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一九二〇年代是臺灣政治史上無法忽視的重要年代，儘管殖民體制日益穩固、帝國權力深入掌控臺灣各處，但就如同安德森所指出的，殖民地知識分子到殖民母國學習而引發殖民地民族主義運動，臺灣知識分子也是從帝都東京出發，開始了自我發現之旅。一戰後威爾遜總統的殖民地自決主張帶起風潮，接著，朝鮮三一獨立運動的劇烈衝擊，刺激臺灣知識分子思考自身的處境，進而自問「我們是誰」？「我們該如何解放」？日本內地多元思潮交織激盪，普選、婦女、無產運動多重展演、俄國與第三國際的革命路線引領，也使臺灣知識分子得以貼近國際脈動、與世界接軌，從殖民母國取得近代思想武器的他們，迫不急待點燃啟蒙之火、號召同胞，開始了豐富而奇妙的文化構築與共同體認同追尋旅程。
這是臺灣歷史上首次以近代式社會運動模式進行媒體宣傳、策略動員、論述建構的經驗，範圍所及不僅在政治抵抗層面，更擴及社會動員、文化建構。知識分子們認真面對統治關係、殖民體制，盱衡情勢提出具體政治訴求，並透過組織動員說服、號召一般大眾。他們也急切地引入西方文明價值，構思理想臺灣的圖像，並以「世界的臺灣」自我期許。日治中期反殖民運動撐開了相對自由空間，也為底層農民大眾營造有利條件，農民抗爭行動蓬勃一時。日治中期政治社會運動的高峰雖然只有短短十年，即因中日戰爭迫近橫遭壓制，但因反殖民運動凝聚而來的共同體意識，卻留下深遠影響。
然而在臺灣人共同體意識形成的同時，漢族血緣意識緊緊相隨。臺灣社會的主要構成來自漢族，即使近代知識分子也難以擺脫血緣意識，不斷影響集體的未來想像。
好不容易熬過戰爭考驗，臺灣人終於喜見光明，期待「出頭天」。戰後，知識分子欣喜返鄉、企盼建設「新臺灣」，臺灣社會則熱烈歡迎祖國政府、慶祝光復。不料，走在與臺灣不同歷史道路上的祖國，無法理解臺灣人的集體情感與熱切期望。八年抗戰的祖國以日本為敵，不但拒絕任用受日本統治五十年的臺灣人，更認為必須清洗深受「奴化毒素」的臺灣社會。臺灣人敏銳地察覺到戰後的「再殖民」情境，儘管異族離去、卻換來同族的再殖民。於是，日治時期因反殖民、反壓迫而形成的集體意識被喚醒，知識分子們的自治主張再次上場，在官民無法相互溝通理解的情況下，最後並爆發全島性的抵抗行動。
本書梳理一九二〇至一九五〇年有關「臺灣人」的出現、政治共同體認同，以及當時人們對於集體命運與未來方向的思考，這些課題有助於增進臺灣社會的自我認識，更對當代臺灣具有現實意義。以下是本書的幾項主要發現。
【一、反殖民、反壓迫而形成的臺灣集體認同】
一九二〇年代是臺灣人共同體意識形成的起點。日本帝國在殖民地所建立的有效統治、交通電信建設、媒體流通、教育與語言等近代性工程，為共同體形成提供了基礎條件；但更明確而言，臺灣總督府為了確保帝國利益所採取的殖民體制、差別待遇、壓榨掠奪而引發的反殖民運動，才是促使臺灣人區別「我者」與「他者」的動力。臺灣知識分子到母國留學，見識到內地相對平等開放，並面對國際殖民地自決風潮，強烈感受殖民地臺灣處境堪憐，必須奮起改變，因此訴求「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主張設立以臺灣為規模的民選議會。反殖民、反壓迫，是臺灣人抵抗運動的起因，也是「臺灣人」意識形成的起點。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人的反殖民運動有其特殊之處：其一，在文化上，異於許多殖民地以本土文化對抗殖民文化，殖民地臺灣與帝國日本之間並非二元對抗關係，而是呈現「西方─日本─臺灣」的階序關係。其二，在政治上，臺灣人並不像許多殖民地那樣以獨立為目標，而是一方面在承認帝國統治的前提下，希望提升臺灣人參政權利；一方面又基於漢族血緣而對中國存在情感上的憧憬，形成「日本─臺灣─中國」的三角關係。
先談文化層面，臺灣知識分子的世界文明圖像中存在「西方─日本─臺灣」三層階序概念，臺灣處於世界文明的最底層，人民蒙昧未開，尚待啟蒙方能重新打造文化。他們並不以臺灣文化對抗日本文化，而是借重更上位的西方文明作為武器，批判日本帝國的落後性。帝國／殖民地之間並非同化／對抗關係，臺灣知識分子直接取法西方價值，藉以超越日本媒介的二手文明，用「近代化」抵抗「日本化」，展現出激進改革傾向。在近代性的基礎上，臺灣知識分子更構想多元融合、吸收創新、貢獻於世界的臺灣文化，而充滿高度建構色彩。
【二、臺灣人政治性格中的務實面向】
日治時期的反殖民運動追求體制內改革，相較於日本另一殖民地朝鮮以追求獨立為目標，並為此付出慘烈代價，臺灣的抵抗運動溫和許多。
一九一九年三一獨立運動被鎮壓後，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對「朝鮮問題」也不予理會，朝鮮志士企圖透過外交途徑尋求獨立的努力也完全失敗，民族主義運動陣營因此出現分化，溫和派的朝鮮自治路線與激進派的朝鮮獨立路線分裂。朝鮮總督府拉攏自治派作為懷柔手段，一九二五年提出朝鮮自治論，規劃「朝鮮大」的地方議會。但是，朝鮮自治運動被視為親日、妥協的運動，遭到輿論批判、同胞唾棄，在敵對的社會氛圍中，無法公開論述，力量相當微弱。主張朝鮮人盡速同化為日本人以獲取國民權利的「朝鮮國民協會」會長閔元植，甚至遭到朝鮮青年刺殺身亡。
與朝鮮抵抗運動比較，臺灣人的反殖民運動具有高度務實性格。目睹朝鮮的重大犧牲，臺灣知識分子們權衡得失，放棄激烈的獨立運動，但又不願接受統治當局的同化政策，於是提出確保臺灣特殊性的第三條路──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議會運動並不像朝鮮一樣遭到內部批判、反對，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三四年持續進行，成為一九二〇年代反殖民運動的主要路線。但是，當議會請願運動以「反殖民運動統一戰線」的型態出現、成功凝聚臺灣人的抵抗意志時，臺灣總督府終究無法容忍，而施以各種手段分化、圍堵、打壓。
臺灣人為何選擇此一溫和的抵抗路徑？對大多數人而言，臺灣沒有自己的國家經驗，缺乏朝鮮一樣激烈的國族主義抵抗熱情，何況面對日本帝國強大的近代軍事武力，手無寸鐵的人民如何以卵擊石？朝鮮三一獨立運動的血跡斑斑是最好的教訓。所以，一九二〇年代臺灣知識分子採取議會設置請願的溫和路線，正是在上述條件下理性抉擇的結果。
其次，因為理性務實，臺灣人的政治運動往往流露事大主義傾向。一九一五年臺灣士紳曾經呼應日本民權運動板垣退助倡議，組織「臺灣同化會」，以接受同化的前提換取平等地位。臺灣同化會所追求的參政權與平等待遇目標，引起在臺日人的高度戒心，遂與臺灣總督府聯手打壓、解散該會。一九二八年日本實施普選，殖民地參政權仍未開展，蔡培火出版《日本本國民に與ふ》一書，企圖說服日本內地人民理解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回應殖民地朝鮮與臺灣人民的請求。蔡培火說，清廷割讓臺灣時，大多數臺灣民眾只視之為兩國國勢變化所造成的「莫明所以的命運」而已，並未有亡國的屈辱感。臺灣人的反抗運動其實是始於日本統治的實際體驗，因為總督府的壓迫、他族侵害，才激使我族奮起自我保衛。他強調，「政治是講究實感的東西，安身立命是第一要務」，因不滿總督府的「同化政策只是榨取的別名」，臺灣人在強烈反感下不得不抵抗；相反的，如果日本政府能保障殖民地臺灣平等安定，就算不鼓勵同化，人們自然會去達成。蔡培火露骨地表達了政治現實主義者的想法：其一，臺灣從來只是帝國邊陲，主權移轉只被視為「莫明所以的命運」而已，誰來統治並無強烈好惡；其二、政治講究實際利益，只要日本統治者能讓臺灣人安身立命、保障平等權利，同化為日本人不是問題。但日本統治五十年終究難以做到一視同仁，同化政策難竟其功。二戰結束，殖民母國戰敗，臺灣人並未訴諸自力更生，而是再度將希望寄託於祖國，希望成為戰勝國的「一等國民」。
臺灣人事大主義的形成，除了因為利益權衡，恐怕也與殖民體制弊害難脫干係。本書第二章指出，在統治者的建構下，臺灣人素質低下、落後無能、貪財怕死等殖民論述深植人心，扭曲了殖民地人民的自我認知。臺灣人缺乏自信、自我禁錮，未曾想像能夠成為自己的主人、自我統治，戰後迎來了新統治者，繼續遭到高高在上的祖國文化鄙視貶抑。從日治到戰後，這種統治者／高尚vs.臺灣人／低俗的霸權論述輪番荼毒，歷經多重殖民經驗的臺灣人深受其害。
難得的是，儘管臺灣人的抵抗運動溫和、務實，但卻也充滿韌性。日治時期透過體制內的折衝、跨越、你退我進、討價還價，持續與強者周旋；日常生活中損傷有限的邊緣戰鬥有助於持久抵抗。此種彈性務實的抵抗策略也展現在農民運動中，蔗農、佃農反抗的目的在尋求生活改善，並非你死我活的零和賽局。一九四〇年代，即使在戰時體制與皇民化運動高壓下，臺灣社會仍有其應對之道，以拖延、應付、轉化，抵銷同化收編的作用。直到戰後威權體制建立，臺灣人的日常抵抗仍舊上演，雖然大多數民眾為了生活與工作必須妥協、叮囑子弟遠離政治，但人們的沉默並非等同於馴服，許多人私下小心翼翼傳遞二二八記憶、閱讀禁書與黨外雜誌、挹助民主運動。此種日常的、非正式的、邊緣的、持久的抵抗行動不曾間斷，終於在一九八〇年代有利國際結構下獲得翻轉體制的機會。
（下略）
一九二〇年代是臺灣政治史上無法忽視的重要年代，儘管殖民體制日益穩固、帝國權力深入掌控臺灣各處，但就如同安德森所指出的，殖民地知識分子到殖民母國學習而引發殖民地民族主義運動，臺灣知識分子也是從帝都東京出發，開始了自我發現之旅。一戰後威爾遜總統的殖民地自決主張帶起風潮，接著，朝鮮三一獨立運動的劇烈衝擊，刺激臺灣知識分子思考自身的處境，進而自問「我們是誰」？「我們該如何解放」？日本內地多元思潮交織激盪，普選、婦女、無產運動多重展演、俄國與第三國際的革命路線引領，也使臺灣知識分子得以貼近國際脈動、與世界接軌，從殖民母國取得近代思想武器的他們，迫不急待點燃啟蒙之火、號召同胞，開始了豐富而奇妙的文化構築與共同體認同追尋旅程。
這是臺灣歷史上首次以近代式社會運動模式進行媒體宣傳、策略動員、論述建構的經驗，範圍所及不僅在政治抵抗層面，更擴及社會動員、文化建構。知識分子們認真面對統治關係、殖民體制，盱衡情勢提出具體政治訴求，並透過組織動員說服、號召一般大眾。他們也急切地引入西方文明價值，構思理想臺灣的圖像，並以「世界的臺灣」自我期許。日治中期反殖民運動撐開了相對自由空間，也為底層農民大眾營造有利條件，農民抗爭行動蓬勃一時。日治中期政治社會運動的高峰雖然只有短短十年，即因中日戰爭迫近橫遭壓制，但因反殖民運動凝聚而來的共同體意識，卻留下深遠影響。
然而在臺灣人共同體意識形成的同時，漢族血緣意識緊緊相隨。臺灣社會的主要構成來自漢族，即使近代知識分子也難以擺脫血緣意識，不斷影響集體的未來想像。
好不容易熬過戰爭考驗，臺灣人終於喜見光明，期待「出頭天」。戰後，知識分子欣喜返鄉、企盼建設「新臺灣」，臺灣社會則熱烈歡迎祖國政府、慶祝光復。不料，走在與臺灣不同歷史道路上的祖國，無法理解臺灣人的集體情感與熱切期望。八年抗戰的祖國以日本為敵，不但拒絕任用受日本統治五十年的臺灣人，更認為必須清洗深受「奴化毒素」的臺灣社會。臺灣人敏銳地察覺到戰後的「再殖民」情境，儘管異族離去、卻換來同族的再殖民。於是，日治時期因反殖民、反壓迫而形成的集體意識被喚醒，知識分子們的自治主張再次上場，在官民無法相互溝通理解的情況下，最後並爆發全島性的抵抗行動。
本書梳理一九二〇至一九五〇年有關「臺灣人」的出現、政治共同體認同，以及當時人們對於集體命運與未來方向的思考，這些課題有助於增進臺灣社會的自我認識，更對當代臺灣具有現實意義。以下是本書的幾項主要發現。
【一、反殖民、反壓迫而形成的臺灣集體認同】
一九二〇年代是臺灣人共同體意識形成的起點。日本帝國在殖民地所建立的有效統治、交通電信建設、媒體流通、教育與語言等近代性工程，為共同體形成提供了基礎條件；但更明確而言，臺灣總督府為了確保帝國利益所採取的殖民體制、差別待遇、壓榨掠奪而引發的反殖民運動，才是促使臺灣人區別「我者」與「他者」的動力。臺灣知識分子到母國留學，見識到內地相對平等開放，並面對國際殖民地自決風潮，強烈感受殖民地臺灣處境堪憐，必須奮起改變，因此訴求「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主張設立以臺灣為規模的民選議會。反殖民、反壓迫，是臺灣人抵抗運動的起因，也是「臺灣人」意識形成的起點。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人的反殖民運動有其特殊之處：其一，在文化上，異於許多殖民地以本土文化對抗殖民文化，殖民地臺灣與帝國日本之間並非二元對抗關係，而是呈現「西方─日本─臺灣」的階序關係。其二，在政治上，臺灣人並不像許多殖民地那樣以獨立為目標，而是一方面在承認帝國統治的前提下，希望提升臺灣人參政權利；一方面又基於漢族血緣而對中國存在情感上的憧憬，形成「日本─臺灣─中國」的三角關係。
先談文化層面，臺灣知識分子的世界文明圖像中存在「西方─日本─臺灣」三層階序概念，臺灣處於世界文明的最底層，人民蒙昧未開，尚待啟蒙方能重新打造文化。他們並不以臺灣文化對抗日本文化，而是借重更上位的西方文明作為武器，批判日本帝國的落後性。帝國／殖民地之間並非同化／對抗關係，臺灣知識分子直接取法西方價值，藉以超越日本媒介的二手文明，用「近代化」抵抗「日本化」，展現出激進改革傾向。在近代性的基礎上，臺灣知識分子更構想多元融合、吸收創新、貢獻於世界的臺灣文化，而充滿高度建構色彩。
【二、臺灣人政治性格中的務實面向】
日治時期的反殖民運動追求體制內改革，相較於日本另一殖民地朝鮮以追求獨立為目標，並為此付出慘烈代價，臺灣的抵抗運動溫和許多。
一九一九年三一獨立運動被鎮壓後，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對「朝鮮問題」也不予理會，朝鮮志士企圖透過外交途徑尋求獨立的努力也完全失敗，民族主義運動陣營因此出現分化，溫和派的朝鮮自治路線與激進派的朝鮮獨立路線分裂。朝鮮總督府拉攏自治派作為懷柔手段，一九二五年提出朝鮮自治論，規劃「朝鮮大」的地方議會。但是，朝鮮自治運動被視為親日、妥協的運動，遭到輿論批判、同胞唾棄，在敵對的社會氛圍中，無法公開論述，力量相當微弱。主張朝鮮人盡速同化為日本人以獲取國民權利的「朝鮮國民協會」會長閔元植，甚至遭到朝鮮青年刺殺身亡。
與朝鮮抵抗運動比較，臺灣人的反殖民運動具有高度務實性格。目睹朝鮮的重大犧牲，臺灣知識分子們權衡得失，放棄激烈的獨立運動，但又不願接受統治當局的同化政策，於是提出確保臺灣特殊性的第三條路──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議會運動並不像朝鮮一樣遭到內部批判、反對，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三四年持續進行，成為一九二〇年代反殖民運動的主要路線。但是，當議會請願運動以「反殖民運動統一戰線」的型態出現、成功凝聚臺灣人的抵抗意志時，臺灣總督府終究無法容忍，而施以各種手段分化、圍堵、打壓。
臺灣人為何選擇此一溫和的抵抗路徑？對大多數人而言，臺灣沒有自己的國家經驗，缺乏朝鮮一樣激烈的國族主義抵抗熱情，何況面對日本帝國強大的近代軍事武力，手無寸鐵的人民如何以卵擊石？朝鮮三一獨立運動的血跡斑斑是最好的教訓。所以，一九二〇年代臺灣知識分子採取議會設置請願的溫和路線，正是在上述條件下理性抉擇的結果。
其次，因為理性務實，臺灣人的政治運動往往流露事大主義傾向。一九一五年臺灣士紳曾經呼應日本民權運動板垣退助倡議，組織「臺灣同化會」，以接受同化的前提換取平等地位。臺灣同化會所追求的參政權與平等待遇目標，引起在臺日人的高度戒心，遂與臺灣總督府聯手打壓、解散該會。一九二八年日本實施普選，殖民地參政權仍未開展，蔡培火出版《日本本國民に與ふ》一書，企圖說服日本內地人民理解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回應殖民地朝鮮與臺灣人民的請求。蔡培火說，清廷割讓臺灣時，大多數臺灣民眾只視之為兩國國勢變化所造成的「莫明所以的命運」而已，並未有亡國的屈辱感。臺灣人的反抗運動其實是始於日本統治的實際體驗，因為總督府的壓迫、他族侵害，才激使我族奮起自我保衛。他強調，「政治是講究實感的東西，安身立命是第一要務」，因不滿總督府的「同化政策只是榨取的別名」，臺灣人在強烈反感下不得不抵抗；相反的，如果日本政府能保障殖民地臺灣平等安定，就算不鼓勵同化，人們自然會去達成。蔡培火露骨地表達了政治現實主義者的想法：其一，臺灣從來只是帝國邊陲，主權移轉只被視為「莫明所以的命運」而已，誰來統治並無強烈好惡；其二、政治講究實際利益，只要日本統治者能讓臺灣人安身立命、保障平等權利，同化為日本人不是問題。但日本統治五十年終究難以做到一視同仁，同化政策難竟其功。二戰結束，殖民母國戰敗，臺灣人並未訴諸自力更生，而是再度將希望寄託於祖國，希望成為戰勝國的「一等國民」。
臺灣人事大主義的形成，除了因為利益權衡，恐怕也與殖民體制弊害難脫干係。本書第二章指出，在統治者的建構下，臺灣人素質低下、落後無能、貪財怕死等殖民論述深植人心，扭曲了殖民地人民的自我認知。臺灣人缺乏自信、自我禁錮，未曾想像能夠成為自己的主人、自我統治，戰後迎來了新統治者，繼續遭到高高在上的祖國文化鄙視貶抑。從日治到戰後，這種統治者／高尚vs.臺灣人／低俗的霸權論述輪番荼毒，歷經多重殖民經驗的臺灣人深受其害。
難得的是，儘管臺灣人的抵抗運動溫和、務實，但卻也充滿韌性。日治時期透過體制內的折衝、跨越、你退我進、討價還價，持續與強者周旋；日常生活中損傷有限的邊緣戰鬥有助於持久抵抗。此種彈性務實的抵抗策略也展現在農民運動中，蔗農、佃農反抗的目的在尋求生活改善，並非你死我活的零和賽局。一九四〇年代，即使在戰時體制與皇民化運動高壓下，臺灣社會仍有其應對之道，以拖延、應付、轉化，抵銷同化收編的作用。直到戰後威權體制建立，臺灣人的日常抵抗仍舊上演，雖然大多數民眾為了生活與工作必須妥協、叮囑子弟遠離政治，但人們的沉默並非等同於馴服，許多人私下小心翼翼傳遞二二八記憶、閱讀禁書與黨外雜誌、挹助民主運動。此種日常的、非正式的、邊緣的、持久的抵抗行動不曾間斷，終於在一九八〇年代有利國際結構下獲得翻轉體制的機會。
（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