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篇 近代中國博物館學研究概述
我國博物館學的發展歷史，是與整個博物館事業的發展歷史緊密相連的。在我國第一個具有近代意義的公共博物館出現前，博物館學思想曾有一個很長的孕育過程。
19 世紀40 年代以後，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打開了清朝「閉關鎖國」的封建壁壘，中國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由於社會經濟的變化，給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較多接觸西方資本主義科學文化的機會。較早出國的外交官員、洋務人員、留學生等，在縱覽異國風情之餘，也把好奇的目光投向外國的博物館，並在他們的「遊記」「隨筆」中做了描述，其涉及地域之廣、博物館類型之多，是頗為可觀的。如斌椿《乘槎筆記》、張德彝《航海述奇》、王韜《漫遊隨錄》、志剛《初使泰西記》、劉錫鴻《英軺私記》、李圭《環遊地球新錄》、曾紀澤《出使英法日記》等等，以他們的親見親聞，介紹了一大批外國博物館，使人們耳目為之一新。
當然，這仍多是一些遊覽性的記錄。他們還沒有注意和介紹西方資產階級博物館理論。中國人對於近代博物館的認識還處在感性階段。
甲午戰爭前後，博物館的社會作用開始被更多的人所認識。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常常把博物館作為他們「新政」的一項內容，與廢科舉、立學堂、廣譯書、派留學、設報館等一起提出來加以鼓吹。他們的奏疏、文章一再要求設立博物館，甚至在康有為「祕不以示人」的《大同書》的烏托邦構圖中，也列入博物館的設施。戊戌維新期間曾多次再版的鄭觀應《盛世危言》一書，甚至提出博物館應該成為對學校學生「出題課試」的內容之一。
他們當時主要是要求建立自然科學及技術博物館。「今創設此院（博物館—引者），凡古今中外兵農工商各種新器，如新式鐵艦、輪車、水雷、火器，及各種電學、化學、光學、重學、天文、地學、物學、醫學諸圖器，各種礦質及動植物，皆為備購，博覽兼收。」即其代表言論。他們看到了博物館「廣見聞」、「開風氣」、「啟心思」的作用，正如上海強學會章程中引述外國博物館時所說的：「西國博物院凡地球上天生之物，人造之器，備列其中。苟一物利用，必思考而成之，不令異地。苟一器適用，必思則效，旋且運化生新，而利用又遠過之。合眾人之心思，以求實用。合萬國之器物以啟心思，烏得不富，烏得不強？」
19世紀80、90年代的知識分子關於設立博物館的主張及其對博物館職能的認識，對以後中國資產階級博物館學具有一定影響。他們對於博物館的宣傳鼓吹，擴大了社會影響，為我國博物館的誕生做了必要的思想準備和輿論準備。
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得到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為了培養更多的科技人才和熟練勞動力，以適應民族工業發展，便努力宣導各項文化教育設施。因此，他們開始注意外國資產階級博物館工作的經驗和理論，並把建立博物館工作的主張付諸實際行動。張謇就是代表人物之一。
1903年，他在日本考察實業和教育，十分留心日本的博覽會和博物館，受到很大啟發。他吸取外國博物館，特別是日本帝室博覽館的經驗，1905年兩次上書張之洞和清朝學部，建議設立合博物館與圖書館為一體的博覽館，並對博物館的作用、館址、陳列、管理、文物徵集等提出了一系列意見。
張謇指出，博物館是政治、學術參考的重要部門，是學校教育的有力助手，可以「使莘莘學子，得有所觀摩研究」，同時有利於中外文化交流。他主張在首都成立京師博覽館，各省、府、州、縣相繼設立，形成一個博物館網。博物館要建在便於交通、便於開拓的地方；要有展覽廳和儲藏室，而且「館中貫通之地，宜間設廣廳，以備入觀者憩息。宜少辟門徑，以便管理者視察。隙地則栽植花木；點綴竹石，非恣遊觀，意取閒野，室中宜多安窗，通光而遠溼。庋閣之架，毋過高，毋過隘，取便陳列，且易拂掃。」
陳列方面，張謇認為可分自然、歷史、美術三部分。自然標本按產地陳列；歷史文物、美術作品按時代順序。所有藏品，要「分別部居，不相雜廁」、「條舉件系，立表編號」。關於文物的徵集，除把國家所藏進行清理外，並諭令各省進行徵集，「但此事不在官力之強迫，而在眾願之贊成。應先宣布，以免吏胥籍端征索。」同時，對私人收藏捐獻者，要給以獎勵，「若陳獻既多，估價尤鉅，自應破格獎勵，不惜爵賞。」
張謇作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的博物館主張，直接取法於外國博物館，如同他的紗廠、榨油、麵粉、航運等企業，機器設備技術管理，乃至技師都借重外洋一樣。但是，無疑張謇的博物館主張確實也針對了當時的中國情況，所以對中國初期博物館建設具有指導意義。張謇，是我國近代第一個專門論述博物館工作的人，他的《上南皮相國請京師建設帝國博覽館議》、《上學部請設博覽館議》集中反映了早期中國資產階級關於博物館事業的見解和理論，是我國近代資產階級博物館學的啟蒙篇章。
從張謇辦南通博物苑到20 年代，相繼有一、二十個博物館成立，各館基本處於釐訂章程、摸索經驗的階段。有關博物館工作和理論的文章開始零星散見於《東方雜誌》等刊物，如君實《博物館之歷史》、楊鐘健《論陳列館》等。
30 年代，中國的博物館事業有了比較明顯的發展。業務活動日趨活躍。博物館的館刊、論著增多，博物館學研究也略見端倪。1936 年1 月，上海市博物館正式將博物館學作為一門課程，培訓該館招收的服務生。中國西部科學院附設公共博物館也將「敦請博物館學專家」列入工作計畫大綱。一些學者也熱衷提倡博物館學。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為宣導博物館學術研究，極力保送青年博物館工作者到國外學習博物館學，並將其本人每月薪資四百元（大洋）捐助該院設立獎學金，獎勵在博物館方面有造詣的青年學子。
同時，1935 年成立的中國博物館協會也很重視和鼓勵博物館學術研究的開展，明確規定：「本會以研究博物館學術，發展博物館事業，並謀博物館之互助為宗旨。」協會還設立專門委員會，分工研究博物館學術，審查關於博物館書籍和專業論文等工作。該會出版的《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每月出版一期，主要刊登「博物館界工作概況專門論文，及關於博物館學書報之介紹」。這個刊物的出版，使我國博物館工作和博物館學研究第一次有了一個公開交流的園地。它發行不久，就刊登一批博物館學論文，並編印《中國博物館一覽》和《博物館學書目》。博物館協會的成立和會報的出版，在中國博物館學發展上是一件大事，促進了博物館學研究的開展。
有關博物館學論著的問世，是這一時期博物館學研究引人注目的成果。主要著作有：《博物館學通論》、《博物館學概論》、《博物館》、《地方博物館實施法》、《徵集品之修復與保存》等。
陳端志編著的《博物館學通論》（以下簡稱《通論》）是一部影響較大的博物館學著作，也是第一部較有系統地論述博物館工作的專書。作者指出：「根據吾國實際的需求，更參考各國博物館學名著，作成是書。」據統計，該書參考國內博物館和考古書籍八種，國外博物館學著作三十一種，同時一些文物、博物館專家如葉恭綽、袁同禮、胡肇椿等，也貢獻意見和資料。該書較全面地回顧了中國博物館的發展歷史，對博物館的職能、保管、陳列、教育、建築、設備以及博物館人才的訓練都做了詳細通俗的說明；對世界博物館的歷史，各類型博物館也做了比較系統的介紹。這本書的出版對30年代博物館工作有一定參考價值，反映了30年代我國博物館學的研究水準。
這時期的博物館學著作受歐美資產階級博物館學影響較大。無論是《通論》或費畊雨、費鴻年的《博物館學概論》，都很突出。日本慶應大學出身的陳端志，受到日本博物館學家棚橋源太郎和日本博物館協會傳統博物館學觀點的深刻影響。他在撰寫《通論》期間還曾前往日本考察各地有名博物館，與博物館學專家進行廣泛討論。因此，《通論》偏重反映外國博物館的情況和觀點，而缺乏對中國博物館發展特點和規律的探討、總結；對帝國主義在我國設立博物館則多所肯定。
30 年代是中國博物館學比較發展的階段。抗日戰爭爆發後，在一些地區博物館學的研究活動仍然有所開展。如在重慶曾昭燏、李濟編著的《博物館》一書（正中書局出版）；1941 年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在香港復刊；9 月，西安文化服務社出版荊三林先生在「民眾教育館館長訓練班」上的講稿—《博物館學大綱》；翌年，壁山（四川）社會教育學院建立圖書館博物館學系。但是，理論的發展依賴於實踐。由於這時期日本大舉侵略中國，博物館事業受到嚴重破壞，所以，博物館學研究也不能不受到很大影響，它的科學理論水準就不可能有什麼新的提高。
抗戰勝利以後，博物館活動有了一些復甦，中國博物館協會一度恢復，一些有識之士也呼籲「望社會認識現代的博物館」。北京大學、蘇州社會教育學院相繼開辦博物館學教育。1948 年中華書局還印行了費畊雨、費鴻年合編的《博物館學概論》。但是，蔣介石發動的大規模反革命戰爭，給國計民生帶來無窮災難。博物館和其他事業一樣，不可能有多大發展，基本上處於半停頓和守攤子的狀態，「各式各樣之零星陳列館，雖間有若干，然限於一題，太為局部，實未能發揮博物館之應有功能。」博物館學研究同樣也沒有任何新的起色。
這個時期，無產階級博物館事業的萌發，值得特別予以重視。早在1933 年中央蘇區就曾籌建過革命博物館。中央教育部代部長徐特立同志簽發革命博物館啟事，向各級政府機關、黨組織、部隊和各群眾團體徵集革命文物。以後，在延安的艱苦年代，各抗日根據地更廣泛利用了民眾教育館、廟會，舉辦展覽、進行宣傳。1941 年11 月，周揚同志等在延安召開的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提出建立歷史博物館的兩件提案。1946年陝甘寧邊區第三屆參議會還提出「在延安建立陝甘寧邊區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建議。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並主持通過成立「陝甘寧邊區革命歷史博物館籌備委員會」，以鄧潔、曾三、柯仲平等七人為委員。
黨領導下初生的革命根據地博物館事業，為我國博物館工作開拓了嶄新的內容，也為博物館學理論研究提出了全新的課題。但是，革命戰爭的特殊環境，使黨的理論工作者沒有來得及對無產階級博物館工作進行理論的總結。這項極有價值的工作，有待於我們今後認真加以研究。
（《博物館學論集》（一），中國博物館學會編，文物出版社，1983年2月）
我國博物館學的發展歷史，是與整個博物館事業的發展歷史緊密相連的。在我國第一個具有近代意義的公共博物館出現前，博物館學思想曾有一個很長的孕育過程。
19 世紀40 年代以後，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打開了清朝「閉關鎖國」的封建壁壘，中國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由於社會經濟的變化，給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較多接觸西方資本主義科學文化的機會。較早出國的外交官員、洋務人員、留學生等，在縱覽異國風情之餘，也把好奇的目光投向外國的博物館，並在他們的「遊記」「隨筆」中做了描述，其涉及地域之廣、博物館類型之多，是頗為可觀的。如斌椿《乘槎筆記》、張德彝《航海述奇》、王韜《漫遊隨錄》、志剛《初使泰西記》、劉錫鴻《英軺私記》、李圭《環遊地球新錄》、曾紀澤《出使英法日記》等等，以他們的親見親聞，介紹了一大批外國博物館，使人們耳目為之一新。
當然，這仍多是一些遊覽性的記錄。他們還沒有注意和介紹西方資產階級博物館理論。中國人對於近代博物館的認識還處在感性階段。
甲午戰爭前後，博物館的社會作用開始被更多的人所認識。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常常把博物館作為他們「新政」的一項內容，與廢科舉、立學堂、廣譯書、派留學、設報館等一起提出來加以鼓吹。他們的奏疏、文章一再要求設立博物館，甚至在康有為「祕不以示人」的《大同書》的烏托邦構圖中，也列入博物館的設施。戊戌維新期間曾多次再版的鄭觀應《盛世危言》一書，甚至提出博物館應該成為對學校學生「出題課試」的內容之一。
他們當時主要是要求建立自然科學及技術博物館。「今創設此院（博物館—引者），凡古今中外兵農工商各種新器，如新式鐵艦、輪車、水雷、火器，及各種電學、化學、光學、重學、天文、地學、物學、醫學諸圖器，各種礦質及動植物，皆為備購，博覽兼收。」即其代表言論。他們看到了博物館「廣見聞」、「開風氣」、「啟心思」的作用，正如上海強學會章程中引述外國博物館時所說的：「西國博物院凡地球上天生之物，人造之器，備列其中。苟一物利用，必思考而成之，不令異地。苟一器適用，必思則效，旋且運化生新，而利用又遠過之。合眾人之心思，以求實用。合萬國之器物以啟心思，烏得不富，烏得不強？」
19世紀80、90年代的知識分子關於設立博物館的主張及其對博物館職能的認識，對以後中國資產階級博物館學具有一定影響。他們對於博物館的宣傳鼓吹，擴大了社會影響，為我國博物館的誕生做了必要的思想準備和輿論準備。
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得到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為了培養更多的科技人才和熟練勞動力，以適應民族工業發展，便努力宣導各項文化教育設施。因此，他們開始注意外國資產階級博物館工作的經驗和理論，並把建立博物館工作的主張付諸實際行動。張謇就是代表人物之一。
1903年，他在日本考察實業和教育，十分留心日本的博覽會和博物館，受到很大啟發。他吸取外國博物館，特別是日本帝室博覽館的經驗，1905年兩次上書張之洞和清朝學部，建議設立合博物館與圖書館為一體的博覽館，並對博物館的作用、館址、陳列、管理、文物徵集等提出了一系列意見。
張謇指出，博物館是政治、學術參考的重要部門，是學校教育的有力助手，可以「使莘莘學子，得有所觀摩研究」，同時有利於中外文化交流。他主張在首都成立京師博覽館，各省、府、州、縣相繼設立，形成一個博物館網。博物館要建在便於交通、便於開拓的地方；要有展覽廳和儲藏室，而且「館中貫通之地，宜間設廣廳，以備入觀者憩息。宜少辟門徑，以便管理者視察。隙地則栽植花木；點綴竹石，非恣遊觀，意取閒野，室中宜多安窗，通光而遠溼。庋閣之架，毋過高，毋過隘，取便陳列，且易拂掃。」
陳列方面，張謇認為可分自然、歷史、美術三部分。自然標本按產地陳列；歷史文物、美術作品按時代順序。所有藏品，要「分別部居，不相雜廁」、「條舉件系，立表編號」。關於文物的徵集，除把國家所藏進行清理外，並諭令各省進行徵集，「但此事不在官力之強迫，而在眾願之贊成。應先宣布，以免吏胥籍端征索。」同時，對私人收藏捐獻者，要給以獎勵，「若陳獻既多，估價尤鉅，自應破格獎勵，不惜爵賞。」
張謇作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的博物館主張，直接取法於外國博物館，如同他的紗廠、榨油、麵粉、航運等企業，機器設備技術管理，乃至技師都借重外洋一樣。但是，無疑張謇的博物館主張確實也針對了當時的中國情況，所以對中國初期博物館建設具有指導意義。張謇，是我國近代第一個專門論述博物館工作的人，他的《上南皮相國請京師建設帝國博覽館議》、《上學部請設博覽館議》集中反映了早期中國資產階級關於博物館事業的見解和理論，是我國近代資產階級博物館學的啟蒙篇章。
從張謇辦南通博物苑到20 年代，相繼有一、二十個博物館成立，各館基本處於釐訂章程、摸索經驗的階段。有關博物館工作和理論的文章開始零星散見於《東方雜誌》等刊物，如君實《博物館之歷史》、楊鐘健《論陳列館》等。
30 年代，中國的博物館事業有了比較明顯的發展。業務活動日趨活躍。博物館的館刊、論著增多，博物館學研究也略見端倪。1936 年1 月，上海市博物館正式將博物館學作為一門課程，培訓該館招收的服務生。中國西部科學院附設公共博物館也將「敦請博物館學專家」列入工作計畫大綱。一些學者也熱衷提倡博物館學。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為宣導博物館學術研究，極力保送青年博物館工作者到國外學習博物館學，並將其本人每月薪資四百元（大洋）捐助該院設立獎學金，獎勵在博物館方面有造詣的青年學子。
同時，1935 年成立的中國博物館協會也很重視和鼓勵博物館學術研究的開展，明確規定：「本會以研究博物館學術，發展博物館事業，並謀博物館之互助為宗旨。」協會還設立專門委員會，分工研究博物館學術，審查關於博物館書籍和專業論文等工作。該會出版的《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每月出版一期，主要刊登「博物館界工作概況專門論文，及關於博物館學書報之介紹」。這個刊物的出版，使我國博物館工作和博物館學研究第一次有了一個公開交流的園地。它發行不久，就刊登一批博物館學論文，並編印《中國博物館一覽》和《博物館學書目》。博物館協會的成立和會報的出版，在中國博物館學發展上是一件大事，促進了博物館學研究的開展。
有關博物館學論著的問世，是這一時期博物館學研究引人注目的成果。主要著作有：《博物館學通論》、《博物館學概論》、《博物館》、《地方博物館實施法》、《徵集品之修復與保存》等。
陳端志編著的《博物館學通論》（以下簡稱《通論》）是一部影響較大的博物館學著作，也是第一部較有系統地論述博物館工作的專書。作者指出：「根據吾國實際的需求，更參考各國博物館學名著，作成是書。」據統計，該書參考國內博物館和考古書籍八種，國外博物館學著作三十一種，同時一些文物、博物館專家如葉恭綽、袁同禮、胡肇椿等，也貢獻意見和資料。該書較全面地回顧了中國博物館的發展歷史，對博物館的職能、保管、陳列、教育、建築、設備以及博物館人才的訓練都做了詳細通俗的說明；對世界博物館的歷史，各類型博物館也做了比較系統的介紹。這本書的出版對30年代博物館工作有一定參考價值，反映了30年代我國博物館學的研究水準。
這時期的博物館學著作受歐美資產階級博物館學影響較大。無論是《通論》或費畊雨、費鴻年的《博物館學概論》，都很突出。日本慶應大學出身的陳端志，受到日本博物館學家棚橋源太郎和日本博物館協會傳統博物館學觀點的深刻影響。他在撰寫《通論》期間還曾前往日本考察各地有名博物館，與博物館學專家進行廣泛討論。因此，《通論》偏重反映外國博物館的情況和觀點，而缺乏對中國博物館發展特點和規律的探討、總結；對帝國主義在我國設立博物館則多所肯定。
30 年代是中國博物館學比較發展的階段。抗日戰爭爆發後，在一些地區博物館學的研究活動仍然有所開展。如在重慶曾昭燏、李濟編著的《博物館》一書（正中書局出版）；1941 年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在香港復刊；9 月，西安文化服務社出版荊三林先生在「民眾教育館館長訓練班」上的講稿—《博物館學大綱》；翌年，壁山（四川）社會教育學院建立圖書館博物館學系。但是，理論的發展依賴於實踐。由於這時期日本大舉侵略中國，博物館事業受到嚴重破壞，所以，博物館學研究也不能不受到很大影響，它的科學理論水準就不可能有什麼新的提高。
抗戰勝利以後，博物館活動有了一些復甦，中國博物館協會一度恢復，一些有識之士也呼籲「望社會認識現代的博物館」。北京大學、蘇州社會教育學院相繼開辦博物館學教育。1948 年中華書局還印行了費畊雨、費鴻年合編的《博物館學概論》。但是，蔣介石發動的大規模反革命戰爭，給國計民生帶來無窮災難。博物館和其他事業一樣，不可能有多大發展，基本上處於半停頓和守攤子的狀態，「各式各樣之零星陳列館，雖間有若干，然限於一題，太為局部，實未能發揮博物館之應有功能。」博物館學研究同樣也沒有任何新的起色。
這個時期，無產階級博物館事業的萌發，值得特別予以重視。早在1933 年中央蘇區就曾籌建過革命博物館。中央教育部代部長徐特立同志簽發革命博物館啟事，向各級政府機關、黨組織、部隊和各群眾團體徵集革命文物。以後，在延安的艱苦年代，各抗日根據地更廣泛利用了民眾教育館、廟會，舉辦展覽、進行宣傳。1941 年11 月，周揚同志等在延安召開的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提出建立歷史博物館的兩件提案。1946年陝甘寧邊區第三屆參議會還提出「在延安建立陝甘寧邊區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建議。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並主持通過成立「陝甘寧邊區革命歷史博物館籌備委員會」，以鄧潔、曾三、柯仲平等七人為委員。
黨領導下初生的革命根據地博物館事業，為我國博物館工作開拓了嶄新的內容，也為博物館學理論研究提出了全新的課題。但是，革命戰爭的特殊環境，使黨的理論工作者沒有來得及對無產階級博物館工作進行理論的總結。這項極有價值的工作，有待於我們今後認真加以研究。
（《博物館學論集》（一），中國博物館學會編，文物出版社，1983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