數週不等，但卻一直到二○二○年一月二十日才對外公開新冠病毒人傳人的消息。武漢封城後，我跟眾人一起捐贈個人防護裝備到武漢，後來也捐給芝加哥，同時我也產生了更多疑問。武漢解封後，中國一直到二○二二年末都鍥而不捨地「清零」，甚至在二○二二年春天還不惜封鎖中國人口最密集且最富有的上海，讓人對中國政體又冒出一連串不同的疑問。
關鍵歷史事件本身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有潛力徹底改造現有體制。COVID-19就是這麼樣的一次事件，不僅奪走上百萬條性命，還擾亂了全球一整個世代的生命。若要了解武漢的一次小爆發如何演變成人類歷史上最具破壞力的一大流行病，就必須理解中國官方在武漢疫情爆發初期的抉擇和決策，以及未來如何避免疫情在中國再度爆發。COVID-19全球大流行的相關文獻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本研究致力為這個領域做出貢獻，主要透過檢視中國在武漢爆發時的決策，以及緊接而來的封城措施。研究中探討了為何中國未能借鑑過往SARS和H7N9流感等其他呼吸道感染病毒的經驗，導致武漢的疫情失控。中國對於緊急公衛事件的回應屬於共產黨所主宰的多層級治理制度的一環，因此這項研究必然要觸及緊急公衛事件危機處理的政治層面。這項計畫的成果不僅會協助我們辨識現有制度的優勢和限制，也會提供寶貴的知識和經驗，讓我們為未來的流行病做好萬全準備。
——摘自〈反思中國應對COVID-19疫情的方式〉
──李文亮醫師
二○○三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爆發期間，鍾南山醫師成為中國抗疫英雄。中國當局在二○○三年四月初極力掩蓋SARS疫情，但鍾南山醫師仍然在廣州正確診斷出當時的不明肺炎為病毒感染。即使面對政府的壓力，他依然勇於發聲，點出疫情的嚴重程度。
二○二○年一月二十日，八十三歲的鍾南山醫師再度擔起重責大任，揭發武漢疫情爆發的噩耗。過去幾天以來，鍾醫師隨著訪視團隊緊急拜訪多座城市，並以專家身分高調前往武漢探查。一月二十日，他在北京參與了全天的會議，到了晚上九點四十四分，他一臉疲態地出現在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1＋1》節目上，推翻了先前武漢掩蓋事實的說法，直白地向觀眾說明，武漢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也就是後來命名為「SARS-CoV-2」的病毒「確實會人傳人」，並指出武漢的醫療衛生人員也遭到感染。鍾南山醫師證實了從二○一九年十二月開始流傳的謠言，他也說明，這些病患的症狀類似眾人聞之色變的SARS。他警告大眾要戴上口罩，並且避免前往武漢。
鍾醫師在二○○二至二○○四年的SARS疫情十七年後接受《新聞1＋1》節目訪談，這是中國官方首度證實一波新型冠狀病毒已爆發，拉開了中國國家動員的序幕。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早晨，武漢的領導層在國家主席與總書記習近平的指令下封鎖了武漢，整座城市大約一千一百萬人，他們就此被隔絕於國家之外。此次封城為期七十六天。
中國對武漢實施防疫封鎖，此舉成功說服世界衛生組織（WHO）暫緩將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定調為「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世衛組織後來直到二○二○年一月三十日才宣布。二○二○年二月十一日，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ses）將武漢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學名定為「SARS-CoV-2」，表明其與當初在二○○三年引發SARS疫情的病毒有著基因親緣關係。同日，世衛組織將SARS-CoV-2引起的疾病命名為「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簡稱COVID-19。
整整一個月後，世衛組織宣布COVID-19為全球大流行。二○二○年四月八日，武漢解封，此時COVID-19在世界其他地方引發的疫情正方興未艾。根據世衛組織調查，光是在前兩年（二○二○至二○二一年），預估全球與COVID-19大流行直接相關或間接相關的死亡人數大約為一千四百九十萬人（從一千三百三十萬到一千六百六十萬人不等）。COVID-19全球大流行儼然成為二十一世紀最慘烈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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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年SARS疫情爆發之際，我人就在北京調查中國政府如何因應。當中國社群媒體在二○一九年十二月首度開始流傳武漢出現類似SARS的肺炎病例，我也跟其他經歷過SARS動盪的人一樣，立刻開始關注疫情消息。
SARS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場大疫，二○○二年底從中國廣東爆發，目前認定引發SARS的病毒是從果子狸等野生動物傳到人身上。SARS冠狀病毒（SARS-CoV-1）在受到控制前，傳入了二十九個國家與地區，一路引發恐慌並造成破壞。北京當局向外界隱瞞疫情長達數週，甚至一度在世衛組織派送專家小組到醫院時，用救護車載著病患在城市街頭繞。二○○三年四月底，新任中國領袖胡錦濤和溫家寶撤換衛生部長張文康與北京市長孟學農，實施針對SARS的大規模政策，其中包含在北京設立小湯山SARS定點醫院，這是當時最大的緊急醫院，一週內就完工，用來隔離和治療受感染的病患。在眾人努力與運氣眷顧之下，二○○三年夏天SARS危機就解除了。
SARS危機在許多人心中都留下慘痛印象，包括中國領袖、醫療人員和社會大眾。這次公衛危機也加速中國治理方式的轉型，特別是公衛領域。大量資金投入提升疾病防治以及控制，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簡稱中國疾控中心）也迅速建立全國疾病通報和監控的線上制度，提升大眾對政府公衛準備程度的信心。
二○一九年末開始傳出武漢爆發類似SARS的肺炎病例，經歷過SARS的人難免會以前次經驗看待這些全新且非比尋常的肺炎病例。事實上，一開始發現案例的臨床醫師就是借鑑前次SARS經驗。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起初立刻否認這些不尋常的肺炎病例是SARS，但中國民眾依然期待和信任政府，相信中國當局會從前次SARS危機汲取經驗，以更熟練的方式面對武漢爆發的疫情。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我積極搜尋任何關於武漢疫情爆發的資訊，同時一心惦記著SARS的經驗。這次跟二○○三年不同，當時訊息傳遞速度較緩慢，這次關於武漢的大量資訊卻一下子就在社群媒體上傳開了。網路上流傳的資訊包括實驗室報告的部分內容，其中提到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
微信群組也流傳兩則紅色緊急通知單，抬頭印著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單子上頭一字不提SARS或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但是提到了「不明原因肺炎」，以及與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相關的肇因。這些通知要求醫院繳交「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資訊給武漢市衛健委，並且開始動用資源治療病患。當天傍晚，我滿懷希望發布這則推特貼文：「如果爆發跟二○○三年一樣的SARS疫情，我們希望官方會迅速採取行動。」
跟二○○三年相反，這次中國官媒在武漢疫情消息傳出後立刻介入，當天晚上（大約是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北京中午時分），我指出「武漢衛生官員已出面說明，強烈暗示這次並非（像二○○三年的）SARS。」中國的報導也指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和中國疾控中心派出的專家已經抵達武漢調查。北京時間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早上十一點五十六分，《人民日報》在微博上發布這則貼文：
武漢多位醫院人士稱，目前病因尚未明確，不能斷定是網上傳言的SARS病毒，其他重症肺炎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即便是SARS病毒，此前也已有成熟的防控救治體系，市民也不用恐慌。
這則微博貼文開放網友適度留言，而第一則留言也廣傳開來，內容帶來極大的安慰：「武漢有世界頂級病毒研究室，沒啥好擔心的，不要慌。」
我閱讀這些中國官媒釋出的消息時，不禁注意到官方極力安撫的語調和我在中國社群媒體讀到的病患診斷資訊形成強烈對比，因此我預測事情走向可能不會如官方所說的那樣順利。晚上十點四十二分，我寫道：「二○○三年SARS爆發時我人在北京，我記得一清二楚，那時當局隱瞞真相長達數週，直到紙包不住火。」中國從SARS危機學到很多，也投入大量資源來強化公衛制度與政府效能，但是我過去的研究也提醒了我，中國層層疊疊的黨國階級制度通常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方法，並不會跟隨病毒的邏輯，而且領袖下決策時往往受到各種認知偏見影響。
消息受到限制時，我對於中國政治與治理的研究背景以及我在中國的人脈就派上用場了，這兩項優勢讓我能夠了解武漢的情勢，以及湖北和武漢當局是如何與中央政府互動。李文亮醫師和其他醫療專家因為分享類似SARS冠狀病毒資訊而遭打壓，得知這件事時，我跟其他數百萬人一樣，雖然憤怒，卻不驚訝。政府在二○二○年一月掩蓋了病毒的特性、傳染力，以及疫情傳播的嚴重程度，我深感沮喪，但同樣不驚訝，因為眾所皆知，「內緊外鬆」是中國面對緊急公共衛生事件時一貫的態度。
不過依然讓我感到震驚的是，一開始的病例並未經由過去政府大肆吹噓的國家疾病通報系統，回報給中國疾控中心，後來國家衛健委和中國疾控中心派出專家團隊到武漢，但就連那時都未動用通報系統，直到武漢封城後才開始使用。這自然讓人忍不住猜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怎麼發生的？如果當時採取不同做法，會不會帶來不同結果？這些問題持續發酵，因為愈來愈多人得知，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國家衛健委和中國疾控中心的專家與高官前往武漢，在當地停留了數天到數週不等，但卻一直到二○二○年一月二十日才對外公開新冠病毒人傳人的消息。武漢封城後，我跟眾人一起捐贈個人防護裝備到武漢，後來也捐給芝加哥，同時我也產生了更多疑問。武漢解封後，中國一直到二○二二年末都鍥而不捨地「清零」，甚至在二○二二年春天還不惜封鎖中國人口最密集且最富有的上海，讓人對中國政體又冒出一連串不同的疑問。
關鍵歷史事件本身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有潛力徹底改造現有體制。COVID-19就是這麼樣的一次事件，不僅奪走上百萬條性命，還擾亂了全球一整個世代的生命。若要了解武漢的一次小爆發如何演變成人類歷史上最具破壞力的一大流行病，就必須理解中國官方在武漢疫情爆發初期的抉擇和決策，以及未來如何避免疫情在中國再度爆發。COVID-19全球大流行的相關文獻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本研究致力為這個領域做出貢獻，主要透過檢視中國在武漢爆發時的決策，以及緊接而來的封城措施。研究中探討了為何中國未能借鑑過往SARS和H7N9流感等其他呼吸道感染病毒的經驗，導致武漢的疫情失控。中國對於緊急公衛事件的回應屬於共產黨所主宰的多層級治理制度的一環，因此這項研究必然要觸及緊急公衛事件危機處理的政治層面。這項計畫的成果不僅會協助我們辨識現有制度的優勢和限制，也會提供寶貴的知識和經驗，讓我們為未來的流行病做好萬全準備。
——摘自〈反思中國應對COVID-19疫情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