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五十多年前，當特效藥鏈黴素（streptomycin）問世，對治療肺結核產生神效的時候，醫學史家法蘭克．瑞安（Frank Ryan, M.D.）在他的《被遺忘的瘟疫：抗結核病戰役的成敗》（The Forgotten Plague: How the Battle Against Tuberculosis Was Won—and Lost）一書中追述說：人們普遍相信，「似乎抗結核病戰役的最後一章就可以結束了。」隨後進入1960年代，多種抗生素相繼問世並顯示出強大療效，使許多醫學專家更加樂觀；他們信心十足地認為，不僅結核病已受到控制，人類甚至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各種傳染病所帶來的威脅。然而，事實很快證明這種樂觀為時過早。僅僅三、四十年後，人們便逐漸意識到，問題遠比想像中複雜得多。以被稱為「黑死病」的鼠疫為例，對二十世紀的人而言，這似乎是一種只存在於古代或中世紀的遙遠疫病；然而專家早已指出，鼠疫桿菌在旱獺、沙鼠等野生動物的自然宿主中從未消失，至今仍持續存在，並不時透過家鼠進入人類生活環境。因此，一旦戰爭、地震或政治動盪等災難破壞城市衛生條件、造成垃圾堆積，老鼠便會大量滋生；只要有一隻帶菌的老鼠混入人口密集的社會環境，其體內高濃度的耶氏鼠疫桿菌，便足以引發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至於結核病，更是始終未曾真正離開人類社會，其流行範圍與影響至今仍遍及全球。
英國《衛報》於1994年10月1日刊文指出，結核病在歷史上曾是極為致命的疾病之一。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的歐洲，結核病一度造成相當高比例的成年人死亡，因此被稱為「白色死神」（the White Death），長期以來令人聞之色變。該文引述當時世界衛生組織與流行病學界的估計指出，在1990年代初期，全球每年約有數百萬人死於結核病，另有約八百萬至一千萬人新發病。此外，全球尚有數量極為龐大的潛伏性結核感染者，約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這些人雖未出現臨床症狀，卻體內帶有結核桿菌，構成結核病得以長期存在並反覆流行的重要基礎。
其實，一份由世界銀行委託、並在世界衛生組織協助下完成的全球疾病負擔研究報告，在列舉1990年全球主要死因的三十種疾病時，呈現出一個出人意料的結果。當時正逐漸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愛滋病，在該年度的死亡原因排序中仍位居末位，全年死亡人數約為三十一萬人；反觀結核病，則高居第十一位，當年全球死於結核病的人數估計約為一百九十六萬。這項統計清楚顯示，在二十世紀末葉，即使在抗生素已被廣泛使用的年代，結核病依然是對人類生命造成重大威脅的傳染病之一。
結核病一次又一次傳染和發生，以及治療對它到底能產生多大的效果，問題並不僅僅在於疾病的致病菌上，除了包括它對原來有效的藥物產生抗藥性的問題之外，還有其他許多複雜、甚至可以說是更重要的因素。或許可以找出一、二本社會史著作，書中不提結核病的流行為社會造成的危害，和社會如何影響結核病的發生和發展；但是反過來，若是寫一部結核病史或肺結核史而不提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那就成為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了。因為事實上，一部結核病或肺結核的歷史，從疾病的產生、傳播到治療形式的進展和演變，除生理學、病理學、治療學之外，還涉及到考古學、人類學、宗教學等領域，特別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
更有意思的是，幾乎沒有任何一種疾病，能像結核病這樣長久而廣泛地吸引各色人等的關注。它既被視為貧窮、勞動與惡劣生活條件的產物，又頻頻出現在王公貴族與上層社會之中；它既是工人階級與城市貧民中流行的傳染病，也曾在歐洲王室與貴族家族裡反覆肆虐。結核病因此不僅成為公共衛生問題，也進入政治與思想的視野：無論是君主制時代的統治者，抑或關注社會不平等的革命思想家，都曾對這種疾病投注異常的關切與研究。
在歷史上，結核病一方面是一種普通而致命的傳染性疾病，另一方面卻長期被籠罩上一層神祕而象徵性的色彩。中世紀以降，歐洲曾流行將某些與結核相關的疾病（特別是淋巴結結核，即所謂「瘰癧」）視為「王者之病」，相信國王的觸摸具有治癒力量；統治者亦藉此儀式性行為彰顯其「天授神權」。因此，除了日常與疾病搏鬥的內外科醫師之外，一代又一代的君王也曾親自介入對這類病症的醫治，以強化自身的政治與宗教合法性。
尤為耐人尋味的是，結核病甚至成為一種獨特的審美與文化對象，被反覆書寫於文學、音樂與藝術史之中。在這些作品裡，現實主義作家藉由對結核病的描寫，揭露並譴責製造貧困與壓迫的社會制度；浪漫主義的藝術家與音樂家，則往往透過對病弱身體與早逝生命的描繪，歌詠漂泊不羈的波希米亞式生活。在這樣的文化想像中，有人視結核病為醜惡與死亡的象徵而避之唯恐不及，也有人將它奉為「病態之美」的化身，甚至把因病早逝視為一種帶有悲劇色彩的、近乎愉悅的美學歸宿。
由此看來，比之於別的疾病，結核病確有其更為豐富的的文化背景。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回顧一下此病的文化史，是一個十分誘惑人的話題。
五十多年前，當特效藥鏈黴素（streptomycin）問世，對治療肺結核產生神效的時候，醫學史家法蘭克．瑞安（Frank Ryan, M.D.）在他的《被遺忘的瘟疫：抗結核病戰役的成敗》（The Forgotten Plague: How the Battle Against Tuberculosis Was Won—and Lost）一書中追述說：人們普遍相信，「似乎抗結核病戰役的最後一章就可以結束了。」隨後進入1960年代，多種抗生素相繼問世並顯示出強大療效，使許多醫學專家更加樂觀；他們信心十足地認為，不僅結核病已受到控制，人類甚至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各種傳染病所帶來的威脅。然而，事實很快證明這種樂觀為時過早。僅僅三、四十年後，人們便逐漸意識到，問題遠比想像中複雜得多。以被稱為「黑死病」的鼠疫為例，對二十世紀的人而言，這似乎是一種只存在於古代或中世紀的遙遠疫病；然而專家早已指出，鼠疫桿菌在旱獺、沙鼠等野生動物的自然宿主中從未消失，至今仍持續存在，並不時透過家鼠進入人類生活環境。因此，一旦戰爭、地震或政治動盪等災難破壞城市衛生條件、造成垃圾堆積，老鼠便會大量滋生；只要有一隻帶菌的老鼠混入人口密集的社會環境，其體內高濃度的耶氏鼠疫桿菌，便足以引發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至於結核病，更是始終未曾真正離開人類社會，其流行範圍與影響至今仍遍及全球。
英國《衛報》於1994年10月1日刊文指出，結核病在歷史上曾是極為致命的疾病之一。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的歐洲，結核病一度造成相當高比例的成年人死亡，因此被稱為「白色死神」（the White Death），長期以來令人聞之色變。該文引述當時世界衛生組織與流行病學界的估計指出，在1990年代初期，全球每年約有數百萬人死於結核病，另有約八百萬至一千萬人新發病。此外，全球尚有數量極為龐大的潛伏性結核感染者，約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這些人雖未出現臨床症狀，卻體內帶有結核桿菌，構成結核病得以長期存在並反覆流行的重要基礎。
其實，一份由世界銀行委託、並在世界衛生組織協助下完成的全球疾病負擔研究報告，在列舉1990年全球主要死因的三十種疾病時，呈現出一個出人意料的結果。當時正逐漸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愛滋病，在該年度的死亡原因排序中仍位居末位，全年死亡人數約為三十一萬人；反觀結核病，則高居第十一位，當年全球死於結核病的人數估計約為一百九十六萬。這項統計清楚顯示，在二十世紀末葉，即使在抗生素已被廣泛使用的年代，結核病依然是對人類生命造成重大威脅的傳染病之一。
結核病一次又一次傳染和發生，以及治療對它到底能產生多大的效果，問題並不僅僅在於疾病的致病菌上，除了包括它對原來有效的藥物產生抗藥性的問題之外，還有其他許多複雜、甚至可以說是更重要的因素。或許可以找出一、二本社會史著作，書中不提結核病的流行為社會造成的危害，和社會如何影響結核病的發生和發展；但是反過來，若是寫一部結核病史或肺結核史而不提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那就成為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了。因為事實上，一部結核病或肺結核的歷史，從疾病的產生、傳播到治療形式的進展和演變，除生理學、病理學、治療學之外，還涉及到考古學、人類學、宗教學等領域，特別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
更有意思的是，幾乎沒有任何一種疾病，能像結核病這樣長久而廣泛地吸引各色人等的關注。它既被視為貧窮、勞動與惡劣生活條件的產物，又頻頻出現在王公貴族與上層社會之中；它既是工人階級與城市貧民中流行的傳染病，也曾在歐洲王室與貴族家族裡反覆肆虐。結核病因此不僅成為公共衛生問題，也進入政治與思想的視野：無論是君主制時代的統治者，抑或關注社會不平等的革命思想家，都曾對這種疾病投注異常的關切與研究。
在歷史上，結核病一方面是一種普通而致命的傳染性疾病，另一方面卻長期被籠罩上一層神祕而象徵性的色彩。中世紀以降，歐洲曾流行將某些與結核相關的疾病（特別是淋巴結結核，即所謂「瘰癧」）視為「王者之病」，相信國王的觸摸具有治癒力量；統治者亦藉此儀式性行為彰顯其「天授神權」。因此，除了日常與疾病搏鬥的內外科醫師之外，一代又一代的君王也曾親自介入對這類病症的醫治，以強化自身的政治與宗教合法性。
尤為耐人尋味的是，結核病甚至成為一種獨特的審美與文化對象，被反覆書寫於文學、音樂與藝術史之中。在這些作品裡，現實主義作家藉由對結核病的描寫，揭露並譴責製造貧困與壓迫的社會制度；浪漫主義的藝術家與音樂家，則往往透過對病弱身體與早逝生命的描繪，歌詠漂泊不羈的波希米亞式生活。在這樣的文化想像中，有人視結核病為醜惡與死亡的象徵而避之唯恐不及，也有人將它奉為「病態之美」的化身，甚至把因病早逝視為一種帶有悲劇色彩的、近乎愉悅的美學歸宿。
由此看來，比之於別的疾病，結核病確有其更為豐富的的文化背景。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回顧一下此病的文化史，是一個十分誘惑人的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