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理論性的參與取徑，來自興趣環繞著溝通實作、協力和實用主義的理論家。這些不是截然不同的視角，而是以由下而上的方式，形成建議的共同承諾的變體。它們根植於居民參與，也代表了對「全盤理性模型」（及它的「知識來自發現而非建構」的信念）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脫離，後者在1970年代興起，以回應當時的社會與經濟動盪。當時普遍的民主動力鼓勵居民有更大的參與，在學術界導致質疑規劃過程的反民主傾向，亦即技術分析和工具理性――從而就是專家――優於在地知識和普通居民。立基於馬克思主義的規劃理論也受到攻擊，因為它執著於階級鬥爭，卻對民主參與漠不關心。許多理論家認識到，規劃要有效，規劃者就必須有更多政治性投入，但不是以對抗方式為之。規劃者得說服其他人他們的建議有用，同時與非規劃者一同推進計畫和提案。這些理論家承認，僅靠分析上的老練，在政治上很難令人信服。對他們來說，溝通是有效規劃的關鍵。為了實現他們的目標，規劃者必須更擅長與他人交談和傾聽。約翰．佛雷斯特便寫道，「先說出來，才能做到。」
這些理論家中，有許多深受哈伯瑪斯作品的影響，尤其是他有關溝通理性和國家與公共領域之關係的著述。哈伯瑪斯相信，必須透過言說行動來達成共識；也就是說，一同交談是任何集體行動承諾的基本前奏。他也比較沒那麼樂觀的假定，科學理性主義太容易動搖，並且重新導向非進步的、非自由主義的結果。溝通理性使得自覺、自主的主體必然被一個投入互為主體溝通的主體所取代。它成就的相互理解，將會帶著事實的、情緒的、道德的與美學的關切而串接起來，也將產生糾正錯誤資訊的機會。如此說來，哈伯瑪斯同時拋棄了與科學相關的工具理性，以及伴隨權力政治的策略理性。非強制的審議和互為主體的知識將是基礎，藉此轉變公共領域，帶來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在其中，人們能夠找到可以接受的方式，一起行動以實現共同利益。要做到這件事，人必須盡力達致理想的言說，也就是容易理解的、真誠的、正當的、準確的言說。事實上，溝通理性要求審議式民主來取得其正當性。這是「理想」溝通的環境。
佛雷斯特詮釋哈伯瑪斯，主張規劃者的角色是保證規劃審議既誠實透明，又有包容性。更具體地說，規劃者要揭露權力為了自利而歪曲資訊（與理想言說）的方式。溝通式規劃者的目的，是實現一種批判的、自我反思且解放的實作。
於是，在溝通實作理論中，規劃者對與其他人的互動給予了和技術問題（就算沒有更多，也是）同等的關注。規劃者在討論開發商或財產所有人的提案時、與鄰里團體會面時，或者在規劃當局面前演示時，都努力誠實透明地發言、傾聽，並向他人學習、分享（而非隱藏）關切和知識、心懷尊重，並且承認和接受人們經常對直接影響他們的規劃議題抱有熱情，他們的情緒和他們的客觀利益同樣重要。在這些會面中，規劃者仍然是工具性的，因為他們的目的之一是塑造參與者的注意力，以便針對共同的關切找到彼此同意的解決之道。不過，溝通實作的終點是共識，人在其中以非強制方式抵達共享的理解。規劃的正當性也就在這裡。社會環境中發生的人際關係，是規劃有效性的關鍵。
這個取徑也可以超越理想的言說環境，延伸到論述的領域，也就是賦予某種語言和思想特權，隨之鼓勵某種行動而非其他的視角。在這種變體中，體現於人們談論世界的方式中的那些已經存在的共同理解，取代了人際關係。弗里德曼引述他認為規劃乃將知識連結到行動的觀點，提出規劃論述是由三種論述「滋養」的：一種關切倫理選擇的道德論述、一種技術論述，以及一種想像「好生活」替代願景的烏托邦論述。規劃者的任務是和其他人一起投入這些論述，形成一種導向集體行動的政治動態。這種論述取徑和溝通實作的區別，是溝通發生於既存的修辭結構中的信念。
比起像弗里德曼那樣內省規劃的談話，另一位美國規劃理論家詹姆斯．斯羅格莫頓朝外轉向更大的敘事，規劃者則發現自己置身其中。這些敘事是巧妙編織的故事，建立了規劃發生的論述脈絡。譬如，在美國，主流的都市敘事側重經濟成長，偏袒創意階級的人，並稱頌吸引受教育中產階級的有品質公共空間的重要性。斯羅格莫頓觀察到，規劃者要有成效，就得有能力在這些敘事中提出有說服力的論證，同時引入反敘事來將規劃關切提升而超越世俗與保守的利益。他同時認識到脈絡化論述的重要性，主張規劃者的任務是在既有的、甚至彼此競爭的世界觀面前保有說服力。他說得很貼切，規劃者必須「巧言善辯」（skilled voice in the flow of persuasive argumentation）。
帕齊．希利圍繞另一種參與形式――協力（collaboration）――發展了溝通實作。對她來說，規劃不僅是以促進理解的方式來溝通。她進一步拓寬視角，納入了制度關係，這些關係限制了人如何集體建構世界――也就是實現能動性。她的興趣是，社會互動如何產生共同理解和相互信任，從而使人能夠克服劃分他們的差異。規劃任務是在審議式參與之中定義，而非在這之前定義。所以，規劃成為一種治理形式，立基於在特定地方塑造關係網絡之策略的發展。規劃的目標是建立制度（或關係）能力，如此人們可以找到方法一起和諧生活並分享權力，雪莉．安斯坦會熱烈支持這個立場。值得注意的是，與規劃的程序取徑一樣，她期待規劃包容所有的利害關係人，儘管這可能會帶來衝突，但要探索將衝突導向共同結果的方法。這意味著解決之道是有可能的：正如她樂觀地寫道，「利害關係人對於設計制度過程［有］興趣，而這將促進協力、相互學習和建立共識。」
這個框架中，規劃者的角色是發展策略性協力（strategic collaborations）。事實上，希利視制定策略為「規劃文化的核心地帶。」重要的是，她沒有將策略制定侷限在共識建立。希利心中有一個更長遠的時間框架。她希望這些協力在關係網絡內部並跨越網絡而建立制度能力。要這麼做，規劃者可以透過參與溝通式實作，專注於實作意識與在地知識、鼓勵參與者反思、建立關係，並制定新的思考方式，使集體行動即使有利害關人之間的文化與政治差異，還是能夠推行。規劃從而成為互為主體的過程，規劃者在其中負責包容而協力的對話，聚焦於人們奠基於地方的利益。這種參與形式隨後安置於溝通實作的情境中，重視開放性、傾聽、相互學習、尊重和情緒覺察，而這些都透過交談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