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緣起與其意義
臺灣佛教從明鄭時代自閩南傳來算起，雖已歷三百多年之久，但因臺灣位處大陸東南海疆的邊陲，並且是一新開發的島嶼，所以佛教文化要深層化或精緻化，除少數個別情況外，是缺乏足夠發展條件的。由於臺灣的地理位置和移墾的人口，都和對岸的閩、粵兩省具有密切的地緣關係。所以，臺灣佛教史的一開始的發展性格：邊陲性和依賴性，主要便是受此兩省的佛教性格影響。雖然臺灣近三百年來的佛教發展史當中，日據時代的影響只占其中五十年而已，但因日本佛教具有日本宗派文化的特殊性，以及高度政治化的因素，所以當日本勢力退出，改由大陸重新接管，在短期間內，便不得不面臨再度急據地由日本的佛教轉變成為中國化佛教的艱難適應問題。近五十年，臺灣佛教發展的各個層面，雖然頗多不能盡如人意之處，但如果說數十年來的臺灣佛教全無起色，全未進步，這也非持平之論。從各方面看，儘管進步、革新的幅度不如經濟、藝術、政治等層面來得大，但是佛教在臺灣的發展，確實已在層層雲霧中透露出一線曙光。
臺灣佛教的主體，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漢傳佛教。但是，經過近百年來曲折的歷史發展，臺灣漢傳佛教的文化性格，與舊有的漢傳佛教已經有顯著的不同。對於近二十多年來所形成的這種佛教，許多學者稱之為「新漢傳佛教」。自日治初期迄今，臺灣先後有閩南佛教、齋教、日本佛教、江浙佛教傳入，由於各系佛教的文化內容並不全同，因此，臺灣佛教文化的主體性也迭受衝擊。到解嚴之後，終於形成了當今的發展盛況，與獨特的佛教文化性格。若深究臺灣佛教的發展，大致上可分為四個時期的過程：
（一）佛教初傳時期；臺灣佛教的信仰遠在明朝，清朝時代，由閩粵先民遷移而來，惟當時的信仰注重祈福禳災、婚喪，乃至個人修行，佛教文化教育的活動可說鮮少。
（二）佛教日化時期；馬關條約後，日本軍隊入侵臺灣，除了推行皇民化運動，臺灣的佛教寺院的活動，以日本佛教化。
（三）國民黨遷臺後佛教；自民國三十四年大陸優秀佛眾度海抵臺弘化；宣揚中國大乘佛教法，發揚中國佛教傳統精神，重建佛教僧制定立佛戒律法，糾正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陋習，實現佛陀教法，正名中國佛教。
（四）近期臺灣佛教；臺灣佛教真正發揚人生佛教的正法，發揮太虛大師對後期中國佛教的教導。以入世精神做出世佛教真正事業，是當代臺灣佛教的作用，臺灣當代佛教發揮了印順導師之人間佛教的真諦，以原始佛教的精神發揮了「佛在人間以人為本」的佛法精神，所以，修行道場如雨後春筍般發芽，佛教文化教育、慈善福利事業的推動，使人間佛法一片興盛。
雖然早期在國民黨統治下，佛教一直被認為是中國佛教，但是在民國初年，經過佛教界裡面的太虛大師、歐陽竟無與印順大師等人，超過廿年的宣揚，新漢傳佛教終於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於臺灣盛行。加上經濟發達、政治鬆綁等因素，加上教義新穎，科學化，也適合現代社會需要，佛教信徒迅速增多。不但如此，以往從未出現的佛經謁語也大量出現於各種場合。就目前臺灣來說，佛教大致以淨土宗、禪宗及無所屬的宗派居多，但就佛教團體來說，則以中臺山、法鼓山、佛光山以及慈濟等四教團最具規模，詳細敘述如下：
首先是位於高雄的佛光山。佛光山在星雲大師的帶領之下，標榜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等四大事業，然而，其最突出的成就是它的傳教。200多個道場，遍及五大洲，可以說第一次將漢傳佛教世界化。而所有的道場都以麥當勞式的連鎖形式出現，統一的組織架構，統一的標識，統一的活動形式，統一的微笑和告別手語，使佛光山派成為世界上影響最大的漢傳佛教道場，乃至成為中華文化的象徵。這一被稱之為「星雲模式」的傳教方法，足以奠定星雲在中國佛教傳播史上的大師地位。
其次是位於花蓮的慈濟功德會，由釋證嚴法師所帶領。慈濟功德會有所謂四大志業、八大事業，但其最令人感佩的還是它的慈善及醫療。全球1000萬人的會員規模，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救災，其災害救助能力在許多方面已經超過了國家的力量。更為難得的是，慈濟充分發揮佛教的無我慈悲精神，以慈善為橋樑，在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種族間建立起和解與共榮。
再來是位於新北市的法鼓山。法鼓山的領袖是獲得日本佛學博士學位的聖嚴法師，雖說聖嚴法師已經仙逝，但他所創辦的道場特色，也集中於科研與教育。法鼓山的中華佛學研究所在資料建設、佛典資料化、佛教教育、佛教出版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水準。研究所優雅的環境、齊全的資料、周到的服務，使無數參訪者流連忘返。法鼓山因此對文化程度較高的知識份子群體形成了獨特的攝受力。
最後，則是位於南投市的中台禪寺。中台禪寺以禪修立世，以其保守性贏得市場份額。然而，其所建築的中台禪寺，高大雄偉，無與倫比，成為臺灣中部的新地標。建築出自著名設計大師李祖源之手，在形式上，是將一平面展開的中國佛寺豎立起來，朝拜者從低到高，依次進入甚深法界，而其建築頂端的標誌物，則融合了佛教和各大流派乃至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因素，堅持傳統而又新意迭出。三百年來，臺灣的佛教發展，從清代以前、清末、日據時期到光復後的各個階段，皆有各自不同面貌的呈顯。
據臺灣《內政統計年報》2014年12月統計，臺灣正式登記有案的正式宗教有21個，但實際上依各宗教皈依規定之信徒人數，卻僅約1,581,383人，以道教、佛教、基督教及天主教最多，佛教道教界線不明確。若深究臺灣佛教史的紀錄，在2003年時期，臺灣佛教的信仰人口約548.6萬人，占2300萬人口的23.9%，不過，其信仰人數可能與道教、儒教或其他臺灣民間信仰，甚至與其他新興宗教有重迭的情況。據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發佈的資料顯示，臺灣有多達80%的人口信奉某種形式，摻雜有佛教信仰因素的傳統臺灣民間信仰或臺灣宗教。因此，就廣義而言，在臺灣佛教是最大宗教。
臺灣佛教系統承襲自中國閩南地區，世俗化的信仰體系（其中代表為岩仔和高僧信仰）為其一大特色，與以出家僧侶為主的叢林體系（以四大法脈為代表）並立。然而因戰後中國大陸傳入的佛教體系一枝獨秀，蓋過原有本土佛教勢力，使得原有的本土佛教體系常遭誤解，例如世俗體系部份就經常被誤認為《佛道混合》或《非正信》，但實際上世俗體系的發展未必違反佛教原教旨。不過，從佛教以不同形式傳入臺灣後，臺灣真正的佛教信徒，從未有精確的數字統計，正如各宗教呈報給內政部民政司的信徒數字，從來就是隨意性的概稱。因此，社會學家的統計，改以觀察寺院增加數目、或透過臺灣社會變遷歷次調查問卷中有關宗教專案的實際統計數字，來論斷其變革的趨勢。
隨著科技進步與文明帶動下，許多社會現象都在快速變遷，例如：失業率大幅下降、國際關係緊張、全世界暖化問題等。但對於許多人而言，在巨大變亂當中，宗教功能，尤其以佛教為例，在這末法時期，其重要性卻是不減反增，在臺灣社會尤勝。宗教本身具有調和與平衡社會的力量，姑且不論學界統計研究數據，還是臺灣內政部官方數字，臺灣佛教徒在四大佛教教團的努力下，雖然不會有明顯增加，實際的信眾總數也應該相去不遠。當然，佛教的弘法方式也有許多方式，例如：誦經、打坐、禪七或者辦學、設立電視臺、出版社等等，在在都是在彰顯佛教在現代化社會中，其重要與涉入，已經深入到各階層與領域之中。對於大陸而言，原本擁有百萬僧尼、二十萬座大大小小寺院的龐大佛教盛世，因為文化大革命緣故，讓整個佛教弘法事業，不僅中斷，並在臺灣這個不大的島嶼上，發光發熱，甚至曾幾何時，臺灣新漢傳佛教的「人間佛教」理念與精神，已經成為臺灣佛教界的重要核心指標。
近二、三十年來社會的轉型、變遷，臺灣佛教隨著經濟的起飛與各主客觀有利的條件，道場、慈善救濟，以至文化事業都大幅成長，一躍成為全臺灣地區的第一宗教；1999年臺灣政府更訂定每年農曆4月8日《佛誕日》為國定紀念日，2000年首度實施「佛誕日」更成為臺灣第一個宗教性的國定假日，此更足以顯現近年來臺灣佛教的努力與長足進步。因為信徒大量增加、新興道場林立及絡繹不絕的各式經法會等，讓臺灣佛教呈現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除了北傳佛教禪、淨、律諸宗外，藏傳密宗、日本、南傳泰國與斯里蘭卡的佛教，也相繼引入，臺灣地區儼然成為全中國佛教最發達的地區。其中不僅僅是佛學院與佛教研究所的創辦如雨後春筍，另一方面，各佛教團體，例如：佛光山、法鼓山、慈濟等，展現雄厚實力，深入不同人群普及社會，更積極致力將佛法推向海外，跨足國際舞臺；還有出版物的大量出現，形成新領導趨勢，一片生機蓬勃景象。
以臺北市為例，超過五分之四的佛教團體提供出版服務，顯見其對經典的重視，及在文化教育與教義傳播上的努力程度。另外，臺灣光復後，日本佛教全面撤出，中國大陸僧侶及正統佛教徒大量來臺，自此，佛學院林立、佛教刊物及佛書大量發行。這個時期，就佛學院的數量、佛教典籍之風行程度來看，中國歷史上向臺灣的佛教文化如此蓬勃的朝代，可謂難得一見；另，自民國三十六年到解嚴前夕，《大藏經》在坊間及可覓得將近十種、佛教刊物與佛書，更是充斥到幾可謂氾濫的地步；解嚴後，佛教文化水準的大幅提升，也是顯而易見的。
此外，統計近十年來，臺灣佛教圖書出版業者（含個人、政府機關）向臺灣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CIP的統計資料顯示：總計有3,561種佛教圖書，其中有申請並取得CIP（出版物預行編目）資料，約占宗教類圖書得38.74%。所以，隨著佛教得盛行，佛教團體的出版活動也愈趨熱絡。
然後，佛教團體出版活動如此熱絡，是否代表著出版物也相對地的廣為流通，透過出版物普種菩提道種於眾生的心田之中呢？若從普及與量化的角度，佛教書籍其實做的相當不錯，不只是這幾年做的好，從以前就已經做得不錯：在現今臺灣出版的書籍，能夠在書店體系上賣五百、一千本書，大概就足以擠上排行榜；但就佛教書籍而言，不要說幾個著名的大型道場，連一般比較小型的寺廟組織，在助印的情形下，動輒發行五千、一萬本以上，並不是很困難的事。再者，宗教書籍的編輯、印製與發行，一般都有極崇高理念與樸素動機，佛教出版物也不例外，在眾多信徒支持贊助下，佛教出版物往往不會有太大的經濟壓力。
自1980年以後，臺灣佛教有著大躍進的發展趨勢，隨著臺灣經濟的復蘇與成長，各種運動式新興道場的崛起，改變了傳統佛教寺院原有的生態環境。這些新興道場，大多以「人間佛教」作為號召，推動與現代或社會相結合的各種布教弘法事業，有的以尊重生面與關懷社會為運動方向，有的以神聖性宗教儀式來鼓吹心靈淨化運動，更有的以社會福利的濟貧救難來穩定社會。這種佛教新的運動風潮，改變傳統寺院的生存空間與發展模式，呈現出中興複振的蓬勃景象，進而轉型出不同大小山頭法脈。有些分支道場與機構遍佈臺灣各地，甚至傳播到海外有著國際化的發展趨勢，其中最為有名的就是佛光山。
佛光山教團可說是推動臺灣「人間佛教」最積極的教團。佛光山可說是全方位推展「人間佛教」的宗教組織，是以弘法利生為目的，將佛教與現代社會化結合，以各種創舉的運動面向，開始佛教新的傳播與運動型態；證嚴法師的慈濟功德會，則是以非營利組織型態來推動「人間佛教」，是臺灣民間第一大的自願團體，與佛光山在推動「人間佛教」理念，完全不同。佛光山是以團結信徒而組織而成的人間團體，配合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以弘法利生為主要目的；而慈濟功德會則洽以非營利組織的營運模式，以慈善救貧為重要宗旨。
何謂「人間佛教」呢？「人間佛教」，這個名詞以及它所代表的方向，都不是星雲大師或者聖嚴法師，更非臺灣新漢傳佛教所創立的。因為「人間佛教」也者，乃清朝末年以來整個佛教發展的趨勢之一，談論倡議者絡繹不絕。1927年，〈海潮音〉出過人間佛教專號。在抗戰期間，浙江縉雲縣也出過小型〈人間佛教月刊〉，後來慈航法師在新加坡，辦過〈人間佛教〉刊物、法舫法師在暹邏也講說人間佛教。可見「佛教應該是人間的」，而這個發展方向早已被許多人接受了，也有不少提倡者。
若細究「人間佛教」起源與爭辯，清末民初的太虛大師也另外提倡《人生佛教》。於抗戰時期，編述一部專書，即名〈人生佛教〉。但是，太虛大師的弟子─印順導師，仍覺得用「人間佛教」之說較好，因為人生佛教與人間佛教兩者，由顯正方面說，大致相近；而在對冶方面，覺得更有極重要的理由。因為佛教是宗教，有五趣說，不能不重視人間真正的佛教，是人間的，惟有人間的佛教，才能表現出佛法的真義。由太虛大師及印順長老對人生佛教和人間佛教這兩個名詞上的辨析，大抵已可以看出主張人生佛教和人間佛教者的基本想法。這個想法其實是目標一致的，都主張改革佛教之積弊，讓佛教由重視死亡與重視成佛，轉而重視現世人生。
在臺灣，近半世紀以來，貫徹印順導師人間佛教理念的，首推佛光山的星雲大師。高希均曾說，星雲大師是人間佛教的第一人。星雲大師在海內外推動的「人間佛教」，是另一個《臺灣奇跡》、另一次《寧靜革命》、另一場《和平崛起》。這就是為什麼《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受到歡迎、受到尊敬、受到重視。六十年來的臺灣社會，已經從貧窮變成小康，從閉塞變成開放，從威權變成多元，人才與言論也已經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宗教界，能結合佛教思想與人生幸福，再加以多方面實踐與全球性推廣的領袖，當首推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在海內外的成就以及對社會的貢獻，起因於一個念頭：人間佛教。星雲大師曾說：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不懂精深佛理的人，也都能懂這樣平易近人的說法。大師這種平易近人的勉勵，就變成了《星雲模式》傳播人間教最有效的方法。星雲大師透過從不間斷著述立論、興學育才、講經說法、推廣實踐，五十年如一日。他的辛苦沒有白費；他的成就幾乎難以概括，在文教領域：一九六七年創建佛光山，啟動了「人間佛教」弘法之路。辦了十六所佛教學院、在美、臺創辦了三所大學、在臺灣另有八所社區大學、在世界各地有五十所中華學校、重編藏經，翻譯白話經典。成立出版社、圖書館、電臺、人間衛視、人間福報等。海外已有兩百多個別分院與道場、九個佛光緣美術館。
1.1研究緣起與其意義
臺灣佛教從明鄭時代自閩南傳來算起，雖已歷三百多年之久，但因臺灣位處大陸東南海疆的邊陲，並且是一新開發的島嶼，所以佛教文化要深層化或精緻化，除少數個別情況外，是缺乏足夠發展條件的。由於臺灣的地理位置和移墾的人口，都和對岸的閩、粵兩省具有密切的地緣關係。所以，臺灣佛教史的一開始的發展性格：邊陲性和依賴性，主要便是受此兩省的佛教性格影響。雖然臺灣近三百年來的佛教發展史當中，日據時代的影響只占其中五十年而已，但因日本佛教具有日本宗派文化的特殊性，以及高度政治化的因素，所以當日本勢力退出，改由大陸重新接管，在短期間內，便不得不面臨再度急據地由日本的佛教轉變成為中國化佛教的艱難適應問題。近五十年，臺灣佛教發展的各個層面，雖然頗多不能盡如人意之處，但如果說數十年來的臺灣佛教全無起色，全未進步，這也非持平之論。從各方面看，儘管進步、革新的幅度不如經濟、藝術、政治等層面來得大，但是佛教在臺灣的發展，確實已在層層雲霧中透露出一線曙光。
臺灣佛教的主體，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漢傳佛教。但是，經過近百年來曲折的歷史發展，臺灣漢傳佛教的文化性格，與舊有的漢傳佛教已經有顯著的不同。對於近二十多年來所形成的這種佛教，許多學者稱之為「新漢傳佛教」。自日治初期迄今，臺灣先後有閩南佛教、齋教、日本佛教、江浙佛教傳入，由於各系佛教的文化內容並不全同，因此，臺灣佛教文化的主體性也迭受衝擊。到解嚴之後，終於形成了當今的發展盛況，與獨特的佛教文化性格。若深究臺灣佛教的發展，大致上可分為四個時期的過程：
（一）佛教初傳時期；臺灣佛教的信仰遠在明朝，清朝時代，由閩粵先民遷移而來，惟當時的信仰注重祈福禳災、婚喪，乃至個人修行，佛教文化教育的活動可說鮮少。
（二）佛教日化時期；馬關條約後，日本軍隊入侵臺灣，除了推行皇民化運動，臺灣的佛教寺院的活動，以日本佛教化。
（三）國民黨遷臺後佛教；自民國三十四年大陸優秀佛眾度海抵臺弘化；宣揚中國大乘佛教法，發揚中國佛教傳統精神，重建佛教僧制定立佛戒律法，糾正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陋習，實現佛陀教法，正名中國佛教。
（四）近期臺灣佛教；臺灣佛教真正發揚人生佛教的正法，發揮太虛大師對後期中國佛教的教導。以入世精神做出世佛教真正事業，是當代臺灣佛教的作用，臺灣當代佛教發揮了印順導師之人間佛教的真諦，以原始佛教的精神發揮了「佛在人間以人為本」的佛法精神，所以，修行道場如雨後春筍般發芽，佛教文化教育、慈善福利事業的推動，使人間佛法一片興盛。
雖然早期在國民黨統治下，佛教一直被認為是中國佛教，但是在民國初年，經過佛教界裡面的太虛大師、歐陽竟無與印順大師等人，超過廿年的宣揚，新漢傳佛教終於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於臺灣盛行。加上經濟發達、政治鬆綁等因素，加上教義新穎，科學化，也適合現代社會需要，佛教信徒迅速增多。不但如此，以往從未出現的佛經謁語也大量出現於各種場合。就目前臺灣來說，佛教大致以淨土宗、禪宗及無所屬的宗派居多，但就佛教團體來說，則以中臺山、法鼓山、佛光山以及慈濟等四教團最具規模，詳細敘述如下：
首先是位於高雄的佛光山。佛光山在星雲大師的帶領之下，標榜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等四大事業，然而，其最突出的成就是它的傳教。200多個道場，遍及五大洲，可以說第一次將漢傳佛教世界化。而所有的道場都以麥當勞式的連鎖形式出現，統一的組織架構，統一的標識，統一的活動形式，統一的微笑和告別手語，使佛光山派成為世界上影響最大的漢傳佛教道場，乃至成為中華文化的象徵。這一被稱之為「星雲模式」的傳教方法，足以奠定星雲在中國佛教傳播史上的大師地位。
其次是位於花蓮的慈濟功德會，由釋證嚴法師所帶領。慈濟功德會有所謂四大志業、八大事業，但其最令人感佩的還是它的慈善及醫療。全球1000萬人的會員規模，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救災，其災害救助能力在許多方面已經超過了國家的力量。更為難得的是，慈濟充分發揮佛教的無我慈悲精神，以慈善為橋樑，在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種族間建立起和解與共榮。
再來是位於新北市的法鼓山。法鼓山的領袖是獲得日本佛學博士學位的聖嚴法師，雖說聖嚴法師已經仙逝，但他所創辦的道場特色，也集中於科研與教育。法鼓山的中華佛學研究所在資料建設、佛典資料化、佛教教育、佛教出版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水準。研究所優雅的環境、齊全的資料、周到的服務，使無數參訪者流連忘返。法鼓山因此對文化程度較高的知識份子群體形成了獨特的攝受力。
最後，則是位於南投市的中台禪寺。中台禪寺以禪修立世，以其保守性贏得市場份額。然而，其所建築的中台禪寺，高大雄偉，無與倫比，成為臺灣中部的新地標。建築出自著名設計大師李祖源之手，在形式上，是將一平面展開的中國佛寺豎立起來，朝拜者從低到高，依次進入甚深法界，而其建築頂端的標誌物，則融合了佛教和各大流派乃至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因素，堅持傳統而又新意迭出。三百年來，臺灣的佛教發展，從清代以前、清末、日據時期到光復後的各個階段，皆有各自不同面貌的呈顯。
據臺灣《內政統計年報》2014年12月統計，臺灣正式登記有案的正式宗教有21個，但實際上依各宗教皈依規定之信徒人數，卻僅約1,581,383人，以道教、佛教、基督教及天主教最多，佛教道教界線不明確。若深究臺灣佛教史的紀錄，在2003年時期，臺灣佛教的信仰人口約548.6萬人，占2300萬人口的23.9%，不過，其信仰人數可能與道教、儒教或其他臺灣民間信仰，甚至與其他新興宗教有重迭的情況。據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發佈的資料顯示，臺灣有多達80%的人口信奉某種形式，摻雜有佛教信仰因素的傳統臺灣民間信仰或臺灣宗教。因此，就廣義而言，在臺灣佛教是最大宗教。
臺灣佛教系統承襲自中國閩南地區，世俗化的信仰體系（其中代表為岩仔和高僧信仰）為其一大特色，與以出家僧侶為主的叢林體系（以四大法脈為代表）並立。然而因戰後中國大陸傳入的佛教體系一枝獨秀，蓋過原有本土佛教勢力，使得原有的本土佛教體系常遭誤解，例如世俗體系部份就經常被誤認為《佛道混合》或《非正信》，但實際上世俗體系的發展未必違反佛教原教旨。不過，從佛教以不同形式傳入臺灣後，臺灣真正的佛教信徒，從未有精確的數字統計，正如各宗教呈報給內政部民政司的信徒數字，從來就是隨意性的概稱。因此，社會學家的統計，改以觀察寺院增加數目、或透過臺灣社會變遷歷次調查問卷中有關宗教專案的實際統計數字，來論斷其變革的趨勢。
隨著科技進步與文明帶動下，許多社會現象都在快速變遷，例如：失業率大幅下降、國際關係緊張、全世界暖化問題等。但對於許多人而言，在巨大變亂當中，宗教功能，尤其以佛教為例，在這末法時期，其重要性卻是不減反增，在臺灣社會尤勝。宗教本身具有調和與平衡社會的力量，姑且不論學界統計研究數據，還是臺灣內政部官方數字，臺灣佛教徒在四大佛教教團的努力下，雖然不會有明顯增加，實際的信眾總數也應該相去不遠。當然，佛教的弘法方式也有許多方式，例如：誦經、打坐、禪七或者辦學、設立電視臺、出版社等等，在在都是在彰顯佛教在現代化社會中，其重要與涉入，已經深入到各階層與領域之中。對於大陸而言，原本擁有百萬僧尼、二十萬座大大小小寺院的龐大佛教盛世，因為文化大革命緣故，讓整個佛教弘法事業，不僅中斷，並在臺灣這個不大的島嶼上，發光發熱，甚至曾幾何時，臺灣新漢傳佛教的「人間佛教」理念與精神，已經成為臺灣佛教界的重要核心指標。
近二、三十年來社會的轉型、變遷，臺灣佛教隨著經濟的起飛與各主客觀有利的條件，道場、慈善救濟，以至文化事業都大幅成長，一躍成為全臺灣地區的第一宗教；1999年臺灣政府更訂定每年農曆4月8日《佛誕日》為國定紀念日，2000年首度實施「佛誕日」更成為臺灣第一個宗教性的國定假日，此更足以顯現近年來臺灣佛教的努力與長足進步。因為信徒大量增加、新興道場林立及絡繹不絕的各式經法會等，讓臺灣佛教呈現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除了北傳佛教禪、淨、律諸宗外，藏傳密宗、日本、南傳泰國與斯里蘭卡的佛教，也相繼引入，臺灣地區儼然成為全中國佛教最發達的地區。其中不僅僅是佛學院與佛教研究所的創辦如雨後春筍，另一方面，各佛教團體，例如：佛光山、法鼓山、慈濟等，展現雄厚實力，深入不同人群普及社會，更積極致力將佛法推向海外，跨足國際舞臺；還有出版物的大量出現，形成新領導趨勢，一片生機蓬勃景象。
以臺北市為例，超過五分之四的佛教團體提供出版服務，顯見其對經典的重視，及在文化教育與教義傳播上的努力程度。另外，臺灣光復後，日本佛教全面撤出，中國大陸僧侶及正統佛教徒大量來臺，自此，佛學院林立、佛教刊物及佛書大量發行。這個時期，就佛學院的數量、佛教典籍之風行程度來看，中國歷史上向臺灣的佛教文化如此蓬勃的朝代，可謂難得一見；另，自民國三十六年到解嚴前夕，《大藏經》在坊間及可覓得將近十種、佛教刊物與佛書，更是充斥到幾可謂氾濫的地步；解嚴後，佛教文化水準的大幅提升，也是顯而易見的。
此外，統計近十年來，臺灣佛教圖書出版業者（含個人、政府機關）向臺灣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CIP的統計資料顯示：總計有3,561種佛教圖書，其中有申請並取得CIP（出版物預行編目）資料，約占宗教類圖書得38.74%。所以，隨著佛教得盛行，佛教團體的出版活動也愈趨熱絡。
然後，佛教團體出版活動如此熱絡，是否代表著出版物也相對地的廣為流通，透過出版物普種菩提道種於眾生的心田之中呢？若從普及與量化的角度，佛教書籍其實做的相當不錯，不只是這幾年做的好，從以前就已經做得不錯：在現今臺灣出版的書籍，能夠在書店體系上賣五百、一千本書，大概就足以擠上排行榜；但就佛教書籍而言，不要說幾個著名的大型道場，連一般比較小型的寺廟組織，在助印的情形下，動輒發行五千、一萬本以上，並不是很困難的事。再者，宗教書籍的編輯、印製與發行，一般都有極崇高理念與樸素動機，佛教出版物也不例外，在眾多信徒支持贊助下，佛教出版物往往不會有太大的經濟壓力。
自1980年以後，臺灣佛教有著大躍進的發展趨勢，隨著臺灣經濟的復蘇與成長，各種運動式新興道場的崛起，改變了傳統佛教寺院原有的生態環境。這些新興道場，大多以「人間佛教」作為號召，推動與現代或社會相結合的各種布教弘法事業，有的以尊重生面與關懷社會為運動方向，有的以神聖性宗教儀式來鼓吹心靈淨化運動，更有的以社會福利的濟貧救難來穩定社會。這種佛教新的運動風潮，改變傳統寺院的生存空間與發展模式，呈現出中興複振的蓬勃景象，進而轉型出不同大小山頭法脈。有些分支道場與機構遍佈臺灣各地，甚至傳播到海外有著國際化的發展趨勢，其中最為有名的就是佛光山。
佛光山教團可說是推動臺灣「人間佛教」最積極的教團。佛光山可說是全方位推展「人間佛教」的宗教組織，是以弘法利生為目的，將佛教與現代社會化結合，以各種創舉的運動面向，開始佛教新的傳播與運動型態；證嚴法師的慈濟功德會，則是以非營利組織型態來推動「人間佛教」，是臺灣民間第一大的自願團體，與佛光山在推動「人間佛教」理念，完全不同。佛光山是以團結信徒而組織而成的人間團體，配合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以弘法利生為主要目的；而慈濟功德會則洽以非營利組織的營運模式，以慈善救貧為重要宗旨。
何謂「人間佛教」呢？「人間佛教」，這個名詞以及它所代表的方向，都不是星雲大師或者聖嚴法師，更非臺灣新漢傳佛教所創立的。因為「人間佛教」也者，乃清朝末年以來整個佛教發展的趨勢之一，談論倡議者絡繹不絕。1927年，〈海潮音〉出過人間佛教專號。在抗戰期間，浙江縉雲縣也出過小型〈人間佛教月刊〉，後來慈航法師在新加坡，辦過〈人間佛教〉刊物、法舫法師在暹邏也講說人間佛教。可見「佛教應該是人間的」，而這個發展方向早已被許多人接受了，也有不少提倡者。
若細究「人間佛教」起源與爭辯，清末民初的太虛大師也另外提倡《人生佛教》。於抗戰時期，編述一部專書，即名〈人生佛教〉。但是，太虛大師的弟子─印順導師，仍覺得用「人間佛教」之說較好，因為人生佛教與人間佛教兩者，由顯正方面說，大致相近；而在對冶方面，覺得更有極重要的理由。因為佛教是宗教，有五趣說，不能不重視人間真正的佛教，是人間的，惟有人間的佛教，才能表現出佛法的真義。由太虛大師及印順長老對人生佛教和人間佛教這兩個名詞上的辨析，大抵已可以看出主張人生佛教和人間佛教者的基本想法。這個想法其實是目標一致的，都主張改革佛教之積弊，讓佛教由重視死亡與重視成佛，轉而重視現世人生。
在臺灣，近半世紀以來，貫徹印順導師人間佛教理念的，首推佛光山的星雲大師。高希均曾說，星雲大師是人間佛教的第一人。星雲大師在海內外推動的「人間佛教」，是另一個《臺灣奇跡》、另一次《寧靜革命》、另一場《和平崛起》。這就是為什麼《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受到歡迎、受到尊敬、受到重視。六十年來的臺灣社會，已經從貧窮變成小康，從閉塞變成開放，從威權變成多元，人才與言論也已經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宗教界，能結合佛教思想與人生幸福，再加以多方面實踐與全球性推廣的領袖，當首推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在海內外的成就以及對社會的貢獻，起因於一個念頭：人間佛教。星雲大師曾說：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不懂精深佛理的人，也都能懂這樣平易近人的說法。大師這種平易近人的勉勵，就變成了《星雲模式》傳播人間教最有效的方法。星雲大師透過從不間斷著述立論、興學育才、講經說法、推廣實踐，五十年如一日。他的辛苦沒有白費；他的成就幾乎難以概括，在文教領域：一九六七年創建佛光山，啟動了「人間佛教」弘法之路。辦了十六所佛教學院、在美、臺創辦了三所大學、在臺灣另有八所社區大學、在世界各地有五十所中華學校、重編藏經，翻譯白話經典。成立出版社、圖書館、電臺、人間衛視、人間福報等。海外已有兩百多個別分院與道場、九個佛光緣美術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