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本草之光 輝耀華夏
本草學是中華醫藥的精華，更是中華傳統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人類文明是江河的贈禮，中華文明以黃河、長江流域為其發軔之中心，中華醫藥文化從這裡孕育、發源、流傳、壯大而至今，既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並從此擴散、流布，輝耀神州，獨領風騷。縱觀本草學的發展脈絡，整理其發展成就，更加彰顯其璀璨光芒。中華本草文脈流傳，融入中華傳統文化的血脈，具有鮮明的特色：從道法自然、博識萬物出發，藥食同源、廣積博採，凝聚東方智慧、本土創新，建構開放模式、包容兼收，文明築基、綿延不絕，必將融會新知、再創輝煌。豐富多彩的中藥寶庫，必將為世界文明和全人類健康事業做出不朽的貢獻。
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中華傳統醫藥文化，融會於中華文明的血脈，綿延賡續，如星光璀璨，閃耀於世界文明的銀河。科技史學家胡道靜說：「中醫學這個『生命文化』的胚胎，是整個傳統文化和社會歷史推進的舵槳，是中華傳統文化區別於其他世界文化的分水嶺。」
「醫無藥不能揚其術，藥無醫不能奏其效。」中華醫藥的主體，由「醫經」與「本草」構築。醫工遵「醫經」執醫術、治疾病，這是古代醫藥之「醫」；至於古代醫藥之「藥」，古人創用「本草」二字，涵蓋了傳統藥物學廣泛的層面。本草一詞，成為賅通中藥研究廣博範疇的專門術語，具有開放包容、跨學科通識的特點，成為後世所認知的、以自然科學為根基、以醫藥互通為主體的一門實用學問。
由藥而醫，由醫及藥。作為中華醫藥一端的中華本草，濫觴於遠古而源遠流長。中華民族在認知人體、疾病、健康以維繫生存繁衍的道路上，其治病、祛疾的用藥智慧，亦如從「盲眼尋星」到「放眼寰宇」，所形成的本草知識的洪流，也是從肇始的「涓流成河」，繼之「江河競流」，終成「百川歸海」，源流而下，清波蕩漾，吸納萬水，奔騰向前，匯合成浩瀚無垠、博大深邃的中華醫藥海洋。中華本草理論，如珍珠在磨礪與層積中壯大。回眸審視，其發展道路曲折漫長，跨越時空，脈絡不絕，有序可循。其根基立足華夏，精華傳播四海，光輝閃耀全球。
中華本草發展的脈絡，自有其「薪火傳承，代有賡續」的不絕歷程，也經歷了「跌宕起伏，峰迴路轉」的雄關曲道，更有著「守正創新，本草重光」的光明前景。整理中華本草的脈絡，可以觀其大概，識來路、循大道，更可放眼向前，使我們以必有的文化自覺與堅定的文化自信，走好傳承弘揚之路。
第一節 溯源——萌芽茁發、始嘗百草
本草的起源，或者說孕育前期，主要在秦代以前，可遠溯到原始社會，其間經過夏、商、周等朝代，到秦漢時期，《神農本草經》橫空出世，本草學體系初創。
「茹毛飲血，以求果腹」，如此形容遠古時期先人的生活狀態，當不為過。
應當說，中醫藥文化的發源與孕育，是伴隨著遠古人類的生活、生存而開始的。對雲南的元謀人、陝西的藍田人、北京的周口店人等遠古人類文化遺址的考古發現，古代先人們在與自然災害、猛獸、創傷以及疾病等長期抗爭的過程中，產生出治病求存等健康需求。隨著人類進化的步伐與文明的不斷進步，人們逐漸形成了對生命、健康與病痛的思考以及對藥物的認知，開始了早期外治工具的運用，發現了某些簡便的治療方法。與藥物起源相關的，莫過於「藥食同源」的觀點。
藥物知識的累積，來源於生活與生產活動。有關中藥起源的傳說頗多，但以中華人文始祖伏羲氏和神農氏為引領，且食物與藥物同源的說法得到普遍公認，這與原始社會畜牧業、農業的發展有著密切關聯。原始社會初期，生產力極其低下，原始部落的人們共同採集，成群出獵，共同享用得來的食物，其間可能誤用、誤食一些有毒植物，引起諸如腹瀉，或嘔吐，或昏迷等各種不適，甚至造成死亡。經過長期的生活實踐與經驗累積，逐漸掌握了一些植物的形態和效能——哪些植物對人有害，哪些植物對人有益。植物藥的知識，就這樣慢慢累積、豐富起來。隨著生產工具製作技術的不斷改進，生產力不斷提升，漁獵經濟發展，為原始人提供了較多的畜禽、魚、蚌蛤類食物，並漸漸知曉某些動物的脂肪、血液、肝膽、骨骼和甲殼等，有一定的治療作用。隨著採礦業的發展，人們對礦物的效能有所了解，並意識到某些礦物對治療疾病有一定作用，這樣，人們又逐漸掌握了礦物藥的知識。由此，有關植物、動物與礦物的知識，共同與避害、治病產生了連結。
追溯中醫藥起源，不能不提及中華人文始祖的「三皇」——伏羲、神農與黃帝，他們都是中華醫藥創始的祖先。在古典文獻中，《帝王世紀》有「伏羲氏……畫八卦……乃嘗味百藥，而製九針」的記載；《路史》有伏羲「嘗草治砭」的記載；《淮南子．修務訓》所載更詳，謂：「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溼肥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補史記．三皇本紀》有神農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的記載……這些都是對古代華夏祖先不斷累積醫藥知識的認同與記述。
中華文明創始，古代華夏從原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階段，從器具到文字，識病與識藥的人類基本需求，是醫藥專門學科誕生與發展的基礎。
夏代製陶，商代製銅器，為中藥調劑、煎煮提供了器具。在此時期，已出現藥酒及湯液。商代伊尹是創製「湯液」的鼻祖，據晉代皇甫謐在《針灸甲乙經．序》中說：「伊尹以亞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
夏商周時代，中醫藥文化相關的記載還很少，但在中醫藥發展史上，此時期是不可或缺的奠基與過渡階段。現存最早的成熟漢字是甲骨文，據統計，與疾病相關的甲骨有323片，記載疾病40多種。甲骨文所記載醫治疾病的方法，包括針灸、按摩、接骨、拔牙以及藥物治療。在商代的金文中，已經有「藥」字，《說文解字．草部》將其訓釋為「治病草」。
據《周禮．天官》記載，西周時已有食醫、疾醫和瘍醫的分工，且周代已經開始使用望、聞、問、切等診病方式，運用藥物、針灸、手術等治療方法。其中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據漢代鄭玄注釋：「五味：酸、苦、辛、鹹、甘也」；「五穀：麻、黍、稷、麥、豆也」；「五藥：草、木、蟲、石、穀也」。這些都是由「疾醫」掌管用以治病的，展現出周代醫者對藥物的認知和初步的自然分類方法。
《詩經》是周初至春秋中葉的文學作品，也是中國傳世文獻中最早記載具體藥物的書籍。書中收錄上百種供藥用的動物、植物名稱，如葈耳（今蒼耳）、芣苢（今車前草）、桑葚（桑椹）、合歡、瓜蔞（栝樓）、蓷（今益母草）、芍藥、枸杞、鯉魚、蟾蜍等，並對一些品種的採集季節、性狀、產地及服用等有具體的記載。
《山海經》是古代地理、神話傳說著作，裡面記載了先秦時期中國各地的名山大川、動植物產，也記載了許多藥物，甚至明確指出藥物的產地、效用和效能，說明人們對藥物的了解又深入了一步。《山海經》記載的藥物數量，各家的統計有所差異，大致可分為四類：動物藥67種，植物藥52種，礦物藥3種，水類1種，另有3種何類不詳，共計126種。服法則有內服（湯服、食用）和外用（佩帶、沐浴、塗抹等）的不同。所涉及的病種31種，包括內、外、婦、五官、皮膚等科疾患。其中也有補藥和疾病預防的記載，反映當時已有預防醫學思想的萌芽。
春秋戰國時期，醫藥專門文獻已經形成，從出土文獻中可見其一二。《萬物》是1977年考古發現的漢簡文獻，出土自安徽阜陽，其編製年代約在春秋時代或戰國初期。所載藥物70餘種，對各藥所治疾病的記載較《山海經》更加具體，並已有複方的出現。因此，有學者認為《萬物》是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中國藥物學專著。
《五十二病方》是1973年考古發現的帛書，出土自長沙馬王堆漢墓，約成書於戰國時期。2012年出土自成都老官山漢墓的醫簡《六十病方》，經專家研究，認為此書較《五十二病方》晚出。故《五十二病方》是迄今為止最早的醫方，書中共載藥名247個，能夠反映與說明其時所用藥物品種的廣泛情況。
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初期各階段的萌芽孕育，本草學已經具備了形成專門學科的基礎，為秦漢時期本草學的建立與發展奠定了根基。基於以上的「溯源」，對自秦漢以來所確立的本草學科及其歷史成就，將從「清波」到「競流」，再從「融會」到前行「歸海」為關鍵詞，沿著歷史發展的脈絡，予以整理與審視，並總結與概括本草學的優勢與特色。
本草學是中華醫藥的精華，更是中華傳統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人類文明是江河的贈禮，中華文明以黃河、長江流域為其發軔之中心，中華醫藥文化從這裡孕育、發源、流傳、壯大而至今，既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並從此擴散、流布，輝耀神州，獨領風騷。縱觀本草學的發展脈絡，整理其發展成就，更加彰顯其璀璨光芒。中華本草文脈流傳，融入中華傳統文化的血脈，具有鮮明的特色：從道法自然、博識萬物出發，藥食同源、廣積博採，凝聚東方智慧、本土創新，建構開放模式、包容兼收，文明築基、綿延不絕，必將融會新知、再創輝煌。豐富多彩的中藥寶庫，必將為世界文明和全人類健康事業做出不朽的貢獻。
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中華傳統醫藥文化，融會於中華文明的血脈，綿延賡續，如星光璀璨，閃耀於世界文明的銀河。科技史學家胡道靜說：「中醫學這個『生命文化』的胚胎，是整個傳統文化和社會歷史推進的舵槳，是中華傳統文化區別於其他世界文化的分水嶺。」
「醫無藥不能揚其術，藥無醫不能奏其效。」中華醫藥的主體，由「醫經」與「本草」構築。醫工遵「醫經」執醫術、治疾病，這是古代醫藥之「醫」；至於古代醫藥之「藥」，古人創用「本草」二字，涵蓋了傳統藥物學廣泛的層面。本草一詞，成為賅通中藥研究廣博範疇的專門術語，具有開放包容、跨學科通識的特點，成為後世所認知的、以自然科學為根基、以醫藥互通為主體的一門實用學問。
由藥而醫，由醫及藥。作為中華醫藥一端的中華本草，濫觴於遠古而源遠流長。中華民族在認知人體、疾病、健康以維繫生存繁衍的道路上，其治病、祛疾的用藥智慧，亦如從「盲眼尋星」到「放眼寰宇」，所形成的本草知識的洪流，也是從肇始的「涓流成河」，繼之「江河競流」，終成「百川歸海」，源流而下，清波蕩漾，吸納萬水，奔騰向前，匯合成浩瀚無垠、博大深邃的中華醫藥海洋。中華本草理論，如珍珠在磨礪與層積中壯大。回眸審視，其發展道路曲折漫長，跨越時空，脈絡不絕，有序可循。其根基立足華夏，精華傳播四海，光輝閃耀全球。
中華本草發展的脈絡，自有其「薪火傳承，代有賡續」的不絕歷程，也經歷了「跌宕起伏，峰迴路轉」的雄關曲道，更有著「守正創新，本草重光」的光明前景。整理中華本草的脈絡，可以觀其大概，識來路、循大道，更可放眼向前，使我們以必有的文化自覺與堅定的文化自信，走好傳承弘揚之路。
第一節 溯源——萌芽茁發、始嘗百草
本草的起源，或者說孕育前期，主要在秦代以前，可遠溯到原始社會，其間經過夏、商、周等朝代，到秦漢時期，《神農本草經》橫空出世，本草學體系初創。
「茹毛飲血，以求果腹」，如此形容遠古時期先人的生活狀態，當不為過。
應當說，中醫藥文化的發源與孕育，是伴隨著遠古人類的生活、生存而開始的。對雲南的元謀人、陝西的藍田人、北京的周口店人等遠古人類文化遺址的考古發現，古代先人們在與自然災害、猛獸、創傷以及疾病等長期抗爭的過程中，產生出治病求存等健康需求。隨著人類進化的步伐與文明的不斷進步，人們逐漸形成了對生命、健康與病痛的思考以及對藥物的認知，開始了早期外治工具的運用，發現了某些簡便的治療方法。與藥物起源相關的，莫過於「藥食同源」的觀點。
藥物知識的累積，來源於生活與生產活動。有關中藥起源的傳說頗多，但以中華人文始祖伏羲氏和神農氏為引領，且食物與藥物同源的說法得到普遍公認，這與原始社會畜牧業、農業的發展有著密切關聯。原始社會初期，生產力極其低下，原始部落的人們共同採集，成群出獵，共同享用得來的食物，其間可能誤用、誤食一些有毒植物，引起諸如腹瀉，或嘔吐，或昏迷等各種不適，甚至造成死亡。經過長期的生活實踐與經驗累積，逐漸掌握了一些植物的形態和效能——哪些植物對人有害，哪些植物對人有益。植物藥的知識，就這樣慢慢累積、豐富起來。隨著生產工具製作技術的不斷改進，生產力不斷提升，漁獵經濟發展，為原始人提供了較多的畜禽、魚、蚌蛤類食物，並漸漸知曉某些動物的脂肪、血液、肝膽、骨骼和甲殼等，有一定的治療作用。隨著採礦業的發展，人們對礦物的效能有所了解，並意識到某些礦物對治療疾病有一定作用，這樣，人們又逐漸掌握了礦物藥的知識。由此，有關植物、動物與礦物的知識，共同與避害、治病產生了連結。
追溯中醫藥起源，不能不提及中華人文始祖的「三皇」——伏羲、神農與黃帝，他們都是中華醫藥創始的祖先。在古典文獻中，《帝王世紀》有「伏羲氏……畫八卦……乃嘗味百藥，而製九針」的記載；《路史》有伏羲「嘗草治砭」的記載；《淮南子．修務訓》所載更詳，謂：「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溼肥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補史記．三皇本紀》有神農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的記載……這些都是對古代華夏祖先不斷累積醫藥知識的認同與記述。
中華文明創始，古代華夏從原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階段，從器具到文字，識病與識藥的人類基本需求，是醫藥專門學科誕生與發展的基礎。
夏代製陶，商代製銅器，為中藥調劑、煎煮提供了器具。在此時期，已出現藥酒及湯液。商代伊尹是創製「湯液」的鼻祖，據晉代皇甫謐在《針灸甲乙經．序》中說：「伊尹以亞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
夏商周時代，中醫藥文化相關的記載還很少，但在中醫藥發展史上，此時期是不可或缺的奠基與過渡階段。現存最早的成熟漢字是甲骨文，據統計，與疾病相關的甲骨有323片，記載疾病40多種。甲骨文所記載醫治疾病的方法，包括針灸、按摩、接骨、拔牙以及藥物治療。在商代的金文中，已經有「藥」字，《說文解字．草部》將其訓釋為「治病草」。
據《周禮．天官》記載，西周時已有食醫、疾醫和瘍醫的分工，且周代已經開始使用望、聞、問、切等診病方式，運用藥物、針灸、手術等治療方法。其中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據漢代鄭玄注釋：「五味：酸、苦、辛、鹹、甘也」；「五穀：麻、黍、稷、麥、豆也」；「五藥：草、木、蟲、石、穀也」。這些都是由「疾醫」掌管用以治病的，展現出周代醫者對藥物的認知和初步的自然分類方法。
《詩經》是周初至春秋中葉的文學作品，也是中國傳世文獻中最早記載具體藥物的書籍。書中收錄上百種供藥用的動物、植物名稱，如葈耳（今蒼耳）、芣苢（今車前草）、桑葚（桑椹）、合歡、瓜蔞（栝樓）、蓷（今益母草）、芍藥、枸杞、鯉魚、蟾蜍等，並對一些品種的採集季節、性狀、產地及服用等有具體的記載。
《山海經》是古代地理、神話傳說著作，裡面記載了先秦時期中國各地的名山大川、動植物產，也記載了許多藥物，甚至明確指出藥物的產地、效用和效能，說明人們對藥物的了解又深入了一步。《山海經》記載的藥物數量，各家的統計有所差異，大致可分為四類：動物藥67種，植物藥52種，礦物藥3種，水類1種，另有3種何類不詳，共計126種。服法則有內服（湯服、食用）和外用（佩帶、沐浴、塗抹等）的不同。所涉及的病種31種，包括內、外、婦、五官、皮膚等科疾患。其中也有補藥和疾病預防的記載，反映當時已有預防醫學思想的萌芽。
春秋戰國時期，醫藥專門文獻已經形成，從出土文獻中可見其一二。《萬物》是1977年考古發現的漢簡文獻，出土自安徽阜陽，其編製年代約在春秋時代或戰國初期。所載藥物70餘種，對各藥所治疾病的記載較《山海經》更加具體，並已有複方的出現。因此，有學者認為《萬物》是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中國藥物學專著。
《五十二病方》是1973年考古發現的帛書，出土自長沙馬王堆漢墓，約成書於戰國時期。2012年出土自成都老官山漢墓的醫簡《六十病方》，經專家研究，認為此書較《五十二病方》晚出。故《五十二病方》是迄今為止最早的醫方，書中共載藥名247個，能夠反映與說明其時所用藥物品種的廣泛情況。
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初期各階段的萌芽孕育，本草學已經具備了形成專門學科的基礎，為秦漢時期本草學的建立與發展奠定了根基。基於以上的「溯源」，對自秦漢以來所確立的本草學科及其歷史成就，將從「清波」到「競流」，再從「融會」到前行「歸海」為關鍵詞，沿著歷史發展的脈絡，予以整理與審視，並總結與概括本草學的優勢與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