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個人與專業的交會
從事藝術治療工作期間，我接觸了不同的老人族群，有生理失能、認知障礙和憂鬱情緒的老人，也有健康的老人。過程中，我發現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以及社會型態的改變，例如高齡獨居的現象，使得老年專業照護成為21世紀的重要議題。
從小伴隨我成長的祖父母，以及如今已經邁入老年的父母，一生都專注於家庭生計，總是把最好的留給我們。他們給予我源源不絕的愛，從童年時期的呵護關愛，到青春期的包容，再到成年時支持我追求理想，一路上我從他們身上學習到關懷與行善的價值觀，成為我投入助人工作的根源與資產。我運用藝術治療服務老年族群，見證了許多動人的生命故事，自己也不斷學習和統整與老人相處的經驗，思考如何以更好的聆聽與觀察，陪伴他們度過人生最後一段旅程。
與阿公阿嬤的記憶
學齡前，我在雲林鄉下和阿公阿嬤一起生活。晨曦中的鄉下，濛濛的霧靄、濃濃的草根香，阿嬤背著我到田裡工作，將我放在地上。太陽升起，土地逐漸變得炙熱，我呼喊著阿嬤：「沙燒燒，趕緊甲我抱起來。」我踩著沁涼波動的水稻田，或是在隨風舞動的高聳甘蔗叢或玉米叢中奔跑和嬉戲。我們彼此大聲吆喝，充滿了歡笑。我特別喜歡盯著結實纍纍的香蕉、木瓜和桑樹，看著色彩的變化，盼望著果實成熟。阿嬤教導我如何分辨採收的時機，也教我要耐心等待。
夏日午後，我們用田裡的土塊焢窯，包覆著蕃薯的土塊燒紅了，黃薯也慢慢地悶熟了。剝著熱呼呼的蕃薯皮、吃著香甜地瓜，我的手上、嘴邊和臉上都是一片烏漆墨黑。雜耕的土地散發出大自然的多樣光采，訴說著阿公阿嬤的生活價值，閃耀著獨特的光譜，承載著阿嬤與我深刻且溫馨的記憶，也讓我深深體會到，感官的連結如何形塑和引發生命的經驗。
之後，我搬回臺北，和爸媽一起住。阿公阿嬤和外公經常北上來看我們。外公總會帶森永牛奶糖給我們還有鄰居小孩吃，阿嬤則是在鄉下傳統廚房爐灶上的大鐵鍋中，為我們自製花生糖。後來，阿嬤乾脆帶著食材，在臺北的廚房中做花生糖了。阿公阿嬤也會帶一隻自己養的雞或鴨，配著滿滿的藥草，用瓦斯爐慢火燉煮。這一鍋熱騰騰又黑濃苦澀的藥膳滋補了全家人。我期盼的則是亮晶晶、脆脆甜甜的花生糖。糖的甘甜與藥草的苦澀飄散在空氣中，是我童年記憶中烙印深刻的氣味。
鄉下和台北的爐具和鍋子都不同，導熱速度有極大的差異，攪拌熬煮麥芽糖漿和翻炒花生的時間與速度需要隨時觀察色澤，拿捏並調整火候大小；臺北的鍋具比較小，需要分批製作。臺北家中沒有擀麵棍，阿嬤用米酒瓶替代，壓平和壓實花生糖。透過阿嬤製作花生糖的過程，我發現，長輩們具有敏銳的觀察力，能夠因應環境差異，充滿彈性地選擇更適當的互動方式。
從阿嬤身上，我更見證到老年人解決問題時展現的創意。阿嬤年紀大了以後，才學習騎腳踏車，為了避免騎車跌倒受傷，她將扁擔橫綁在腳踏車後座，然後在田間小徑上練習。如果腳踏車倒了，扁擔會卡在泥土中，支撐著腳踏車，身體不會被壓到，而且，跌在泥土上也不容易受傷。阿嬤沒有念過書，並不識字，但是她為了能夠撥打電話和親友話家常，自學阿拉伯數字，展現了無比的生命力與學習力。
阿嬤有著傳統的重男輕女價值觀，我曾經抗議說：「男生女生都有吃飯，弟弟當然也要輪流洗碗！」她笑斥：「三八叮噹！」但是因為對我的疼愛，阿嬤願意開放心胸，接納了異於自己的價值觀。
後來，阿嬤輪流在叔叔、伯伯和我們家住。每隔一段時間，她就會唸著，想回去鄉下的舊厝住，讓我見證了她離家的無奈以及「家」的重要性。阿嬤面對身體老化時，不願意使用拐杖，寧可隨身攜帶長雨傘支撐自己穩定行走。我的媽媽也曾經不斷地在要不要將白髮染黑之間猶豫、擺盪。好友提醒我，媽媽內心可能還是很愛漂亮，要尊重她的心理需求。但是當法師告訴媽媽，白髮是善髮之後，白髮有了新的意義，媽媽就能接受和轉換心境了。這樣的經驗讓我更注意到個人的主觀美感需求，以及對於自身外觀改變的調適可能。
與長輩的藝術治療工作經驗
1999年夏天，我到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藝術治療研究所就學，指導教授提供了一些實習機構面試的名單。在那之前，我並沒有注意到藝術治療可以運用在老人族群和相關議題上。碩一在故溫之家（Goodwin House）實習的日子讓我大開眼界，也開始在臨床實務中摸索和學習，如何以藝術服務長輩。
故溫之家是一個完整的退休老人社區，具備多層級的服務項目，涵蓋健康長輩居住的獨立生活區（Independent Living Unit）、長期照顧的輔助生活區（Assisted Living Unit）、長期或短期照顧的養護區（Health Care Unit），以及照護失智症患者的希望家園（Dementia Unit－Hope Garden）。社區中有生活所需的各種設施和商店，包括運動健身休閒中心、圖書館、教堂、多功能視聽室、餐廳、美容院、藝術工作室，以及有行員進駐的銀行等等。當時我常開玩笑說，好想搬去那裡住。
我很幸運，能夠從老人族群開始實習。我的指導教授Brenda Barthell曾經和我討論過，英語不是我的母語，我和個案之間因為語言差異所產生的隔閡在所難免，那麼什麼族群的語言隔閡會最小呢？老人。老人說話的速度相對從容緩慢，我可以更容易跟上。實際接觸時，長輩都很樂於幫助我的發音以及表達，讓我看到了老人樂於助人與渴望傳承智慧的優勢。同時，因為我使用自己較不熟悉的英語應對，說話速度變得比較緩慢，正好符合了年長者的需求，讓他們也有更多時間思考和作出回應。因為語言與思考的轉換而不得不減緩應對的速度，讓我更深刻地體會到，對於藝術治療，特別是老人藝術治療，耐心、等待與專注於當下的重要性。
我的實習場域不只是藝術工作室，花圃、活動室、交誼廳和餐廳都是我的工作地點。當時我最常做的就是推著藝術媒材工作車，到長輩的房間進行個別藝術治療，以及每個月帶他們到博物館和美術館參觀。機構督導Jeanne Treschuk帶領老人學習各種手工藝，例如軟陶飾品、染繪絲巾，並製作她自己發展的心靈卡片（spirit cards）（圖1），以提升長者的自信心。除了定期展示，也透過販售成品，進一步強化他們對自己身為藝術家的角色認同。
(可否將這張圖片取代左邊有框圖的第一張？)
圖1 使用彩色金箔紙、白色薄棉紙（tissue paper）、白膠、海綿刷、彩色墨水製作的心靈卡片。
研究所畢業後，我陸續在包含華盛頓特區、北維吉尼亞州、馬里蘭州的華盛頓都會區（Washington Metropolitan Area）的日間照顧中心、團體家屋、長照機構、護理之家、阿茲海默症中心等不同的場域，帶領長期的藝術治療團體。2004年的美國藝術治療年會上，藝術治療師劉又榕邀我一起為《台灣藝術治療學會會訊》寫了〈三十五屆美國藝術治療年會專題報導－老人藝術治療〉，並於2005年末，共同帶領由台灣失智症協會辦的失智症藝術治療二日工作坊。
2006年回臺後，我開始帶領台灣失智症協會辦理的「瑞智學堂」藝術創作班（圖2），以及接下來的培訓課程。我也陸續在不同的長照與養護型機構、日照中心、仁愛之家、榮民之家等機構以及社區據點，提供藝術治療服務，多半是8到12次的短期團體，持續半年以上的團體相對較少。在機構和社區的工作，讓我注意到空間的複合與多元運用、可能產生的混淆，以及社群文化背景的差異如何改變團體的動力。
圖2 瑞智學堂團體回顧的分享討論。（請將桌上名牌的名字打模糊）
文化差異的優勢與挑戰
在美國與臺灣累積的不同工作經驗，讓我體會到文化差異在藝術治療工作上的優勢與挑戰。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時時被叮嚀要尊重長輩、不可任意打斷對方的表達，以至於我一開始與長輩工作時，常常難以有效掌握時間。透過西方治療觀念的學習，讓我重新思考介入的意義與時機，並進一步學習在對話中有效的聆聽與重新聚焦。美國長輩較尊重個人隱私，必須在建立信任關係之後，才會打開話匣子，聊起自己的人生經歷。臺灣長輩則更喜歡有人陪伴和聊天，往往從一開始就親切的閒聊起來，有時候聊得開心就不想創作了，甚至會表示：「用講的就好。」因而需要適時且技巧地重新轉換焦點，引導回到藝術創作和經驗的連結與外化。
除此之外，我學習到運用文化和語言上的差異，讓長輩有機會翻轉身分，成為協助者或有用的角色，進而形成建設性的互動，促進他們的自我價值感。美國長輩很喜歡與我分享他們的知識與經驗，不論是語言的使用，或者是生活的點點滴滴。一開始，我從他們那裡學到的大量英文字彙是花園中不同植物的名稱。我首次看見藍紫色的勿忘我（forget-me-not）承載著長輩的渴望：他們想要記住生命中重要的人，他們也想要被別人記住。這是多麼微小卻有重量的存在啊！
還有一次，一位老奶奶用「gay」這個字形容她的畫。我很驚訝，她怎麼會用「同性戀」來描述自己的畫呢？和她討論之後，我才理解和學習到，原來，gay當作形容詞是「快樂」的意思。
有趣的是，回臺後，阿嬤說我的臺語因為「番仔話講久了，有一个奇怪的腔。」有些長輩則因此誤會，誇我：「外省人臺語會當講按呢，金好！」當我的臺語不輪轉時，長輩會開玩笑地說：「現在換我來當老師了。」當我不了解日文和客家話的詞彙時，長輩們也會主動擔負起轉譯的角色，發揮協助者的功能。
不論我在哪裡，長輩幾乎都會詢問我是否有交往對象或是結婚了沒，特別是女性長輩。一位美國老奶奶要我在她的足科醫師來她房間複診時過去看她，以便和這位單身男醫師來個不期而遇。我因而學會了podiatrist這個字彙。
長輩特別喜歡提供協助、樂意分享經驗，成為老年族群治療關係中很特別的一個部分，使得治療關係成為雙向的學習。生活經驗與智慧傳承充分展現了老人對於社會的重要性。我的父母、高中國文老師以及我服務的健康長輩，都在退休後投入志工行列，讓我看到：發揮自己、幫助他人和回饋社會，對於老年的自我價值有深刻的意義。尤其是那位原本教國文的老師，為了投入各種藝術展覽的導覽，認真學習原本不熟悉的藝術史，深入研究不同派別藝術家的生平與作品風格，在在展現出老年人仍然可以繼續學習、成長和做出貢獻。
自在玩藝術，快樂一起老
與老人生命交織與交會的時刻，是上天賜予我的恩典，沒有什麼比觸及生命和見證生命轉化，更令人感到幸運和滿足。最重要的是，周邊長輩為我樹立了榜樣，透過藝術改變現狀，更豐富了彼此的生命。
在成為藝術治療督導的歷程中，我才更清楚的意識到，藝術治療師與藝術家發展出許多相同的技能，例如：紀律、彈性、創意和組織能力。我的藝術專業背景讓我能親自體驗沉浸於創作之中的過程、增強我的專注力與觀察、瞭解協助長輩和創作建立關係的重要性，也因此較為熟悉創作歷程和媒材，能夠靈活運用。同時，我也注意到藝術創作與身體的關聯，包括視覺、觸覺、聽覺的感官統整，以及從外在的形式和型態，到內在的思考和轉變。因此，當我與老人工作時，會考量到肢體動作如何引領創作的表達以及經驗的整合，並嘗試在專業層面上，整合跨領域和多元文化的觀點，運用到藝術治療的實踐上。
運用藝術創作的方式來發展與長輩正向連結的經驗，讓我收穫良多。一轉眼，我已經在老人領域耕耘超過20年了。因為人生經驗與工作經驗的相互增強，藝術治療工作讓我自己的老化逐漸成為一種優勢。以前，我曾經被質疑：太年輕、缺乏經驗、沒有結婚、沒有小孩，因此不適合與某些族群工作。但從來沒有人說過我太年輕，不能和老人工作，反而會說年輕人的活力是與老人工作的重要資產。
除了年齡的界定，「老」並沒有特定的狀態和樣貌。運用於老人族群的藝術治療也一樣，沒有固定的模式。藝術治療的工作有賴於真實的接觸與經驗。感謝我曾經服務過的所有長輩，他們是我最好的老師，從他們生命旅程中所見證到的勇氣、掙扎和韌性，讓我跟著一起成長。同時，我督導過的藝術治療師、實習生和社工們，也是這本書最好的催生者。他們讓我想要透過書寫的沉澱和整理，和大家分享我過去二十多年來累積的實務經驗與學習。
在這個「超高齡社會」來臨的時代，藝術治療師有越來越多的機會，進入社區與機構，甚至是以居家服務的形式服務年長者。希望這本書的問世能提供發想、激發靈感和促進創意運用，點燃藝術創作的療癒火光，提升長輩生活品質、促進社會觀感改變，大家一起自在的玩藝術，快樂變老。
從事藝術治療工作期間，我接觸了不同的老人族群，有生理失能、認知障礙和憂鬱情緒的老人，也有健康的老人。過程中，我發現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以及社會型態的改變，例如高齡獨居的現象，使得老年專業照護成為21世紀的重要議題。
從小伴隨我成長的祖父母，以及如今已經邁入老年的父母，一生都專注於家庭生計，總是把最好的留給我們。他們給予我源源不絕的愛，從童年時期的呵護關愛，到青春期的包容，再到成年時支持我追求理想，一路上我從他們身上學習到關懷與行善的價值觀，成為我投入助人工作的根源與資產。我運用藝術治療服務老年族群，見證了許多動人的生命故事，自己也不斷學習和統整與老人相處的經驗，思考如何以更好的聆聽與觀察，陪伴他們度過人生最後一段旅程。
與阿公阿嬤的記憶
學齡前，我在雲林鄉下和阿公阿嬤一起生活。晨曦中的鄉下，濛濛的霧靄、濃濃的草根香，阿嬤背著我到田裡工作，將我放在地上。太陽升起，土地逐漸變得炙熱，我呼喊著阿嬤：「沙燒燒，趕緊甲我抱起來。」我踩著沁涼波動的水稻田，或是在隨風舞動的高聳甘蔗叢或玉米叢中奔跑和嬉戲。我們彼此大聲吆喝，充滿了歡笑。我特別喜歡盯著結實纍纍的香蕉、木瓜和桑樹，看著色彩的變化，盼望著果實成熟。阿嬤教導我如何分辨採收的時機，也教我要耐心等待。
夏日午後，我們用田裡的土塊焢窯，包覆著蕃薯的土塊燒紅了，黃薯也慢慢地悶熟了。剝著熱呼呼的蕃薯皮、吃著香甜地瓜，我的手上、嘴邊和臉上都是一片烏漆墨黑。雜耕的土地散發出大自然的多樣光采，訴說著阿公阿嬤的生活價值，閃耀著獨特的光譜，承載著阿嬤與我深刻且溫馨的記憶，也讓我深深體會到，感官的連結如何形塑和引發生命的經驗。
之後，我搬回臺北，和爸媽一起住。阿公阿嬤和外公經常北上來看我們。外公總會帶森永牛奶糖給我們還有鄰居小孩吃，阿嬤則是在鄉下傳統廚房爐灶上的大鐵鍋中，為我們自製花生糖。後來，阿嬤乾脆帶著食材，在臺北的廚房中做花生糖了。阿公阿嬤也會帶一隻自己養的雞或鴨，配著滿滿的藥草，用瓦斯爐慢火燉煮。這一鍋熱騰騰又黑濃苦澀的藥膳滋補了全家人。我期盼的則是亮晶晶、脆脆甜甜的花生糖。糖的甘甜與藥草的苦澀飄散在空氣中，是我童年記憶中烙印深刻的氣味。
鄉下和台北的爐具和鍋子都不同，導熱速度有極大的差異，攪拌熬煮麥芽糖漿和翻炒花生的時間與速度需要隨時觀察色澤，拿捏並調整火候大小；臺北的鍋具比較小，需要分批製作。臺北家中沒有擀麵棍，阿嬤用米酒瓶替代，壓平和壓實花生糖。透過阿嬤製作花生糖的過程，我發現，長輩們具有敏銳的觀察力，能夠因應環境差異，充滿彈性地選擇更適當的互動方式。
從阿嬤身上，我更見證到老年人解決問題時展現的創意。阿嬤年紀大了以後，才學習騎腳踏車，為了避免騎車跌倒受傷，她將扁擔橫綁在腳踏車後座，然後在田間小徑上練習。如果腳踏車倒了，扁擔會卡在泥土中，支撐著腳踏車，身體不會被壓到，而且，跌在泥土上也不容易受傷。阿嬤沒有念過書，並不識字，但是她為了能夠撥打電話和親友話家常，自學阿拉伯數字，展現了無比的生命力與學習力。
阿嬤有著傳統的重男輕女價值觀，我曾經抗議說：「男生女生都有吃飯，弟弟當然也要輪流洗碗！」她笑斥：「三八叮噹！」但是因為對我的疼愛，阿嬤願意開放心胸，接納了異於自己的價值觀。
後來，阿嬤輪流在叔叔、伯伯和我們家住。每隔一段時間，她就會唸著，想回去鄉下的舊厝住，讓我見證了她離家的無奈以及「家」的重要性。阿嬤面對身體老化時，不願意使用拐杖，寧可隨身攜帶長雨傘支撐自己穩定行走。我的媽媽也曾經不斷地在要不要將白髮染黑之間猶豫、擺盪。好友提醒我，媽媽內心可能還是很愛漂亮，要尊重她的心理需求。但是當法師告訴媽媽，白髮是善髮之後，白髮有了新的意義，媽媽就能接受和轉換心境了。這樣的經驗讓我更注意到個人的主觀美感需求，以及對於自身外觀改變的調適可能。
與長輩的藝術治療工作經驗
1999年夏天，我到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藝術治療研究所就學，指導教授提供了一些實習機構面試的名單。在那之前，我並沒有注意到藝術治療可以運用在老人族群和相關議題上。碩一在故溫之家（Goodwin House）實習的日子讓我大開眼界，也開始在臨床實務中摸索和學習，如何以藝術服務長輩。
故溫之家是一個完整的退休老人社區，具備多層級的服務項目，涵蓋健康長輩居住的獨立生活區（Independent Living Unit）、長期照顧的輔助生活區（Assisted Living Unit）、長期或短期照顧的養護區（Health Care Unit），以及照護失智症患者的希望家園（Dementia Unit－Hope Garden）。社區中有生活所需的各種設施和商店，包括運動健身休閒中心、圖書館、教堂、多功能視聽室、餐廳、美容院、藝術工作室，以及有行員進駐的銀行等等。當時我常開玩笑說，好想搬去那裡住。
我很幸運，能夠從老人族群開始實習。我的指導教授Brenda Barthell曾經和我討論過，英語不是我的母語，我和個案之間因為語言差異所產生的隔閡在所難免，那麼什麼族群的語言隔閡會最小呢？老人。老人說話的速度相對從容緩慢，我可以更容易跟上。實際接觸時，長輩都很樂於幫助我的發音以及表達，讓我看到了老人樂於助人與渴望傳承智慧的優勢。同時，因為我使用自己較不熟悉的英語應對，說話速度變得比較緩慢，正好符合了年長者的需求，讓他們也有更多時間思考和作出回應。因為語言與思考的轉換而不得不減緩應對的速度，讓我更深刻地體會到，對於藝術治療，特別是老人藝術治療，耐心、等待與專注於當下的重要性。
我的實習場域不只是藝術工作室，花圃、活動室、交誼廳和餐廳都是我的工作地點。當時我最常做的就是推著藝術媒材工作車，到長輩的房間進行個別藝術治療，以及每個月帶他們到博物館和美術館參觀。機構督導Jeanne Treschuk帶領老人學習各種手工藝，例如軟陶飾品、染繪絲巾，並製作她自己發展的心靈卡片（spirit cards）（圖1），以提升長者的自信心。除了定期展示，也透過販售成品，進一步強化他們對自己身為藝術家的角色認同。
(可否將這張圖片取代左邊有框圖的第一張？)
圖1 使用彩色金箔紙、白色薄棉紙（tissue paper）、白膠、海綿刷、彩色墨水製作的心靈卡片。
研究所畢業後，我陸續在包含華盛頓特區、北維吉尼亞州、馬里蘭州的華盛頓都會區（Washington Metropolitan Area）的日間照顧中心、團體家屋、長照機構、護理之家、阿茲海默症中心等不同的場域，帶領長期的藝術治療團體。2004年的美國藝術治療年會上，藝術治療師劉又榕邀我一起為《台灣藝術治療學會會訊》寫了〈三十五屆美國藝術治療年會專題報導－老人藝術治療〉，並於2005年末，共同帶領由台灣失智症協會辦的失智症藝術治療二日工作坊。
2006年回臺後，我開始帶領台灣失智症協會辦理的「瑞智學堂」藝術創作班（圖2），以及接下來的培訓課程。我也陸續在不同的長照與養護型機構、日照中心、仁愛之家、榮民之家等機構以及社區據點，提供藝術治療服務，多半是8到12次的短期團體，持續半年以上的團體相對較少。在機構和社區的工作，讓我注意到空間的複合與多元運用、可能產生的混淆，以及社群文化背景的差異如何改變團體的動力。
圖2 瑞智學堂團體回顧的分享討論。（請將桌上名牌的名字打模糊）
文化差異的優勢與挑戰
在美國與臺灣累積的不同工作經驗，讓我體會到文化差異在藝術治療工作上的優勢與挑戰。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時時被叮嚀要尊重長輩、不可任意打斷對方的表達，以至於我一開始與長輩工作時，常常難以有效掌握時間。透過西方治療觀念的學習，讓我重新思考介入的意義與時機，並進一步學習在對話中有效的聆聽與重新聚焦。美國長輩較尊重個人隱私，必須在建立信任關係之後，才會打開話匣子，聊起自己的人生經歷。臺灣長輩則更喜歡有人陪伴和聊天，往往從一開始就親切的閒聊起來，有時候聊得開心就不想創作了，甚至會表示：「用講的就好。」因而需要適時且技巧地重新轉換焦點，引導回到藝術創作和經驗的連結與外化。
除此之外，我學習到運用文化和語言上的差異，讓長輩有機會翻轉身分，成為協助者或有用的角色，進而形成建設性的互動，促進他們的自我價值感。美國長輩很喜歡與我分享他們的知識與經驗，不論是語言的使用，或者是生活的點點滴滴。一開始，我從他們那裡學到的大量英文字彙是花園中不同植物的名稱。我首次看見藍紫色的勿忘我（forget-me-not）承載著長輩的渴望：他們想要記住生命中重要的人，他們也想要被別人記住。這是多麼微小卻有重量的存在啊！
還有一次，一位老奶奶用「gay」這個字形容她的畫。我很驚訝，她怎麼會用「同性戀」來描述自己的畫呢？和她討論之後，我才理解和學習到，原來，gay當作形容詞是「快樂」的意思。
有趣的是，回臺後，阿嬤說我的臺語因為「番仔話講久了，有一个奇怪的腔。」有些長輩則因此誤會，誇我：「外省人臺語會當講按呢，金好！」當我的臺語不輪轉時，長輩會開玩笑地說：「現在換我來當老師了。」當我不了解日文和客家話的詞彙時，長輩們也會主動擔負起轉譯的角色，發揮協助者的功能。
不論我在哪裡，長輩幾乎都會詢問我是否有交往對象或是結婚了沒，特別是女性長輩。一位美國老奶奶要我在她的足科醫師來她房間複診時過去看她，以便和這位單身男醫師來個不期而遇。我因而學會了podiatrist這個字彙。
長輩特別喜歡提供協助、樂意分享經驗，成為老年族群治療關係中很特別的一個部分，使得治療關係成為雙向的學習。生活經驗與智慧傳承充分展現了老人對於社會的重要性。我的父母、高中國文老師以及我服務的健康長輩，都在退休後投入志工行列，讓我看到：發揮自己、幫助他人和回饋社會，對於老年的自我價值有深刻的意義。尤其是那位原本教國文的老師，為了投入各種藝術展覽的導覽，認真學習原本不熟悉的藝術史，深入研究不同派別藝術家的生平與作品風格，在在展現出老年人仍然可以繼續學習、成長和做出貢獻。
自在玩藝術，快樂一起老
與老人生命交織與交會的時刻，是上天賜予我的恩典，沒有什麼比觸及生命和見證生命轉化，更令人感到幸運和滿足。最重要的是，周邊長輩為我樹立了榜樣，透過藝術改變現狀，更豐富了彼此的生命。
在成為藝術治療督導的歷程中，我才更清楚的意識到，藝術治療師與藝術家發展出許多相同的技能，例如：紀律、彈性、創意和組織能力。我的藝術專業背景讓我能親自體驗沉浸於創作之中的過程、增強我的專注力與觀察、瞭解協助長輩和創作建立關係的重要性，也因此較為熟悉創作歷程和媒材，能夠靈活運用。同時，我也注意到藝術創作與身體的關聯，包括視覺、觸覺、聽覺的感官統整，以及從外在的形式和型態，到內在的思考和轉變。因此，當我與老人工作時，會考量到肢體動作如何引領創作的表達以及經驗的整合，並嘗試在專業層面上，整合跨領域和多元文化的觀點，運用到藝術治療的實踐上。
運用藝術創作的方式來發展與長輩正向連結的經驗，讓我收穫良多。一轉眼，我已經在老人領域耕耘超過20年了。因為人生經驗與工作經驗的相互增強，藝術治療工作讓我自己的老化逐漸成為一種優勢。以前，我曾經被質疑：太年輕、缺乏經驗、沒有結婚、沒有小孩，因此不適合與某些族群工作。但從來沒有人說過我太年輕，不能和老人工作，反而會說年輕人的活力是與老人工作的重要資產。
除了年齡的界定，「老」並沒有特定的狀態和樣貌。運用於老人族群的藝術治療也一樣，沒有固定的模式。藝術治療的工作有賴於真實的接觸與經驗。感謝我曾經服務過的所有長輩，他們是我最好的老師，從他們生命旅程中所見證到的勇氣、掙扎和韌性，讓我跟著一起成長。同時，我督導過的藝術治療師、實習生和社工們，也是這本書最好的催生者。他們讓我想要透過書寫的沉澱和整理，和大家分享我過去二十多年來累積的實務經驗與學習。
在這個「超高齡社會」來臨的時代，藝術治療師有越來越多的機會，進入社區與機構，甚至是以居家服務的形式服務年長者。希望這本書的問世能提供發想、激發靈感和促進創意運用，點燃藝術創作的療癒火光，提升長輩生活品質、促進社會觀感改變，大家一起自在的玩藝術，快樂變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