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突破台灣格局》
從政者不會變成天使──傅利曼送給我們最好的忠告
▍諾貝爾獎得主的提醒
一代大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 傅利曼（Milton Friedman ，一九一二～二○○六）教授於十一月十六日去世了，享年九十四歲。市場經濟的世界舞台上消失了這樣一位才華橫溢、辯才無礙的主角會變得太寂靜了。
在三十餘年教書的生涯中，常常指定傅利曼教授的專著、論文及時論為教本及參考讀物。在他浩瀚的著述中，對我們台灣社會此刻最有切身感受，也最會有得益的一個見解，很湊巧的是出現在與他的請益中。這個觀點就是：「從政者不會變成天使」。
剛好是二十年前（一九八六）的十一月，在他舊金山寓所，我做了一次兩小時多的訪談。從他寬敞的客廳外眺，舊金山美麗的景色盡收眼底。「我與羅絲（傅利曼的夫人）常常在斜坡上走上走下。」傅利曼教授指著窗外的南方說： 「那是中國城，我們有時去那邊幾家很好的中國餐廳。」
那時他七十四歲，不久前他安裝了心臟調節器，但絲毫沒有影響他講話的快速與思路的敏捷。一如往常，對任何違反自由經濟與市場法則的政策與論點，仍然毫不放鬆地指責。他的夫人坐在一邊傾聽。
▍靠制度，規範民主
訪談從那年剛宣布的諾貝爾獎得主貝凱能（James M. Buchanan Jr.）教授的貢獻談起。
問：你得獎時（一九七六年），有人說「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可以概括你的重要概念。托賓（James Tobins ，耶魯大學教授，一九八一年諾貝爾獎得主） 得獎時，他自己說「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是他研究的主題。你能不能用一兩句大家都懂的話，來解釋貝凱能教授的公共選擇理論？
答：（沉思了一下，傅利曼教授答問題時，絕少見過他沉思）人民擔任公職或民意代表後，並不會變成天使。
問：從政者就如一般人一樣，有他的弱點？
答：從政者就如一般人一樣，在追求個人的利益，他們不會變成天使。
問：這樣說來，貝凱能的理論是很平易近人，人人能懂的？
答：事實上，幾乎所有重要的發現或者獨到的見解，都可以拿平易近人的方式來表達。
貝凱能教授的貢獻，是在他的學說提出之前，經濟文獻中充滿了雙重標準： 假定私人企業的行為完全是為了「利」，又假定政府部門的行為則是為了「公」。因為前者求「利」，因此要加予各種限制；後者是為了「公」，因此要不斷擴大。
貝凱能則以實證研究來探討從政者的實際行為。例如聯邦準備銀行主席說他的政策是要對抗物價膨脹，但我們不能信以為真，我們要從他的實際作為中來判斷。
這次訪談於《遠見》雜誌一九八七年的元月號刊出，即以「從政者不會變成天使」做訪談標題。
一九八七年還是威權時代，經國先生在次年一月去世。那是台灣民主浪潮、街頭運動、黨外活動、廢除戒嚴等等風起雲湧的年代。我以這個標題提醒當時大權在握執政的國民黨，沒想到二十年後同樣的話，更適用於已經執政六年的民進黨！
放眼台灣今天的政壇人物，能不佩服貝凱能的遠見與傅利曼的憂慮？
「民主」這個機制，只能靠制度來規範，不能靠從政者來自我約束。台灣人民已經付出慘重的代價，做選民的我們不能忘記自己嚴格的監督責任；因為從政者不會變成天使。
《文明：展現台灣驕傲》
一個解不開的結 「蘇俄模式」是到奴役之路的捷徑
▍用腳投票
在蘇俄統治下生活的人，沒有辦法靠投票來反對政府。極少數勇敢的、幸運的人，冒了生命的危險，越河、渡海、跳牆、駕機，以及其他各種方式投奔自由世界——所謂「用腳來投票」。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俄，儘管在它嚴密的控制下，仍然有幸運的、勇敢的漏網之魚。著名的幾個投奔自由的蘇俄人物是：
•一九六一年國際聞名芭蕾舞星紐瑞耶夫（Rudolf Nureyev）。
•一九六七年，史達林之女。
•一九七四年，索忍尼辛被放逐出國。
•一九七六年，貝林可（Viktor Belenko）駕米格二十五機投奔日本。
•一九七八年，前紅軍少將葛雷格倫可（Pyotr Gvigorenko）。這些人投奔西方的最終目的地都是美國。如果蘇俄真是一個自由、平等與進步的社會，怎麼可能有這麼多人要奔向自由世界？反之，我們曾聽說過哪一位美國著名的或者不著名的人物投向蘇俄？
▍十個基本問題
依我看來，蘇俄政權六十年來的病根，主要來自軍事上的全面擴展、政治上的全面獨裁及經濟上的全面控制。由於軍事擴張，不得不犧牲人民的生活水準； 由於政治獨裁，勢必扼殺自由與民主；由於經濟控制，不得不接受它所造成的低效率與大浪費。
蘇俄不僅向其人民誇稱經濟上的成就，也全力向開發中國家誇稱它經濟策略之可取。下面提出的十個基本問題，值得對共產制度有任何幻想的人深思：
•為什麼蘇俄還要向美國及西歐購買技術、糧食及貸款？
•為什麼蘇俄人民還要排長龍來購買生活必需品？而且為什麼還經常買不到？
•為什麼蘇俄人民看不到西方的書報與雜誌？
•為什麼政府怕他們與外界的人民接觸？
•為什麼總有蘇俄著名的演員、舞星、體育明星、作家、科學家等投奔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
•為什麼蘇俄的工人常常抱怨，婦女覺得不平等，社會福利措施的設備與服務惡劣，特權階級流行？
•為什麼抄襲「蘇俄模式」的國家，其經濟狀況是每況愈下，如最近的古巴。
•為什麼蘇俄政府那麼厭惡美國，但蘇俄人民那麼喜歡美國，要模仿美國的一切，如牛仔褲、熱門音樂？
•為什麼蘇俄國內還有那麼多已經享受特殊待遇的著名科學家與作家，冒著生命的危險批評共產制度？
•為什麼今天蘇俄水準與西方世界相差更遠？
•為什麼蘇俄還要不斷地擴充軍備，犧牲人民的生活水準？
▍二種制度的比較
美國的經濟制度當然也有它的缺點，如經濟起伏帶來的通貨膨脹與失業；如特殊利益團體（如工會、大企業）帶給政府的壓力；如追求個人利益的過程中忽視社會成本與社會責任。但是這些缺點較之共產制度要人道得太多，緩和得太多。讓我們把共產主義下的蘇俄與東歐及市場經濟下的美國、西德與日本做一個事實的比較（參閱本書表格中之每人生產毛額）。戰後遵循市場經濟的西德與日本，其經濟成就令所有國家羨慕。能源危機以來，這二個大量輸入石油的國家仍然享有高成長率與低通貨膨脹率。三十年前，日本的經濟約為英國的三分之一強，今天日本的國民生產毛額居然超過了英、法二國的總和。而一九七九年德國的每人所得（九六○○ 美元）與美國（九七○○元）幾乎完全一樣。
如果我們再介入「政治自由」的因素來比較兩種制度，其優劣更明顯。美國、西德、日本不僅享有高度的生活水準，同時也享有最多的政治自由。市場經濟與政治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蘇俄統治下三實例
上面綜合性的比較，還不能完全顯現出他們的落後，我們再來看蘇俄政府最自豪的三大建樹：工人階級、免費醫療和豪華便宜的地下車（編按：即今天的地鐵）。稍做分析後會發現；即使這些建樹，也是表面的誇大勝過實際的成就。
⑴ 蘇俄的工人
蘇俄官方公開承認當前工廠有四個大問題：
•工人缺少自動自發及敬業精神
•工人請假及曠職之缺席率太高。
•工廠的工作環境太差。
•不滿意的工人經常調動，離職率太高。
近年來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特別強烈譴責愛請假、不肯上班、歡喜調職的年輕工人。據一份工會刊物《勞動報》（Trud）報導：工人平均一天在上班時常常閒聊一小時，聊天愈多，牢騷愈多，影響工作的效率愈多。
據估計，在非營業部門一億二百萬人當中，每年有二○％換工作，其中三分之二是在三十歲以下。換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住處太差、工資太低、工作性質太苦。在西伯利亞西邊的一個鎮中，大部分勞工是婦女，她們要調工作的最大理由是：當地缺少男人。由於工作交換所引起的生產損失一年超過四十億美元。
工人請假及曠職大都在發放工資之後，每個星期一缺席率也高。酗酒是蘇俄當局最頭痛的一個大問題。蘇俄專家估計，因酗酒而影響的生產損失每年約在三百五十億至四百億美元之間，這個數字超過了政府的酒稅收入。最令主管當局氣憤而難堪的是，四○％酗酒是在上班時間發生的。工作的單調是酗酒的主因，尤其是小城鎮裡缺少其他的娛樂。
一位蘇俄工人說：「蘇俄是工人的天堂——偷懶的工人的天堂。」
⑵ 免費的醫療
到過蘇俄的友人告訴我：「在蘇俄旅行最可怕的二件事情是：遺失了護照， 以及在蘇俄生病。」蘇俄的免費醫療到底怎麼樣呢？
美國的一位著名外科醫生，親自到蘇俄實地觀察以後公開地說：
—— 蘇俄的醫療制度比美國落後四十五年。設備、氣味，就像美國三○年代。病房通常沒有找護士的呼叫鈴、洗手間、可調整角度的床，更談不上電話與電視機。
—— 蘇俄開刀的程序與四十年前相似，如疝氣開刀後，當天我們就要病人下床走動，但在蘇俄，病人要在床上躺上二個禮拜，結果把病人變弱，有時還會引起其他病症。
—— 蘇俄醫生的社會地位很低，原因之一是待遇差，待遇差的原因主要是大部分是女性。
此外西方專家也指出，藥物的價格很便宜，但常常買不到，因為常缺藥，醫生只好退而求其次，開市場上可以買到的藥。病就不容易立刻醫好，較好較貴的藥物只有在特殊階級的醫務室中才看得到。
因為看病完全免費，而生病又可請公假，所以常常被濫用。同時，政府經費有限，造成設備落伍、藥物不夠，醫生工作時間長，看病馬虎。如果要得到較細心的治療，病人仍不得不私下找醫生送紅包。
⑶ 豪華便宜的地下車
到過蘇俄的人都稱讚莫斯科及列寧格勒的地下車是全世界最豪華而又最便宜的。我坐了五次之後，也同意這個看法，但要加一個重要的附注：豪華得過分， 便宜得沒有必要。一位蘇俄朋友對這個不相稱的成就大概有些不好意思，告訴我：「戰爭期間我們的犧牲太大，痛苦太多，政府決定要造地下車來慣壞我們。」
車票相當於美金七分（台幣二．五元）全世界沒有比這更便宜的地下車了。每一個地下車站的裝飾與布置都很講究且有變化。大理石的牆與地，陳列了雕刻人像與大幅掛畫。吊燈大而亮，簡直是一座地下博物館！車站內當然沒有商業廣告，非常整潔。上下班時間不到一分鐘就有車來，儘管這樣快速，但我搭乘時每一節車廂仍擠滿了人。
這樣豪華的地下車站是與蘇俄人民的日常生活不相稱的。從資源分配觀點看，蘇俄政府不應當花這麼多的財力來補貼這麼豪華的地下站。它應當要轉移部分資源解決人民迫切需要的國民住宅、新鮮的蔬菜水果、肉類及其他民生必需品！即使對天天乘地下車的人民來說，那豪華氣氛中來回的方便立刻被車站外面殘酷的現實破壞：又要排長龍去買生活必需品，又要回到像小鴿籠的住處！對住在農村及小城不能夠搭乘地下車的人民，這種津貼更是不公平。
《進步：累積台灣優勢》
人力投資與人才利用
台灣最豐富的資源就是──人，如何將「豐富的資源」變成「珍貴的資源」，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
一九七九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蕭而治教授（T. W. Schultz）即是首先指出、證實、強調「人力投資」（human investment）重要的一位美國學者。在戰後不到四十年的經濟發展思潮之中，「人力投資」代表著一個新觀念的突破，以及一個新方向的確定。把「人」或「人力」當成資源，絕不意味著對人的自尊與價值的貶低。唯其認清了「人力」是一種資源，它在強調：
⑴ 人力不能閒置，也不能浪費。因此一國就要盡力設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予以充分利用。
⑵ 人力要精益求精。因此一國就要盡力設法提高勞動生產力，這有助於個人所得及一國經濟成長之提高。
⑶ 人力之效率不是隨數量，而是隨素質而定。因此，一國就要盡力推動提高人力素質的各種方法──如職業訓練、家庭計畫以及偏遠地區保健推廣等。
綜合地說，「人力資源」意指，一定時空內，一國國民所具有的「知識、技藝與性向」。「人力投資」就是指為提高人力資源素質及效率所做的一切支出──包括正規的教育，長短期的技藝訓練、自我進修、研究與發展，以及政府與民間對改進健康與營養等的各種費用。
（二）
一九八○年台灣地區總人口數為一千七百八十萬。年齡在十五歲及以上者接近一千一百四十萬，占總人口六三．九％。其中具有工作能力及意願者約為六百六十三萬人。這就是一國在某一時期之勞動力（亦即勞動力參與率）約為五九％。在這六百六十三萬人中，失業者尚不到八萬二千人。
換言之，這六百六十三萬的勞動力，如果透過妥善的人力訓練及利用，就可以名副其實地把台灣最豐富的資源變成最珍貴的資源。然而，這種「量」到「質」的轉變談何容易！
這些充沛人力最大的貢獻，就是三十年來由於「勞力密集」經濟發展策略的成功，帶動了台灣經濟的快速成長。但是如果仔細觀察當前台灣地區的人力訓練運用，我們發現近幾年來令人擔憂的問題依然存在，甚至因為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變動，這些問題的嚴重性愈來愈增加。從總體方面來說，它包括了：
•社會總需要與總供給的間歇性失調。
•各級教育經費仍然短絀，尤以國小及國中為然。
•職業訓練常常虛有其名。
•教育素質的提供有顯著的地區差異。
•高級人力也有顯著的地區差異。大都集中在都市，不肯下鄉。
•社會上依然流行著「多讀書」、「少動手」、「坐辦公桌」的傳統觀念。個體方面來說，它包括了：
•「學非所宜」：不該讀書的依舊留在學校。
•「學非所願」：在校時，所學與興趣不符。
•「學非所用」：畢業後，所讀科系與所擔任工作缺少關聯。
•「大才小用」：所具有之學識或訓練超過目前工作所需。
•「學成無用」：在畢業後面臨失業。
好在這些問題由於經建會人力小組、青輔會以及教育部計畫小組之策畫及呼籲，已經引起政府決策階層更多的重視。
（三）
在人力利用方面，台灣今天面臨一個迫切的問題是：「人才哪裡找？」造成人才嚴重缺乏的三個基本原因是：
⑴ 對某些專業人才（如電腦方面）的需要，遠超過教育部門能夠供給。
⑵ 對需求人才的機構，很少肯自己有計畫地投資訓練，而是多藉高薪挖角的方式來獲取。
⑶ 有才華的人經過一段時期的「在職訓練」後，自己創業，加深了人才羅致的困難，或者接受別處高薪調換職位。
在我們這個動態進步的社會中，法令上對人才流動的限制（如對出國留學） 與合約上的限制（如聘期）都不是根本的辦法，長期而有效的辦法應當包括：
⑴ 政府機構，尤其是國營事業，應學中鋼一樣，大量培植自己所需人才。日後當這些人才轉向民營機構時，也是為國儲才。
⑵ 政府應以減稅等方式獎勵民間企業之員工訓練，及從事研究與發展。
⑶ 從學校教育制度開始，就灌輸敬業精神。
⑷ 從教育制度開始，注意一國經建所需之人才。
物色人才最好的辦法大概還是給他（她）們：
•獎勵：分享財富。
•授權：分享決策。
•名位：分享榮譽。
如果要留住人才，那麼自己就要時時提醒自己：人才不僅走向有高薪之處， 人才更走向有人才之處。
《和平：追求台灣雙贏》
讓兩岸雙贏在千禧相逢——北京大膽讓步、台北大愛回應
▍兩岸又繳了白卷
一九九九的關鍵年又過，兩岸關係自李登輝總統於七月九日發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後嚴重倒退，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取消來台訪問。十二月八日中共全人代常務委員長李鵬訪日時再宣稱，台灣大選前不恢復對話，雙方繳出的又是令人痛心的白卷。
▍大膽讓步，大愛回應
一九九九年年底在台北，關心兩岸前途的知識份子能再寫些什麼？我們只能期盼台灣於三月選出新領導人後，台北與北京能即時出現「海峽之春」。我的建議是：
北京大膽讓步
台北大愛回應
所謂「大膽」也只是展現彈性與善意，否則難以打破僵局；所謂「大愛」， 也只是「利人也利己」，否則難以自拔。北京的「大膽讓步」可以包括：
⑴ 在台灣不獨立、大陸不動武的原則下，積極討論簽訂《五十年和平協定》，並且撤退沿海的飛彈部署。
⑵ 主動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以外的國際專業組織。
⑶ 一個中國原則下，討論「特殊國與國的關係」。
⑷ 外交休兵，凍結各國對雙方承諾的數目。
⑸ 宣布恢復汪道涵訪台，展開另一次「辜汪會談」。
面對北京如此的彈性與善意，台北立即以大愛回應，跨進《國家統一綱領》 「互信合作」中程階段的門檻。
⑴ 當雙方同時進入WTO後，立即平等互惠進行三通（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台北即曾公開呼籲過）。
⑵ 在三通原則下，逐步放棄戒急用忍。
⑶ 試驗性引進福建勞工來台（如一年兩萬名，言明如其中有一名是間諜，立即全數遣返）。
⑷ 有條件允許大陸廠商來台投資
⑸ 歡迎大陸高層來訪。
如果有人認為這是過於天真的建議，那麼，英、德、法等世仇敵國，為什麼能夠在二十世紀結束前建構歐洲共同的繁榮與和平？
▍台灣付出的代價
美蘇冷戰隨柏林圍牆倒塌已經結束十年；兩岸的冷戰則愈演愈烈。因為兩岸情勢的不穩定，及對岸飛彈的威脅，台灣付出的嚴重代價至少包括了：
⑴ 龐大的軍火採購：近幾年來平均一年要花千億新台幣以上的採購，真是駭人聽聞。一架F16戰機的成本相當於一所小型國立大學的全年預算。一九九九年連續墜毀的三架F16及兩架幻象，總價已近百億新台幣，同時損失了五位優秀的空軍飛行員。
⑵ 三通未通的代價：因各種間接轉運所增加的費用與時間的損失，不僅是經濟的，更是精神的。這種自己所加於自己的成本，已變成一個傷害， 不能再坐視。
⑶ 交流未能擴大的潛在損失：改變中國大陸最有效的方式，是透過直接的交流與接觸，加速大陸走向一個開放社會。兩岸之間的學術、文化、新聞、出版品、體育、藝術……交流，受到兩岸關係的倒退不斷頓挫。一個理性的、進步的中國大陸，才是台灣的安全保障。
▍千禧相逢
追求兩岸雙贏，是雙方領導人的歷史責任。兩岸的對峙與內耗，是雙方領導人對兩岸同胞無法交代的錯誤決策。
連戰副總統強調的「三不」與「三要」（不獨、不統、不對立；要和平、要交流、要雙贏），其中的「不對立」與「要雙贏」，以及最近宣稱：「若當選總統，就職前或後願訪大陸會晤中共領導人」，是否已釋出了台北的期待？連戰同時提出研發長程地對地飛彈，也表達出缺乏互信中自衛的必要。
公元二○○○年，是中國的龍年。不同於一九○○年的是，大陸不會再有八國聯軍的入侵；台灣不會再有日本軍閥的殖民。
今天的大陸受到全球重視；今天的台灣受到全球尊敬。
二○○○年更是千禧年。讓北京領導人拋出「大膽讓步」，讓台北的新領導人以「大愛回應」。兩者在千禧相逢，啟動兩岸的雙贏。
《學習：閱讀傑出人物》
李國鼎 一位決策者的高貴靈魂
我們所敬重的李國鼎先生於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台北逝世，享年九十二歲。
我的老師顧應昌院士在英文傳真中建議：「李博士的友人、同事及仰慕者， 一定要想出最合適的方式，來紀念這位一生對台灣有傑出貢獻與成就的偉人。」 絕大多數人的貢獻，隨著時光隧道逐漸消失；只有極少數極少數的人，即使他們在世的時候，其貢獻因時代的見證就已經凸顯。
李氏正是這麼一位難得的人物。他既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創造者之一，又是近二十年來推動資訊科技的功臣，更是提倡第六倫的先驅。他推動改革的領域還包括了教育體制、企業管理、醫療網、社區發展、都市規畫等等。因此，他對台灣的貢獻是繼往開來、歷久彌新。
在今天這個只想出名，不想出力；只想作秀、不想做事的年代，李氏一生的言行，樹立了一個從政者的典範──敢想、敢說、敢做、敢愛。
因為敢想，才能想得遠、想得深。因此李氏就不斷提出新觀念、新政策。
因為敢說，才能說真話、說實話。因此李氏不斷的寫文章、做演講。
因為敢做，才能做得快、做得好。如果只敢想、敢說，而不敢做，那只是幻想和清談而已。
李氏鍥而不捨地積極推動開創性，以及有時具有爭議性的政策（如加工出口區及第六倫）。
因為敢愛，才能由所信基督教的愛心出發，愛國家、愛社會、愛眾人。
他在晚年時沉痛地說過：「我們的價值觀念愈來愈走向『貪』，愈來愈缺少『愛』。」 自從五十六歲（一九六六年）聖誕節受洗後，李氏寫過：「我的生活更有規律，神賜我智慧、勇氣、信心來應付與日俱增的問題。」
他更常常親筆抄錄《聖經》中〈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中的幾節話送贈友人及後輩：「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李氏的「愛」特別包括了愛才、惜才與用才。在經濟與財政部長任內，不斷選送優秀同事出國深造。
一九八七年春天接受《遠見》雜誌專訪中，他特別提出：「我工作的機關沒有一個是我自己的人，從來不以鄉親、學誼、戚誼來考慮用人，主要的原則是用人、待人以公平為原則，一樣地給他機會，用人的長處，改善其短處。因此凡有能力的均可脫穎而出，沒有差別，這是我一生最愉快的事。」
很多位旅居在國外的我國專家或學者，常常只因為與李氏見面一次或一席談，就被他的使命感所感動，而決定回國投資、或擔任公職。郝柏村先生說得傳神：「李資政一輩子做的事，就是圖利他人。」
一九八五年李國鼎先生邀請到了張忠謀先生來台擔任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 參與科技研發。對當年李資政的勸說，張先生也直說：「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台積電。」
即使在過去還沒有「泛政治化」的時代，任何一位肯想、肯說、肯做的部長，一面會得到人民及輿論的讚揚，另一面也會受到一些批評。
一九八一年三月所提出的「第六倫」，就是受到責難的一個例子。他誠懇地提出在現代化過程中，「群己關係」建立的迫切。其切中時弊的論點可說石破天驚，立刻得到了普遍的共鳴，但也馬上引起一位黨國元老的公開批判：「我國文化中只有五倫，哪有第六倫？」
李氏指出：「以五倫為特色的人際關係所表現的優點是親切、關懷，缺點則是偏私、髒亂；以群己關係為特色的人際關係的優點是公正、秩序，缺點則是冷淡、疏遠。五倫屬於私德的範圍，群己關係屬於公德的範圍。五倫的社會文化背景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結構簡單的傳統社會；第六倫的社會文化背景則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結構複雜的現代社會。」
李氏對台灣社會的熱愛反映在每一個他所鼓吹的觀念上。這位具有國際視野的資政，希望朝野共同努力，把ROC（Republic of China），提升為文化大國（Republic of Culture），把MIT（Made in Taiwan）「台灣製造」，換成永不沒落的「台灣奇蹟」（Miracle in Taiwan）。
在台灣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我曾先後提出過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科技人的理念，來反映社會對他們的殷切期望。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又在鼓吹「知識人」這個更廣義的理念。這個理念是要使「知識人」與當前大家提倡的「知識經濟」、「知識社會」、「知識世紀」、「知識時代」接軌。
我心目中的「知識人」要擁有三個條件：科技腦、人文心、中華情。
科技腦：是指他們的思維方式及工作態度就是不馬虎、不敷衍；相信事實、相信數據；「對」的就要堅持、「錯」的就要放棄；並且追求創新；更注重績效──目標既定，全力以赴。
人文心：「人文心」是「以人為本」。有益於人類的「科技」，能帶來財富、效率、秩序、進步；正如有益於人類的「人文」，會帶來自由、公平、哲思、福祉。具有「人文心」的，就會發揮高尚的風範、謙和的氣質、大愛的情操，以及人性中的無私。
中華情：是包括了對中華歷史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嚮往，對兩岸和平的追求，對兩岸雙贏的鼓吹。
當前的「中國結」千萬不可變成死結。因此，兩岸的底線絕不可以「中國人打中國人」；兩岸交流的起點一定要從「中國人幫中國人」開始。兩岸的中國人，只有以「中華情」來解「中國結」。
一九九三年六月，李氏回到了離開了四十七年的故鄉與國土。在南京中央大學母校講經濟發展，在北京與朱鎔基先生談台灣經驗。一位北京朋友說：「那次李朱近二小時的長談，對大陸經濟改革的幅度與速度有深遠的影響。」我們放眼半世紀以來的政府首長與社會精英，同時兼有這三者的，當推李氏為第一人。李氏實在是一位完美的「知識人」。
在天下文化出版的《工作與信仰》一書的自序中，李氏寫著：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來自平凡的家庭。我在小時直到中學二年，也讀書，也
頑皮，大了一點知道怎樣努力─讀書努力，工作努力，同時工作中不斷在求
知，這一個求知的鐘擺仍在不斷運轉中。
當我進入社會，不斷的繼續學以致用，我以基礎的科學知識，主動多方追求
智識，解決問題。
如果這一位完美的「知識人」，這樣自謙是「一個平凡的人」，那就給了我們每一位平凡人足夠的鼓舞─不斷求知，讓求知的鐘擺不斷的運轉。
對一位曾經早期走過台灣艱困貧窮時代的「經濟老兵」，按理說，在當前每人所得一萬四千美元時，應當充滿自信。但是當前泛政治化的瀰漫、從政者的私心、社會大眾的缺少愛心、是非觀念的模糊、群己關係之難以落實，都令這位年逾九十的資政憂心。
從一九六九年起，每個暑假我都從美國回到台灣，一部分的時間是追隨李氏參與經濟發展相關的研究。三十年來，根據自己的觀察，再也不容易找到一位政府首長對台灣的全面發展，會像李氏那樣投入那麼多的心血，參與那麼多的領域，做出了那麼多的貢獻，產生了那麼多的影響。
他在台灣及國外出版了近十本的中英文著作；南京的東南大學也已經出版了《國鼎文集》十五冊，分別記錄了李氏近四十年來的思維與作為。他發表的一千一百多篇的中文文章及近三百篇的英文文章，是留給世人最珍貴的一部分遺產。此外，他獲得的十二個榮譽博士、以他的名字在著名大學所設立的講座，以及各國政府頒贈的勳章，也都是實至名歸。
在專業知識上，他是通才中的專才，專才中的通才；在做事做人上，他既「能」又「廉」，既「勤」又「實」。
綜合來說，李氏一生所最令人尊敬的還是他擁有高貴的靈魂─無法被腐化的操守、無時無刻不在的大愛、全心投入的專注、從不氣餒的使命感。他在台灣四十年的公職生涯（從一九四八到一九八八，亦即從三十九歲到七十九歲），正就是台灣經濟奇蹟創造的歷程。決策者的高貴靈魂才是國家進步的最好保證。
在他所擁有的讚譽中，從「財經重臣」、「科技教父」，到「國之寶鼎」， 最使他安慰的是否在臨去前所獲得的榮耀：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的榮譽董事長？
從政者不會變成天使──傅利曼送給我們最好的忠告
▍諾貝爾獎得主的提醒
一代大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 傅利曼（Milton Friedman ，一九一二～二○○六）教授於十一月十六日去世了，享年九十四歲。市場經濟的世界舞台上消失了這樣一位才華橫溢、辯才無礙的主角會變得太寂靜了。
在三十餘年教書的生涯中，常常指定傅利曼教授的專著、論文及時論為教本及參考讀物。在他浩瀚的著述中，對我們台灣社會此刻最有切身感受，也最會有得益的一個見解，很湊巧的是出現在與他的請益中。這個觀點就是：「從政者不會變成天使」。
剛好是二十年前（一九八六）的十一月，在他舊金山寓所，我做了一次兩小時多的訪談。從他寬敞的客廳外眺，舊金山美麗的景色盡收眼底。「我與羅絲（傅利曼的夫人）常常在斜坡上走上走下。」傅利曼教授指著窗外的南方說： 「那是中國城，我們有時去那邊幾家很好的中國餐廳。」
那時他七十四歲，不久前他安裝了心臟調節器，但絲毫沒有影響他講話的快速與思路的敏捷。一如往常，對任何違反自由經濟與市場法則的政策與論點，仍然毫不放鬆地指責。他的夫人坐在一邊傾聽。
▍靠制度，規範民主
訪談從那年剛宣布的諾貝爾獎得主貝凱能（James M. Buchanan Jr.）教授的貢獻談起。
問：你得獎時（一九七六年），有人說「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可以概括你的重要概念。托賓（James Tobins ，耶魯大學教授，一九八一年諾貝爾獎得主） 得獎時，他自己說「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是他研究的主題。你能不能用一兩句大家都懂的話，來解釋貝凱能教授的公共選擇理論？
答：（沉思了一下，傅利曼教授答問題時，絕少見過他沉思）人民擔任公職或民意代表後，並不會變成天使。
問：從政者就如一般人一樣，有他的弱點？
答：從政者就如一般人一樣，在追求個人的利益，他們不會變成天使。
問：這樣說來，貝凱能的理論是很平易近人，人人能懂的？
答：事實上，幾乎所有重要的發現或者獨到的見解，都可以拿平易近人的方式來表達。
貝凱能教授的貢獻，是在他的學說提出之前，經濟文獻中充滿了雙重標準： 假定私人企業的行為完全是為了「利」，又假定政府部門的行為則是為了「公」。因為前者求「利」，因此要加予各種限制；後者是為了「公」，因此要不斷擴大。
貝凱能則以實證研究來探討從政者的實際行為。例如聯邦準備銀行主席說他的政策是要對抗物價膨脹，但我們不能信以為真，我們要從他的實際作為中來判斷。
這次訪談於《遠見》雜誌一九八七年的元月號刊出，即以「從政者不會變成天使」做訪談標題。
一九八七年還是威權時代，經國先生在次年一月去世。那是台灣民主浪潮、街頭運動、黨外活動、廢除戒嚴等等風起雲湧的年代。我以這個標題提醒當時大權在握執政的國民黨，沒想到二十年後同樣的話，更適用於已經執政六年的民進黨！
放眼台灣今天的政壇人物，能不佩服貝凱能的遠見與傅利曼的憂慮？
「民主」這個機制，只能靠制度來規範，不能靠從政者來自我約束。台灣人民已經付出慘重的代價，做選民的我們不能忘記自己嚴格的監督責任；因為從政者不會變成天使。
《文明：展現台灣驕傲》
一個解不開的結 「蘇俄模式」是到奴役之路的捷徑
▍用腳投票
在蘇俄統治下生活的人，沒有辦法靠投票來反對政府。極少數勇敢的、幸運的人，冒了生命的危險，越河、渡海、跳牆、駕機，以及其他各種方式投奔自由世界——所謂「用腳來投票」。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俄，儘管在它嚴密的控制下，仍然有幸運的、勇敢的漏網之魚。著名的幾個投奔自由的蘇俄人物是：
•一九六一年國際聞名芭蕾舞星紐瑞耶夫（Rudolf Nureyev）。
•一九六七年，史達林之女。
•一九七四年，索忍尼辛被放逐出國。
•一九七六年，貝林可（Viktor Belenko）駕米格二十五機投奔日本。
•一九七八年，前紅軍少將葛雷格倫可（Pyotr Gvigorenko）。這些人投奔西方的最終目的地都是美國。如果蘇俄真是一個自由、平等與進步的社會，怎麼可能有這麼多人要奔向自由世界？反之，我們曾聽說過哪一位美國著名的或者不著名的人物投向蘇俄？
▍十個基本問題
依我看來，蘇俄政權六十年來的病根，主要來自軍事上的全面擴展、政治上的全面獨裁及經濟上的全面控制。由於軍事擴張，不得不犧牲人民的生活水準； 由於政治獨裁，勢必扼殺自由與民主；由於經濟控制，不得不接受它所造成的低效率與大浪費。
蘇俄不僅向其人民誇稱經濟上的成就，也全力向開發中國家誇稱它經濟策略之可取。下面提出的十個基本問題，值得對共產制度有任何幻想的人深思：
•為什麼蘇俄還要向美國及西歐購買技術、糧食及貸款？
•為什麼蘇俄人民還要排長龍來購買生活必需品？而且為什麼還經常買不到？
•為什麼蘇俄人民看不到西方的書報與雜誌？
•為什麼政府怕他們與外界的人民接觸？
•為什麼總有蘇俄著名的演員、舞星、體育明星、作家、科學家等投奔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
•為什麼蘇俄的工人常常抱怨，婦女覺得不平等，社會福利措施的設備與服務惡劣，特權階級流行？
•為什麼抄襲「蘇俄模式」的國家，其經濟狀況是每況愈下，如最近的古巴。
•為什麼蘇俄政府那麼厭惡美國，但蘇俄人民那麼喜歡美國，要模仿美國的一切，如牛仔褲、熱門音樂？
•為什麼蘇俄國內還有那麼多已經享受特殊待遇的著名科學家與作家，冒著生命的危險批評共產制度？
•為什麼今天蘇俄水準與西方世界相差更遠？
•為什麼蘇俄還要不斷地擴充軍備，犧牲人民的生活水準？
▍二種制度的比較
美國的經濟制度當然也有它的缺點，如經濟起伏帶來的通貨膨脹與失業；如特殊利益團體（如工會、大企業）帶給政府的壓力；如追求個人利益的過程中忽視社會成本與社會責任。但是這些缺點較之共產制度要人道得太多，緩和得太多。讓我們把共產主義下的蘇俄與東歐及市場經濟下的美國、西德與日本做一個事實的比較（參閱本書表格中之每人生產毛額）。戰後遵循市場經濟的西德與日本，其經濟成就令所有國家羨慕。能源危機以來，這二個大量輸入石油的國家仍然享有高成長率與低通貨膨脹率。三十年前，日本的經濟約為英國的三分之一強，今天日本的國民生產毛額居然超過了英、法二國的總和。而一九七九年德國的每人所得（九六○○ 美元）與美國（九七○○元）幾乎完全一樣。
如果我們再介入「政治自由」的因素來比較兩種制度，其優劣更明顯。美國、西德、日本不僅享有高度的生活水準，同時也享有最多的政治自由。市場經濟與政治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蘇俄統治下三實例
上面綜合性的比較，還不能完全顯現出他們的落後，我們再來看蘇俄政府最自豪的三大建樹：工人階級、免費醫療和豪華便宜的地下車（編按：即今天的地鐵）。稍做分析後會發現；即使這些建樹，也是表面的誇大勝過實際的成就。
⑴ 蘇俄的工人
蘇俄官方公開承認當前工廠有四個大問題：
•工人缺少自動自發及敬業精神
•工人請假及曠職之缺席率太高。
•工廠的工作環境太差。
•不滿意的工人經常調動，離職率太高。
近年來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特別強烈譴責愛請假、不肯上班、歡喜調職的年輕工人。據一份工會刊物《勞動報》（Trud）報導：工人平均一天在上班時常常閒聊一小時，聊天愈多，牢騷愈多，影響工作的效率愈多。
據估計，在非營業部門一億二百萬人當中，每年有二○％換工作，其中三分之二是在三十歲以下。換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住處太差、工資太低、工作性質太苦。在西伯利亞西邊的一個鎮中，大部分勞工是婦女，她們要調工作的最大理由是：當地缺少男人。由於工作交換所引起的生產損失一年超過四十億美元。
工人請假及曠職大都在發放工資之後，每個星期一缺席率也高。酗酒是蘇俄當局最頭痛的一個大問題。蘇俄專家估計，因酗酒而影響的生產損失每年約在三百五十億至四百億美元之間，這個數字超過了政府的酒稅收入。最令主管當局氣憤而難堪的是，四○％酗酒是在上班時間發生的。工作的單調是酗酒的主因，尤其是小城鎮裡缺少其他的娛樂。
一位蘇俄工人說：「蘇俄是工人的天堂——偷懶的工人的天堂。」
⑵ 免費的醫療
到過蘇俄的友人告訴我：「在蘇俄旅行最可怕的二件事情是：遺失了護照， 以及在蘇俄生病。」蘇俄的免費醫療到底怎麼樣呢？
美國的一位著名外科醫生，親自到蘇俄實地觀察以後公開地說：
—— 蘇俄的醫療制度比美國落後四十五年。設備、氣味，就像美國三○年代。病房通常沒有找護士的呼叫鈴、洗手間、可調整角度的床，更談不上電話與電視機。
—— 蘇俄開刀的程序與四十年前相似，如疝氣開刀後，當天我們就要病人下床走動，但在蘇俄，病人要在床上躺上二個禮拜，結果把病人變弱，有時還會引起其他病症。
—— 蘇俄醫生的社會地位很低，原因之一是待遇差，待遇差的原因主要是大部分是女性。
此外西方專家也指出，藥物的價格很便宜，但常常買不到，因為常缺藥，醫生只好退而求其次，開市場上可以買到的藥。病就不容易立刻醫好，較好較貴的藥物只有在特殊階級的醫務室中才看得到。
因為看病完全免費，而生病又可請公假，所以常常被濫用。同時，政府經費有限，造成設備落伍、藥物不夠，醫生工作時間長，看病馬虎。如果要得到較細心的治療，病人仍不得不私下找醫生送紅包。
⑶ 豪華便宜的地下車
到過蘇俄的人都稱讚莫斯科及列寧格勒的地下車是全世界最豪華而又最便宜的。我坐了五次之後，也同意這個看法，但要加一個重要的附注：豪華得過分， 便宜得沒有必要。一位蘇俄朋友對這個不相稱的成就大概有些不好意思，告訴我：「戰爭期間我們的犧牲太大，痛苦太多，政府決定要造地下車來慣壞我們。」
車票相當於美金七分（台幣二．五元）全世界沒有比這更便宜的地下車了。每一個地下車站的裝飾與布置都很講究且有變化。大理石的牆與地，陳列了雕刻人像與大幅掛畫。吊燈大而亮，簡直是一座地下博物館！車站內當然沒有商業廣告，非常整潔。上下班時間不到一分鐘就有車來，儘管這樣快速，但我搭乘時每一節車廂仍擠滿了人。
這樣豪華的地下車站是與蘇俄人民的日常生活不相稱的。從資源分配觀點看，蘇俄政府不應當花這麼多的財力來補貼這麼豪華的地下站。它應當要轉移部分資源解決人民迫切需要的國民住宅、新鮮的蔬菜水果、肉類及其他民生必需品！即使對天天乘地下車的人民來說，那豪華氣氛中來回的方便立刻被車站外面殘酷的現實破壞：又要排長龍去買生活必需品，又要回到像小鴿籠的住處！對住在農村及小城不能夠搭乘地下車的人民，這種津貼更是不公平。
《進步：累積台灣優勢》
人力投資與人才利用
台灣最豐富的資源就是──人，如何將「豐富的資源」變成「珍貴的資源」，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
一九七九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蕭而治教授（T. W. Schultz）即是首先指出、證實、強調「人力投資」（human investment）重要的一位美國學者。在戰後不到四十年的經濟發展思潮之中，「人力投資」代表著一個新觀念的突破，以及一個新方向的確定。把「人」或「人力」當成資源，絕不意味著對人的自尊與價值的貶低。唯其認清了「人力」是一種資源，它在強調：
⑴ 人力不能閒置，也不能浪費。因此一國就要盡力設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予以充分利用。
⑵ 人力要精益求精。因此一國就要盡力設法提高勞動生產力，這有助於個人所得及一國經濟成長之提高。
⑶ 人力之效率不是隨數量，而是隨素質而定。因此，一國就要盡力推動提高人力素質的各種方法──如職業訓練、家庭計畫以及偏遠地區保健推廣等。
綜合地說，「人力資源」意指，一定時空內，一國國民所具有的「知識、技藝與性向」。「人力投資」就是指為提高人力資源素質及效率所做的一切支出──包括正規的教育，長短期的技藝訓練、自我進修、研究與發展，以及政府與民間對改進健康與營養等的各種費用。
（二）
一九八○年台灣地區總人口數為一千七百八十萬。年齡在十五歲及以上者接近一千一百四十萬，占總人口六三．九％。其中具有工作能力及意願者約為六百六十三萬人。這就是一國在某一時期之勞動力（亦即勞動力參與率）約為五九％。在這六百六十三萬人中，失業者尚不到八萬二千人。
換言之，這六百六十三萬的勞動力，如果透過妥善的人力訓練及利用，就可以名副其實地把台灣最豐富的資源變成最珍貴的資源。然而，這種「量」到「質」的轉變談何容易！
這些充沛人力最大的貢獻，就是三十年來由於「勞力密集」經濟發展策略的成功，帶動了台灣經濟的快速成長。但是如果仔細觀察當前台灣地區的人力訓練運用，我們發現近幾年來令人擔憂的問題依然存在，甚至因為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變動，這些問題的嚴重性愈來愈增加。從總體方面來說，它包括了：
•社會總需要與總供給的間歇性失調。
•各級教育經費仍然短絀，尤以國小及國中為然。
•職業訓練常常虛有其名。
•教育素質的提供有顯著的地區差異。
•高級人力也有顯著的地區差異。大都集中在都市，不肯下鄉。
•社會上依然流行著「多讀書」、「少動手」、「坐辦公桌」的傳統觀念。個體方面來說，它包括了：
•「學非所宜」：不該讀書的依舊留在學校。
•「學非所願」：在校時，所學與興趣不符。
•「學非所用」：畢業後，所讀科系與所擔任工作缺少關聯。
•「大才小用」：所具有之學識或訓練超過目前工作所需。
•「學成無用」：在畢業後面臨失業。
好在這些問題由於經建會人力小組、青輔會以及教育部計畫小組之策畫及呼籲，已經引起政府決策階層更多的重視。
（三）
在人力利用方面，台灣今天面臨一個迫切的問題是：「人才哪裡找？」造成人才嚴重缺乏的三個基本原因是：
⑴ 對某些專業人才（如電腦方面）的需要，遠超過教育部門能夠供給。
⑵ 對需求人才的機構，很少肯自己有計畫地投資訓練，而是多藉高薪挖角的方式來獲取。
⑶ 有才華的人經過一段時期的「在職訓練」後，自己創業，加深了人才羅致的困難，或者接受別處高薪調換職位。
在我們這個動態進步的社會中，法令上對人才流動的限制（如對出國留學） 與合約上的限制（如聘期）都不是根本的辦法，長期而有效的辦法應當包括：
⑴ 政府機構，尤其是國營事業，應學中鋼一樣，大量培植自己所需人才。日後當這些人才轉向民營機構時，也是為國儲才。
⑵ 政府應以減稅等方式獎勵民間企業之員工訓練，及從事研究與發展。
⑶ 從學校教育制度開始，就灌輸敬業精神。
⑷ 從教育制度開始，注意一國經建所需之人才。
物色人才最好的辦法大概還是給他（她）們：
•獎勵：分享財富。
•授權：分享決策。
•名位：分享榮譽。
如果要留住人才，那麼自己就要時時提醒自己：人才不僅走向有高薪之處， 人才更走向有人才之處。
《和平：追求台灣雙贏》
讓兩岸雙贏在千禧相逢——北京大膽讓步、台北大愛回應
▍兩岸又繳了白卷
一九九九的關鍵年又過，兩岸關係自李登輝總統於七月九日發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後嚴重倒退，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取消來台訪問。十二月八日中共全人代常務委員長李鵬訪日時再宣稱，台灣大選前不恢復對話，雙方繳出的又是令人痛心的白卷。
▍大膽讓步，大愛回應
一九九九年年底在台北，關心兩岸前途的知識份子能再寫些什麼？我們只能期盼台灣於三月選出新領導人後，台北與北京能即時出現「海峽之春」。我的建議是：
北京大膽讓步
台北大愛回應
所謂「大膽」也只是展現彈性與善意，否則難以打破僵局；所謂「大愛」， 也只是「利人也利己」，否則難以自拔。北京的「大膽讓步」可以包括：
⑴ 在台灣不獨立、大陸不動武的原則下，積極討論簽訂《五十年和平協定》，並且撤退沿海的飛彈部署。
⑵ 主動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以外的國際專業組織。
⑶ 一個中國原則下，討論「特殊國與國的關係」。
⑷ 外交休兵，凍結各國對雙方承諾的數目。
⑸ 宣布恢復汪道涵訪台，展開另一次「辜汪會談」。
面對北京如此的彈性與善意，台北立即以大愛回應，跨進《國家統一綱領》 「互信合作」中程階段的門檻。
⑴ 當雙方同時進入WTO後，立即平等互惠進行三通（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台北即曾公開呼籲過）。
⑵ 在三通原則下，逐步放棄戒急用忍。
⑶ 試驗性引進福建勞工來台（如一年兩萬名，言明如其中有一名是間諜，立即全數遣返）。
⑷ 有條件允許大陸廠商來台投資
⑸ 歡迎大陸高層來訪。
如果有人認為這是過於天真的建議，那麼，英、德、法等世仇敵國，為什麼能夠在二十世紀結束前建構歐洲共同的繁榮與和平？
▍台灣付出的代價
美蘇冷戰隨柏林圍牆倒塌已經結束十年；兩岸的冷戰則愈演愈烈。因為兩岸情勢的不穩定，及對岸飛彈的威脅，台灣付出的嚴重代價至少包括了：
⑴ 龐大的軍火採購：近幾年來平均一年要花千億新台幣以上的採購，真是駭人聽聞。一架F16戰機的成本相當於一所小型國立大學的全年預算。一九九九年連續墜毀的三架F16及兩架幻象，總價已近百億新台幣，同時損失了五位優秀的空軍飛行員。
⑵ 三通未通的代價：因各種間接轉運所增加的費用與時間的損失，不僅是經濟的，更是精神的。這種自己所加於自己的成本，已變成一個傷害， 不能再坐視。
⑶ 交流未能擴大的潛在損失：改變中國大陸最有效的方式，是透過直接的交流與接觸，加速大陸走向一個開放社會。兩岸之間的學術、文化、新聞、出版品、體育、藝術……交流，受到兩岸關係的倒退不斷頓挫。一個理性的、進步的中國大陸，才是台灣的安全保障。
▍千禧相逢
追求兩岸雙贏，是雙方領導人的歷史責任。兩岸的對峙與內耗，是雙方領導人對兩岸同胞無法交代的錯誤決策。
連戰副總統強調的「三不」與「三要」（不獨、不統、不對立；要和平、要交流、要雙贏），其中的「不對立」與「要雙贏」，以及最近宣稱：「若當選總統，就職前或後願訪大陸會晤中共領導人」，是否已釋出了台北的期待？連戰同時提出研發長程地對地飛彈，也表達出缺乏互信中自衛的必要。
公元二○○○年，是中國的龍年。不同於一九○○年的是，大陸不會再有八國聯軍的入侵；台灣不會再有日本軍閥的殖民。
今天的大陸受到全球重視；今天的台灣受到全球尊敬。
二○○○年更是千禧年。讓北京領導人拋出「大膽讓步」，讓台北的新領導人以「大愛回應」。兩者在千禧相逢，啟動兩岸的雙贏。
《學習：閱讀傑出人物》
李國鼎 一位決策者的高貴靈魂
我們所敬重的李國鼎先生於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台北逝世，享年九十二歲。
我的老師顧應昌院士在英文傳真中建議：「李博士的友人、同事及仰慕者， 一定要想出最合適的方式，來紀念這位一生對台灣有傑出貢獻與成就的偉人。」 絕大多數人的貢獻，隨著時光隧道逐漸消失；只有極少數極少數的人，即使他們在世的時候，其貢獻因時代的見證就已經凸顯。
李氏正是這麼一位難得的人物。他既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創造者之一，又是近二十年來推動資訊科技的功臣，更是提倡第六倫的先驅。他推動改革的領域還包括了教育體制、企業管理、醫療網、社區發展、都市規畫等等。因此，他對台灣的貢獻是繼往開來、歷久彌新。
在今天這個只想出名，不想出力；只想作秀、不想做事的年代，李氏一生的言行，樹立了一個從政者的典範──敢想、敢說、敢做、敢愛。
因為敢想，才能想得遠、想得深。因此李氏就不斷提出新觀念、新政策。
因為敢說，才能說真話、說實話。因此李氏不斷的寫文章、做演講。
因為敢做，才能做得快、做得好。如果只敢想、敢說，而不敢做，那只是幻想和清談而已。
李氏鍥而不捨地積極推動開創性，以及有時具有爭議性的政策（如加工出口區及第六倫）。
因為敢愛，才能由所信基督教的愛心出發，愛國家、愛社會、愛眾人。
他在晚年時沉痛地說過：「我們的價值觀念愈來愈走向『貪』，愈來愈缺少『愛』。」 自從五十六歲（一九六六年）聖誕節受洗後，李氏寫過：「我的生活更有規律，神賜我智慧、勇氣、信心來應付與日俱增的問題。」
他更常常親筆抄錄《聖經》中〈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中的幾節話送贈友人及後輩：「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李氏的「愛」特別包括了愛才、惜才與用才。在經濟與財政部長任內，不斷選送優秀同事出國深造。
一九八七年春天接受《遠見》雜誌專訪中，他特別提出：「我工作的機關沒有一個是我自己的人，從來不以鄉親、學誼、戚誼來考慮用人，主要的原則是用人、待人以公平為原則，一樣地給他機會，用人的長處，改善其短處。因此凡有能力的均可脫穎而出，沒有差別，這是我一生最愉快的事。」
很多位旅居在國外的我國專家或學者，常常只因為與李氏見面一次或一席談，就被他的使命感所感動，而決定回國投資、或擔任公職。郝柏村先生說得傳神：「李資政一輩子做的事，就是圖利他人。」
一九八五年李國鼎先生邀請到了張忠謀先生來台擔任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 參與科技研發。對當年李資政的勸說，張先生也直說：「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台積電。」
即使在過去還沒有「泛政治化」的時代，任何一位肯想、肯說、肯做的部長，一面會得到人民及輿論的讚揚，另一面也會受到一些批評。
一九八一年三月所提出的「第六倫」，就是受到責難的一個例子。他誠懇地提出在現代化過程中，「群己關係」建立的迫切。其切中時弊的論點可說石破天驚，立刻得到了普遍的共鳴，但也馬上引起一位黨國元老的公開批判：「我國文化中只有五倫，哪有第六倫？」
李氏指出：「以五倫為特色的人際關係所表現的優點是親切、關懷，缺點則是偏私、髒亂；以群己關係為特色的人際關係的優點是公正、秩序，缺點則是冷淡、疏遠。五倫屬於私德的範圍，群己關係屬於公德的範圍。五倫的社會文化背景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結構簡單的傳統社會；第六倫的社會文化背景則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結構複雜的現代社會。」
李氏對台灣社會的熱愛反映在每一個他所鼓吹的觀念上。這位具有國際視野的資政，希望朝野共同努力，把ROC（Republic of China），提升為文化大國（Republic of Culture），把MIT（Made in Taiwan）「台灣製造」，換成永不沒落的「台灣奇蹟」（Miracle in Taiwan）。
在台灣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我曾先後提出過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科技人的理念，來反映社會對他們的殷切期望。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又在鼓吹「知識人」這個更廣義的理念。這個理念是要使「知識人」與當前大家提倡的「知識經濟」、「知識社會」、「知識世紀」、「知識時代」接軌。
我心目中的「知識人」要擁有三個條件：科技腦、人文心、中華情。
科技腦：是指他們的思維方式及工作態度就是不馬虎、不敷衍；相信事實、相信數據；「對」的就要堅持、「錯」的就要放棄；並且追求創新；更注重績效──目標既定，全力以赴。
人文心：「人文心」是「以人為本」。有益於人類的「科技」，能帶來財富、效率、秩序、進步；正如有益於人類的「人文」，會帶來自由、公平、哲思、福祉。具有「人文心」的，就會發揮高尚的風範、謙和的氣質、大愛的情操，以及人性中的無私。
中華情：是包括了對中華歷史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嚮往，對兩岸和平的追求，對兩岸雙贏的鼓吹。
當前的「中國結」千萬不可變成死結。因此，兩岸的底線絕不可以「中國人打中國人」；兩岸交流的起點一定要從「中國人幫中國人」開始。兩岸的中國人，只有以「中華情」來解「中國結」。
一九九三年六月，李氏回到了離開了四十七年的故鄉與國土。在南京中央大學母校講經濟發展，在北京與朱鎔基先生談台灣經驗。一位北京朋友說：「那次李朱近二小時的長談，對大陸經濟改革的幅度與速度有深遠的影響。」我們放眼半世紀以來的政府首長與社會精英，同時兼有這三者的，當推李氏為第一人。李氏實在是一位完美的「知識人」。
在天下文化出版的《工作與信仰》一書的自序中，李氏寫著：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來自平凡的家庭。我在小時直到中學二年，也讀書，也
頑皮，大了一點知道怎樣努力─讀書努力，工作努力，同時工作中不斷在求
知，這一個求知的鐘擺仍在不斷運轉中。
當我進入社會，不斷的繼續學以致用，我以基礎的科學知識，主動多方追求
智識，解決問題。
如果這一位完美的「知識人」，這樣自謙是「一個平凡的人」，那就給了我們每一位平凡人足夠的鼓舞─不斷求知，讓求知的鐘擺不斷的運轉。
對一位曾經早期走過台灣艱困貧窮時代的「經濟老兵」，按理說，在當前每人所得一萬四千美元時，應當充滿自信。但是當前泛政治化的瀰漫、從政者的私心、社會大眾的缺少愛心、是非觀念的模糊、群己關係之難以落實，都令這位年逾九十的資政憂心。
從一九六九年起，每個暑假我都從美國回到台灣，一部分的時間是追隨李氏參與經濟發展相關的研究。三十年來，根據自己的觀察，再也不容易找到一位政府首長對台灣的全面發展，會像李氏那樣投入那麼多的心血，參與那麼多的領域，做出了那麼多的貢獻，產生了那麼多的影響。
他在台灣及國外出版了近十本的中英文著作；南京的東南大學也已經出版了《國鼎文集》十五冊，分別記錄了李氏近四十年來的思維與作為。他發表的一千一百多篇的中文文章及近三百篇的英文文章，是留給世人最珍貴的一部分遺產。此外，他獲得的十二個榮譽博士、以他的名字在著名大學所設立的講座，以及各國政府頒贈的勳章，也都是實至名歸。
在專業知識上，他是通才中的專才，專才中的通才；在做事做人上，他既「能」又「廉」，既「勤」又「實」。
綜合來說，李氏一生所最令人尊敬的還是他擁有高貴的靈魂─無法被腐化的操守、無時無刻不在的大愛、全心投入的專注、從不氣餒的使命感。他在台灣四十年的公職生涯（從一九四八到一九八八，亦即從三十九歲到七十九歲），正就是台灣經濟奇蹟創造的歷程。決策者的高貴靈魂才是國家進步的最好保證。
在他所擁有的讚譽中，從「財經重臣」、「科技教父」，到「國之寶鼎」， 最使他安慰的是否在臨去前所獲得的榮耀：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的榮譽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