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貴人
二○○四年十月，我因醫界抗爭，辭任公職，新聞上了各大媒體，我接到兩通重要電話，第一通是我的母校國立陽明大學吳妍華校長打來，邀我回母校任教；另一通，完全在我意料之外，是永豐餘集團何壽川董事長辦公室打來。我與何先生從未正式謀面，他找我面談，當面邀請我主持上智生技創投，我們一共見了三次面。每次他都只跟我聊天，我心中充滿疑問問他說：「我不懂投資，可以勝任嗎？」他當時只是笑著說：「先來再說。」就因為這句話，我半年後，接任上智創投的總經理，展開了我十四年的學習之旅。何先生是帶我進生技創投的第一個貴人，當年若沒有他的膽識，不會有今天的上智生技創投。
我的第二個貴人是華碩集團創辦人之一的徐世昌先生，當初透過我基隆好友的介紹，請他協助台北榮總的神經再生技術進入人體試驗，並於國內進行試驗中新藥的恩慈療法，來幫助脊髓損傷的病患。在全球金融危機後，他成為生技醫藥的天使投資人，幫助許多台灣新創公司。他的投資不以賺錢為主要目的，但是要求團隊要找到對的商業模式。因為他的協助，我有機會和許多新創業團隊互動，學到很多台灣傳統創投得不到的經驗。
二○○五年二月，我因為獲得孫運璿傑出公務員的資助，回母校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到我的恩師──我國全民健保的擘畫大師蕭慶倫教授的研究室，這段期間遇到我進生技創投的第三個貴人，中央研究院的陳良博院士。陳院士是知名病理學專家，但卻是位「非典型」的學者，他是哈佛大學教授，但曾經創立多家生技公司，並參加過創投、私募基金與避險基金之運作，是中研院最了解生技醫療產業與資本市場的院士。永豐餘集團會成立上智生技創投，是當時他給政府的建議。原本政府希望成立三個種子基金，分別投資中研院、國家衛生研究院與工研院的技術；不過當時大部分企業主認為投資生技產業風險太高，回收期太長而作罷。最後只有永豐餘集團在何壽川先生的努力與國家發展基金支持下，募集了最重要的一個基金──上智生技創投。
我在哈佛大學訪問期間，陳院士帶我看了幾家公司，是我第一次以投資的眼光來看創新的醫藥科技。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家製造小型質子治療儀的公司，現在已改名為Mevion Medical Systems。這家公司現在已經非常成功，是我第一個錯失的機會。陳院士雖認為這家公司很有機會，但他只「引導」不「指導」，要讓我自己找到方向。
這十幾年來，他給我最多引導，是讓我了解生技創投及資本市場最重要的導師。
二○○五年六月，我結束哈佛大學的訪問，回程途經舊金山，拜訪我的好友楊啟航博士，他當時擔任國科會駐舊金山科學組的組長。楊博士是一個傳奇人物，早期擔任教職，是國立高雄技術學院成立初期的重要推手，並擔任過教務長與副校長，之前擔任環保署科技顧問室主任、交通部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二○○一年被借調到國科會擔任國際合作處長。二○○二年，他警覺到台灣已經跟矽谷失去聯繫多年，決定到矽谷「蹲點」，重新把許多在矽谷的台灣人與台灣產業界連接起來。到矽谷之後，他推動了台灣史丹佛計畫，把醫師、工程師「送作堆」，一起到史丹佛大學學習如何創新創業。十幾年後的今天，已經開花結果。他到矽谷蹲了十年。
他的好友們戲稱他「少將佔中校的缺」，因為行政院各部會的司╱處長是十二職等的官階，在軍中相當於少將。而舊金山科技組組長是九職等，相當於中校。一位政府的高階主管，為了替國家未來產業發展自願降階。有一天，總統應該頒給他一個勳章。
一九九七年，我和啟航兄一起在名作家柏楊先生創立的人權教育基金會共同推動綠島人權紀念碑的建立和人權教育推動而認識，沒想到後來在矽谷相遇。他幫我介紹除了矽谷的生醫創投界之外，還介紹了我的第五個貴人張有德博士。
張有德博士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材料工程系，一九七八年赴美國猶他大學取得材料工程博士，之後投身醫療器材領域，曾在美國矽谷經營數間公司，並參與了「軟針」（靜脈留置針）、心血管內超音波等多件醫療器材的發明。二○○七年起，他與時任國科會主委陳建仁在楊啟航博士的牽線下，合作執行「台灣－史丹佛醫療器材產品設計之人才培訓計畫」，將台灣醫師和工程師送往美國史丹佛培訓。二○一○年，張博士在時任國發會主委陳添枝的延攬下，回到台灣協助推動生技創投基金，可惜未能成功。二○一二年，在晟德製藥董事長林榮錦和上智生技創投共同出資協助下創立益安生醫，將尖端醫療器材研發引進台灣。二○一八年，張博士被選為工業技術研究院院士，獲聘為行政院科技會報委員。
今天益安生醫已經是台灣最成功的創新醫材公司，張有德博士教我，什麼是創新醫療器材，以及如何從未被滿足的醫療開始著手。我對醫療器材投資觀念，八成以上是向他學習的。
林榮錦先生是我最晚認識的貴人，英文說「Last but not least」，因為他在藥界歷練數十年，一直是台灣西藥界的異類，專門走不一樣的路。他在九○年代全民健保開辦前後，把東洋藥品公司從一家一般學名藥的二軍，經營成以癌症為主的一軍。現在東洋已經是我國前五大藥廠。這位有台灣艾科卡之稱的生技醫藥經營大師，最有名的第一個生技新藥投資就是智擎。為何我說「緣分較晚」呢？因為當年他邀我投資智擎時，我們膽子太小不敢跟進，所以錯失了機會。後來他接連出手救了兩家公司，順天生醫和永昕生醫。這兩家上智皆有投資，但那時我還不知如何幫忙，要靠林先生多年商業運作經驗才把這兩家公司做起來。有了這兩次的合作經驗，才有益安的誕生。
我年輕時不知道一個人最重要的資產是人脈。我因為生逢其時，在一九八八年從美國留學回來，正好遇到台灣公衛行政界的斷層。我被延攬進衛生署時，是衛生行政的黃金時期。當年衛生署共有五個處，分別是醫政、藥政、保健、防疫及食品衛生。剛好五個負責人生肖皆屬老虎，因此有「五虎將」之稱。不過五隻老虎不是同年，最年輕的兩位就是開辦全民健保的葉金川教授，以及藥界最敬畏的藥事行政與產業專家黃文鴻教授。他們當年都不到四十歲。最年長的一位是曾於美國疾病管制署（CDC）任職的果祐增博士。果處長曾說過「記者猛於虎」的名言。退休時，醫藥記者聯誼會送他「虎口餘生」四個字，傳頌一時。
一九八九年，我進衛生署，之後一直是「年輕的長官」，服務公職的十六年間，曾任藥政處副處長、防疫處處長、疾病管制局局長、資訊中心主任、中央健保局總經理，離職前是副署長，號稱是過去三、四十年來擔任過最多不同職位的衛生行政官員。我出生在基隆，高中就讀建中，第一次大學聯考考上高雄醫學院，整整讀了一年，結交許多朋友；次年重考上陽明醫學院，讀過的學校多又從台灣頭跑到台灣尾，畢業後又去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念了兩年，所以同學比一般人多，加上服務公職期間，先從藥政入門，一下子從公共衛生界進入藥品與醫療器材的主管部門，又跑去建立衛生資訊系統，然後回到傳統公共衛生的傳染病防治體系，最後掌管年預算數千億的全民健保。當我要到創投才發現，我最大的資產是人脈，所以就在許多朋友的祝福下，我糊裡糊塗接下上智生技創投總經理一職。
小孩開新車
二○○五年七月一日我正式接任上智創投總經理，問題來了，一個什麼都不懂的CEO，如何主持這麼重要的基金？
我想起一位大學同學，陳俊忠教授的故事。陳教授是台灣首位運動醫學的博士，是陽明大學美術社的創社社長，我們醫學院畢業時，大家都很緊張忙著準備醫師執照的國家考試。所以畢業紀念冊一直編不出來，他自告奮勇地站出來。我當時問他為什麼？他說：「有機會讓你練習，何樂不為？」另一位好友楊啟航先生也講過讓我打開最後心結的一句話:「鴻仁兄，我知道你的專業是公共衛生與全民健保，所以舞台在政府，但你這麼年輕就居高位，縱使想再上一層樓也應該到產業界了解民間生態，創投是何老闆募的基金，這樣的機會當然要把握。」
當時我有一位藥界的好友吳力人總經理，他是台灣藥界有名的「九命怪貓」，歷經七次跨國藥品公司的併購，而每次都勝出。他鼓勵我說：「張總，你其實懂很多生技產業，你學醫，這些專有名詞難不倒你，你待過藥政處，熟悉法規，又擔任過健保總經理，知道甚麼是『藥品給付』，你懂很多別人不懂的，只是不懂投資，假以時日，一定會成功。」
在許多朋友的鼓勵下，我開始投資的第一步。當時景氣非常不好，許多生技公司都缺錢，所以在短短的兩、三年內，我就把團隊組起來，開始投資。
只有笨蛋才投台灣
為了推動國內的生技產業，國發基金的投資協議書中，要求上智一半以上的資金要投台灣的公司。
生技創投界有一位「先進」，曾經講過一句「只有笨蛋才投台灣」的名言。他的話非常有道理，因為台灣的生技產業還在草創期，沒有幾家公司，挑出最好的和美國相比，頂多也是B 咖。但是因為合約規定，我又是新手，不知如何去美國投資，所以把大部分的資金投到台灣的公司，我們作夢也料不到，三年後就爆發了全球金融危機，我們投資美國的公司幾乎全都掛了，不只我們，許多國內當時的生技創投，都受到重創，如今回想起來，還真要感謝政府立下的「霸王條款」!
上智生技創投的第一個投資是浩鼎的母公司Optimer，是翁啟惠院士（他當時尚未擔任院長）的介紹，到二○○六年Optimer 在美那斯達克（NASDAQ）上市，把浩鼎切割出來在台募資時，翁院長堅持不接受任何有政府資金的投資者，所以上智並未參與投資，翁院長的堅持，上智少賺了十億。十年後，翁院長不幸捲入浩鼎案，我在許多場合和朋友分享這段歷史，說到翁院長如此注意利益衝突，不可能有罪。果然，在二○一八年底，法院還他清白，且檢方還放棄再上訴。
二○○四年十月，我因醫界抗爭，辭任公職，新聞上了各大媒體，我接到兩通重要電話，第一通是我的母校國立陽明大學吳妍華校長打來，邀我回母校任教；另一通，完全在我意料之外，是永豐餘集團何壽川董事長辦公室打來。我與何先生從未正式謀面，他找我面談，當面邀請我主持上智生技創投，我們一共見了三次面。每次他都只跟我聊天，我心中充滿疑問問他說：「我不懂投資，可以勝任嗎？」他當時只是笑著說：「先來再說。」就因為這句話，我半年後，接任上智創投的總經理，展開了我十四年的學習之旅。何先生是帶我進生技創投的第一個貴人，當年若沒有他的膽識，不會有今天的上智生技創投。
我的第二個貴人是華碩集團創辦人之一的徐世昌先生，當初透過我基隆好友的介紹，請他協助台北榮總的神經再生技術進入人體試驗，並於國內進行試驗中新藥的恩慈療法，來幫助脊髓損傷的病患。在全球金融危機後，他成為生技醫藥的天使投資人，幫助許多台灣新創公司。他的投資不以賺錢為主要目的，但是要求團隊要找到對的商業模式。因為他的協助，我有機會和許多新創業團隊互動，學到很多台灣傳統創投得不到的經驗。
二○○五年二月，我因為獲得孫運璿傑出公務員的資助，回母校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到我的恩師──我國全民健保的擘畫大師蕭慶倫教授的研究室，這段期間遇到我進生技創投的第三個貴人，中央研究院的陳良博院士。陳院士是知名病理學專家，但卻是位「非典型」的學者，他是哈佛大學教授，但曾經創立多家生技公司，並參加過創投、私募基金與避險基金之運作，是中研院最了解生技醫療產業與資本市場的院士。永豐餘集團會成立上智生技創投，是當時他給政府的建議。原本政府希望成立三個種子基金，分別投資中研院、國家衛生研究院與工研院的技術；不過當時大部分企業主認為投資生技產業風險太高，回收期太長而作罷。最後只有永豐餘集團在何壽川先生的努力與國家發展基金支持下，募集了最重要的一個基金──上智生技創投。
我在哈佛大學訪問期間，陳院士帶我看了幾家公司，是我第一次以投資的眼光來看創新的醫藥科技。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家製造小型質子治療儀的公司，現在已改名為Mevion Medical Systems。這家公司現在已經非常成功，是我第一個錯失的機會。陳院士雖認為這家公司很有機會，但他只「引導」不「指導」，要讓我自己找到方向。
這十幾年來，他給我最多引導，是讓我了解生技創投及資本市場最重要的導師。
二○○五年六月，我結束哈佛大學的訪問，回程途經舊金山，拜訪我的好友楊啟航博士，他當時擔任國科會駐舊金山科學組的組長。楊博士是一個傳奇人物，早期擔任教職，是國立高雄技術學院成立初期的重要推手，並擔任過教務長與副校長，之前擔任環保署科技顧問室主任、交通部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二○○一年被借調到國科會擔任國際合作處長。二○○二年，他警覺到台灣已經跟矽谷失去聯繫多年，決定到矽谷「蹲點」，重新把許多在矽谷的台灣人與台灣產業界連接起來。到矽谷之後，他推動了台灣史丹佛計畫，把醫師、工程師「送作堆」，一起到史丹佛大學學習如何創新創業。十幾年後的今天，已經開花結果。他到矽谷蹲了十年。
他的好友們戲稱他「少將佔中校的缺」，因為行政院各部會的司╱處長是十二職等的官階，在軍中相當於少將。而舊金山科技組組長是九職等，相當於中校。一位政府的高階主管，為了替國家未來產業發展自願降階。有一天，總統應該頒給他一個勳章。
一九九七年，我和啟航兄一起在名作家柏楊先生創立的人權教育基金會共同推動綠島人權紀念碑的建立和人權教育推動而認識，沒想到後來在矽谷相遇。他幫我介紹除了矽谷的生醫創投界之外，還介紹了我的第五個貴人張有德博士。
張有德博士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材料工程系，一九七八年赴美國猶他大學取得材料工程博士，之後投身醫療器材領域，曾在美國矽谷經營數間公司，並參與了「軟針」（靜脈留置針）、心血管內超音波等多件醫療器材的發明。二○○七年起，他與時任國科會主委陳建仁在楊啟航博士的牽線下，合作執行「台灣－史丹佛醫療器材產品設計之人才培訓計畫」，將台灣醫師和工程師送往美國史丹佛培訓。二○一○年，張博士在時任國發會主委陳添枝的延攬下，回到台灣協助推動生技創投基金，可惜未能成功。二○一二年，在晟德製藥董事長林榮錦和上智生技創投共同出資協助下創立益安生醫，將尖端醫療器材研發引進台灣。二○一八年，張博士被選為工業技術研究院院士，獲聘為行政院科技會報委員。
今天益安生醫已經是台灣最成功的創新醫材公司，張有德博士教我，什麼是創新醫療器材，以及如何從未被滿足的醫療開始著手。我對醫療器材投資觀念，八成以上是向他學習的。
林榮錦先生是我最晚認識的貴人，英文說「Last but not least」，因為他在藥界歷練數十年，一直是台灣西藥界的異類，專門走不一樣的路。他在九○年代全民健保開辦前後，把東洋藥品公司從一家一般學名藥的二軍，經營成以癌症為主的一軍。現在東洋已經是我國前五大藥廠。這位有台灣艾科卡之稱的生技醫藥經營大師，最有名的第一個生技新藥投資就是智擎。為何我說「緣分較晚」呢？因為當年他邀我投資智擎時，我們膽子太小不敢跟進，所以錯失了機會。後來他接連出手救了兩家公司，順天生醫和永昕生醫。這兩家上智皆有投資，但那時我還不知如何幫忙，要靠林先生多年商業運作經驗才把這兩家公司做起來。有了這兩次的合作經驗，才有益安的誕生。
我年輕時不知道一個人最重要的資產是人脈。我因為生逢其時，在一九八八年從美國留學回來，正好遇到台灣公衛行政界的斷層。我被延攬進衛生署時，是衛生行政的黃金時期。當年衛生署共有五個處，分別是醫政、藥政、保健、防疫及食品衛生。剛好五個負責人生肖皆屬老虎，因此有「五虎將」之稱。不過五隻老虎不是同年，最年輕的兩位就是開辦全民健保的葉金川教授，以及藥界最敬畏的藥事行政與產業專家黃文鴻教授。他們當年都不到四十歲。最年長的一位是曾於美國疾病管制署（CDC）任職的果祐增博士。果處長曾說過「記者猛於虎」的名言。退休時，醫藥記者聯誼會送他「虎口餘生」四個字，傳頌一時。
一九八九年，我進衛生署，之後一直是「年輕的長官」，服務公職的十六年間，曾任藥政處副處長、防疫處處長、疾病管制局局長、資訊中心主任、中央健保局總經理，離職前是副署長，號稱是過去三、四十年來擔任過最多不同職位的衛生行政官員。我出生在基隆，高中就讀建中，第一次大學聯考考上高雄醫學院，整整讀了一年，結交許多朋友；次年重考上陽明醫學院，讀過的學校多又從台灣頭跑到台灣尾，畢業後又去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念了兩年，所以同學比一般人多，加上服務公職期間，先從藥政入門，一下子從公共衛生界進入藥品與醫療器材的主管部門，又跑去建立衛生資訊系統，然後回到傳統公共衛生的傳染病防治體系，最後掌管年預算數千億的全民健保。當我要到創投才發現，我最大的資產是人脈，所以就在許多朋友的祝福下，我糊裡糊塗接下上智生技創投總經理一職。
小孩開新車
二○○五年七月一日我正式接任上智創投總經理，問題來了，一個什麼都不懂的CEO，如何主持這麼重要的基金？
我想起一位大學同學，陳俊忠教授的故事。陳教授是台灣首位運動醫學的博士，是陽明大學美術社的創社社長，我們醫學院畢業時，大家都很緊張忙著準備醫師執照的國家考試。所以畢業紀念冊一直編不出來，他自告奮勇地站出來。我當時問他為什麼？他說：「有機會讓你練習，何樂不為？」另一位好友楊啟航先生也講過讓我打開最後心結的一句話:「鴻仁兄，我知道你的專業是公共衛生與全民健保，所以舞台在政府，但你這麼年輕就居高位，縱使想再上一層樓也應該到產業界了解民間生態，創投是何老闆募的基金，這樣的機會當然要把握。」
當時我有一位藥界的好友吳力人總經理，他是台灣藥界有名的「九命怪貓」，歷經七次跨國藥品公司的併購，而每次都勝出。他鼓勵我說：「張總，你其實懂很多生技產業，你學醫，這些專有名詞難不倒你，你待過藥政處，熟悉法規，又擔任過健保總經理，知道甚麼是『藥品給付』，你懂很多別人不懂的，只是不懂投資，假以時日，一定會成功。」
在許多朋友的鼓勵下，我開始投資的第一步。當時景氣非常不好，許多生技公司都缺錢，所以在短短的兩、三年內，我就把團隊組起來，開始投資。
只有笨蛋才投台灣
為了推動國內的生技產業，國發基金的投資協議書中，要求上智一半以上的資金要投台灣的公司。
生技創投界有一位「先進」，曾經講過一句「只有笨蛋才投台灣」的名言。他的話非常有道理，因為台灣的生技產業還在草創期，沒有幾家公司，挑出最好的和美國相比，頂多也是B 咖。但是因為合約規定，我又是新手，不知如何去美國投資，所以把大部分的資金投到台灣的公司，我們作夢也料不到，三年後就爆發了全球金融危機，我們投資美國的公司幾乎全都掛了，不只我們，許多國內當時的生技創投，都受到重創，如今回想起來，還真要感謝政府立下的「霸王條款」!
上智生技創投的第一個投資是浩鼎的母公司Optimer，是翁啟惠院士（他當時尚未擔任院長）的介紹，到二○○六年Optimer 在美那斯達克（NASDAQ）上市，把浩鼎切割出來在台募資時，翁院長堅持不接受任何有政府資金的投資者，所以上智並未參與投資，翁院長的堅持，上智少賺了十億。十年後，翁院長不幸捲入浩鼎案，我在許多場合和朋友分享這段歷史，說到翁院長如此注意利益衝突，不可能有罪。果然，在二○一八年底，法院還他清白，且檢方還放棄再上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