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摧毀】(節錄)
第一節：捲入風波
堅持不賣屋
士林老家，也就是後來被強拆的房子，是三叔叔（王廣樹，即王爸）一家人的住家。爺爺生病後，便開始分配遺產，這個老家與土地祖產所有權當初是在爺爺的三個兒子名下。我父親身為長子，所以建商看中這塊土地，開始洽談都更事宜時，都是由我父親出面回絕。
遇到樂揚建設（即士林文林苑都更案的實施者）之前，文心建設曾被我的父親拒絕而作罷。
2006年6月，樂揚建設段老闆到公司找我父親時，帶著一張已規劃好的兩棟透天平面圖，他們希望用兩個透天厝（王家兩戶）換取王家的土地容積，讓他們蓋大樓，但我們根本不想要賣土地，所以回拒了他。他們詢問三次，我們也回絕了三次，之後就沒下文了。直到三年後，2009年6月17日，我們收到台北市政府都更處發函通知我們搬遷，因為我們家已被劃入都更範圍。家人這時候才發現大事不妙，父親隔日趕緊打電話到市府都更處詹富棋先生詢問；同年6月18日建商到我們家測量土地，這舉動讓我們更緊張。我們沒同意要賣土地，為何建商可以大喇喇地準備把我們的家園搶走。當天我們要求都更處詹富棋先生阻止建商的舉動，但始終沒有下文。
6月24日，我們寫了一份陳情書給都更處詹富棋先生，希望他正視此問題並告訴我們該如何處理，7月8日都更處回函告知我們：王家的拆遷日為2009年9月17日，要王家在兩個月內提出權利價值異議。當時我父親與叔叔們都相信市政府會幫我們保住土地，他們以為只要聽市政府的指示提交資料，就可以阻止土地被建商搶走。他們所不知的是，市政府挖了一個大洞讓我們跳下去！父親傻傻地把資料寫完後交給市府，還在文件寫下「悲！」，沒想到市府把資料交給建商，卻不追問建商是否收到王家賣地的同意書。
後來我們深入了解「都更法」，才知道建商為何不需要王家的同意就可以把王家的土地搶走；他們用多數決來強搶我們的地——當初這一宗都更案基地有57％地主同意都更，43％不同意，同意戶低於門檻，結果建商把不同意都更的郭元益大樓和右邊另兩棟公寓排除，於是在新畫的基地內，不同意戶就只剩下王家兩戶，相對同意戶的比例提高到91％。我們的「都更法」讓建商擁有這樣的權利，《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說明，只要五分之四所有權人同意，都更案就可以成立。法條第32條談及以權利變換，讓不同意戶以錢來跟建商談條件，但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的申訴管道了。試問用多數所有權人來掌控少數所有權人的財產權，這樣合理嗎？
同年9月間，父親與叔叔們不斷寫陳情書給市府，市府卻視而不見。近六十歲的三叔叔開始接觸並學習使用電腦，從打字、寫文章、上網查資料做起，四兄弟妹齊心寫狀紙。在他們眼中，這是「用膝蓋想都可以懂的事情」，法官應該也會知道——一間合法土地的民宅，怎麼可能被建商硬生生搶走？他們在10月30日對市府提出行政訴訟，提告內容指出我們未收到建商的通知信，也提到基地相鄰道路寬度不足會影響日後安全，消防通道也不符合救災等等事項，希望市府撤銷整個都更計畫案。當時父親三兄弟信心滿滿，覺得有這麼多證據證明此都更案的瑕疵，應該可以獲勝。
沒想到事情並不單純，隔年（2010年）5月26日收到法院判決，判王家敗訴。判決書內容的第一點，此案採發信主義，也就是建商已寄信給王家，王家沒收到算你倒楣。建商提出我們簽收的郵局掛號回執證明，可是父親覺得事有蹊翹，建商寄給我們士林老家的地址是民國60年以前的舊地址，而且只有我們家地址是用手寫的，而其他戶的地址卻是用打字的，這疑似被塗改。另一個2007年12月寄到萬華住家的掛號通知回執聯上，地址雖沒有錯，但回簽印章卻模糊不清，建商辯論律師說這是大廈管委會簽收的章，我們馬上反駁說：萬華家是兩樓透天厝，哪來的管委會代簽收？我父親當下向法官反映這是建商偽造文書，法官沒有針對我們的疑問詢問建商，而是叱責父親。第二點，法官以多數決來說明我們沒有權利保留我們土地。第三點，強調王家沒有建築線等等理由，駁回我們的訴求，最後判我們敗訴。
判決結果讓我們非常心急與憤怒。爺爺在世時一直強調這個家一定要留著，爺爺希望我們王家後代子子孫孫都要記住自己的根在哪裡，要我們知道王家是從此地落地生根。
我們當初沒有請律師，第一次訴訟被駁回，也才了解隔行如隔山，許多法條與引用文不是一般民眾能理解的，法院裡比的不是真理，而是律師們答辯狀之間的鬥法。我們得到了一次慘痛的教訓，找來蔡志揚律師幫忙處裡官司，但後來還是敗訴了。
就在我們迫在眉梢之時，台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都更盟）伸手相助，陪著我們進營建署協調，整理許多資料協助我們向長官說明。為了讓其他市民知道我們王家發生了什麼事，在聯盟與學生們不怕被捷運人員驅趕，在士林捷運站發傳單，另外還訓練一些學生成為導覽員，在現場解說事件始末，希望可以讓鄰居與市民知道王家因建商使用技巧性的多數決，而面臨強拆的命運。
第一次上法庭
事件從一開始，王家人不曾得到建商與市府的正面回應。2012年，是這起都更案爭議的最高峰。
小虹是都更盟的研究員。2012年三月初，父親與小虹參加了一場營建署的輔導會議之後，無故被建商提告妨害名譽。這是父親因為祖產的事件第一次踏進法院，也是王家人正式被建商提告的首例。
為了分擔父親的壓力與了解當時事件的原貌，我整理了當日會議影片的逐字稿，讓人吃驚的是，營建署都市更新組組長陳興隆先生說：「我們現在還聽不出來你們為什麼不參加（指參與都更），政府有容積獎勵、減免、增值稅……我們提出這麼多的優惠還有政府很多協助，為什麼不要都更？」父親回答他說，我們也有選擇不參加的自由，而陳先生竟然說：「這個不是你們的自由，這是法律規定，多數決啊多數決……」我當下才理解父親與叔叔們為了守住祖產所遇到的阻礙有多大，這阻礙來自威權政府與建商。
可是，我們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嗎？倘若都更法是用多數來決定少數人的居家生存權，這與共產國家又有何差別？再說，這是歷代傳下來的祖產，係關人民的財產權，怎麼能讓鄰居以多數決來決定我家土地的去留？
後來我才慢慢瞭解，參與都更其實不像政府與建商所說的這麼好。地主的容積獎勵會被建商拿去多蓋幾層樓，利益進入建商的荷包；政府大力宣稱的「一坪換一坪」也是假象，因為日後蓋好的大樓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公共設施面積比例，實際可以得到的坪數比原有的房子坪數還小。為了這樣一個計劃，我們需要付給建商幾百萬元，但房子幾年前已重新拉皮整修過，家人都住得好好的，並沒有任何房子老舊的問題。我們根本不需要與建商合建，但營建署的官員卻不這麼想；他們用官威來逼我們參與都更，難怪父親與叔叔們會如此憤怒。
王家人不偷不搶，卻被建商以訴訟手段欺負；所以，我們決定陪父親一起面對訴訟。
第一次上法院，我很不自在，父親更緊張。他的不安與憂慮全展現在臉上，我與律師和小虹盡量安撫他的情緒，要他放心，一切請律師處理。後來他們進入法庭，我獨自在庭外的廊道等候，陽光透過回字型的迴廊灑在穿梭來往的律師、被告、原告身上，陽光讓他們臉上的表情皺褶變得深刻。看著中庭的造景，我稍為平靜下來，慢慢抽離不安的情緒。
當時的我，沒想到未來半年還需要無數次地出入大小法院。
「陌生人」給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偵訊之後，父親的表情變得比之前輕鬆許多，在車上有說有笑，揶揄自己運氣太差才會被人告。在車上，我初次認識小虹，清瘦的她散發一股特別的氣質。簡單自我介紹後，我們一同回到士林老家，因為小虹還需要在那裡與其他學生開會討論如何阻止房子被強拆。
一下車，我看到許多學生與聲援者已聚集在屋前的捷運高架橋下，家裡大門口平日停著腳踏車與機車的空間搭起活動雨棚，不鏽鋼大門上貼了黃色壁報紙，紙上貼滿了聲援者的留言和各種照片，以及「家不拆不賣」的口號。客廳裡更是擠滿了人，許多學生看起來非常疲累，像是已有幾天幾夜沒有休息；茶几上擺滿了瓶瓶罐罐的咖啡與茶飲，幾個學生手上拿著筆電在工作。
在這午後，我遇見林暉鈞老師，他前一天與學生到市長家門前為我們請命。在寒風刺骨的夜裡，林老師現場演奏一段《辛德勒名單》的音樂主題曲，淒涼優美的旋律述說著我們面臨著被拆屋的恐懼心情，最後卻與學生一起被警察強行驅離現場。初次與林老師見面，我們非常感謝老師冒著危險幫助與他毫無血緣關係的王家人，實實在在地體驗了此時的人情冷暖。強拆之後，在我們最危急的時候，總會看見林老師與我們站在一起阻擋怪手；在其他面臨被迫遷的社區，也常會看見林老師的蹤跡。
只是，剛開始我很不習慣屋裡屋外有這麼多的陌生人，也很好奇為何這些學生會這麼熱血前來幫助非親非故的王家人。在職場上打滾了幾年，我對人性有了防禦的心態，在這險惡的社會裡，物質價值已成為唯一評估人與事的標準。這群與我們沒有利益關係的熱血學生，喚醒了我「人性本善」，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以「價值利益」去衡量的；他們正在做的，是自己認為對的事，而不是為利益與名聲所驅使。
感謝他們為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第二節：我家變成瓦礫
聲援者蜂擁而至
我不知道房子何時會被拆掉，所以隨時注意聯盟與堂弟、堂妹的臉書。前一個星期，堂妹在臉說上說房子後面來了兩台怪手，一台對著我們家，一台對著嬸婆家，感覺隨時準備要來拆屋，而且3月19日台北市政府已對外放話要準備拆王家。這段等待的日子對我們王家來說十分煎熬，尤其是住在那裡的三叔叔（王爸）一家四口，每天過得很不安。
有一天，我看到堂弟在臉說上留言：「早上起來發現自己還自己的床上而不是在警察局裡，感到很慶幸。」我很心疼他們，埋怨政府為何要讓我們受這種痛苦。
聯盟與學生，以及台南藝術大學的林暉鈞教授，3月21日到市長家裡抗議陳情，卻被警察趕走。22日中午，三叔叔上飛碟電台接受鄭村棋訪問，說明我們家的強拆危急。25日晚間，苦勞網在嬸婆家採訪三叔叔與嬸婆。26日早上，我們邀請專家學者在家門口開記者會說明，廖本全老師語重心長說：王家若拆了，就跟政府在大埔毁良田一樣，勸台北市長郝龍斌勿當建商打手來搶人民的家園。我堂弟的發言更令人心酸，他說：「我們只是一般沒有靠山的小市民，建商可以花錢買大篇幅的報紙廣告發聲，而我們沒有錢啊……只能靠這一些朋友幫忙。」我們期待電視媒體會幫我們發聲，讓大眾知道這事件，但中午的電視新聞只出現一串非常不起眼的跑馬燈，輕描淡寫帶過士林王家的事，而且主流媒體的報導立場完全偏向政府與建商，令人失望，唯獨非主流的媒體才有完整詳盡的報導。我開始不再相信主流媒體的片面報導。
市府說要幫建商代拆王家，卻告知強拆日期，我們像防小偷似的，天天處於戒備狀態，聯盟不斷在臉書上幫我們發布訊息。27日，接獲聯盟發出確認的訊息說晚上八點到隔日凌晨，市府可能會來拆屋，我與我家人晚餐後就匆匆開車回到士林老家，想要陪伴叔叔一起面對，一路上趕緊聯絡其他家人以及關心這事件的朋友們，希望他們有空可以來看看我們。
到了現場，已有聲援者和大批媒體在此聚集守候，人群中看不見三叔叔，他原本與堂弟去參加了一個談話性節目的錄影，但堂弟因收到消息所以先回來駐守。這裡來了很多大學教授，如黃瑞茂教授、石寄生教授等等，學生、民眾和聲援團體約三百多人；現場有幾個便衣刑警在監視我們，氣氛很詭異。
進入戒備狀態
2012年3月27日，我們進入了戒備狀態。房子一樓到二樓的公共樓梯，窗外掛滿抗議布條和繩索，二樓則有朋友正在製做防禦工具，用木條將門頂住；牆面噴上郝龍斌「好好拆」的塗鴉，頂樓更是站滿了聲援的朋友，紅色油漆寫的抗議旗子，飄揚在空中常壯烈。一個好好的家，只是因為不願意參加都更，不得不走到這種地步，我想叔叔一定很難過。從頂樓望向後方建商工地，他們在在靠近文林橋的方向隔了一道圍籬，有如在戰場上敵軍的後方，工地內外搭著像作戰指揮部的棚子，我們看不見圍籬後方藏了什麼可怕的東西。
不久後林淑芬立委也來到現場關心我們，三叔叔回來後正與律師團對談，還有一群朋友在討論如何防禦警察的突擊行動與因應對策，大家臉上掛著笑容但精神已異常緊繃。
大家一直等待，直到凌晨兩點還未見警察現身，人群與記者並未散去，我們猜想警方可能要等到半夜部分人群自動離去後，再來拖走其他的人吧。
這時我們開始分配工作。王家有兩戶，即十四號的王爸家，和十八號的嬸婆家；我們安排人員在屋內和戶外留守，有些記者也跟著進屋。父親陪同叔叔、嬸嬸守在一樓，我和堂弟妹則守在二樓，大家井然有序走進屋內，經過一樓樓梯間，看著卜派已用鐵鍊把自己牢牢綑在樓梯欄杆。一樓和二樓屋內都塞滿人，大家就位之後便關上所有大門。
我們這邊有六道防禦空間。第一道是最外層的戶外與小院子之間，屋外有一位學生帶著口罩用鐵鍊把身體綁著門把，大門內同樣是用層層鐵鍊拴住。第二道是小院子空間，第三道是小院子與一樓客廳入口之間的落地窗，大家合力把大型沙發、茶几等家具堆砌在屋內落地窗前，做成一道阻牆，並用大型家具堵住所有對外窗戶，關上樓梯間的大門。第四道是樓梯間，在這狹小的空間裡大家手勾著手並排坐在樓梯上。第五道是二樓空間，三間房間與室內小走道都坐滿了人，我與堂妹在她的房間用衣櫃與矮櫃擋住房門，堂弟和幾位記者守在他房間。堂弟的房間窗戶朝著正面，可以看到留守在外的聲援者，而堂妹房間的窗戶則面向鄰棟民宅，另一間小房間朝屋子後方，可以看到建商工地。第六道防禦是頂樓空間，有幾位聲援者在冷風中守護在那裡。
在這漫長等待中，一群我不認識的陌生人開始討論著兩戶王家的防禦優弱點，他們說嬸婆家三面空地易攻難守，而我們這邊比較好守；他們猜測警方會先從嬸婆家下手，攻破了再集中警力分兩路圍攻我們家，一路從頂樓往下進攻樓梯間，另一路從大門口進入，但他們必須先清除屋外前方的人群。
在場有許多第一次參加抗爭的朋友，每個人的表情都很不安，比較有經驗的朋友為了安撫大家不安的心，開始帶著我們手勾著手，提醒我們遇到警察抬人時，身體要放軟，增加警方抬走人的難度。我們雙手握拳把大拇指藏在拳頭裡，因為警察會扳開大拇指，手一痛就會鬆開，他就可以輕鬆把人拖走。大家互相提醒說，警察可能會把大家拖到車上載走丟包，所以包包不要離身，被載走後可以再一起回到現場幫忙。這個場景讓人感觸良多，我們以作戰的心情面對恐怖的對象，而這對象竟然是所謂的「人民保母警察大人」。
清晨四點多，我們聽到外面傳來數台摩托車的聲音，像飆車族一樣在外圍呼嘯而過，夜裡聽來格外刺耳。他們的行徑像狩獵的狼，在前街與後街以王家圍為中心一直打轉，外圍的朋友打電通知，說這是一群警察騎摩托車在觀察我們。才沒多久，警察終於出現了，消防灑水車也到現場，準備灑水驅離群眾。守在外圍的朋友開始不停喊口號：「強拆違憲！和平守護！」屋內的朋友教我們一起唱都更受害者戰歌，趕走當下的恐懼。
都更的受害者，勇敢站出來，為了我們的家園，不怕任何犧牲！反迫遷，爭平等！我的同志們，為了我們的家園，誓死戰鬥到底！
守在一樓小院子的幾位原住民朋友，一邊觀察後方工地的動靜，一邊唱起小米酒之歌。
我看到守在小院子的年邁父親，靠著牆打瞌睡。他平日習慣晚上九點就寢，如今卻被逼要站著休息，還要慮身旁聲援者的安危，我感到心疼。
我們前方開始有警方部署，後方透過工地圍牆下方的縫隙看見許多人的影子在晃動，表示對方要開始行動了。
(未完)
第一節：捲入風波
堅持不賣屋
士林老家，也就是後來被強拆的房子，是三叔叔（王廣樹，即王爸）一家人的住家。爺爺生病後，便開始分配遺產，這個老家與土地祖產所有權當初是在爺爺的三個兒子名下。我父親身為長子，所以建商看中這塊土地，開始洽談都更事宜時，都是由我父親出面回絕。
遇到樂揚建設（即士林文林苑都更案的實施者）之前，文心建設曾被我的父親拒絕而作罷。
2006年6月，樂揚建設段老闆到公司找我父親時，帶著一張已規劃好的兩棟透天平面圖，他們希望用兩個透天厝（王家兩戶）換取王家的土地容積，讓他們蓋大樓，但我們根本不想要賣土地，所以回拒了他。他們詢問三次，我們也回絕了三次，之後就沒下文了。直到三年後，2009年6月17日，我們收到台北市政府都更處發函通知我們搬遷，因為我們家已被劃入都更範圍。家人這時候才發現大事不妙，父親隔日趕緊打電話到市府都更處詹富棋先生詢問；同年6月18日建商到我們家測量土地，這舉動讓我們更緊張。我們沒同意要賣土地，為何建商可以大喇喇地準備把我們的家園搶走。當天我們要求都更處詹富棋先生阻止建商的舉動，但始終沒有下文。
6月24日，我們寫了一份陳情書給都更處詹富棋先生，希望他正視此問題並告訴我們該如何處理，7月8日都更處回函告知我們：王家的拆遷日為2009年9月17日，要王家在兩個月內提出權利價值異議。當時我父親與叔叔們都相信市政府會幫我們保住土地，他們以為只要聽市政府的指示提交資料，就可以阻止土地被建商搶走。他們所不知的是，市政府挖了一個大洞讓我們跳下去！父親傻傻地把資料寫完後交給市府，還在文件寫下「悲！」，沒想到市府把資料交給建商，卻不追問建商是否收到王家賣地的同意書。
後來我們深入了解「都更法」，才知道建商為何不需要王家的同意就可以把王家的土地搶走；他們用多數決來強搶我們的地——當初這一宗都更案基地有57％地主同意都更，43％不同意，同意戶低於門檻，結果建商把不同意都更的郭元益大樓和右邊另兩棟公寓排除，於是在新畫的基地內，不同意戶就只剩下王家兩戶，相對同意戶的比例提高到91％。我們的「都更法」讓建商擁有這樣的權利，《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說明，只要五分之四所有權人同意，都更案就可以成立。法條第32條談及以權利變換，讓不同意戶以錢來跟建商談條件，但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的申訴管道了。試問用多數所有權人來掌控少數所有權人的財產權，這樣合理嗎？
同年9月間，父親與叔叔們不斷寫陳情書給市府，市府卻視而不見。近六十歲的三叔叔開始接觸並學習使用電腦，從打字、寫文章、上網查資料做起，四兄弟妹齊心寫狀紙。在他們眼中，這是「用膝蓋想都可以懂的事情」，法官應該也會知道——一間合法土地的民宅，怎麼可能被建商硬生生搶走？他們在10月30日對市府提出行政訴訟，提告內容指出我們未收到建商的通知信，也提到基地相鄰道路寬度不足會影響日後安全，消防通道也不符合救災等等事項，希望市府撤銷整個都更計畫案。當時父親三兄弟信心滿滿，覺得有這麼多證據證明此都更案的瑕疵，應該可以獲勝。
沒想到事情並不單純，隔年（2010年）5月26日收到法院判決，判王家敗訴。判決書內容的第一點，此案採發信主義，也就是建商已寄信給王家，王家沒收到算你倒楣。建商提出我們簽收的郵局掛號回執證明，可是父親覺得事有蹊翹，建商寄給我們士林老家的地址是民國60年以前的舊地址，而且只有我們家地址是用手寫的，而其他戶的地址卻是用打字的，這疑似被塗改。另一個2007年12月寄到萬華住家的掛號通知回執聯上，地址雖沒有錯，但回簽印章卻模糊不清，建商辯論律師說這是大廈管委會簽收的章，我們馬上反駁說：萬華家是兩樓透天厝，哪來的管委會代簽收？我父親當下向法官反映這是建商偽造文書，法官沒有針對我們的疑問詢問建商，而是叱責父親。第二點，法官以多數決來說明我們沒有權利保留我們土地。第三點，強調王家沒有建築線等等理由，駁回我們的訴求，最後判我們敗訴。
判決結果讓我們非常心急與憤怒。爺爺在世時一直強調這個家一定要留著，爺爺希望我們王家後代子子孫孫都要記住自己的根在哪裡，要我們知道王家是從此地落地生根。
我們當初沒有請律師，第一次訴訟被駁回，也才了解隔行如隔山，許多法條與引用文不是一般民眾能理解的，法院裡比的不是真理，而是律師們答辯狀之間的鬥法。我們得到了一次慘痛的教訓，找來蔡志揚律師幫忙處裡官司，但後來還是敗訴了。
就在我們迫在眉梢之時，台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都更盟）伸手相助，陪著我們進營建署協調，整理許多資料協助我們向長官說明。為了讓其他市民知道我們王家發生了什麼事，在聯盟與學生們不怕被捷運人員驅趕，在士林捷運站發傳單，另外還訓練一些學生成為導覽員，在現場解說事件始末，希望可以讓鄰居與市民知道王家因建商使用技巧性的多數決，而面臨強拆的命運。
第一次上法庭
事件從一開始，王家人不曾得到建商與市府的正面回應。2012年，是這起都更案爭議的最高峰。
小虹是都更盟的研究員。2012年三月初，父親與小虹參加了一場營建署的輔導會議之後，無故被建商提告妨害名譽。這是父親因為祖產的事件第一次踏進法院，也是王家人正式被建商提告的首例。
為了分擔父親的壓力與了解當時事件的原貌，我整理了當日會議影片的逐字稿，讓人吃驚的是，營建署都市更新組組長陳興隆先生說：「我們現在還聽不出來你們為什麼不參加（指參與都更），政府有容積獎勵、減免、增值稅……我們提出這麼多的優惠還有政府很多協助，為什麼不要都更？」父親回答他說，我們也有選擇不參加的自由，而陳先生竟然說：「這個不是你們的自由，這是法律規定，多數決啊多數決……」我當下才理解父親與叔叔們為了守住祖產所遇到的阻礙有多大，這阻礙來自威權政府與建商。
可是，我們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嗎？倘若都更法是用多數來決定少數人的居家生存權，這與共產國家又有何差別？再說，這是歷代傳下來的祖產，係關人民的財產權，怎麼能讓鄰居以多數決來決定我家土地的去留？
後來我才慢慢瞭解，參與都更其實不像政府與建商所說的這麼好。地主的容積獎勵會被建商拿去多蓋幾層樓，利益進入建商的荷包；政府大力宣稱的「一坪換一坪」也是假象，因為日後蓋好的大樓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公共設施面積比例，實際可以得到的坪數比原有的房子坪數還小。為了這樣一個計劃，我們需要付給建商幾百萬元，但房子幾年前已重新拉皮整修過，家人都住得好好的，並沒有任何房子老舊的問題。我們根本不需要與建商合建，但營建署的官員卻不這麼想；他們用官威來逼我們參與都更，難怪父親與叔叔們會如此憤怒。
王家人不偷不搶，卻被建商以訴訟手段欺負；所以，我們決定陪父親一起面對訴訟。
第一次上法院，我很不自在，父親更緊張。他的不安與憂慮全展現在臉上，我與律師和小虹盡量安撫他的情緒，要他放心，一切請律師處理。後來他們進入法庭，我獨自在庭外的廊道等候，陽光透過回字型的迴廊灑在穿梭來往的律師、被告、原告身上，陽光讓他們臉上的表情皺褶變得深刻。看著中庭的造景，我稍為平靜下來，慢慢抽離不安的情緒。
當時的我，沒想到未來半年還需要無數次地出入大小法院。
「陌生人」給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偵訊之後，父親的表情變得比之前輕鬆許多，在車上有說有笑，揶揄自己運氣太差才會被人告。在車上，我初次認識小虹，清瘦的她散發一股特別的氣質。簡單自我介紹後，我們一同回到士林老家，因為小虹還需要在那裡與其他學生開會討論如何阻止房子被強拆。
一下車，我看到許多學生與聲援者已聚集在屋前的捷運高架橋下，家裡大門口平日停著腳踏車與機車的空間搭起活動雨棚，不鏽鋼大門上貼了黃色壁報紙，紙上貼滿了聲援者的留言和各種照片，以及「家不拆不賣」的口號。客廳裡更是擠滿了人，許多學生看起來非常疲累，像是已有幾天幾夜沒有休息；茶几上擺滿了瓶瓶罐罐的咖啡與茶飲，幾個學生手上拿著筆電在工作。
在這午後，我遇見林暉鈞老師，他前一天與學生到市長家門前為我們請命。在寒風刺骨的夜裡，林老師現場演奏一段《辛德勒名單》的音樂主題曲，淒涼優美的旋律述說著我們面臨著被拆屋的恐懼心情，最後卻與學生一起被警察強行驅離現場。初次與林老師見面，我們非常感謝老師冒著危險幫助與他毫無血緣關係的王家人，實實在在地體驗了此時的人情冷暖。強拆之後，在我們最危急的時候，總會看見林老師與我們站在一起阻擋怪手；在其他面臨被迫遷的社區，也常會看見林老師的蹤跡。
只是，剛開始我很不習慣屋裡屋外有這麼多的陌生人，也很好奇為何這些學生會這麼熱血前來幫助非親非故的王家人。在職場上打滾了幾年，我對人性有了防禦的心態，在這險惡的社會裡，物質價值已成為唯一評估人與事的標準。這群與我們沒有利益關係的熱血學生，喚醒了我「人性本善」，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以「價值利益」去衡量的；他們正在做的，是自己認為對的事，而不是為利益與名聲所驅使。
感謝他們為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第二節：我家變成瓦礫
聲援者蜂擁而至
我不知道房子何時會被拆掉，所以隨時注意聯盟與堂弟、堂妹的臉書。前一個星期，堂妹在臉說上說房子後面來了兩台怪手，一台對著我們家，一台對著嬸婆家，感覺隨時準備要來拆屋，而且3月19日台北市政府已對外放話要準備拆王家。這段等待的日子對我們王家來說十分煎熬，尤其是住在那裡的三叔叔（王爸）一家四口，每天過得很不安。
有一天，我看到堂弟在臉說上留言：「早上起來發現自己還自己的床上而不是在警察局裡，感到很慶幸。」我很心疼他們，埋怨政府為何要讓我們受這種痛苦。
聯盟與學生，以及台南藝術大學的林暉鈞教授，3月21日到市長家裡抗議陳情，卻被警察趕走。22日中午，三叔叔上飛碟電台接受鄭村棋訪問，說明我們家的強拆危急。25日晚間，苦勞網在嬸婆家採訪三叔叔與嬸婆。26日早上，我們邀請專家學者在家門口開記者會說明，廖本全老師語重心長說：王家若拆了，就跟政府在大埔毁良田一樣，勸台北市長郝龍斌勿當建商打手來搶人民的家園。我堂弟的發言更令人心酸，他說：「我們只是一般沒有靠山的小市民，建商可以花錢買大篇幅的報紙廣告發聲，而我們沒有錢啊……只能靠這一些朋友幫忙。」我們期待電視媒體會幫我們發聲，讓大眾知道這事件，但中午的電視新聞只出現一串非常不起眼的跑馬燈，輕描淡寫帶過士林王家的事，而且主流媒體的報導立場完全偏向政府與建商，令人失望，唯獨非主流的媒體才有完整詳盡的報導。我開始不再相信主流媒體的片面報導。
市府說要幫建商代拆王家，卻告知強拆日期，我們像防小偷似的，天天處於戒備狀態，聯盟不斷在臉書上幫我們發布訊息。27日，接獲聯盟發出確認的訊息說晚上八點到隔日凌晨，市府可能會來拆屋，我與我家人晚餐後就匆匆開車回到士林老家，想要陪伴叔叔一起面對，一路上趕緊聯絡其他家人以及關心這事件的朋友們，希望他們有空可以來看看我們。
到了現場，已有聲援者和大批媒體在此聚集守候，人群中看不見三叔叔，他原本與堂弟去參加了一個談話性節目的錄影，但堂弟因收到消息所以先回來駐守。這裡來了很多大學教授，如黃瑞茂教授、石寄生教授等等，學生、民眾和聲援團體約三百多人；現場有幾個便衣刑警在監視我們，氣氛很詭異。
進入戒備狀態
2012年3月27日，我們進入了戒備狀態。房子一樓到二樓的公共樓梯，窗外掛滿抗議布條和繩索，二樓則有朋友正在製做防禦工具，用木條將門頂住；牆面噴上郝龍斌「好好拆」的塗鴉，頂樓更是站滿了聲援的朋友，紅色油漆寫的抗議旗子，飄揚在空中常壯烈。一個好好的家，只是因為不願意參加都更，不得不走到這種地步，我想叔叔一定很難過。從頂樓望向後方建商工地，他們在在靠近文林橋的方向隔了一道圍籬，有如在戰場上敵軍的後方，工地內外搭著像作戰指揮部的棚子，我們看不見圍籬後方藏了什麼可怕的東西。
不久後林淑芬立委也來到現場關心我們，三叔叔回來後正與律師團對談，還有一群朋友在討論如何防禦警察的突擊行動與因應對策，大家臉上掛著笑容但精神已異常緊繃。
大家一直等待，直到凌晨兩點還未見警察現身，人群與記者並未散去，我們猜想警方可能要等到半夜部分人群自動離去後，再來拖走其他的人吧。
這時我們開始分配工作。王家有兩戶，即十四號的王爸家，和十八號的嬸婆家；我們安排人員在屋內和戶外留守，有些記者也跟著進屋。父親陪同叔叔、嬸嬸守在一樓，我和堂弟妹則守在二樓，大家井然有序走進屋內，經過一樓樓梯間，看著卜派已用鐵鍊把自己牢牢綑在樓梯欄杆。一樓和二樓屋內都塞滿人，大家就位之後便關上所有大門。
我們這邊有六道防禦空間。第一道是最外層的戶外與小院子之間，屋外有一位學生帶著口罩用鐵鍊把身體綁著門把，大門內同樣是用層層鐵鍊拴住。第二道是小院子空間，第三道是小院子與一樓客廳入口之間的落地窗，大家合力把大型沙發、茶几等家具堆砌在屋內落地窗前，做成一道阻牆，並用大型家具堵住所有對外窗戶，關上樓梯間的大門。第四道是樓梯間，在這狹小的空間裡大家手勾著手並排坐在樓梯上。第五道是二樓空間，三間房間與室內小走道都坐滿了人，我與堂妹在她的房間用衣櫃與矮櫃擋住房門，堂弟和幾位記者守在他房間。堂弟的房間窗戶朝著正面，可以看到留守在外的聲援者，而堂妹房間的窗戶則面向鄰棟民宅，另一間小房間朝屋子後方，可以看到建商工地。第六道防禦是頂樓空間，有幾位聲援者在冷風中守護在那裡。
在這漫長等待中，一群我不認識的陌生人開始討論著兩戶王家的防禦優弱點，他們說嬸婆家三面空地易攻難守，而我們這邊比較好守；他們猜測警方會先從嬸婆家下手，攻破了再集中警力分兩路圍攻我們家，一路從頂樓往下進攻樓梯間，另一路從大門口進入，但他們必須先清除屋外前方的人群。
在場有許多第一次參加抗爭的朋友，每個人的表情都很不安，比較有經驗的朋友為了安撫大家不安的心，開始帶著我們手勾著手，提醒我們遇到警察抬人時，身體要放軟，增加警方抬走人的難度。我們雙手握拳把大拇指藏在拳頭裡，因為警察會扳開大拇指，手一痛就會鬆開，他就可以輕鬆把人拖走。大家互相提醒說，警察可能會把大家拖到車上載走丟包，所以包包不要離身，被載走後可以再一起回到現場幫忙。這個場景讓人感觸良多，我們以作戰的心情面對恐怖的對象，而這對象竟然是所謂的「人民保母警察大人」。
清晨四點多，我們聽到外面傳來數台摩托車的聲音，像飆車族一樣在外圍呼嘯而過，夜裡聽來格外刺耳。他們的行徑像狩獵的狼，在前街與後街以王家圍為中心一直打轉，外圍的朋友打電通知，說這是一群警察騎摩托車在觀察我們。才沒多久，警察終於出現了，消防灑水車也到現場，準備灑水驅離群眾。守在外圍的朋友開始不停喊口號：「強拆違憲！和平守護！」屋內的朋友教我們一起唱都更受害者戰歌，趕走當下的恐懼。
都更的受害者，勇敢站出來，為了我們的家園，不怕任何犧牲！反迫遷，爭平等！我的同志們，為了我們的家園，誓死戰鬥到底！
守在一樓小院子的幾位原住民朋友，一邊觀察後方工地的動靜，一邊唱起小米酒之歌。
我看到守在小院子的年邁父親，靠著牆打瞌睡。他平日習慣晚上九點就寢，如今卻被逼要站著休息，還要慮身旁聲援者的安危，我感到心疼。
我們前方開始有警方部署，後方透過工地圍牆下方的縫隙看見許多人的影子在晃動，表示對方要開始行動了。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