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知識的威脅
第一節 知識的強大力量
看見孩子第一次踏出蹣跚的步伐，父母眉開眼笑一把將她抱入懷裡。第一次開口說的話、第一次表演的歌，或是進入學校拼字總決賽──她從中得到讚美和尊敬。在最初時我們就因為累積了知識和長處，得到讚許、欣賞和表揚。
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的至理名言「知識就是力量」是如此受到肯定，不需要多加贅述。我們從學校、職場和生活中所得到的專業知識（被認定為「知道」），決定了我們的地位，並帶來影響、權力和名譽。光是知識的外觀即給人莊重的形象，並得到我們強烈的關注。
過去幾十年來，已開發及發展中的經濟體皆無可避免的持續朝向服務業發展，逐漸遠離農業和製造業。目前越來越多人從事「以思考謀生」的行業。在許多國家，取得某種程度的正規教育，可以獲得就業的機會並提高收入。教育程度高直接與健康狀況良好、低生育率和長壽劃上等號。
撇開實際利益不談，知識和專業帶來的級別和權力，能夠讓我們覺得自己更重要和更有價值。我們也更加自信，這樣或許會因而激發我們的野心，試圖提升伴隨成功而來的地位。
作家和哲學家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告訴我們，我們經常將知識視為「必須保護及捍衛的個人財產。這個裝飾品能夠讓我們提升權勢等級，所以我們認真看待所擁有的知識。」組織重視能力和專業，因而持續養大我們對知識的胃口。評估表現有具體的標準，直接影響升職、酬勞、紅利和其他獎勵。這些因素凸顯出一種信念，即我們能力越強就會變得更成功，我們爬得越高，就會得到更多的報酬。
我們不只在外在世界因為得到知識和確定事物得到獎勵，這種觀念也深植於我們的大腦。近年來在神經科學方面的研究顯示，確定性是我們學習發揮最佳效果所需的關鍵條件之一。神經科學家洛可（David Rock）還提出，我們的確定性產生威脅時，神經系統可能等同身體遭受攻擊般產生疼痛感。其他研究也支持了這個論點，有關不確定性對大腦的影響研究顯示，少量的不確定性會引發大腦的「錯誤」反應。生活在顯著的不確定性當中會使人衰弱，例如不瞭解老闆對我們的期望，或是等待檢查結果確定是否罹患重大疾病。我們的大腦不斷在找尋答案。
來自加大的神經科學家葛詹尼加（Michael Gazzaniga）為了查證這個論點，研究一群患有嚴重癲癇並接受大腦半邊切除手術的人。葛詹尼加分別對只有左腦或右腦的對象進行同樣的實驗並得出以下結論，大腦的左半邊有個他稱為翻譯機的神經網絡。左半腦持續翻譯的能力代表其「不斷尋找秩序和理由，即便兩者皆不存在的時候也是如此。」
難怪我們如此迫切追求各種形式的知識，因為知識是如此美好。它保證我們會得到獎勵、尊敬、升官和財富、健康及自信。
不過或許謹慎一點比較好。曾幾何時某人對你推銷的東西是好到沒有任何缺點的？知識的問題在於一個鐵的事實，就是它非常有用。儘管它可能因此讓我們有所限制──矛盾地阻礙新的學習和成長，但我們仍會緊握著不放。
第二節 已知的魅惑
1537年，帕多瓦（Padua）。維薩留斯（Andreas Vesalius），一名年輕的法蘭西斯解剖學家帶著簡單行囊和渴望瞭解人體的強烈心願，走進城門前往當地大學就讀。他在對的時間來到了對的地方。帕多瓦這座文藝復興時期的城市，位於威尼斯西方35公里處，正迅速發展為國際性藝術和科學重鎮。維薩留斯選擇的學校當時公認是歐洲最具權威的醫學和解剖學院，有二百年歷史之久。
維薩留斯在1514年出生於布魯塞爾（Brussels），是宮廷藥劑師的兒子，自小就對身體很著迷。經常有人發現他和肢解的貓狗和老鼠在一起，他在自家附近捕捉動物進行解剖，而且還為了想拿到完整的人體骨架，從絞刑架上偷了一具屍體，讓自己和家人陷入危險的處境。十八歲時，一股學習身體的熱情促使他前往巴黎開始學醫。也在那裡開始接觸了蓋倫（Galen）的開創性解剖成果，蓋倫出生於帕加馬（Pergamon），是希臘醫師、外科醫師和哲學家。
蓋倫在醫學界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的著作闡述治療格鬥士受傷的豐富經驗，他是三任羅馬國王的御醫。蓋倫的著作非常有用，因為他不只解釋人體的結構，也包括人體運作的複雜工程。舉例來說，他證明了喉嚨會產生聲音，並且首先確認了靜脈（暗色）和動脈（豔色）的血液有顯著差異。幾百年來醫師盲目擁戴他的研究，從不懷疑其聲明的正確性。因此儘管過了1400多年，蓋倫的人體研究依然是解剖學家和醫師主要的參考來源，並形成文藝復興時期歐洲醫學訓練的重要基礎。
維薩留斯和之前許多學生一樣，也很著迷蓋倫的研究結果，剛開始他也認為一切都很清楚並令人信服。不過當他沈浸於解剖研究，並以更批判性的眼光閱讀蓋倫的作品時，他開始注意到一些不一致和小錯誤。他懷疑蓋倫的部分主張聲明，並因為多次參加大學裡私人和公開講座而更加確定他的懷疑是對的。
在那個年代，解剖可是一件大事，而且必須在眾多學生和應邀的嘉賓學者面前執行。這些活動具有高度的儀式性和控制性，受制於傳統和大學的嚴格規定。解剖由一名解剖學教授坐在一張高大的椅子上主持，他並不會實際參與活動。他唯一的用處是在外科醫師執行實際解剖時，朗讀蓋倫的解剖書籍，而一名講解者會指出正在檢驗的身體具體部分。雖然這些解剖步驟都由經驗老到的學者執行，但在維薩留斯看來，這些似乎只是為了加強舊有的蓋倫理論，而不是一次新的學習機會。這種盲目服從蓋倫的現象，嚴重到連外科醫師捧著人體心臟時都還要針對蓋倫提出的三心室發表評論，儘管明擺在他眼前的是四個心室。維薩留斯在幾年後的著作裡提到，反駁蓋倫權威的事是無法想像的，「彷彿我正要暗地裡懷疑靈魂的不朽。」
蓋倫的著作代表知識的地位、已知的確定事物、舒適圈。雖然以現今的觀點，羅馬的解剖學似乎有點過時，但我們依然會因為仰賴現有知識的確定性，犯下類似的錯誤。
第三節 過度自信的遮眼罩
「過度自信的專業人員由衷相信他們具有專業，表現得像專家，看起來像專家。你不得不努力提醒自己他們可能被幻想控制了。」──心理學家康納曼（Daniel Kahneman）
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洛瓦諾（Galileo Lovano）、羅倫佐（Bonnie PrinceLorenzo）、傷膝骨（Wounded Knee）、雪達克女王（Queen Shaddock）、畢馬龍（Pygmalion）、墨菲的最後一程（Murphy’sLast Ride），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你認得其中任何名稱嗎？
加州大學哈斯商業學院安德森帶領的研究團隊，在學期一開始交給243名MBA學生這些歷史名稱和事件。這些學生必須確認他們知道或認得的名單。研究人員在真實名稱中混合捏造的名稱，例如洛瓦諾、羅倫佐、雪達克女王和墨菲的最後一程（你知道的，不是嗎？）。選擇最多捏造名稱的學生被認為是最過份自信的人，因為他們相信他們比實際上更有知識。
該學期結束後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那些同樣過度自信的人，在其團體中也會成就最高的社會地位。他們在同儕中頗受敬重、往往獲得更多讚美和聆聽，並且更能影響團體的決定。安德森指出，團體成員不認為地位高的同儕過份自信。他們僅認為非常出色，所以那些人的過度自信看起來不是傲慢或自戀，只是象徵一種美好本質。
所謂實際務實的信心是基於對自己能力的了解，是能否在這世上生存並成功的重大關鍵。缺乏務實的自信會導致自卑、職場表現不佳、人際關係不好，並且對我們的心理健康和生活品質造成負面的影響。反之，進一步審視安德森的研究發現，真正自信的人往往在自己所選的領域上擁有成功和成就，包括工作被錄取、升職、贏得大筆交易或爭取到大客戶。
務實的自信不會讓我們陷入麻煩，但它的夥伴，過度自信則會。過度自信是一種偏見，我們過於正面、錯誤看待和評估我們的判斷和能力。50多年來的研究顯示人類有個不可思議的毛病，他們認為自己幾乎在各方面「高於一般水準」。比方說，摩托車騎士相信他們比一般騎士更不容易發生事故，而企業領導者相信，他們的公司比起同行的一般公司成功的機會更大。這次研究也顯示，94％的大學教授，認為他們能夠勝任高於一般水準的工作，外科實習醫生診斷X光片結果時也太過於自信，而臨床心理醫師也認為自己預測無誤的可能性很高。雖然過度自信有這麼多缺點，但由於龐大的社會效益還是非常普遍，比方說，在政治圈已經證實，如果選民覺得自信的政治人物更值得信賴，那麼候選人會明白為了贏得選戰，他們必須表現得比對手更有信心。
從事仰賴知識和專業累積的職業必須謹慎小心，別因為過度自信和非常需要你們提供建議的人的高度期望而誤入陷阱。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的話雖然超過二千五百年，今天看來依然是真理：「雖然我們需要道理讓已知事物普及，世人依然把專家的廢話當成一種智慧形式。」
英特爾公司（Intel）執行長葛洛夫（Andy Grove）在1995年被診斷出前列腺癌，他對醫生直接而明確的建議──手術是對他最好的治療方案，感到非常失望。被他的自傳作家泰德洛（Richard S Tedlow）暱稱為「讓我們為自己著想的葛洛夫」，沒有將醫生的建議當真。在1950年代從匈牙利移民至美國，過去在納粹和共產黨下求生存的他，決心找到最適合他的癌症治療方法。他對自己的疾病展開大規模研究，很快發現取代手術的方案。他發現的是現成的數據，但沒有一個醫生跟他提過，或建議他認真考慮。醫生的狹隘心態讓他大感震驚，於是葛洛夫選擇了一種另類療法稱為「雷射接種」。
葛洛夫請問執行此療程的醫師，如果他自己處於這種情況會怎麼做？醫生說他很可能會動手術。接著他對著驚訝的葛洛夫繼續解釋：「你也知道，所有這些醫學訓練，都已在我們心中潛移默化，前列腺癌的標準做法是手術。我想那至今仍影響我的思維。」
葛洛夫在1996年於《財星》雜誌發表文章《戰勝前列腺癌》（Taking on Prostrate Cancer），他想起史戴米博士（Dr Thomas AStamey）的話，身為當時史丹福大學的泌尿科負責人，他解釋了醫學專業面對的挑戰：
「……面對超乎我們理解的嚴重疾病時，『我們每個人』都會變得像小孩一樣害怕，還要找人告訴我們怎麼做。外科醫生必須義不容辭提供前列腺癌患者選擇方案，且不能加入個人的偏見，而偏見可能或可能不是根據最客觀的資訊而來。要實現這個理想，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事實上，能夠讓世人成為專家、在個人領域上貢獻所學的深入知識和研究的具體重點，正好也可能會限制他們的視野。在專業領域方面受到肯定，並且因為專長受到表揚的人，通常沒有誘因讓他們看待該領域以外的事物。他們越專業，眼界就變得更狹窄。專家往往過度投入已知事物，以致於無法質疑已知事物或是承認他們不知道。
第一節 知識的強大力量
看見孩子第一次踏出蹣跚的步伐，父母眉開眼笑一把將她抱入懷裡。第一次開口說的話、第一次表演的歌，或是進入學校拼字總決賽──她從中得到讚美和尊敬。在最初時我們就因為累積了知識和長處，得到讚許、欣賞和表揚。
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的至理名言「知識就是力量」是如此受到肯定，不需要多加贅述。我們從學校、職場和生活中所得到的專業知識（被認定為「知道」），決定了我們的地位，並帶來影響、權力和名譽。光是知識的外觀即給人莊重的形象，並得到我們強烈的關注。
過去幾十年來，已開發及發展中的經濟體皆無可避免的持續朝向服務業發展，逐漸遠離農業和製造業。目前越來越多人從事「以思考謀生」的行業。在許多國家，取得某種程度的正規教育，可以獲得就業的機會並提高收入。教育程度高直接與健康狀況良好、低生育率和長壽劃上等號。
撇開實際利益不談，知識和專業帶來的級別和權力，能夠讓我們覺得自己更重要和更有價值。我們也更加自信，這樣或許會因而激發我們的野心，試圖提升伴隨成功而來的地位。
作家和哲學家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告訴我們，我們經常將知識視為「必須保護及捍衛的個人財產。這個裝飾品能夠讓我們提升權勢等級，所以我們認真看待所擁有的知識。」組織重視能力和專業，因而持續養大我們對知識的胃口。評估表現有具體的標準，直接影響升職、酬勞、紅利和其他獎勵。這些因素凸顯出一種信念，即我們能力越強就會變得更成功，我們爬得越高，就會得到更多的報酬。
我們不只在外在世界因為得到知識和確定事物得到獎勵，這種觀念也深植於我們的大腦。近年來在神經科學方面的研究顯示，確定性是我們學習發揮最佳效果所需的關鍵條件之一。神經科學家洛可（David Rock）還提出，我們的確定性產生威脅時，神經系統可能等同身體遭受攻擊般產生疼痛感。其他研究也支持了這個論點，有關不確定性對大腦的影響研究顯示，少量的不確定性會引發大腦的「錯誤」反應。生活在顯著的不確定性當中會使人衰弱，例如不瞭解老闆對我們的期望，或是等待檢查結果確定是否罹患重大疾病。我們的大腦不斷在找尋答案。
來自加大的神經科學家葛詹尼加（Michael Gazzaniga）為了查證這個論點，研究一群患有嚴重癲癇並接受大腦半邊切除手術的人。葛詹尼加分別對只有左腦或右腦的對象進行同樣的實驗並得出以下結論，大腦的左半邊有個他稱為翻譯機的神經網絡。左半腦持續翻譯的能力代表其「不斷尋找秩序和理由，即便兩者皆不存在的時候也是如此。」
難怪我們如此迫切追求各種形式的知識，因為知識是如此美好。它保證我們會得到獎勵、尊敬、升官和財富、健康及自信。
不過或許謹慎一點比較好。曾幾何時某人對你推銷的東西是好到沒有任何缺點的？知識的問題在於一個鐵的事實，就是它非常有用。儘管它可能因此讓我們有所限制──矛盾地阻礙新的學習和成長，但我們仍會緊握著不放。
第二節 已知的魅惑
1537年，帕多瓦（Padua）。維薩留斯（Andreas Vesalius），一名年輕的法蘭西斯解剖學家帶著簡單行囊和渴望瞭解人體的強烈心願，走進城門前往當地大學就讀。他在對的時間來到了對的地方。帕多瓦這座文藝復興時期的城市，位於威尼斯西方35公里處，正迅速發展為國際性藝術和科學重鎮。維薩留斯選擇的學校當時公認是歐洲最具權威的醫學和解剖學院，有二百年歷史之久。
維薩留斯在1514年出生於布魯塞爾（Brussels），是宮廷藥劑師的兒子，自小就對身體很著迷。經常有人發現他和肢解的貓狗和老鼠在一起，他在自家附近捕捉動物進行解剖，而且還為了想拿到完整的人體骨架，從絞刑架上偷了一具屍體，讓自己和家人陷入危險的處境。十八歲時，一股學習身體的熱情促使他前往巴黎開始學醫。也在那裡開始接觸了蓋倫（Galen）的開創性解剖成果，蓋倫出生於帕加馬（Pergamon），是希臘醫師、外科醫師和哲學家。
蓋倫在醫學界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的著作闡述治療格鬥士受傷的豐富經驗，他是三任羅馬國王的御醫。蓋倫的著作非常有用，因為他不只解釋人體的結構，也包括人體運作的複雜工程。舉例來說，他證明了喉嚨會產生聲音，並且首先確認了靜脈（暗色）和動脈（豔色）的血液有顯著差異。幾百年來醫師盲目擁戴他的研究，從不懷疑其聲明的正確性。因此儘管過了1400多年，蓋倫的人體研究依然是解剖學家和醫師主要的參考來源，並形成文藝復興時期歐洲醫學訓練的重要基礎。
維薩留斯和之前許多學生一樣，也很著迷蓋倫的研究結果，剛開始他也認為一切都很清楚並令人信服。不過當他沈浸於解剖研究，並以更批判性的眼光閱讀蓋倫的作品時，他開始注意到一些不一致和小錯誤。他懷疑蓋倫的部分主張聲明，並因為多次參加大學裡私人和公開講座而更加確定他的懷疑是對的。
在那個年代，解剖可是一件大事，而且必須在眾多學生和應邀的嘉賓學者面前執行。這些活動具有高度的儀式性和控制性，受制於傳統和大學的嚴格規定。解剖由一名解剖學教授坐在一張高大的椅子上主持，他並不會實際參與活動。他唯一的用處是在外科醫師執行實際解剖時，朗讀蓋倫的解剖書籍，而一名講解者會指出正在檢驗的身體具體部分。雖然這些解剖步驟都由經驗老到的學者執行，但在維薩留斯看來，這些似乎只是為了加強舊有的蓋倫理論，而不是一次新的學習機會。這種盲目服從蓋倫的現象，嚴重到連外科醫師捧著人體心臟時都還要針對蓋倫提出的三心室發表評論，儘管明擺在他眼前的是四個心室。維薩留斯在幾年後的著作裡提到，反駁蓋倫權威的事是無法想像的，「彷彿我正要暗地裡懷疑靈魂的不朽。」
蓋倫的著作代表知識的地位、已知的確定事物、舒適圈。雖然以現今的觀點，羅馬的解剖學似乎有點過時，但我們依然會因為仰賴現有知識的確定性，犯下類似的錯誤。
第三節 過度自信的遮眼罩
「過度自信的專業人員由衷相信他們具有專業，表現得像專家，看起來像專家。你不得不努力提醒自己他們可能被幻想控制了。」──心理學家康納曼（Daniel Kahneman）
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洛瓦諾（Galileo Lovano）、羅倫佐（Bonnie PrinceLorenzo）、傷膝骨（Wounded Knee）、雪達克女王（Queen Shaddock）、畢馬龍（Pygmalion）、墨菲的最後一程（Murphy’sLast Ride），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你認得其中任何名稱嗎？
加州大學哈斯商業學院安德森帶領的研究團隊，在學期一開始交給243名MBA學生這些歷史名稱和事件。這些學生必須確認他們知道或認得的名單。研究人員在真實名稱中混合捏造的名稱，例如洛瓦諾、羅倫佐、雪達克女王和墨菲的最後一程（你知道的，不是嗎？）。選擇最多捏造名稱的學生被認為是最過份自信的人，因為他們相信他們比實際上更有知識。
該學期結束後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那些同樣過度自信的人，在其團體中也會成就最高的社會地位。他們在同儕中頗受敬重、往往獲得更多讚美和聆聽，並且更能影響團體的決定。安德森指出，團體成員不認為地位高的同儕過份自信。他們僅認為非常出色，所以那些人的過度自信看起來不是傲慢或自戀，只是象徵一種美好本質。
所謂實際務實的信心是基於對自己能力的了解，是能否在這世上生存並成功的重大關鍵。缺乏務實的自信會導致自卑、職場表現不佳、人際關係不好，並且對我們的心理健康和生活品質造成負面的影響。反之，進一步審視安德森的研究發現，真正自信的人往往在自己所選的領域上擁有成功和成就，包括工作被錄取、升職、贏得大筆交易或爭取到大客戶。
務實的自信不會讓我們陷入麻煩，但它的夥伴，過度自信則會。過度自信是一種偏見，我們過於正面、錯誤看待和評估我們的判斷和能力。50多年來的研究顯示人類有個不可思議的毛病，他們認為自己幾乎在各方面「高於一般水準」。比方說，摩托車騎士相信他們比一般騎士更不容易發生事故，而企業領導者相信，他們的公司比起同行的一般公司成功的機會更大。這次研究也顯示，94％的大學教授，認為他們能夠勝任高於一般水準的工作，外科實習醫生診斷X光片結果時也太過於自信，而臨床心理醫師也認為自己預測無誤的可能性很高。雖然過度自信有這麼多缺點，但由於龐大的社會效益還是非常普遍，比方說，在政治圈已經證實，如果選民覺得自信的政治人物更值得信賴，那麼候選人會明白為了贏得選戰，他們必須表現得比對手更有信心。
從事仰賴知識和專業累積的職業必須謹慎小心，別因為過度自信和非常需要你們提供建議的人的高度期望而誤入陷阱。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的話雖然超過二千五百年，今天看來依然是真理：「雖然我們需要道理讓已知事物普及，世人依然把專家的廢話當成一種智慧形式。」
英特爾公司（Intel）執行長葛洛夫（Andy Grove）在1995年被診斷出前列腺癌，他對醫生直接而明確的建議──手術是對他最好的治療方案，感到非常失望。被他的自傳作家泰德洛（Richard S Tedlow）暱稱為「讓我們為自己著想的葛洛夫」，沒有將醫生的建議當真。在1950年代從匈牙利移民至美國，過去在納粹和共產黨下求生存的他，決心找到最適合他的癌症治療方法。他對自己的疾病展開大規模研究，很快發現取代手術的方案。他發現的是現成的數據，但沒有一個醫生跟他提過，或建議他認真考慮。醫生的狹隘心態讓他大感震驚，於是葛洛夫選擇了一種另類療法稱為「雷射接種」。
葛洛夫請問執行此療程的醫師，如果他自己處於這種情況會怎麼做？醫生說他很可能會動手術。接著他對著驚訝的葛洛夫繼續解釋：「你也知道，所有這些醫學訓練，都已在我們心中潛移默化，前列腺癌的標準做法是手術。我想那至今仍影響我的思維。」
葛洛夫在1996年於《財星》雜誌發表文章《戰勝前列腺癌》（Taking on Prostrate Cancer），他想起史戴米博士（Dr Thomas AStamey）的話，身為當時史丹福大學的泌尿科負責人，他解釋了醫學專業面對的挑戰：
「……面對超乎我們理解的嚴重疾病時，『我們每個人』都會變得像小孩一樣害怕，還要找人告訴我們怎麼做。外科醫生必須義不容辭提供前列腺癌患者選擇方案，且不能加入個人的偏見，而偏見可能或可能不是根據最客觀的資訊而來。要實現這個理想，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事實上，能夠讓世人成為專家、在個人領域上貢獻所學的深入知識和研究的具體重點，正好也可能會限制他們的視野。在專業領域方面受到肯定，並且因為專長受到表揚的人，通常沒有誘因讓他們看待該領域以外的事物。他們越專業，眼界就變得更狹窄。專家往往過度投入已知事物，以致於無法質疑已知事物或是承認他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