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政府，企業少了偏激多了正直
我們都可以同意，我們的國家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正直，尤其是在政治界，今日的政治傾向愈來愈偏激。我們的政府說好聽一點是僵化到無可救藥，說難聽一點就是很可能陷入無法預料的困境。這樣的偏激也造成了完全失控的政治正確與審查機制、激化的種族主義與不公不義、層出不窮的暴動與槍擊事件，還有一連串起訴和腐敗的指控。當代的美國有許多特色都很棒，包括企業界的高度信任也是，但我們的政府卻是愈來愈不可思議。
相較之下，美國商業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生產力蓬勃、更寬容也更懂得合作，商業不只是提升GDP及經濟繁榮的因素，其持續著眼於製造能夠販售給顧客的產品，並從中獲利，更顯現出一種常態性與可預測性。成功的企業能夠快速成長，但他們也努力創造出穩定而寬容的綠洲，在其中不斷修正生產方法臻於完美。這樣的綠洲能夠吸引並留住人才，讓企業有辦法穩定提供顧客「舒心產品」（comfort product）。商業製造出各種資源，讓我們的生活不但更好過也更舒服，幫我們雕琢出關愛、友誼、創造力與人道關懷的空間。
尤其是美國的大企業更扮演起領頭羊，讓美國的社會氛圍更寬容，例如麥當勞、奇異（General Electric）、寶僑（P&G），以及許多科技大廠等等，在最高法院判決同性婚姻合法之前，就已經為同性伴侶制定了健保及其他法律福利，而在北卡羅萊納州法院想要規定跨性別人士必須使用哪種廁所時，蘋果、輝瑞藥廠（Pfizer）、微軟、德意志銀行、PayPal和萬豪（Marriott）等等企業也發聲反對或抗議，而這樣的反對聲浪最後讓這條法令撤銷。大型企業這樣努力推動包容並不讓人意外，它們擁有眾多顧客，而且仰賴品牌價值生存，不希望在這些顧客當中，有哪一群人覺得自己受挫或遭到歧視，又或是有抱怨的理由，一點都不希望，畢竟如今是社群媒體當道的世代。光是要將獲利最大化這個理由，更不用提有些執行長也滿有良心，就會讓現代的大企業站在包容與接納異己的立場。
尤其是比較大型的公司，你可以把他們想成是空前成功的商業模式，因此能夠體現商業的邏輯，這樣的公司也比規模較小的公司更能夠容忍員工的個人愛好。一間在地經營的烘焙坊或許不願意幫同志伴侶製作結婚蛋糕，但是努力要將自家產品推廣到全美國市場的莎莉公司（Sara Lee），會很樂意做所有人的生意。比較大的公司需要維護自己更為遠播的名聲，也需要招募更多人才來效力，其中有些可能就來自少數團體。所以，若是他們只專心培養幾個在地白人所組成的緊密人際網絡，就不可能生存並成長。
我有時候會說，如果你想要了解當今的世界，最好去讀報紙的體育版，這個版面基本上就反映出美國生活中所謂的日常，不必去讀頭版或政治版。而體育當然也是一種商業。
簡單路線圖
我是來為商業說話的，想要說服各位讀者，商業值得各位多一點愛、少一點恨。或許我也像你們一樣，要退讓出這麼多日常的生活領地，給顯然是自私、重利，甚至可以說腐敗的組織，我也不是完全安心，但是仔細想想，這筆交易要比第一印象看起來的還要划算。確實，最好的狀況是，商業能夠讓我們的生活更有餘裕去做些偉大而高尚的事，能夠利用商業的產物來滿足我們自身的創作欲望、過著更好的生活。
我認為最常用來批評美國商業的那些論點中，有很多都經不起細細檢驗。例如經常有人說，美國商業太過注重季度損益表，卻犧牲了更長期的目標。不過事實上有許多證據都證明，在適當時機這些公司都會考慮得很長遠。有時候，一時的問題比較容易、或者說比較需要解決，也可以做為長遠成功的橋梁，而我們目前手上的證據顯示，美國商業在放眼未來這一點上表現相當不錯。
然後還有美國執行長（CEO）薪水的問題，《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愛德華．盧斯（Edward Luce，他也是我的朋友）就在推特上形容，他們的薪水「多到不合理」。美國CEO的薪水比起過去確實要高太多了，但這樣的大幅加薪大多是跟著他們所管理的公司規模及市值成長而增長。與常見論點正好相反的是，我們很難論證CEO這樣的職位刻意操弄薪資福利，來敲股東的竹槓，因為只要看看數據就會發現，如此高昂的報酬就是吸引頂尖人才的代價。經營一家大企業，除了要擁有許多各司其職的專業人才，還要承擔起比過去更多的職責，包括媒體、政府與公共關係，還要建構願景、理解客戶並與之溝通、規畫跨文化的全球策略、與政府合作，以及讓公司遠離麻煩。這麼一來，能夠勝任這份工作的適當人選就少了許多，因此他們的酬勞便提高了，這是基本的供需法則。今日的CEO根本就是一才萬用，所以拿這樣的薪水也應該不讓人意外。
一個最常被拖出來鞭打的代罪羔羊就是金融圈，總是被描繪成太過龐大而無法控制。事實是金融圈所掌握的大約是美國總資產的百分之二，不過當然這份資產有所成長，金融圈也就跟著成長。美國金融能夠動用存款，去投資風險較高的股票和創業投資，每年已經為美國賺進幾千億美元，而這些獲利遠遠超過了通常是由金融圈而生的成本。同時，金融圈也並沒有吸走所有為美國經濟出力的人才，不讓他們去從事其他工作，如今美國製造業產品品質提升到新高點就是證據。
最常聽見對商業的批評就是商人狡詐、總會敲竹槓；雖然商界中確實有許多詐騙事件，不過商業圈的人比起其他領域的人並沒有特別狡詐，甚至可能是沒那麼狡詐。商業可以讓我們變成更好的人，例如教我們如何合作更順利。而且有強力證據指出，整體來說比起我們參與其他領域的工作，商業並不會讓我們變糟，當中有很多人大概一開始就不大老實，而如果你有所疑慮的話，看看約會網站上的個人介紹中有多少謊言和不實陳述就知道了。
所以說，商業中有許多問題其實都是我們自己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反映出潛藏在人性本質中，大概放諸四海皆準的不完美，但是我們面對這項事實的反應卻不甚理性，一方面我們疑心商業界在偷雞摸狗，一方面卻又期望企業能給我們工作、照顧我們、幫我們建立交友圈、解決社會問題，而且讓我們擁有毫無風險的消費經驗。
也可以說我們評論各家公司的方式就像我們評論一個人一樣，有時甚至像是評論家人：會考慮到跟我們的關聯，以及對誠信的標準。這麼做是不對的，因為公司行號是法建構（legal construct）兼抽象實體（abstract entity），並沒有自己的目的、目標或感受。比較好的方法是，想一想企業在社會與法律層面上應該扮演什麼角色、發揮什麼功能，而公司的作為如何能夠創造工作機會，並生產商品及服務。不過也就是因為我們習慣用評論人的標準來評論公司，所以很難接受公司背後的掌權者有部分貪腐，或者有時會有不當獲利或貪婪的動機，於是我們會以道德來規範公司而非試著去理解公司。
而且，企業的常見形象通常是完全由自私自利或貪婪無道的個人組成，這個形象也不是對大企業最正確的理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是捍衛資本主義與企業的強大後盾，他在一九七○年發表了一篇知名文章，可惜最終卻引人誤會，文章篇名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便是增加獲利〉（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他的重點在於，企業CEO和主管們不應該將股東的資源，分配用在社會公義或其他利他目標。傅利曼認為，對社會有價值的並非獲利，而是意圖，但是在他心中，那些意圖最好透過慈善、非營利組織或政府政策來達成，因為企業無法順利完成這些任務，這麼做也不符合商業的本質。
雖然我相當崇拜米爾頓．傅利曼，也和他一樣對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法抱持懷疑，不過這篇文章很明顯反映出意識形態會讓人盲目。不僅僅是將獲利最大化的其他目標，最後常常能夠同時增進企業獲利與社會福利，例如在SpaceX工作的人，這家由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創立的公司，運用先進、有時可以說是劃時代的火箭科技來發射衛星，公司員工通常都真正相信能夠在其他星球與星系殖民的夢想；創立Skype的人，以及在那裡工作的主管，似乎都相信能夠拉近朋友、家人與生意夥伴的距離這種理想；還有很多記者和報紙編輯，至少他們都很努力要讓世界變得更好。傅利曼不了解的是，商業的文化、知識、理想，乃至於情感根基絕對不僅僅是獲利的附屬品，人們會在乎自己所做的工作，也會從自己的工作中尋找意義。我們最好將獲利最大化想成是一套方便的說詞，之所以能夠成功提升獲利，正是因為這麼說才不會單單只聚焦在獲利這個目標上。
尤其現在我們處於社交媒體的時代中，能夠直接和消費者建立連結，也讓他們有機會在事情出錯時提供直接的回饋，最為成功的企業將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看得有如救世主一般，他們十分重視要遞送商品、傳達服務給消費者，或許還會宣導自己對社會的特殊願景，員工希望可以相信自己的一切辛勞都是保護環境、對抗貧窮、導正美國這個國家的形象。若是企業能夠灌輸給自家員工和主管一種真心的信念，比起未能灌輸信念的企業，這樣的公司更能夠為自己的目標建立起具有長久競爭力的優勢，能夠建立更高的顧客忠誠度，在公司間的層面也能吸引到更好、更多的合作夥伴。這樣來想：誰會想要嫁給一個老是自私自利、只想從婚姻裡得到最多幸福的人？
作家艾茵．蘭德（Ayn Rand）曾經強調，成功的企業可以做為達成偉大目標的工具，顯示出她對於成功企業的性質知之甚深。蘭德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中，有個角色叫漢克．里爾登（Hank Rearden），他強調一份工作要有優秀的生產力，其中牽涉到尊嚴、榮譽和理性；而他也漸漸明白，這就是美國之所以偉大最基本的根基。
通常都是那些信仰虔誠或擁有某種強大理念的企業領導者，最能清楚理解一家公司要設定某個超脫獲利以外的使命，有多麼重要，他們知道在自己的人生中，商業和宗教或理想層面絕對不是完全分離的，他們知道自己可以為股東們（還有廣大的社會）做到最好，只要將所有商業、宗教、道德和理想觀點都綁在一起成套。傅利曼本人成功建立起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系，這裡後來成為最多諾貝爾獎得主的發源地，這裡相當倚賴追求真理和成就的「企業文化」，而不只是專注在單一、只與自身相關的目標，例如賺到最多錢、發表最多論文等。傅利曼在談論商業時，不妨多引用自己建立學系的經驗故事，而非扮演屠殺社會主義惡龍的勇者。
也就是說，最佳的商業基本上就是道德企業（ethical enterprise）。
因此，或許你會自問，如果商業這麼好，為什麼我們都對它這麼不信任？這個問題非常好，而我不會避而不答，之後會有更多討論，不過現在我可以說，有部分是因為企業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力，而我們又無法控制，才有這樣的反應。例如，消費者組成了團體，就對企業有很大的控制權力，但是單一消費者通常就做不到。確實，許多公司都做過精明的計算後，才會乾脆忽略單一消費者的抱怨，因為他們認為實在不值得浪費時間與金錢來處理。想要打電話給客服，或者想讓保險公司重新估算一份誤遭拒絕的理賠，這樣的經驗一定都是皆大歡喜嗎？以此類推，單一員工對他們的老闆不大有什麼影響力。
有時候，企業感覺就像可怕的鯊魚，在海底打著圈子尋找下一餐，如果這些公司都是無比成功而有效率，感覺又更加嚇人。但是也有些時候，企業就像人一樣，以朋友和保護者的形象出現在我們眼前，敦促我們用最為親暱而富同情心的那一面來評斷它們。難怪我們沒辦法用一套完全公平、感受一致的形象來描述美國的企業，因為這套系統本身便不願意讓我們這樣做。
我們都可以同意，我們的國家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正直，尤其是在政治界，今日的政治傾向愈來愈偏激。我們的政府說好聽一點是僵化到無可救藥，說難聽一點就是很可能陷入無法預料的困境。這樣的偏激也造成了完全失控的政治正確與審查機制、激化的種族主義與不公不義、層出不窮的暴動與槍擊事件，還有一連串起訴和腐敗的指控。當代的美國有許多特色都很棒，包括企業界的高度信任也是，但我們的政府卻是愈來愈不可思議。
相較之下，美國商業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生產力蓬勃、更寬容也更懂得合作，商業不只是提升GDP及經濟繁榮的因素，其持續著眼於製造能夠販售給顧客的產品，並從中獲利，更顯現出一種常態性與可預測性。成功的企業能夠快速成長，但他們也努力創造出穩定而寬容的綠洲，在其中不斷修正生產方法臻於完美。這樣的綠洲能夠吸引並留住人才，讓企業有辦法穩定提供顧客「舒心產品」（comfort product）。商業製造出各種資源，讓我們的生活不但更好過也更舒服，幫我們雕琢出關愛、友誼、創造力與人道關懷的空間。
尤其是美國的大企業更扮演起領頭羊，讓美國的社會氛圍更寬容，例如麥當勞、奇異（General Electric）、寶僑（P&G），以及許多科技大廠等等，在最高法院判決同性婚姻合法之前，就已經為同性伴侶制定了健保及其他法律福利，而在北卡羅萊納州法院想要規定跨性別人士必須使用哪種廁所時，蘋果、輝瑞藥廠（Pfizer）、微軟、德意志銀行、PayPal和萬豪（Marriott）等等企業也發聲反對或抗議，而這樣的反對聲浪最後讓這條法令撤銷。大型企業這樣努力推動包容並不讓人意外，它們擁有眾多顧客，而且仰賴品牌價值生存，不希望在這些顧客當中，有哪一群人覺得自己受挫或遭到歧視，又或是有抱怨的理由，一點都不希望，畢竟如今是社群媒體當道的世代。光是要將獲利最大化這個理由，更不用提有些執行長也滿有良心，就會讓現代的大企業站在包容與接納異己的立場。
尤其是比較大型的公司，你可以把他們想成是空前成功的商業模式，因此能夠體現商業的邏輯，這樣的公司也比規模較小的公司更能夠容忍員工的個人愛好。一間在地經營的烘焙坊或許不願意幫同志伴侶製作結婚蛋糕，但是努力要將自家產品推廣到全美國市場的莎莉公司（Sara Lee），會很樂意做所有人的生意。比較大的公司需要維護自己更為遠播的名聲，也需要招募更多人才來效力，其中有些可能就來自少數團體。所以，若是他們只專心培養幾個在地白人所組成的緊密人際網絡，就不可能生存並成長。
我有時候會說，如果你想要了解當今的世界，最好去讀報紙的體育版，這個版面基本上就反映出美國生活中所謂的日常，不必去讀頭版或政治版。而體育當然也是一種商業。
簡單路線圖
我是來為商業說話的，想要說服各位讀者，商業值得各位多一點愛、少一點恨。或許我也像你們一樣，要退讓出這麼多日常的生活領地，給顯然是自私、重利，甚至可以說腐敗的組織，我也不是完全安心，但是仔細想想，這筆交易要比第一印象看起來的還要划算。確實，最好的狀況是，商業能夠讓我們的生活更有餘裕去做些偉大而高尚的事，能夠利用商業的產物來滿足我們自身的創作欲望、過著更好的生活。
我認為最常用來批評美國商業的那些論點中，有很多都經不起細細檢驗。例如經常有人說，美國商業太過注重季度損益表，卻犧牲了更長期的目標。不過事實上有許多證據都證明，在適當時機這些公司都會考慮得很長遠。有時候，一時的問題比較容易、或者說比較需要解決，也可以做為長遠成功的橋梁，而我們目前手上的證據顯示，美國商業在放眼未來這一點上表現相當不錯。
然後還有美國執行長（CEO）薪水的問題，《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愛德華．盧斯（Edward Luce，他也是我的朋友）就在推特上形容，他們的薪水「多到不合理」。美國CEO的薪水比起過去確實要高太多了，但這樣的大幅加薪大多是跟著他們所管理的公司規模及市值成長而增長。與常見論點正好相反的是，我們很難論證CEO這樣的職位刻意操弄薪資福利，來敲股東的竹槓，因為只要看看數據就會發現，如此高昂的報酬就是吸引頂尖人才的代價。經營一家大企業，除了要擁有許多各司其職的專業人才，還要承擔起比過去更多的職責，包括媒體、政府與公共關係，還要建構願景、理解客戶並與之溝通、規畫跨文化的全球策略、與政府合作，以及讓公司遠離麻煩。這麼一來，能夠勝任這份工作的適當人選就少了許多，因此他們的酬勞便提高了，這是基本的供需法則。今日的CEO根本就是一才萬用，所以拿這樣的薪水也應該不讓人意外。
一個最常被拖出來鞭打的代罪羔羊就是金融圈，總是被描繪成太過龐大而無法控制。事實是金融圈所掌握的大約是美國總資產的百分之二，不過當然這份資產有所成長，金融圈也就跟著成長。美國金融能夠動用存款，去投資風險較高的股票和創業投資，每年已經為美國賺進幾千億美元，而這些獲利遠遠超過了通常是由金融圈而生的成本。同時，金融圈也並沒有吸走所有為美國經濟出力的人才，不讓他們去從事其他工作，如今美國製造業產品品質提升到新高點就是證據。
最常聽見對商業的批評就是商人狡詐、總會敲竹槓；雖然商界中確實有許多詐騙事件，不過商業圈的人比起其他領域的人並沒有特別狡詐，甚至可能是沒那麼狡詐。商業可以讓我們變成更好的人，例如教我們如何合作更順利。而且有強力證據指出，整體來說比起我們參與其他領域的工作，商業並不會讓我們變糟，當中有很多人大概一開始就不大老實，而如果你有所疑慮的話，看看約會網站上的個人介紹中有多少謊言和不實陳述就知道了。
所以說，商業中有許多問題其實都是我們自己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反映出潛藏在人性本質中，大概放諸四海皆準的不完美，但是我們面對這項事實的反應卻不甚理性，一方面我們疑心商業界在偷雞摸狗，一方面卻又期望企業能給我們工作、照顧我們、幫我們建立交友圈、解決社會問題，而且讓我們擁有毫無風險的消費經驗。
也可以說我們評論各家公司的方式就像我們評論一個人一樣，有時甚至像是評論家人：會考慮到跟我們的關聯，以及對誠信的標準。這麼做是不對的，因為公司行號是法建構（legal construct）兼抽象實體（abstract entity），並沒有自己的目的、目標或感受。比較好的方法是，想一想企業在社會與法律層面上應該扮演什麼角色、發揮什麼功能，而公司的作為如何能夠創造工作機會，並生產商品及服務。不過也就是因為我們習慣用評論人的標準來評論公司，所以很難接受公司背後的掌權者有部分貪腐，或者有時會有不當獲利或貪婪的動機，於是我們會以道德來規範公司而非試著去理解公司。
而且，企業的常見形象通常是完全由自私自利或貪婪無道的個人組成，這個形象也不是對大企業最正確的理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是捍衛資本主義與企業的強大後盾，他在一九七○年發表了一篇知名文章，可惜最終卻引人誤會，文章篇名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便是增加獲利〉（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他的重點在於，企業CEO和主管們不應該將股東的資源，分配用在社會公義或其他利他目標。傅利曼認為，對社會有價值的並非獲利，而是意圖，但是在他心中，那些意圖最好透過慈善、非營利組織或政府政策來達成，因為企業無法順利完成這些任務，這麼做也不符合商業的本質。
雖然我相當崇拜米爾頓．傅利曼，也和他一樣對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法抱持懷疑，不過這篇文章很明顯反映出意識形態會讓人盲目。不僅僅是將獲利最大化的其他目標，最後常常能夠同時增進企業獲利與社會福利，例如在SpaceX工作的人，這家由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創立的公司，運用先進、有時可以說是劃時代的火箭科技來發射衛星，公司員工通常都真正相信能夠在其他星球與星系殖民的夢想；創立Skype的人，以及在那裡工作的主管，似乎都相信能夠拉近朋友、家人與生意夥伴的距離這種理想；還有很多記者和報紙編輯，至少他們都很努力要讓世界變得更好。傅利曼不了解的是，商業的文化、知識、理想，乃至於情感根基絕對不僅僅是獲利的附屬品，人們會在乎自己所做的工作，也會從自己的工作中尋找意義。我們最好將獲利最大化想成是一套方便的說詞，之所以能夠成功提升獲利，正是因為這麼說才不會單單只聚焦在獲利這個目標上。
尤其現在我們處於社交媒體的時代中，能夠直接和消費者建立連結，也讓他們有機會在事情出錯時提供直接的回饋，最為成功的企業將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看得有如救世主一般，他們十分重視要遞送商品、傳達服務給消費者，或許還會宣導自己對社會的特殊願景，員工希望可以相信自己的一切辛勞都是保護環境、對抗貧窮、導正美國這個國家的形象。若是企業能夠灌輸給自家員工和主管一種真心的信念，比起未能灌輸信念的企業，這樣的公司更能夠為自己的目標建立起具有長久競爭力的優勢，能夠建立更高的顧客忠誠度，在公司間的層面也能吸引到更好、更多的合作夥伴。這樣來想：誰會想要嫁給一個老是自私自利、只想從婚姻裡得到最多幸福的人？
作家艾茵．蘭德（Ayn Rand）曾經強調，成功的企業可以做為達成偉大目標的工具，顯示出她對於成功企業的性質知之甚深。蘭德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中，有個角色叫漢克．里爾登（Hank Rearden），他強調一份工作要有優秀的生產力，其中牽涉到尊嚴、榮譽和理性；而他也漸漸明白，這就是美國之所以偉大最基本的根基。
通常都是那些信仰虔誠或擁有某種強大理念的企業領導者，最能清楚理解一家公司要設定某個超脫獲利以外的使命，有多麼重要，他們知道在自己的人生中，商業和宗教或理想層面絕對不是完全分離的，他們知道自己可以為股東們（還有廣大的社會）做到最好，只要將所有商業、宗教、道德和理想觀點都綁在一起成套。傅利曼本人成功建立起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系，這裡後來成為最多諾貝爾獎得主的發源地，這裡相當倚賴追求真理和成就的「企業文化」，而不只是專注在單一、只與自身相關的目標，例如賺到最多錢、發表最多論文等。傅利曼在談論商業時，不妨多引用自己建立學系的經驗故事，而非扮演屠殺社會主義惡龍的勇者。
也就是說，最佳的商業基本上就是道德企業（ethical enterprise）。
因此，或許你會自問，如果商業這麼好，為什麼我們都對它這麼不信任？這個問題非常好，而我不會避而不答，之後會有更多討論，不過現在我可以說，有部分是因為企業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力，而我們又無法控制，才有這樣的反應。例如，消費者組成了團體，就對企業有很大的控制權力，但是單一消費者通常就做不到。確實，許多公司都做過精明的計算後，才會乾脆忽略單一消費者的抱怨，因為他們認為實在不值得浪費時間與金錢來處理。想要打電話給客服，或者想讓保險公司重新估算一份誤遭拒絕的理賠，這樣的經驗一定都是皆大歡喜嗎？以此類推，單一員工對他們的老闆不大有什麼影響力。
有時候，企業感覺就像可怕的鯊魚，在海底打著圈子尋找下一餐，如果這些公司都是無比成功而有效率，感覺又更加嚇人。但是也有些時候，企業就像人一樣，以朋友和保護者的形象出現在我們眼前，敦促我們用最為親暱而富同情心的那一面來評斷它們。難怪我們沒辦法用一套完全公平、感受一致的形象來描述美國的企業，因為這套系統本身便不願意讓我們這樣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