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一如往常的值班夜，救護車呼嘯而過，伴隨著外科急救室裡七嘴八舌的人聲鼎沸，映入眼簾的是一位被車輾過的老人。
傷者呈現重度昏迷、身邊沒有任何親友家屬、事故現場沒有目擊者、身上亦無任何身份証明文件。心電圖上微弱的心跳，是我們對他唯一的認識：傷患目前正處在死亡進行式，死神即將奪走他的性命。
初步的檢查顯示腹部有大量出血，身為當日值班的外傷急症外科主治醫師，我做出立即開腹止血手術的決定。雖然我沒有把握救得了他，或者說救活的機會微乎其微，但電光石火間不容我有半點遲疑，基於職責與專業，我考慮的是「該怎麼救」？而不是「該不該救」？
就在手術前的準備時，一同值班的住院醫師連續問了我好幾個問題：「病人已經失血休克一段時間，就算把血止住了，他也可能成為終生醒不過來。」「我們救一個值物人的意義何在？」「現在還聯絡不上老先生的家屬，開這麼危險的刀，如果最後傷重不治，會不會突然冒出某個家屬來質疑我們的處置？」「可以預期這個病人就算不死，也得住上好一段時間，之後一定又得寫檢討報告，或是面對來自院內各方『浪費資源在無效醫療』的責難……」
醫療專業上，該不該治療，答案相當清楚。
但住院醫師提出的問題，是醫療之外的倫理、經濟、甚至是社會問題。
在這個醫病關係緊張、彼此信任感薄弱的現今社會，這些問題似乎比醫療本身更該被考慮。
當時我猶豫了一會兒，我當然害怕自己的決定，非但沒能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