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娘子旋風，日本變天！

　　2025年10月，高市早苗成為第一個日本女首相。2026年2月8日，高市早苗率領自民黨在眾議院贏得史無前例的三分之二以上席位（316席）。10天之後，高市早苗又以史上最高票（354票）當選日本首相。如此旋風般得到人民「授權」改革，被認為是日本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甚至被提到這樣的高度：這是日本要開始第二次「明治維新」。
　　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維新，使日本全面變革，從閉關鎖國的農業國家，一躍成為工業強國。但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再加上最近這三十多年的經濟滯緩，外部世界的激烈競爭，內部官僚體系的惰性，國民的危機感與日俱增。日本的前途在哪裡？在全球競爭中，日本還有沒有勝算的可能？
　　突然，高市早苗這位強勢領袖像是從天而降。她的理念和政策，她的個人風格和氣質，都令人耳目一新。這位搖滾樂手出身的女首相，宛如為日本敲響了一記暮鼓晨鐘，震動起整個國家的神經。
　　日本社會裡向來有大男人主義傾向，日本政壇更是男性政客、富豪子弟雲集。一個既不是官二代，更不是富二代，出身底層階層的女孩子，怎麼能走到這一步？
　　高市早苗的出身成長經歷，更是一個勵志的故事。她寧折不彎的性格，絕不服輸的頑強毅力，像台灣流行的口號「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高市早苗是「自己的命運自己主宰」。這位早年曾喜歡騎重型摩托車、風馳電掣，追求刺激和感覺的女孩，今天則開著她的「政治重型機車」，叱吒風雲地登上了國家舞臺，讓日本這輛太陽之車，掛檔、變速、加大油門，衝向第二次「明治維新」的變革方向。
　　這本中文世界第一本關於高市早苗的書會告訴讀者，高市走到這一步不是偶然。
　　她不是政治上摸到了彩票，而是鐵棒磨成針的堅信和艱辛。早在1999 年，高市早苗還只是一個三十多歲的新手議員時，就發表了一篇題為「這就是我當首相的內閣」的文章，提出她如當上首相，她的內閣，她的政見，她要實施的新政策。不知那時候有多少人嘲笑她，一個新科議員，怎麼就敢奢談當日本第一個女性首相，而且還敢談自己的內閣、施政方針。如同癡人說夢。
　　但高市早苗就是一個追夢的人。27 年前寫出了「我的內閣」，現在則率領內閣成員使自民黨首次在眾議院贏得三分之二以上席位，她不僅真成為第一位女首相，還成為有史以來贏得最多席位的黨總裁，贏得最多選票的首相。
　　高市早苗的氣質來自父母的言傳身教。她父親是汽車公司的普通職員，母親是一位員警。父親給她的遺訓是：「不要逃避」，教導她作為議員要敢於面對困境，敢於戰鬥並勝利。員警母親更是強硬，即使在高市當了國會議員後抱怨官場太難時，母親仍會警告她：如果你抱怨，就回去當家庭主婦！就像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名言：進廚房就不要怕油煙。
　　不要迴避，不要抱怨，成為高市早苗奮鬥途中的自勉警句。在隨後的學習中，她又深刻理會和認同了美國學者魯思在那本關於日本的名著《菊與劍》中總結的四個字：日本文化的精髓是「常識常理」。遵循這四字文化精髓，她找到了人生導師，也是精神座標─
　　她考取了名牌私立「慶應大學」，卻因家裡經濟條件所限，被迫放棄，父母想讓她給弟弟留些錢上學。她只得去了公立的神戶大學，因學費便宜。那份惱怒可想而知，她沒錢沒勢，只能靠自己。而且又是女孩子，在日本這種男權社會，她要倍加努力，要比男性更強、更優秀，才有可能出頭。
　　神戶大學畢業後，她考入松下電器創辦人松下幸之助創辦的培養政治和經濟人才的「松下政經塾」，得到這位日本企業大師的指點，使她信奉自由經濟，將來當上首相，要像經營公司一樣經營「日本」。松下幸之助給了她最早的經濟視野和經營理念。
　　進入政界，她又得到貴人相助，那就是她視為政治導師的安倍晉三。安倍是日本有史以來執政時間最長的首相；高市早苗成為他的精神弟子和施政傳人。高市第一次競選自民黨總裁時，安倍曾給很多議員打電話，拜託他們支持高市。
　　而最早預測並鼓勵高市早苗成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的是台灣前總統李登輝。李登輝認為日本男人很多畏首畏尾，高市則展現出敢說敢做的「武士道」精神。李登輝在訪日時曾直接對高市早苗說，「你應該當首相」，認為她會是危機時刻日本的「守護者」。高市銘記了李登輝對自己的期待，並讓它成為事實。
　　日本傳記作家大下英治形容說，如果說搖滾樂給了高市「形」，松下幸之助給了她在這條路上走下去的「骨架」，那麼李登輝和安倍晉三則給了她「魂」。高市早苗是一個被這些「巨人」餵大的政治家。這種背景在日本政壇是獨一無二的。
　　除此之外，高市早苗還得到另外三位偉大政治家的精神哺育：佘契爾，李光耀，漢密爾頓。
　　高市早苗一直視英國前首相佘契爾夫人為「偶像」。當選自民黨總裁那天、出任首相之日，高市都是穿著一身藍色套裝，因爲佘契爾夫人最常穿的就是這個顏色的服裝。高市不是模仿，而是明示，要把佘契爾的治國理念在日本變成現實。她熟讀過佘契爾的兩本回憶錄《唐寧街歲月》和《通向權力之路》。日本評論家說，這成為高市早苗的政治《聖經》。
　　佘契爾是雜貨店老闆的女兒，出身卑微。高市早苗是奈良的汽車公司職員和員警的女兒，被視為雜草之地的產物。她和佘契爾「心有靈犀」，都是女性，都出身底層，都自我奮鬥，都堅定信奉保守主義價值，都要當首相，變革國家，真正為民謀利。
　　如果說佘契爾夫人的施政理念給高市早苗指明方向，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的治國策略則爲高市提供施政樣本。她熟讀了李光耀談治國心得的專著《李光耀觀天下》，佩服李光耀把新加坡建成了一個安全、穩定、繁榮，人民安居樂業之地：新加坡現在是全球最富有國家之一，更是全球移民門檻最高之國；也像日本一樣，是全球護照免簽最多的國家之一。認識到李光耀的價值的世界領袖很多，但真正要效仿其治國策略的，在七大工業國領袖中則是罕見的。
　　高市早苗的經歷和學識無法不令人感嘆，她每一步都找對了老師。所謂名師出高徒，在高市身上有典型體現。而且，她的視野不僅是松下幸之助、安倍、李登輝、李光耀，更有美國建國先賢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有記者在高市早苗的辦公室看到漢密爾頓撰寫了最多篇章的美國建國經典《聯邦黨人文集》。美國最初的海關、稅收、財政、邊防、銀行、發行公債制度等等，都是漢密爾頓一手建立的。他的建立強大美國的理想和操作，深深影響了高市早苗對日本未來的宏圖構劃。高市早苗也因其治國理念被美國國會研究會的專家稱為「穿了和服的漢密爾頓」。
　　高市早苗如果僅僅是得到一個企業巨人松下幸之助的哲學影響，已是幸運。但獨特的悟性，使她懂得了欣賞安倍，佩服李登輝，把佘契爾夫人當偶像，視李光耀爲治國榜樣，並尊崇漢密爾頓爲強國理念的導師。一個人能認識到這些人物的價值，去吸取他們的思想精華，並身體力行去追求實踐，這本身就是一個天才！
　　而在她實踐這些精神導師的治國理念時，又採取了「很日本」「很高市」的策略，日本評論家大下英治說，高市打了三套組合拳：一是「去女性化」與「超男性化」。在日本這樣的男權社會，女性政客如果表現得太「柔」，會被視為軟弱；表現得太「剛」，會被看作異類。高市早苗走了一條極端的路：她避開了傳統的「女性議題」（如福利、育兒），直接殺入大男人主義者最引以為傲的領地─國家安全、網路戰、核威懾、尖端半導體。大下英治形容：「男政客們在她面前感到的不是對女性的輕視，而是一種面對『冷酷指揮官』的恐懼。」
　　二是利用「大男人主義」的弱點：尋找共同的「魂」。高市非常聰明地利用了日本男權社會中一種特有的心理：「武士道崇拜」。她通過與李登輝、安倍晉三等頂級男權符號的緊密捆綁，獲得了一種「正統繼承人」的身份。讓很多保守派男性選民在心理上並不覺得自己在支持一個「女人」，而是在支持一個「繼承了安倍遺志的靈魂」。她成功地將性別爭議轉化為了「信仰傳承」，讓大男人主義者覺得支持她就是守護日本的傳統。
　　三是她的「危機整合力」，把自己變成「唯一能抗壓的選項」：在2026 年火藥味濃重的地緣背景下，日本民眾對「溫和派男政客」的優柔寡斷感到厭倦。高市那種從「為了弟弟而放棄學費」就開始磨練出的、不計個人名利的「奉獻型」領袖形象，在亂世中比任何撒錢政策都更有凝聚力。
　　「高市經濟學」的實利：她把國家安全與民眾飯碗結合。她告訴選民：我強硬是為了保護日本的工廠不倒閉，是為了讓你們的日元不縮水。當大男人主義的選民發現「跟著這個女人有肉吃」時，性別偏見在利益面前會迅速土崩瓦解。
　　另外，日本社會雖然大男人主義，但也非常接受那種「為了大局默默忍受不公、最終反擊成功」的敘事。高市早苗那個「放棄慶應大學」的故事，在大選期間被廣泛傳播。這讓她從一個「高冷的政客」變成了每一個日本家庭都能理解的「堅韌長姐」。這種敘事消解了男性選民的敵意，反而激發出了一種「愧疚感」和「敬意」。
　　高市早苗不是在對抗大男人主義，而是「馴服」了大男人主義。她向日本社會證明：當國家面臨存亡危機時，能夠保護這個國家的不是性別，而是那種「見過血、丟過夢、卻絕不低頭」的意志。
　　就像大下英治所概括的：「高市早苗贏，不因為她是女人，而因為她比所有男人都更像一個守護家園的武士。」建制派的日本右翼領導人（如岸田文雄、石破茂）擅長通過微調與平衡來延緩矛盾。但在面臨台海局勢高度緊張，全球供應鏈可能斷裂的極端時刻，日本民眾往往會轉向具有「強烈個人意志」的領導者。正如李登輝所言，高市早苗那種不曖昧、不退縮的風格，在危機時刻能提供一種心理確定感。對於擔憂日本被邊緣化的民眾來說，她的「狠勁」是一種安全感的來源。
　　當今日本最缺的不是政策（政策都在紙上），而是「推動政策落地的原始動力」。高市這種帶有情感色彩的衝勁，正好能撞擊那堵沉悶的官僚之牆，是要打破「平庸之惡」的重錘。
　　如果日本繼續「平庸」，就可能在2026 年後的全球競爭中徹底落隊，淪為一個無足輕重的老齡化島國。如果日本擁抱「高市」，則可能開啟一場高風險、高回報的賭局。眾議院2026 年大選結果證實，日本人民試圖通過一位「搖滾女首相」找回戰後失去的國家脊樑。
　　普通日本民眾更渴望的並不是一位能給他們發補貼的「慈母」，而是一位能帶他們衝鋒的「鐵娘子」。岸田文雄和石破茂的一味發補貼只是在「給危重病人打止痛藥」，無法治癒日本經濟和安保的頑疾。日本民眾渴望高市那種「外科醫生式」的狠辣。「鐵娘子」帶給他們的，是一種日本能夠再次「掌握自己命運」的希望，而不是石破茂們的「緩慢凋零」。日本民眾感覺到「如果不改變，日本就會消失」，高市早苗這位在偏見中敲碎鼓棒的「搖滾少女」，就成了他們手中的「救命稻草」。
　　高市立馬要實施的是：取消食品銷售稅，修改戰後憲法第九條，把自衛隊提升為國防軍；不僅強大軍力，還要製造武器出口，甚至開發核裂變，使日本從此能源自給；開採海底稀土，與美澳台南韓合作，構建亞太安全體系；日本不再做美國的跟班，而是要跟美國平起平坐，領導亞洲風潮。真正能實施這一切的話，會在日本掀起變革的巨浪。那麼日本到底是會有巨浪沖刷後的煥然一新，還是被浪濤淹沒？高市早苗的改革命運將如何？美中台日的關係會如何演變？日本已經開始的「高市維新」會走到哪一步？
　　面對這種歷史性的追問，高市早苗在27 年前就共鳴佘契爾夫人說，「真正的領導者不應該追求『被所有人愛戴』，如果你只是為了討人喜歡而行動，你將一事無成。」
　　大部分政客在壓力面前會選擇妥協，但高市有父親「不可逃避」、母親「不可抱怨」的家訓，更有松下幸之助、安倍、李登輝、佘契爾、李光耀、漢密爾頓的精神光芒和治國理念做膽量的基石，所以，她會選擇柔中有剛的直球對決，面臨阻礙「絕不逃避」。
　　日本評論家認為，高市早苗最可貴的地方，是她擁有一顆「不可交易的靈魂」。那顆靈魂是如何鑄造的？閱讀本書會得到一些重要線索和答案。

第一章　父親的忠言 母親的訓斥

　　世人都強調人人平等，美國「獨立宣言」還把它寫入內文。但從高市早苗一出生，就沒有這種「平等」，她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而是來自非常普通的平民家庭，她跟「官富子弟」們的政壇競爭，是一場根本不對稱、不平等的較量。
　　在日本政壇，很多富二代，像現任自民黨副總裁（前首相）麻生太郎就家財萬貫，申報資產排國會議員之首。岸田文雄政府的外相河野太郎（非常資深，做過七、八個內閣大臣）也是有龐大家族企業，生意也做到了中國。這種富家子弟政治家，可謂是含著「金湯匙」長大的。
　　日本更多是官二代，世襲政治是常態。像現任國防大臣的小泉進次郎，其父小泉純一郎是有名的首相。安倍首相更典型，他父親安倍晉太郎擔任過外相，外祖父岸信介、外叔祖父佐藤榮作都是日本戰後最著名、政績輝煌的首相。高市早苗的丈夫山本拓也是四代政治世家，他本人曾任八屆眾議員，父親和祖父都是家鄉福井縣的議員，他和前妻所生的兒子山本建現任福井縣議員。
　　但高市早苗的父親高市大休，只是一個日本汽車公司的職員，母親高市和子是奈良縣的一名警察。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平民家庭，而且家境也不富裕，高市還有一個弟弟，一家四口都靠父母的薪水，沒有任何家族企業和遺產。而恰恰是這種平民家庭，甚至是貧窮的成長經歷，鑄造了高市早苗與眾不同的氣質和理念。尤其是她因爲沒有錢而被迫放棄上一流私立大學的故事，成為她後來競選中的一張「王牌」，因爲這與小泉進次郎、河野太郎等官二代、富二代形成強烈反差，反而成為有助她進軍首相官邸的特殊「入場卷」。

第一節 被拒入名校的「正向後遺症」
　　因為沒錢沒勢，又是女孩子，高市早苗很早就認識到，要想出人頭地，唯一的途徑是考入名牌大學，走「學而優則仕」的階梯。她拼命學習，加倍努力，終於考上了夢寐以求的慶應大學。日本兩所頂尖的私立大學，一是早稻田大學，另一所就是明治維新時代提出「脫亞入歐」的大思想家福澤諭吉創辦的「慶應義塾大學」，兩所名校被譽為「日本雙雄」。
　　高市在接受媒體採訪中說，她高中時代就被父母告知，除非她上短期大學，否則一分錢都不會給。所以她高中時代就拼命打各種工，掙了一筆錢去東京考上了慶應，但考完才知道，自己剩下的錢只夠在東京一年的花費。家裡當然是依舊不支持，要留錢給她弟弟將來上大學用。尤其母親堅決反對她離開家鄉去東京上學，只希望她讀個短期大學之後就找個普通工作，然後早點嫁人。
　　家裡不支持她讀一流私立大學，學費是一個問題，但更深層的原因是父母認為對女孩不值得投入高額的教育費。日本傳統家庭觀念，都是要先保證兒子的教育，這是「明規則」。
　　在這種現狀下，高市只好選擇去了公立神戶大學就讀。這段無奈放棄一流大學夢的經歷，在她心裡留下了深刻烙印，在2025 年接受採訪中仍記憶猶新。
　　這就像在中國，你千辛萬苦考上了北大這類全國最高學府，但父母為了給兒子攢錢，迫你去讀一個省級大學。這也像在台灣，你脫穎而出考進台大，但父母為了家裡男生的學費，硬要你放棄，去讀一個普通學院。
　　這種現象在同樣有重男輕女傳統的華人家庭都屬罕見。所以，如果是不親身經歷高市早苗那種處境，恐怕很難體會她當時那種悲情。她想通過上名校的階梯走出奈良、邁進東京精英階層之橋被斷掉了，而拆橋的是自己的父母。
　　但令人驚奇的是，高市早苗並沒有去抱怨父母對自己的輕視和不支持，更沒有自暴自棄，反而強化了「自立心」。進入神戶大學後，為了不再給家裡添負擔，高市瘋狂打工：送速食、餐廳服務員、家庭教師、宴會招待等，自己支付了全部讀神戶大學的費用。
　　當時為省下住宿費，她甚至每天來回花六個小時、幾次換車從奈良老家到神戶大學去上課。但這種通勤路上的疲
憊，反而變成了她磨練意志的戰場，她利用這段時間瘋狂閱
讀法律和經濟書籍，因為她知道：「我只有比那些能輕鬆上
慶應的人強一倍，才能彌補被剝奪的資源。」
　　在神戶大學期間，她迷上了重金屬搖滾音樂。很多人只看到她玩搖滾是叛逆、是時髦青年的新潮，其實那又何嘗不是一種宣洩─通過那震耳欲聾的聲音，反抗對女性的不公、對寒門不友好的社會、對重男輕女的落伍觀念。她也是在那期間喜歡上重型摩托車，在公路上飆車，成為1980 年代在年輕人中盛行的、被日語稱做「暴走族」的一員。也許，那種風馳電掣的自由，是她唯一能感受到的自主權。
　　曾採訪過高市早苗一百個小時的日本傳記作家大下英治感覺到了，高市在那個時期迷上重型摩托車和重金屬搖滾樂，是因為她要藉此解除壓力、舒緩壓抑。
　　儘管如此，她仍是沒有怨天尤人，而是把這段經歷變成激勵她一生「不認輸、不放棄、不灰心」的性格錘鍊。面對父母的「偏心」，高市早苗與父母和弟弟的關係都沒有破裂。就讀神戶大學時，她還為了節省生活費寄給家裡供弟弟讀書，自己靠最廉價的食物撐過「考試週」。在她成名、從政後，繼續在各方面給家庭和弟弟支持，後來還請弟弟當了自己的議員助理。
　　這種從「被犧牲者」到「家族頂樑柱」的經歷，讓她後來贏得眾多保守派選民，因為這展示了她不僅有剛強的一面，還有日本傳統美德中的「自我犧牲」與「責任感」。她保全了弟弟的學費，盡了姊姊的義務，這也讓她在日後面對家庭和國民時，有一種理直氣壯的底氣。
　　很多選民注意到了這個鮮明反差：日本政壇（尤其自民黨）是世襲政治的溫床，像安倍晉三、麻生太郎、小泉進次郎、河野太郎等等，他們都從未為學費發過愁。當世襲議員在談論「國民疾苦」時，往往帶著一種居高臨下的同情；而高市早苗談論這些時，則帶著「同類的悲情」。
　　這種底層奮鬥的經歷讓她在心理上非常獨立。她不需要依附任何派系大佬來獲得存在感，因為她的人生地基是靠自己一拳一腳打出來的。所以，這個被迫放棄慶應大學的經歷，是高市早苗的「奮鬥型人格」和「危機意識」的重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