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目標是成為日本的哈洛德百貨──百貨公司宣言與「學俗合作」
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三井吳服店與三越向合作的企業與顧客寄送了聯名信，因為他們在十二月六日的大會上決定成立株式會社三越吳服店，由日比翁助擔任相當於執行董事的專務取締役，所謂的三越吳服店就從同月二十一日開始營業。隔年一月，全國各大報與《時好》都刊登了這封聯名信，提及三越將「增加販售的商品種類」，並把「衣物裝飾」等商品合併在同一棟建築物裡販賣，落實「美國百貨公司的一部分型態」──這便是三越的「百貨公司宣言」。聯名信最後表示，原本為了「改良門市」而派往美國的店員林幸平即將結束考察回到日本，屆時會將美國「最新的門市改良手法」應用在三越。
雖然並未署名林幸平，但是《時好》（一九○五年四月號）刊登了他的調查報告〈滯美雜記（紐約店員報）〉。當時紐約人口約五百萬人，大多屬於中產階級，這些人的生活在日本人眼中充滿了驚奇──高樓公寓設有電梯、每個房間都以暖氣維持一定溫度，且隨時供應熱水。此外室內的光景也與日本大相逕庭──客廳裡，映入眼簾的是擺設、盆栽與花瓶，餐廳備有各類餐具，寢室與起居室則是擺著照片、化妝用品、金銀工藝品與寶石等等，換句話說，這些房間裡充斥著「商品」。此外衣服的剪裁與顏色五花八門，每一季還會添置正式的禮服與休閒服。
紐約市民的購物方式也與日本有天壤之別。根據報告說明，紐約的夫妻會彼此商量、互相挑選對方的衣物，下班後約在「某家商店」見面，試穿衣服、交換意見的樣子在他人眼裡是非常「動人」的。有時他們也會購買銀製的刀叉、湯匙，以及玻璃雕刻的餐具和花卉圖案的陶器。主婦兩手拎著裝滿肉類與蔬菜的購物袋回家的情景也屢見不鮮，買太多拎不回家時，委託商家在晚餐之前送到家，便能在指定的時間送達。這份報告中所謂的「某家商店」，想必就是各式各樣的商品都買得到的百貨公司。
如同百貨公司宣言所示，三越當初從吳服店轉型為百貨公司時，便是把美國的百貨公司視為範本，但這是日本第一次嘗試設立百貨公司，當然會出現懷疑的聲音。例如一九○五年一月十三日的《東京朝日新聞》專欄〈時局雜俎〉便提到三越吳服店參考「美國流行的百貨公司」，販賣方針「由衣物與其相關用品、化妝品擴大至所有日用品」，然而美國的零售與批發價差顯著，因此得以藉由開設廉價的「大型零售店」來吸引大批顧客上門，反觀「日本的市場情況」，轉型為百貨公司「有待商榷」。實際上，三越也不認為可以立刻改變商業型態，宣言中宣稱要落實美國百貨公司的「一部分」，這樣的說法已經有所保留。
一九○四年十二月，三越吳服店繼承了三井吳服店的業務，這不僅是傳承吳服店的事業，也是邁向百貨公司之路的起點。原本販賣和服布料的商店以和服布料為主，步上了以銷售各類商品的大型商店為目標進行企業近代化的軌道。在此同時，日本歷經中日戰爭與日俄戰爭，逐步成為東亞的帝國，兩者的歷史可說彼此交疊，三越前往日本的殖民地與實質支配的地方開設門市，不過是歷史重疊的象徵之一。十九世紀後半期的西方列強都有足以代表帝國的百貨公司，如英國有哈洛德（Harrods）、法國有篷瑪歇（Le Bon Marché）、德國有卡迪威（KaDeWe）、美國有沃納梅克（Wanamaker），這些商店陳列著大量商品，彷彿象徵帝國的繁榮──而三越也同樣立志成為代表日本的百貨公司。
日比翁助是促使三越轉型為百貨公司的推手，為了達到目的，他採用了所謂「學俗合作」的方針。就在公司的宣傳雜誌《三越時刊》更名為《三越》之際，日比發表了標題為〈發行新的《三越》〉（《三越》，一九一一年三月號）的文章：
我不曾忘卻「學俗合作」的精神。然而遺憾的是，三越的銷售部門發展過快，不犧牲其他方面就無法如這般進步神速，即連《三越時刊》也每每淪為銷售部門的廣告手段。這種作法其實與我長期主張的「學俗合作」有所矛盾，我無法繼續忍耐，於是另創《三越》來提倡過去《三越時刊》時而欠缺的「學俗合作」精神。
日比翁助所提倡的「學俗合作」精神，指的是商業人士獲得「精通學問、長於文藝美術的博學天才」協助來經營公司，這並非一九一一年將《三越時刊》變更為《三越》之際所推出的新方針，他提到「我十年前創立雜誌《時好》時即有此意」，亦即從三越提出百貨公司宣言當時，便持續採用「學俗合作」方針。之後十年以來，三越與「學」「合作」，成立流行會、創立兒童文化研究會，無論是提出新的流行，或是研究古今東西的兒童玩具來開發新產品，始終與文化人攜手同行。
「學俗合作」也是創辦兒童博覽會等活動的企劃基礎。一九一○年六月號的《三越時刊》刊登了遞信大臣後藤新平發表的〈學俗合作論（見兒童博覽會有感）〉，文中表示「我一直認為必須拉近學者與常人之間的距離，相信拉近兩者距離是我終生的志業」。這不僅限於兒童博覽會，他認為在「圖工商農業之發達、貿易之擴大」時，「學俗合作」也能發揮極大作用。後藤的這番信念，其實是基於實際體驗──他曾在一八九八年三月就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三個月後改稱民政長官）時，聘請了農業政策學家新渡戶稻造擔任臨時台灣糖務局長，建立起台灣的糖業。除了新渡戶稻造，他還網羅了法學與林學等各界學者，群策群力經營殖民地。
將留學歸國的人在家中分送土產的場景擴大到商店的規模，或許就可以看成一種吳服店的百貨公司化。文豪森鷗外的妹妹小金井喜美子有篇小說名為〈歸國、老么病與紙牌會〉（《三越》，一九一一年三月號），開頭如下：「歲末將近，山村家的男主人從德國回來。歸途經過印度洋，耗時四十多天。老么二郎說：『爸爸要是走西伯利亞鐵路，早就已經到家了。』他把郵船公司的定期航班表貼在書桌旁的牆上，用色鉛筆畫線，看著航班表等待父親歸來。」喜美子在一八八八年與解剖學家小金井良精結婚。良精曾於一八八○年留學德國，五年後回國；鷗外也曾於一八八四年前往德國留學，四年後返國，學者歸國之於喜美子可說是切身的題材。
小說中這般描繪從歐洲帶回來的紀念品：孩子們緊盯著從行李箱拿出來的一份份用包裝紙包著的禮品。父親在送給姊姊小提琴、送給妹妹蝴蝶結髮叉時，還附帶說明了小提琴行的女店員是多麼美麗，髮叉又是怎麼陳列的，孩子們聽了眼睛都發亮起來。送給哥哥和弟弟的，則是最新的鐵製時鐘，大家為了聆聽鐘聲還輪流傳著看。其他禮物包括相本、人偶、項鍊與化妝用具，大家看到「現代知名藝術家的彩色繪畫印刷品」，不禁感嘆：「果然跟日本不一樣。」就連柏林到馬賽的鐵路便當所附的刀叉，都令眾人發出驚嘆，認為不愧是西洋，連便當附的刀叉都如此美麗。大家還一起猜測眼前有洞又有鎖的「鎳製小圓球」用途為何──畢竟在那個年代，紅茶用的濾茶器還很稀奇。
從歐洲帶回來的紀念品，正是國外琳瑯滿目的商品。這篇小說中的紀念品大概多半是德國製造，這些在日本尚未普及的商品成為眾人憧憬的對象，山村家當晚還馬上試用了濾茶器。即便在日本買得到相同的產品，來自歐洲的看起來還是格外閃亮，就連「一個錢包，一桿筆管」都獲得好評，被認為「德國人在商業上發揮了細膩精明的特質」。這些擺在家中的紀念品，便是迷你版的百貨公司貨架，數個行李箱要是擴大為數十個、數百個，看起來就像百貨公司的賣場。
日比翁助所主張的「學俗合作」中，「學」指的是這些已經體驗過國外百貨公司的歸國學人，但是將吳服店重新整編為百貨公司的責任則在「俗」，也就是要由商人來擔負──為了購買流行尖端的各類商品，每年想必都得派遣店員前往西洋；想要習得特定的技術，也必須送員工去留學不可；經營團隊本身還得去西洋的百貨公司考察。例如日比自己也在一九○六年四月到十一月與高層執行弘道前往歐洲與美國的百貨公司實地考察，還聯名在同年的《時好》四月號與十一月號發表出航與歸國致詞。濱田生在〈英國的模範大型零售商店（值得三越吳服店仿效的百貨公司）〉（《日本的三越──紀念大阪分店開幕》，一九○七年五月，三越吳服店）一文中表示，「吾人之理想為將三越改造為第二間哈洛德，亦即東京的哈洛德」，這同樣也是日比實地考察後的感想。百貨公司宣言發表兩年之後，三越經營團隊的視線不再投注於美國的百貨公司，而轉向了英國的哈洛德百貨。
然而吳服店不會因為宣布了百貨公司宣言便立刻轉型為百貨公司，第一間和西方百貨公司並駕齊驅的日本百貨公司，咸認為是一九一四年十月一日開幕的三越總店新館──一棟鋼筋混凝土結構、地下一層、地上五層的建築物。在那之前的十年，是三越吳服店反覆嘗試的時間，這十年來，三越吳服店不是單純模仿西方列強的百貨公司，而是藉由認識西方的百貨公司，逐漸注意到不同於西方的本國文化。
18 家庭相簿──一小時照片／彩色照片／輪轉印刷照片
促使三越吳服店脫胎換骨的要素之一──攝影部成立於一九○七年四月一日。《讀賣新聞》於同年四月十二日的報導〈新郎新娘的攝影棚（三越吳服店的新攝影部）〉中，提到攝影部除了攝影棚，還有化妝室，拍攝費用與「一般相館」無異，不同的是拍攝時能免費租借衣物。三越畢竟是吳服店，提供的服裝種類廣泛，報導提到「除了元祿風格等傳統服飾，還有中國、朝鮮的服裝，和扮裝用的衣物與歌舞伎服裝」。「婚禮」是兩人建立家庭的第一個典禮，也是家庭相簿的起點。當然，不分身分、不論目的，任何人都能來拍照。實際上，在讀賣新聞來採訪的前一天，農業大臣松岡與商工局長森田就已經來拍過照了。
駿河町三越，顧客紛登門，購衣又飽食，攝影棚留影。（劍珍坊）
三越攝影部，看見小倆口，兩人同合影，相簿又添頁。（桃仙坊）
前者在一九○八年一月號《時好》〈川柳〉欄獲選頭獎，描述客人來到三越吳服店買衣服、進餐廳吃午飯，然後在攝影部留下紀念照。對於立志轉型成為百貨公司的三越而言，看到這句川柳想必非常高興吧。後者則收錄於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讀賣新聞》所刊登的〈第四十二屆讀賣川柳會〉，描寫兩人婚後大概是為了紀念日來拍照，令家庭相簿又添了新的一頁。蕉雨生〈照片的故事（二）〉（《時好》，一九○七年）中提及，三越的化妝室裡有鏡子、香水、肥皂、白粉、化妝品與理髮工具，提供顧客自由使用，但也同時提醒讀者白粉塗多了，五官會顯得模糊；口紅塗多了，嘴唇反而會顯黑。
當時一般人還沒有相機，無法自由拍攝感興趣的人事物，因此所謂的家庭相簿，收藏的多是在三越攝影部與照相館所拍攝的紀念照，或是參加活動與旅行時購買的明信片。三越攝影部技師長柴田常吉在〈秋季最適合攝影〉（《三越時刊》，一九○九年九月號）中提到，近年來，社會大眾對攝影的興趣日漸高漲，可說是「攝影界革新」的時代，「嚴肅認真、有禮端正」的照片在大家看來已經過於單調，拍照的姿勢也出現了變化。〈開始銷售東都美女明信片──攝影部的新活動〉（《三越時刊》，一九一○年四月號）一文則表示過往的「明信片風潮」已經退燒，大家不再收集明信片、製作相簿，許多明信片商店因而倒閉。明信片熱潮降溫的其中一項原因，是市面上出現大量粗製濫造的明信片，三越因此推出「美人明信片」，由柴田負責攝影與印刷，並且使用「最新進口」的紙張。
至於紀念照則在一九一○年代前期出現一百八十度轉變。第一種變化是「一小時照片」問世，降低了民眾拍照的門檻。《三越》一九一一年八月號的報導〈推出一小時照片──破天荒的速成照片〉中介紹了「一小時照片」是指從拍照、顯影、印相到交給顧客，所有工時合計僅一小時，過往若是委託歐洲知名的「攝影師」在郊外的工房處理後再郵寄給顧客，約莫費時一週。在這之前，如果只有一兩位顧客，三越攝影部通常也能在一小時後交件，但客人一多便無法快速交件，於是進口了新型機器來解決這個問題，顧客拍照後就先去逛街，買完東西後恰好照片也洗好了。要是想將照片寄給遠方的親朋好友，在明信片大小的照片背後寫上地址與留言，貼上郵票，便能投進店裡的郵箱。
右圖收錄於一九一一年九月號的《三越》，影中人是巖谷小波，他在拍照一小時後領取照片，寄給了當時人在箱根的日比翁助。同一期雜誌刊登的報導〈一小時照片大受好評〉便提到一小時照片的服務始於八月一日，當天利用這項服務的顧客多達數十組，他們和巖谷一樣，趁著購物空檔回到攝影部，提筆寫下近況或是在三越拍攝一事，寄給親朋好友。曾有朝鮮牧師觀光團一行共三十五人前來拍照，即便人數眾多，三越依舊能提供空間拍攝團體紀念照，並在一小時後交件。
只是不見得所有人都會選擇拍攝一小時照片。柴田常吉在〈使用一小時照片〉（《三越》，一九一二年五月號）中便提到，許多消費者會期待攝影師發揮「高超技術」，因此傾向選擇一般的攝影方式，例如拍攝相親照的話，講究成果勝於時間，便會選擇一般的攝影方式。儘管如此，一小時照片還是在一個月內賣出了超過四百組，需求主要集中在從外地來到東京的民眾，他們想讓故鄉的親朋好友瞧瞧自己「健健康康的樣子」，於是來到攝影部拍照。另外到了報考官公立學校的季節，學生也會紛紛前來拍照，好把照片貼在報名表上，之後辦理入學手續時也會需要繳交照片。除此之外，更有每個月來拍一小時照片好幾次的「常客」。
一小時照片推出兩個月之後，也就是一九一一年十月一日，三越又推出瞬間攝影的彩色照片。同年十月號的《三越》刊登了行銷廣告宣稱：「過往的奧托克羅姆（Autochrome Lumière）彩色照片顯像技術需時三分鐘，拍照的人必須靜止不動，十分辛苦。本店技師利用一大發明，瞬間便能拍下原本的顏色，得以記錄真實的人物景色，萬無缺失。」彩色照片不受天氣影響，一小時便能顯影印相，雖然不是全新發明，但這樣的瞬間攝影的厲害之處，就在於「剎那間」即可結束。同一期雜誌刊登的另一篇報導〈推出彩色照片〉則強調「想要將真實的『自己』流傳後世，必定需要這種攝影方式」，這是構成「我」這個個人故事的嶄新片段，為家庭相簿增添了前所未有的真實色彩。
隔年一九一二年八月一日，三越再推出輪轉印刷照片。〈推出輪轉印刷照片──以及運用水中屏風〉（《三越》，同年八月號）中，讚賞輪轉印刷照片「是新穎的發明，使用一片感光版便能立刻印出八百張以上的照片」，根據該雜誌刊登的照片可知，這是在長長的紙上印了許多相同的照片。輪轉印刷照片的方便之處是運用在眾人群聚的典禮、宴會與園遊會等場合，大家先集合拍照，等到要回家時便能帶走方才拍攝的團體紀念照。只不過拍照後當然需要把底片送回三越顯影、印相，加上往返會場的時間，通常需要幾個小時。在這期雜誌發行前一個月的七月十九日，三越接受日本橋區委託，印製了一千兩百張照片送給新大橋落成典禮的出席人士，大受好評。至於文章副標題中的「水中屏風」，指的是玻璃做的背景，能讓人雖然在攝影棚，拍起來的效果卻像是站在淺灘上。
一小時照片問世的一年四個月後，也就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七日，三越攝影部又推出了一分鐘照片。右圖《三越》一九一三年一月號的廣告顯示一分鐘照片分為兩種，右邊是立框式，左邊是獎牌式，照片會鑲在金屬製的圓形相框裡。〈一分鐘照片廣受好評〉（《三越》，同年一月號）中介紹這樣的照片是以進口的機器拍攝，尺寸比一般照片小，鮮明的程度卻不相上下。只需一分鐘就能收到相片，這項服務因此大受好評，推出當天就有兩百二十名顧客上門，由於賓客盈門，材料一下子就用光了，所幸又收到了向國外追加下單的材料。雖然照片裝進相框裡就無法收在家庭相簿中，卻能放在桌上或架子上，輕輕鬆鬆為生活空間增添個人畫像。
一分鐘照片在當時蔚為話題，各家報社也爭相報導，例如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七日，《讀賣新聞》的報導標題便是〈一分鐘拍照〉，指出一分鐘照片在歐美大為風行，三越的技師兼攝影部主任泉谷氐一數天前才從柏林塔波公司（Talbot）買來機器與材料。只要拍照後按下機器的按鈕，感光版掉進顯像液箱中，約莫二十到三十秒便能完成顯像。根據〈德國最新流行的照片〉（《三越》，同年十一月號）一文報導，泉谷在七月下旬與妻子一同前往柏林，距離上次拜訪已經過了六年半，在考察柏林攝影界與電影界的現況時發現了一分鐘照片，於是把機器帶回日本。
對於日本的家庭相簿來說，最劃時代的革新或許是一九一三年八月三越開始販賣相機。〈照相機與進口鞋開賣〉（《三越》，同年九月號）一文報導，相機銷售部為業餘攝影師引進了美國伊士曼公司（Eastman）、德國哥茲公司（C.P Goerz）與福倫達公司（Voigtlander）的相機。部分相機──如伊士曼公司推出的柯達（Kodak）相機──體積小到可以放進口袋，至於腳架等配件，提供的是攝影部實際覺得好用的商品，顯影劑與混合鍍層液則由三越獨自調製販賣。同時三越也舉辦攝影比賽，所需的相關用品同樣一應俱全。要是人人都能擁有自己的相機，拍攝喜歡的對象，自行在壁櫥裡的暗室顯像，那麼家庭相簿的存在便會大幅改觀，不同於紀念照與明信片，家庭的歷史與回憶將會透過相機記錄在相紙上，得以反覆翻閱回顧。
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三井吳服店與三越向合作的企業與顧客寄送了聯名信，因為他們在十二月六日的大會上決定成立株式會社三越吳服店，由日比翁助擔任相當於執行董事的專務取締役，所謂的三越吳服店就從同月二十一日開始營業。隔年一月，全國各大報與《時好》都刊登了這封聯名信，提及三越將「增加販售的商品種類」，並把「衣物裝飾」等商品合併在同一棟建築物裡販賣，落實「美國百貨公司的一部分型態」──這便是三越的「百貨公司宣言」。聯名信最後表示，原本為了「改良門市」而派往美國的店員林幸平即將結束考察回到日本，屆時會將美國「最新的門市改良手法」應用在三越。
雖然並未署名林幸平，但是《時好》（一九○五年四月號）刊登了他的調查報告〈滯美雜記（紐約店員報）〉。當時紐約人口約五百萬人，大多屬於中產階級，這些人的生活在日本人眼中充滿了驚奇──高樓公寓設有電梯、每個房間都以暖氣維持一定溫度，且隨時供應熱水。此外室內的光景也與日本大相逕庭──客廳裡，映入眼簾的是擺設、盆栽與花瓶，餐廳備有各類餐具，寢室與起居室則是擺著照片、化妝用品、金銀工藝品與寶石等等，換句話說，這些房間裡充斥著「商品」。此外衣服的剪裁與顏色五花八門，每一季還會添置正式的禮服與休閒服。
紐約市民的購物方式也與日本有天壤之別。根據報告說明，紐約的夫妻會彼此商量、互相挑選對方的衣物，下班後約在「某家商店」見面，試穿衣服、交換意見的樣子在他人眼裡是非常「動人」的。有時他們也會購買銀製的刀叉、湯匙，以及玻璃雕刻的餐具和花卉圖案的陶器。主婦兩手拎著裝滿肉類與蔬菜的購物袋回家的情景也屢見不鮮，買太多拎不回家時，委託商家在晚餐之前送到家，便能在指定的時間送達。這份報告中所謂的「某家商店」，想必就是各式各樣的商品都買得到的百貨公司。
如同百貨公司宣言所示，三越當初從吳服店轉型為百貨公司時，便是把美國的百貨公司視為範本，但這是日本第一次嘗試設立百貨公司，當然會出現懷疑的聲音。例如一九○五年一月十三日的《東京朝日新聞》專欄〈時局雜俎〉便提到三越吳服店參考「美國流行的百貨公司」，販賣方針「由衣物與其相關用品、化妝品擴大至所有日用品」，然而美國的零售與批發價差顯著，因此得以藉由開設廉價的「大型零售店」來吸引大批顧客上門，反觀「日本的市場情況」，轉型為百貨公司「有待商榷」。實際上，三越也不認為可以立刻改變商業型態，宣言中宣稱要落實美國百貨公司的「一部分」，這樣的說法已經有所保留。
一九○四年十二月，三越吳服店繼承了三井吳服店的業務，這不僅是傳承吳服店的事業，也是邁向百貨公司之路的起點。原本販賣和服布料的商店以和服布料為主，步上了以銷售各類商品的大型商店為目標進行企業近代化的軌道。在此同時，日本歷經中日戰爭與日俄戰爭，逐步成為東亞的帝國，兩者的歷史可說彼此交疊，三越前往日本的殖民地與實質支配的地方開設門市，不過是歷史重疊的象徵之一。十九世紀後半期的西方列強都有足以代表帝國的百貨公司，如英國有哈洛德（Harrods）、法國有篷瑪歇（Le Bon Marché）、德國有卡迪威（KaDeWe）、美國有沃納梅克（Wanamaker），這些商店陳列著大量商品，彷彿象徵帝國的繁榮──而三越也同樣立志成為代表日本的百貨公司。
日比翁助是促使三越轉型為百貨公司的推手，為了達到目的，他採用了所謂「學俗合作」的方針。就在公司的宣傳雜誌《三越時刊》更名為《三越》之際，日比發表了標題為〈發行新的《三越》〉（《三越》，一九一一年三月號）的文章：
我不曾忘卻「學俗合作」的精神。然而遺憾的是，三越的銷售部門發展過快，不犧牲其他方面就無法如這般進步神速，即連《三越時刊》也每每淪為銷售部門的廣告手段。這種作法其實與我長期主張的「學俗合作」有所矛盾，我無法繼續忍耐，於是另創《三越》來提倡過去《三越時刊》時而欠缺的「學俗合作」精神。
日比翁助所提倡的「學俗合作」精神，指的是商業人士獲得「精通學問、長於文藝美術的博學天才」協助來經營公司，這並非一九一一年將《三越時刊》變更為《三越》之際所推出的新方針，他提到「我十年前創立雜誌《時好》時即有此意」，亦即從三越提出百貨公司宣言當時，便持續採用「學俗合作」方針。之後十年以來，三越與「學」「合作」，成立流行會、創立兒童文化研究會，無論是提出新的流行，或是研究古今東西的兒童玩具來開發新產品，始終與文化人攜手同行。
「學俗合作」也是創辦兒童博覽會等活動的企劃基礎。一九一○年六月號的《三越時刊》刊登了遞信大臣後藤新平發表的〈學俗合作論（見兒童博覽會有感）〉，文中表示「我一直認為必須拉近學者與常人之間的距離，相信拉近兩者距離是我終生的志業」。這不僅限於兒童博覽會，他認為在「圖工商農業之發達、貿易之擴大」時，「學俗合作」也能發揮極大作用。後藤的這番信念，其實是基於實際體驗──他曾在一八九八年三月就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三個月後改稱民政長官）時，聘請了農業政策學家新渡戶稻造擔任臨時台灣糖務局長，建立起台灣的糖業。除了新渡戶稻造，他還網羅了法學與林學等各界學者，群策群力經營殖民地。
將留學歸國的人在家中分送土產的場景擴大到商店的規模，或許就可以看成一種吳服店的百貨公司化。文豪森鷗外的妹妹小金井喜美子有篇小說名為〈歸國、老么病與紙牌會〉（《三越》，一九一一年三月號），開頭如下：「歲末將近，山村家的男主人從德國回來。歸途經過印度洋，耗時四十多天。老么二郎說：『爸爸要是走西伯利亞鐵路，早就已經到家了。』他把郵船公司的定期航班表貼在書桌旁的牆上，用色鉛筆畫線，看著航班表等待父親歸來。」喜美子在一八八八年與解剖學家小金井良精結婚。良精曾於一八八○年留學德國，五年後回國；鷗外也曾於一八八四年前往德國留學，四年後返國，學者歸國之於喜美子可說是切身的題材。
小說中這般描繪從歐洲帶回來的紀念品：孩子們緊盯著從行李箱拿出來的一份份用包裝紙包著的禮品。父親在送給姊姊小提琴、送給妹妹蝴蝶結髮叉時，還附帶說明了小提琴行的女店員是多麼美麗，髮叉又是怎麼陳列的，孩子們聽了眼睛都發亮起來。送給哥哥和弟弟的，則是最新的鐵製時鐘，大家為了聆聽鐘聲還輪流傳著看。其他禮物包括相本、人偶、項鍊與化妝用具，大家看到「現代知名藝術家的彩色繪畫印刷品」，不禁感嘆：「果然跟日本不一樣。」就連柏林到馬賽的鐵路便當所附的刀叉，都令眾人發出驚嘆，認為不愧是西洋，連便當附的刀叉都如此美麗。大家還一起猜測眼前有洞又有鎖的「鎳製小圓球」用途為何──畢竟在那個年代，紅茶用的濾茶器還很稀奇。
從歐洲帶回來的紀念品，正是國外琳瑯滿目的商品。這篇小說中的紀念品大概多半是德國製造，這些在日本尚未普及的商品成為眾人憧憬的對象，山村家當晚還馬上試用了濾茶器。即便在日本買得到相同的產品，來自歐洲的看起來還是格外閃亮，就連「一個錢包，一桿筆管」都獲得好評，被認為「德國人在商業上發揮了細膩精明的特質」。這些擺在家中的紀念品，便是迷你版的百貨公司貨架，數個行李箱要是擴大為數十個、數百個，看起來就像百貨公司的賣場。
日比翁助所主張的「學俗合作」中，「學」指的是這些已經體驗過國外百貨公司的歸國學人，但是將吳服店重新整編為百貨公司的責任則在「俗」，也就是要由商人來擔負──為了購買流行尖端的各類商品，每年想必都得派遣店員前往西洋；想要習得特定的技術，也必須送員工去留學不可；經營團隊本身還得去西洋的百貨公司考察。例如日比自己也在一九○六年四月到十一月與高層執行弘道前往歐洲與美國的百貨公司實地考察，還聯名在同年的《時好》四月號與十一月號發表出航與歸國致詞。濱田生在〈英國的模範大型零售商店（值得三越吳服店仿效的百貨公司）〉（《日本的三越──紀念大阪分店開幕》，一九○七年五月，三越吳服店）一文中表示，「吾人之理想為將三越改造為第二間哈洛德，亦即東京的哈洛德」，這同樣也是日比實地考察後的感想。百貨公司宣言發表兩年之後，三越經營團隊的視線不再投注於美國的百貨公司，而轉向了英國的哈洛德百貨。
然而吳服店不會因為宣布了百貨公司宣言便立刻轉型為百貨公司，第一間和西方百貨公司並駕齊驅的日本百貨公司，咸認為是一九一四年十月一日開幕的三越總店新館──一棟鋼筋混凝土結構、地下一層、地上五層的建築物。在那之前的十年，是三越吳服店反覆嘗試的時間，這十年來，三越吳服店不是單純模仿西方列強的百貨公司，而是藉由認識西方的百貨公司，逐漸注意到不同於西方的本國文化。
18 家庭相簿──一小時照片／彩色照片／輪轉印刷照片
促使三越吳服店脫胎換骨的要素之一──攝影部成立於一九○七年四月一日。《讀賣新聞》於同年四月十二日的報導〈新郎新娘的攝影棚（三越吳服店的新攝影部）〉中，提到攝影部除了攝影棚，還有化妝室，拍攝費用與「一般相館」無異，不同的是拍攝時能免費租借衣物。三越畢竟是吳服店，提供的服裝種類廣泛，報導提到「除了元祿風格等傳統服飾，還有中國、朝鮮的服裝，和扮裝用的衣物與歌舞伎服裝」。「婚禮」是兩人建立家庭的第一個典禮，也是家庭相簿的起點。當然，不分身分、不論目的，任何人都能來拍照。實際上，在讀賣新聞來採訪的前一天，農業大臣松岡與商工局長森田就已經來拍過照了。
駿河町三越，顧客紛登門，購衣又飽食，攝影棚留影。（劍珍坊）
三越攝影部，看見小倆口，兩人同合影，相簿又添頁。（桃仙坊）
前者在一九○八年一月號《時好》〈川柳〉欄獲選頭獎，描述客人來到三越吳服店買衣服、進餐廳吃午飯，然後在攝影部留下紀念照。對於立志轉型成為百貨公司的三越而言，看到這句川柳想必非常高興吧。後者則收錄於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讀賣新聞》所刊登的〈第四十二屆讀賣川柳會〉，描寫兩人婚後大概是為了紀念日來拍照，令家庭相簿又添了新的一頁。蕉雨生〈照片的故事（二）〉（《時好》，一九○七年）中提及，三越的化妝室裡有鏡子、香水、肥皂、白粉、化妝品與理髮工具，提供顧客自由使用，但也同時提醒讀者白粉塗多了，五官會顯得模糊；口紅塗多了，嘴唇反而會顯黑。
當時一般人還沒有相機，無法自由拍攝感興趣的人事物，因此所謂的家庭相簿，收藏的多是在三越攝影部與照相館所拍攝的紀念照，或是參加活動與旅行時購買的明信片。三越攝影部技師長柴田常吉在〈秋季最適合攝影〉（《三越時刊》，一九○九年九月號）中提到，近年來，社會大眾對攝影的興趣日漸高漲，可說是「攝影界革新」的時代，「嚴肅認真、有禮端正」的照片在大家看來已經過於單調，拍照的姿勢也出現了變化。〈開始銷售東都美女明信片──攝影部的新活動〉（《三越時刊》，一九一○年四月號）一文則表示過往的「明信片風潮」已經退燒，大家不再收集明信片、製作相簿，許多明信片商店因而倒閉。明信片熱潮降溫的其中一項原因，是市面上出現大量粗製濫造的明信片，三越因此推出「美人明信片」，由柴田負責攝影與印刷，並且使用「最新進口」的紙張。
至於紀念照則在一九一○年代前期出現一百八十度轉變。第一種變化是「一小時照片」問世，降低了民眾拍照的門檻。《三越》一九一一年八月號的報導〈推出一小時照片──破天荒的速成照片〉中介紹了「一小時照片」是指從拍照、顯影、印相到交給顧客，所有工時合計僅一小時，過往若是委託歐洲知名的「攝影師」在郊外的工房處理後再郵寄給顧客，約莫費時一週。在這之前，如果只有一兩位顧客，三越攝影部通常也能在一小時後交件，但客人一多便無法快速交件，於是進口了新型機器來解決這個問題，顧客拍照後就先去逛街，買完東西後恰好照片也洗好了。要是想將照片寄給遠方的親朋好友，在明信片大小的照片背後寫上地址與留言，貼上郵票，便能投進店裡的郵箱。
右圖收錄於一九一一年九月號的《三越》，影中人是巖谷小波，他在拍照一小時後領取照片，寄給了當時人在箱根的日比翁助。同一期雜誌刊登的報導〈一小時照片大受好評〉便提到一小時照片的服務始於八月一日，當天利用這項服務的顧客多達數十組，他們和巖谷一樣，趁著購物空檔回到攝影部，提筆寫下近況或是在三越拍攝一事，寄給親朋好友。曾有朝鮮牧師觀光團一行共三十五人前來拍照，即便人數眾多，三越依舊能提供空間拍攝團體紀念照，並在一小時後交件。
只是不見得所有人都會選擇拍攝一小時照片。柴田常吉在〈使用一小時照片〉（《三越》，一九一二年五月號）中便提到，許多消費者會期待攝影師發揮「高超技術」，因此傾向選擇一般的攝影方式，例如拍攝相親照的話，講究成果勝於時間，便會選擇一般的攝影方式。儘管如此，一小時照片還是在一個月內賣出了超過四百組，需求主要集中在從外地來到東京的民眾，他們想讓故鄉的親朋好友瞧瞧自己「健健康康的樣子」，於是來到攝影部拍照。另外到了報考官公立學校的季節，學生也會紛紛前來拍照，好把照片貼在報名表上，之後辦理入學手續時也會需要繳交照片。除此之外，更有每個月來拍一小時照片好幾次的「常客」。
一小時照片推出兩個月之後，也就是一九一一年十月一日，三越又推出瞬間攝影的彩色照片。同年十月號的《三越》刊登了行銷廣告宣稱：「過往的奧托克羅姆（Autochrome Lumière）彩色照片顯像技術需時三分鐘，拍照的人必須靜止不動，十分辛苦。本店技師利用一大發明，瞬間便能拍下原本的顏色，得以記錄真實的人物景色，萬無缺失。」彩色照片不受天氣影響，一小時便能顯影印相，雖然不是全新發明，但這樣的瞬間攝影的厲害之處，就在於「剎那間」即可結束。同一期雜誌刊登的另一篇報導〈推出彩色照片〉則強調「想要將真實的『自己』流傳後世，必定需要這種攝影方式」，這是構成「我」這個個人故事的嶄新片段，為家庭相簿增添了前所未有的真實色彩。
隔年一九一二年八月一日，三越再推出輪轉印刷照片。〈推出輪轉印刷照片──以及運用水中屏風〉（《三越》，同年八月號）中，讚賞輪轉印刷照片「是新穎的發明，使用一片感光版便能立刻印出八百張以上的照片」，根據該雜誌刊登的照片可知，這是在長長的紙上印了許多相同的照片。輪轉印刷照片的方便之處是運用在眾人群聚的典禮、宴會與園遊會等場合，大家先集合拍照，等到要回家時便能帶走方才拍攝的團體紀念照。只不過拍照後當然需要把底片送回三越顯影、印相，加上往返會場的時間，通常需要幾個小時。在這期雜誌發行前一個月的七月十九日，三越接受日本橋區委託，印製了一千兩百張照片送給新大橋落成典禮的出席人士，大受好評。至於文章副標題中的「水中屏風」，指的是玻璃做的背景，能讓人雖然在攝影棚，拍起來的效果卻像是站在淺灘上。
一小時照片問世的一年四個月後，也就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七日，三越攝影部又推出了一分鐘照片。右圖《三越》一九一三年一月號的廣告顯示一分鐘照片分為兩種，右邊是立框式，左邊是獎牌式，照片會鑲在金屬製的圓形相框裡。〈一分鐘照片廣受好評〉（《三越》，同年一月號）中介紹這樣的照片是以進口的機器拍攝，尺寸比一般照片小，鮮明的程度卻不相上下。只需一分鐘就能收到相片，這項服務因此大受好評，推出當天就有兩百二十名顧客上門，由於賓客盈門，材料一下子就用光了，所幸又收到了向國外追加下單的材料。雖然照片裝進相框裡就無法收在家庭相簿中，卻能放在桌上或架子上，輕輕鬆鬆為生活空間增添個人畫像。
一分鐘照片在當時蔚為話題，各家報社也爭相報導，例如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七日，《讀賣新聞》的報導標題便是〈一分鐘拍照〉，指出一分鐘照片在歐美大為風行，三越的技師兼攝影部主任泉谷氐一數天前才從柏林塔波公司（Talbot）買來機器與材料。只要拍照後按下機器的按鈕，感光版掉進顯像液箱中，約莫二十到三十秒便能完成顯像。根據〈德國最新流行的照片〉（《三越》，同年十一月號）一文報導，泉谷在七月下旬與妻子一同前往柏林，距離上次拜訪已經過了六年半，在考察柏林攝影界與電影界的現況時發現了一分鐘照片，於是把機器帶回日本。
對於日本的家庭相簿來說，最劃時代的革新或許是一九一三年八月三越開始販賣相機。〈照相機與進口鞋開賣〉（《三越》，同年九月號）一文報導，相機銷售部為業餘攝影師引進了美國伊士曼公司（Eastman）、德國哥茲公司（C.P Goerz）與福倫達公司（Voigtlander）的相機。部分相機──如伊士曼公司推出的柯達（Kodak）相機──體積小到可以放進口袋，至於腳架等配件，提供的是攝影部實際覺得好用的商品，顯影劑與混合鍍層液則由三越獨自調製販賣。同時三越也舉辦攝影比賽，所需的相關用品同樣一應俱全。要是人人都能擁有自己的相機，拍攝喜歡的對象，自行在壁櫥裡的暗室顯像，那麼家庭相簿的存在便會大幅改觀，不同於紀念照與明信片，家庭的歷史與回憶將會透過相機記錄在相紙上，得以反覆翻閱回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