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日片，吹「冷氣」
浸潤於台灣電影的黃金年代
一九五七年出生的蔡衍明，正是出生在台灣電影的黃金年代。他是蔡家老么，出生時母親蔡陳招已經四十歲了，蔡陳招總共生了八個小孩，六女二男，長女是蔡澄江，蔡衍明出生時她剛滿二十歲，一手擔負起照顧眾多弟妹的責任。
蔡衍明的母親來自萬華望族陳家，家族擁有像是「大洋塑膠」等上市企業。陳招嫁給蔡阿仕之後，主要負責家中事業的總務總管，後來蔡阿仕的事業愈做愈大，蔡陳招的角色也愈來愈吃重，母親對內，而父親主要是對外。等到蔡衍明出生時，父親已把事業重心轉為以電影為主。
中央戲院主要是放映日本片在台灣的「首輪片」。當時的做法是蔡阿仕直接到日本電影公司購得膠卷，再帶回台灣放映，先從台北播放第一輪，並從台北的票房推估中南部市場的票房、訂出價格，再將電影膠卷出租給中南部的二輪、三輪戲院。
由於台灣人對於日本文化的了解，加上電視還沒有開播、台灣人對外在新鮮事物的渴望，讓中央戲院生意好得不得了。
「我還記得光是《愛染桂》這部電影，就放映了三個月以上！」蔡衍明的大哥蔡衍榮還記得，這一部講述護士和醫生的日本愛情電影賣得人山人海，常常排隊買票的隊伍前進不到三分之一，票就賣光了，於是剩下三分之二的隊伍繼續排隊買下一場次的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家樓下的隊伍總是滿滿的人潮。」蔡衍榮解釋。
從早期流行的日片《里見八犬傳》、《青色山脈》、《宮本武藏》，以及風靡一時的日本明星三船敏郎、吉永小百合等，一直到流行西片《暴君焚城錄》、《地球防衛軍》等，都是由中央戲院開始引進。為了選片、購片，蔡阿仕常常前往日本，與松竹映畫、東寶映畫等電影公司洽談版權事宜，於是在東京後樂園附近買了房子，作為蔡家前往日本時的住宿場所。
蔡衍明大哥蔡衍榮在日本的大學念書時，也是住在東京後樂園寓所。這和早期台灣留學生出國念書往往必須一邊打工、一邊擠住租屋宿舍的情形完全不同，例如統一超商總經理徐重仁就曾回憶，他留日求學時，還必須在東京搭乘山手線電車取暖，這說明了和一般台灣人家相比，蔡家當時的環境相當優渥，事業很成功。
其實中央戲院不但選片眼光好，地點也是成功的主要原因。戲院位於現在的南京西路和承德路的交會地帶，正是圓環、大稻埕與後火車站之間的繁華地帶，特別是圓環附近有許多小吃和最流行的事物，只要有好電影，就能輕易地把圓環的人潮帶過來。
蔡衍明不但生長在電影的黃金年代，也等於生長在黃金年代的「中心」，因為中央戲院就在蔡衍明家正對面。
「當時賣票都賣到擠不進去！」如今位於民生西路的「何家油飯」老闆何明忠，當年隨父親在蔡衍明家戲院對面擺攤賣油飯，他回憶小時候跟著父親到中央戲院入口處附近做生意，十五米寬的馬路上每天人潮川流不息。
也因為蔡衍明家樓下總是人山人海，所以母親蔡陳招不准小孩在晚上跑出去。「我是老大，所以被管得最嚴，常常在三樓陽台往下看著人潮發呆，常常就看到弟弟跑出去和各方小孩一起玩彈珠、玩紙牌。」蔡衍榮回憶自己在「鐵欄杆」後的心情。
每天總是要隨著最後一場九點的電影開場，承德路上的人潮才逐漸散去。也常在九點電影開場、票亭結算之後，蔡阿仕夫婦才帶著八個小孩，到舊時的重慶路、延平路一帶吃宵夜、逛夜市，這是屬於在地台北人最美好的回憶。
培養出行銷「戲胞」
在中央戲院時代，要代理日本片，就必須觀察、了解觀眾的喜好，這讓蔡衍明慢慢了解到，什麼叫做觀眾的「口味」。為了抓住顧客，最重要的是「獨特性」；而要開拓更多觀眾，就要維持題材的「新鮮感」。
這樣的體會，他也用在日後旺旺產品的規劃和行銷上。他一再告誡幹部，一方面要隨時注意市場的流行性，從口味到包裝皆然；另一方面從食材到話題，也要從中尋找不一樣的地方，這樣的產品才有廣大的市場空間，符合旺旺推出的產品講求「高利潤、高成長」的方向。他常問部下最簡單的一句話：「這個產品有什麼特別？」
產品有特色，正是旺旺後來在大陸可以做到「款到發貨」（付清款項才發貨）的重要原因（見第六章）。如果產品不夠特別，無法和別人的產品有夠多的差異，就會陷入惡性競爭，無法帶給經銷商和代理商「高利潤」，更無法要求經銷商做到「款到發貨」。
不過，蔡衍明小時候當然不會了解這一些，他只知道手握一些電影招待券，所有同學都會圍繞著他，希望拿到新上檔電影的招待券。一九六○年代，一張電影票十二元，而一名國小老師的一個月薪水只有二百元。
為了讓電影院容納更多觀眾、擠進更多的人，首先必須解決空調的問題。一九六○年代初期，中央戲院剛開幕時只有大電風扇，當時還沒有大型的空調系統，如果在大熱天時場場爆滿，觀眾一定會燠熱難耐。
而正好蔡阿仕在基隆投資了製冰廠，於是他想出一個方式，利用電風扇吹著一堆一堆的大冰塊，吹出一波又一波的「冷風」，讓中央戲院率先提供「冷氣」給觀眾。
有時生意太好，還需要靠發電機輔助發電。「何家油飯」老闆何明忠便說：「這種時候，我的父親還會召集大家放下手邊生意，去幫中央戲院發電。」因為大家的生意都要靠中央戲院的人潮來帶動。
而蔡衍明家的小孩也常常光顧何明忠的小吃攤子，一直到後來圓環拆掉了，「何家油飯」搬到民生西路，蔡衍明只要回到台灣，還會常常帶著小孩一起去吃油飯呢。不只是「仕」，更是「黑士」
在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的《全國圖書館簡介》中，介紹了一九七○年代十六所「私立」公共圖書館，其中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創立的「私立文道紀念圖書館」特別註明：實業家蔡阿仕為紀念其父親百齡冥壽而設。
這也是大稻埕地區第一座私人公共圖書館。既是「私立」，為何「公共」？原來這是當初國家教育資源不足，鼓勵民間興建公共圖書館的一種做法，後來像是行天宮圖書館、天主教耶穌會圖書館等的興起，就是屬於這一類由私人建設、完全開放給一般民眾的圖書館。在一九六○年代，蔡阿仕就用這種方式來紀念父親蔡文道。
「三十多年前，像是柯蔡宗親會，我父親一捐就是五百萬。」蔡衍明的大哥蔡衍榮回憶，父親對於回饋社會就和賺錢一樣熱衷。
日據時代，蔡阿仕的父親在三重一帶以經營紙廠起家，是當時北台灣最大的造紙廠之一，和永豐餘的何傳等人分庭抗禮，擁有當時台北橋頭下到三重一帶的一些土地。蔡阿仕有三兄弟，他排行老三，紙廠事業由蔡阿仕的大哥擔任總經理、二哥擔任副總經理，蔡阿仕負責在外面跑業務，但是蔡阿仕年輕時和兩位哥哥吵架，於是轉而自行創業。
蔡阿仕在承德路從事所謂「壞銅舊錫」生意，他將光復初期日本人留下來的報廢舊船、舊飛機廢鐵等，以一定金額標下，拆除後再轉手販賣。蔡阿仕曾遠到屏東東港的軍事基地，將日本人留下的許多設備標下，用火車運到台北，再請工人們敲敲打打，將這些廢鐵一一拆解，轉賣給其他需要原物料的廠家，讓蔡阿仕三十多歲就有了「第一桶金」。
由於每一種原料價格不同，獲利也不同。像有一次蔡阿仕標下一批通訊設備，拆解後以一般「鉛」的價格出售，有一位從未看過的客人每一天都來採購，引起蔡阿仕妻子蔡陳招的注意，於是再次檢視這批材料，才發現那是「錫」而不是「鉛」，而錫價在當時比鉛價貴了好幾倍！於是趕快重新調整價格，「鉛變錫」也讓蔡阿仕又大賺一筆。
一場意外的「冤獄」
蔡阿仕愈做愈旺的生意讓許多人眼紅。有一次他標得兩座大型預拌混凝土的機器，還沒有拆解之前就放在家門口，結果竟然有人向當時的警備總部密報，說圓環一帶有人私藏「高射砲」，就藏在混凝土機器裡面。
大稻埕與圓環附近本來就是最敏感的地帶，曾經發生改變歷史的二二八事件。就在那一年冬至的前一天，一位便衣男子帶著一隊警察，跑到承德路拘提蔡阿仕，關進警總，連親人都見不到面。
「我的母親急死了，因為到底是什麼原因被關都不知道！」蔡衍榮回憶當時家中情況。如今很難想像，在一九五○年代初期，竟然可以不用找到證據、不用說明理由，就把人關起來，這也是所謂「白色恐怖」的親身經驗。
蔡陳招到處託人打聽如何解決問題，於是有人「指點迷津」，就是要用錢解決，於是蔡陳招拜託人透過關係送錢，終於在元宵節的前一天，坐了不明不白黑牢的蔡阿仕終於獲釋回到家中團圓。
之後每年蔡家從除夕開始吃湯圓時，蔡阿仕就會憤憤不平地重提往事：「外省人害我在籠子內過年啦！」一直唸到年後的元宵。
蔡衍明解釋，這也是為什麼他父親沒有要他從小就學國語，而且在家裡總是聽到父親講外省人如何欺負台灣人，讓他從小就對外省人有刻板印象。
蔡衍明感嘆地說，這段「冤獄」也讓當時家族朋友往來的對象主要以本省人為主，自然而然讓他和外省人變得只能打架，不能交朋友。
海派的休閒娛樂業大亨
不過有生意頭腦、也喜歡交朋友的蔡阿仕，馬上就從挫折中爬起來了。因為從事報廢舊船、舊飛機廢鐵的買賣，讓他很早就開始在基隆港與台北之間兩邊跑，當時台灣漁業開始發達，基隆港又是重要的港口之一，蔡阿仕看準了許多遠洋漁船的貨品需要冰塊，於是馬上和朋友在基隆開設製冰工廠，供應漁船及運輸過程需要的大量冰塊。
製冰廠讓蔡阿仕又賺了一筆，而且因為在碼頭工作，所以常常接觸到最新的進口商品。在早期缺乏新鮮保存、食材又稀少的年代，罐頭食品在當時是很新奇的產品，蔡衍明就常常說：「我小時候連吃罐頭都是吃進口的呢！」
蔡阿仕接連成功的經營製冰廠、電影院之後，發現收現金的生意比較直接，成長很快，於是馬上又開了「麗都冰宮」。
麗都冰宮是台北僅次於圓山冰宮的第二座溜冰場，可見得蔡阿仕經營手腕之靈活和快速，他利用製冰廠的經驗結合電影院的經驗，馬上發展出「新鮮又獨特」的事業。
除了製冰廠、戲院、溜冰場之外，蔡阿仕又開設了「麗都游泳池」，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在短短的十年間，蔡阿仕其實已經成為「休閒娛樂業大亨」，也難怪蔡衍明常常會對外開玩笑說：「我很早就是一個 playboy 呢！」
一九五○年代開始，蔡阿仕就常穿整套的西裝、戴著黑色墨鏡，派頭不輸給許多來自上海的政商人士或是大地主。一位當年認識蔡阿仕、與他同一時代的前輩，印象最深的就是蔡阿仕不但個性海派，也很敢衝。
有一次大家在蘇澳旅社玩牌，用一根一根的火柴作為計算單位，約定每根火柴代表一定的金額（如一根百元，相當於現在的上萬元）來計算輸贏。一個晚上下來，蔡阿仕的火柴棒都輸光了，於是他從樓下又拿來整盒火柴說：「全部留下來，我再和你們玩！」
象棋分成紅子和黑子，在黑子的將、士、象、車、馬、包之中，閩南語的「黑士」代表了有實力又敢衝的個性，而正好蔡阿仕的姓名有一個「仕」字，於是圓環一帶的人都形容他：「不只是仕，還是一個黑士喲！」
但是衝歸衝，蔡阿仕對於社會公益事業一直很支持，像當時承德路附近的建成區文化里要鋪柏油路，經費一直沒有著落，最後就是蔡阿仕捐錢出來鋪路。
跟著有錢又敢衝的「娛樂大亨」老爸一起成長，蔡衍明當然快活。加上他又是老么，口袋裡常放的錢相當於一般公務員三個月薪水，到處有人找他去玩、到處呼朋引伴。「以前念書的時候，早上起來窗戶打開，樓下的人都在排隊等我蹺課。」蔡衍明說。
不過大哥蔡衍榮有一件事卻非常佩服這個小弟，就是還不到十歲的蔡衍明，清晨一定會親自幫父親倒「夜壺」。
所謂「夜壺」就是尿桶。原來蔡家一直有遺傳性的糖尿病，蔡阿仕中年以後糖尿病開始加重，每天半夜都會起床上五、六次廁所，經過一夜，整個「夜壺」滿得快溢出來。
「那時我們幾個比較年長的小孩住在三樓，小弟和父母住在二樓，每天清晨我就會看見他捧著夜壺。這種事情其實讓傭人做就好，但是我弟弟從小就堅持，只要他在家都會親自去倒！」蔡衍榮回憶。
浸潤於台灣電影的黃金年代
一九五七年出生的蔡衍明，正是出生在台灣電影的黃金年代。他是蔡家老么，出生時母親蔡陳招已經四十歲了，蔡陳招總共生了八個小孩，六女二男，長女是蔡澄江，蔡衍明出生時她剛滿二十歲，一手擔負起照顧眾多弟妹的責任。
蔡衍明的母親來自萬華望族陳家，家族擁有像是「大洋塑膠」等上市企業。陳招嫁給蔡阿仕之後，主要負責家中事業的總務總管，後來蔡阿仕的事業愈做愈大，蔡陳招的角色也愈來愈吃重，母親對內，而父親主要是對外。等到蔡衍明出生時，父親已把事業重心轉為以電影為主。
中央戲院主要是放映日本片在台灣的「首輪片」。當時的做法是蔡阿仕直接到日本電影公司購得膠卷，再帶回台灣放映，先從台北播放第一輪，並從台北的票房推估中南部市場的票房、訂出價格，再將電影膠卷出租給中南部的二輪、三輪戲院。
由於台灣人對於日本文化的了解，加上電視還沒有開播、台灣人對外在新鮮事物的渴望，讓中央戲院生意好得不得了。
「我還記得光是《愛染桂》這部電影，就放映了三個月以上！」蔡衍明的大哥蔡衍榮還記得，這一部講述護士和醫生的日本愛情電影賣得人山人海，常常排隊買票的隊伍前進不到三分之一，票就賣光了，於是剩下三分之二的隊伍繼續排隊買下一場次的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家樓下的隊伍總是滿滿的人潮。」蔡衍榮解釋。
從早期流行的日片《里見八犬傳》、《青色山脈》、《宮本武藏》，以及風靡一時的日本明星三船敏郎、吉永小百合等，一直到流行西片《暴君焚城錄》、《地球防衛軍》等，都是由中央戲院開始引進。為了選片、購片，蔡阿仕常常前往日本，與松竹映畫、東寶映畫等電影公司洽談版權事宜，於是在東京後樂園附近買了房子，作為蔡家前往日本時的住宿場所。
蔡衍明大哥蔡衍榮在日本的大學念書時，也是住在東京後樂園寓所。這和早期台灣留學生出國念書往往必須一邊打工、一邊擠住租屋宿舍的情形完全不同，例如統一超商總經理徐重仁就曾回憶，他留日求學時，還必須在東京搭乘山手線電車取暖，這說明了和一般台灣人家相比，蔡家當時的環境相當優渥，事業很成功。
其實中央戲院不但選片眼光好，地點也是成功的主要原因。戲院位於現在的南京西路和承德路的交會地帶，正是圓環、大稻埕與後火車站之間的繁華地帶，特別是圓環附近有許多小吃和最流行的事物，只要有好電影，就能輕易地把圓環的人潮帶過來。
蔡衍明不但生長在電影的黃金年代，也等於生長在黃金年代的「中心」，因為中央戲院就在蔡衍明家正對面。
「當時賣票都賣到擠不進去！」如今位於民生西路的「何家油飯」老闆何明忠，當年隨父親在蔡衍明家戲院對面擺攤賣油飯，他回憶小時候跟著父親到中央戲院入口處附近做生意，十五米寬的馬路上每天人潮川流不息。
也因為蔡衍明家樓下總是人山人海，所以母親蔡陳招不准小孩在晚上跑出去。「我是老大，所以被管得最嚴，常常在三樓陽台往下看著人潮發呆，常常就看到弟弟跑出去和各方小孩一起玩彈珠、玩紙牌。」蔡衍榮回憶自己在「鐵欄杆」後的心情。
每天總是要隨著最後一場九點的電影開場，承德路上的人潮才逐漸散去。也常在九點電影開場、票亭結算之後，蔡阿仕夫婦才帶著八個小孩，到舊時的重慶路、延平路一帶吃宵夜、逛夜市，這是屬於在地台北人最美好的回憶。
培養出行銷「戲胞」
在中央戲院時代，要代理日本片，就必須觀察、了解觀眾的喜好，這讓蔡衍明慢慢了解到，什麼叫做觀眾的「口味」。為了抓住顧客，最重要的是「獨特性」；而要開拓更多觀眾，就要維持題材的「新鮮感」。
這樣的體會，他也用在日後旺旺產品的規劃和行銷上。他一再告誡幹部，一方面要隨時注意市場的流行性，從口味到包裝皆然；另一方面從食材到話題，也要從中尋找不一樣的地方，這樣的產品才有廣大的市場空間，符合旺旺推出的產品講求「高利潤、高成長」的方向。他常問部下最簡單的一句話：「這個產品有什麼特別？」
產品有特色，正是旺旺後來在大陸可以做到「款到發貨」（付清款項才發貨）的重要原因（見第六章）。如果產品不夠特別，無法和別人的產品有夠多的差異，就會陷入惡性競爭，無法帶給經銷商和代理商「高利潤」，更無法要求經銷商做到「款到發貨」。
不過，蔡衍明小時候當然不會了解這一些，他只知道手握一些電影招待券，所有同學都會圍繞著他，希望拿到新上檔電影的招待券。一九六○年代，一張電影票十二元，而一名國小老師的一個月薪水只有二百元。
為了讓電影院容納更多觀眾、擠進更多的人，首先必須解決空調的問題。一九六○年代初期，中央戲院剛開幕時只有大電風扇，當時還沒有大型的空調系統，如果在大熱天時場場爆滿，觀眾一定會燠熱難耐。
而正好蔡阿仕在基隆投資了製冰廠，於是他想出一個方式，利用電風扇吹著一堆一堆的大冰塊，吹出一波又一波的「冷風」，讓中央戲院率先提供「冷氣」給觀眾。
有時生意太好，還需要靠發電機輔助發電。「何家油飯」老闆何明忠便說：「這種時候，我的父親還會召集大家放下手邊生意，去幫中央戲院發電。」因為大家的生意都要靠中央戲院的人潮來帶動。
而蔡衍明家的小孩也常常光顧何明忠的小吃攤子，一直到後來圓環拆掉了，「何家油飯」搬到民生西路，蔡衍明只要回到台灣，還會常常帶著小孩一起去吃油飯呢。不只是「仕」，更是「黑士」
在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的《全國圖書館簡介》中，介紹了一九七○年代十六所「私立」公共圖書館，其中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創立的「私立文道紀念圖書館」特別註明：實業家蔡阿仕為紀念其父親百齡冥壽而設。
這也是大稻埕地區第一座私人公共圖書館。既是「私立」，為何「公共」？原來這是當初國家教育資源不足，鼓勵民間興建公共圖書館的一種做法，後來像是行天宮圖書館、天主教耶穌會圖書館等的興起，就是屬於這一類由私人建設、完全開放給一般民眾的圖書館。在一九六○年代，蔡阿仕就用這種方式來紀念父親蔡文道。
「三十多年前，像是柯蔡宗親會，我父親一捐就是五百萬。」蔡衍明的大哥蔡衍榮回憶，父親對於回饋社會就和賺錢一樣熱衷。
日據時代，蔡阿仕的父親在三重一帶以經營紙廠起家，是當時北台灣最大的造紙廠之一，和永豐餘的何傳等人分庭抗禮，擁有當時台北橋頭下到三重一帶的一些土地。蔡阿仕有三兄弟，他排行老三，紙廠事業由蔡阿仕的大哥擔任總經理、二哥擔任副總經理，蔡阿仕負責在外面跑業務，但是蔡阿仕年輕時和兩位哥哥吵架，於是轉而自行創業。
蔡阿仕在承德路從事所謂「壞銅舊錫」生意，他將光復初期日本人留下來的報廢舊船、舊飛機廢鐵等，以一定金額標下，拆除後再轉手販賣。蔡阿仕曾遠到屏東東港的軍事基地，將日本人留下的許多設備標下，用火車運到台北，再請工人們敲敲打打，將這些廢鐵一一拆解，轉賣給其他需要原物料的廠家，讓蔡阿仕三十多歲就有了「第一桶金」。
由於每一種原料價格不同，獲利也不同。像有一次蔡阿仕標下一批通訊設備，拆解後以一般「鉛」的價格出售，有一位從未看過的客人每一天都來採購，引起蔡阿仕妻子蔡陳招的注意，於是再次檢視這批材料，才發現那是「錫」而不是「鉛」，而錫價在當時比鉛價貴了好幾倍！於是趕快重新調整價格，「鉛變錫」也讓蔡阿仕又大賺一筆。
一場意外的「冤獄」
蔡阿仕愈做愈旺的生意讓許多人眼紅。有一次他標得兩座大型預拌混凝土的機器，還沒有拆解之前就放在家門口，結果竟然有人向當時的警備總部密報，說圓環一帶有人私藏「高射砲」，就藏在混凝土機器裡面。
大稻埕與圓環附近本來就是最敏感的地帶，曾經發生改變歷史的二二八事件。就在那一年冬至的前一天，一位便衣男子帶著一隊警察，跑到承德路拘提蔡阿仕，關進警總，連親人都見不到面。
「我的母親急死了，因為到底是什麼原因被關都不知道！」蔡衍榮回憶當時家中情況。如今很難想像，在一九五○年代初期，竟然可以不用找到證據、不用說明理由，就把人關起來，這也是所謂「白色恐怖」的親身經驗。
蔡陳招到處託人打聽如何解決問題，於是有人「指點迷津」，就是要用錢解決，於是蔡陳招拜託人透過關係送錢，終於在元宵節的前一天，坐了不明不白黑牢的蔡阿仕終於獲釋回到家中團圓。
之後每年蔡家從除夕開始吃湯圓時，蔡阿仕就會憤憤不平地重提往事：「外省人害我在籠子內過年啦！」一直唸到年後的元宵。
蔡衍明解釋，這也是為什麼他父親沒有要他從小就學國語，而且在家裡總是聽到父親講外省人如何欺負台灣人，讓他從小就對外省人有刻板印象。
蔡衍明感嘆地說，這段「冤獄」也讓當時家族朋友往來的對象主要以本省人為主，自然而然讓他和外省人變得只能打架，不能交朋友。
海派的休閒娛樂業大亨
不過有生意頭腦、也喜歡交朋友的蔡阿仕，馬上就從挫折中爬起來了。因為從事報廢舊船、舊飛機廢鐵的買賣，讓他很早就開始在基隆港與台北之間兩邊跑，當時台灣漁業開始發達，基隆港又是重要的港口之一，蔡阿仕看準了許多遠洋漁船的貨品需要冰塊，於是馬上和朋友在基隆開設製冰工廠，供應漁船及運輸過程需要的大量冰塊。
製冰廠讓蔡阿仕又賺了一筆，而且因為在碼頭工作，所以常常接觸到最新的進口商品。在早期缺乏新鮮保存、食材又稀少的年代，罐頭食品在當時是很新奇的產品，蔡衍明就常常說：「我小時候連吃罐頭都是吃進口的呢！」
蔡阿仕接連成功的經營製冰廠、電影院之後，發現收現金的生意比較直接，成長很快，於是馬上又開了「麗都冰宮」。
麗都冰宮是台北僅次於圓山冰宮的第二座溜冰場，可見得蔡阿仕經營手腕之靈活和快速，他利用製冰廠的經驗結合電影院的經驗，馬上發展出「新鮮又獨特」的事業。
除了製冰廠、戲院、溜冰場之外，蔡阿仕又開設了「麗都游泳池」，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在短短的十年間，蔡阿仕其實已經成為「休閒娛樂業大亨」，也難怪蔡衍明常常會對外開玩笑說：「我很早就是一個 playboy 呢！」
一九五○年代開始，蔡阿仕就常穿整套的西裝、戴著黑色墨鏡，派頭不輸給許多來自上海的政商人士或是大地主。一位當年認識蔡阿仕、與他同一時代的前輩，印象最深的就是蔡阿仕不但個性海派，也很敢衝。
有一次大家在蘇澳旅社玩牌，用一根一根的火柴作為計算單位，約定每根火柴代表一定的金額（如一根百元，相當於現在的上萬元）來計算輸贏。一個晚上下來，蔡阿仕的火柴棒都輸光了，於是他從樓下又拿來整盒火柴說：「全部留下來，我再和你們玩！」
象棋分成紅子和黑子，在黑子的將、士、象、車、馬、包之中，閩南語的「黑士」代表了有實力又敢衝的個性，而正好蔡阿仕的姓名有一個「仕」字，於是圓環一帶的人都形容他：「不只是仕，還是一個黑士喲！」
但是衝歸衝，蔡阿仕對於社會公益事業一直很支持，像當時承德路附近的建成區文化里要鋪柏油路，經費一直沒有著落，最後就是蔡阿仕捐錢出來鋪路。
跟著有錢又敢衝的「娛樂大亨」老爸一起成長，蔡衍明當然快活。加上他又是老么，口袋裡常放的錢相當於一般公務員三個月薪水，到處有人找他去玩、到處呼朋引伴。「以前念書的時候，早上起來窗戶打開，樓下的人都在排隊等我蹺課。」蔡衍明說。
不過大哥蔡衍榮有一件事卻非常佩服這個小弟，就是還不到十歲的蔡衍明，清晨一定會親自幫父親倒「夜壺」。
所謂「夜壺」就是尿桶。原來蔡家一直有遺傳性的糖尿病，蔡阿仕中年以後糖尿病開始加重，每天半夜都會起床上五、六次廁所，經過一夜，整個「夜壺」滿得快溢出來。
「那時我們幾個比較年長的小孩住在三樓，小弟和父母住在二樓，每天清晨我就會看見他捧著夜壺。這種事情其實讓傭人做就好，但是我弟弟從小就堅持，只要他在家都會親自去倒！」蔡衍榮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