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論
粟特人是歷史上的民族，現在已經消失了。他們原居於索格底亞那（Sogdiana）。索格底亞那是從當今的烏茲別克（Uzbekistan）東部延伸至塔吉克（Tajikistan）西部的區域。這裡流淌著注入鹹海（Aral Sea）的錫爾河（Syr Darya）與阿姆河（Amu Darya），澤拉夫尚河（Zeravshan River）從這兩條河流之間流過。澤拉夫尚河流域形成撒馬爾罕（Samarkand）、布哈拉（Bukhara）、塔什干（Tashkent）等綠洲城市。
粟特人說的是中世紀伊朗語（Iranian languages）的方言。他們居住在上述的綠洲城市，進行農耕的同時，也從事貿易。粟特人的貿易範圍遍及歐亞大陸（Eurasia），特別是對於活躍在帕米爾高原（Pamir Plateau）以東的粟特人來說，漢字留下的紀錄比他們自己的語言—粟特語留下的紀錄還要多。因此，利用漢字史料，可以復原帕米爾高原以東的粟特人在東方的活動。
關於粟特人於東方活動的紀錄，可以在中原的歷代中華王朝編纂的正式紀錄（正史）中找到，其他史籍文獻與筆記資料中也隨處可見。粟特人在漢字文化圈中，用漢字寫下自己的姓名（或者是漢人用漢字寫下粟特人的姓名），有時會以此前漢人沒有的姓來稱呼他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康、安、米三個姓。在中國歷史上，從南北朝到唐、五代時期的人物中，將這三個姓看作是粟特人或是他們的後裔，基本上不會錯。除此之外，粟特人還有何、史、石、曹、畢、羅、穆等姓，這些姓亦可稱為粟特姓，只不過何、史、石、曹、畢、羅、穆等姓，同時也是漢人及漢字文化圈的騎馬遊牧民族使用的姓，不能一概而論地判斷擁有這些姓的人都是粟特人。因此，需要另外考察後者這群粟特姓。例如：他們自稱出生於「西域」，或者索格底亞那是故鄉的話，那麼肯定是粟特人。此外，離開索格底亞那向帕米爾高原以東移動的粟特人，有強烈傾向是數代（有時是數百年）在粟特人內部彼此通婚，作為「民族」持續保持團結。利用這個特徵，如果能確認與持粟特姓者結婚的話，那麼假設他們是粟特人（或後裔），就不會有大的錯誤。當然，不能僅憑這一點就斷定是粟特人，而是需要結合各種條件，確認是粟特人的可能性。研究者利用「粟特人擁有漢字姓特徵」作為研究方法，從漢籍中提取粟特人，復原其活動。
最早正式研究帕米爾高原以東粟特人的東方活動的，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日本。尤其是羽田亨，〈漠北之地與康國人〉（〈漠北の地と康国人〉1923年）和桑原騭蔵，〈關於隋唐時代來到中國的西域人〉（〈隋唐時代に支那に来住した西域人に就いて〉1926年）這兩篇論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成果，可以說奠下此後研究「粟特人的東方活動」基礎。其後，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承接桑原騭蔵研究的向達發表〈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1933年）。這篇論文的特點是使用當時日本研究者難以利用的墓誌等石刻史料，闡明移居中國的粟特人的存在。順道一提，利用石刻史料的研究方法，將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取得進展。接著是發展羽田亨觀點的小野川秀美，〈河曲六州胡的沿革〉（〈河曲六州胡の沿革〉1942年）。這篇論文利用正史及《資治通鑑》等，揭示從唐代後半期到五代通過蒙古遷居中原的粟特人的活動樣貌。關於這一點不能忘記的是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1942年）。這本書的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陳寅恪將唐代中葉移居到河北的粟特人，描述成安祿山手下的將領和軍官，並視「安史之亂」為「漢」的傳統文化與「胡」的外來文化之間的衝突。陳寅恪所說「胡」的概念有些含糊，我認為指的是中國北方騎馬遊牧民族和中亞粟特人（陳寅恪以「中亞胡人」表示）的複合型群體。《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日本也受到關注，但這種種族與文化對立論似乎被人們忽視。此外，石田幹之助的《長安之春》（《長安の春》1941年），除了正史之外，還利用小說和詩等，還原唐代長安日常生活景觀的同時，也揭示粟特人的形象，以及他們帶到中原的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對中國歷史研究的巨大興趣轉向中國的「內在發展」。其中，有關粟特人在中原活動的研究，可舉出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的安祿山研究和居住於蒙古的粟特人之研究（1952年）。但是後者的研究作品有很多與小野川秀美的成果重疊。關於二十世紀後半葉粟特人在東方活動的新研究，可以列舉池田温，〈八世紀中葉在敦煌的粟特人聚落〉（〈8世紀中葉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1965年）和姜伯勤（池田温翻譯），〈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上的粟特人〉（〈敦煌．吐魯番とシルクロード上のソグド人〉1986年）。此前粟特人在東方活動的研究是利用漢字史籍文獻，與此相對，池田温和姜伯勤則是利用敦煌文書和新中國成立後出土的吐魯番文書，闡明中國西部地區（狹義的西域）粟特人活動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使用以前的漢籍（史籍文獻）進行的粟特人研究也被詳細繼承，但是在日本，只有後藤勝的一系列研究，揭示北朝粟特人的足跡。
另一方面，在中國，這個問題引起了更廣泛的關注。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代，人們對位於鄂爾多斯（Ordos）的粟特人聚落六胡州和居住在六胡州的居民六州胡產生濃厚的興趣。這曾經是小野川秀美提出的問題，但此時的中國研究者似乎並不知道小野川秀美的研究成果。關於這個問題，有鈕仲勳，〈六胡州初探〉（1984年）、張廣達，〈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1986年）、周偉洲，〈唐代六胡州與「康待賓之亂」〉（1988年）等研究成果。進入到1990年代後，人們的興趣開始注意到五代沙陀王朝下的粟特人。順道一提，這個問題也是小野川秀美指出來的。關於這一點，可以列舉徐庭雲，〈沙陀與昭武九姓〉（1993年）、王義康，〈後唐、後晉、後漢王朝的昭武九姓胡〉（1997年）、樊文禮，《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團》（2000年）等。
順道一說，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發生了改變粟特人東方活動史研究狀況的重大事件。由於大量石刻史料的出版和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及出版，史料和研究環境發生很大的變化。
所謂石刻史料是在石頭上刻上文字，有墓誌、墓碑等碑文與經幢、石經等題記。在這些石刻史料中，存著大量未出現在史籍文獻的人物紀錄，利用它們可以彌補史籍文獻的不足。其中，出現不少粟特姓的人物。
此外，吐魯番出土文書是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發現的紙質文書，內容涉及政治軍事史、社會經濟史、宗教史等多方面，其中可以直接、間接看到與粟特人相關的紀錄。
原本在中國的文人之中，就有收集石刻史料愛好的人，部分石刻史料出版於清代至民國時期。其中《金石萃編》和《八瓊室金石補正》等都很有名，而集大成者於1977年在臺灣出版（《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不過，這可以說是將石刻史料「印刷」化的準原始史料，並沒有收錄石刻史料的原石照片及拓本。彌補這個缺憾的拓本集是《北京圖書館藏 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在此之前，民國時期的張鈁收集的墓誌拓本，影印出版《千唐誌齋藏誌》；之後，《隋唐五代墓誌匯編》以拓本照片的形式，出版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發現的墓誌。之後，以墓誌為主的石刻史料集不斷出版。另一方面，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最早是以釋文方式出版《吐魯番出土文書》（1981-1991年），然後從1992年到1996年，刊登出版包含黑白照片的圖錄版。
與這些新史料群出版的同一時間，中國發現北朝、隋、唐時代的粟特人墓葬。1999年山西省太原市發現生活在北齊、北周到隋的虞弘墓；2000年以後，在陜西省西安市，又相繼發現北周時代的安伽（2000年）、史君（2003年）、康業（2004年）等墓葬。這些墓葬的出土墓誌，特別是史君墓誌不僅有古典的漢語（漢文），並且還刻寫粟特語。這表明移居中原的粟特人有保存粟特的原始文化者。另外，這些墓葬中還出土石棺床和石槨，圍屏部分和石槨的側面，刻有展示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元素和具體描繪粟特人在東方活動的圖像浮雕，因此也引起美術史方面的關注。此外，受到這些粟特人墓葬的發現，此前已從中國流出至國外的粟特人石棺床和圍屏也引起注意，這些文物在此之前除了極少數的研究人員外，沒有受到太多的重視。2006年在洛陽「發現」唐代景教（Nestorianism）的經幢，揭示唐朝後半期洛陽有聶斯托留派（Nestorius of Constantinople）的景教粟特人教徒。
二十一世紀研究環境的變化和對粟特人興趣的日益增長，以2004年在北京召開的一場國際粟特學研討會的形式表現出來。本次研討會不僅有中國，也有來自法國、英國、美國、加拿大、日本的粟特研究人員參加，其成果是歐美語言版的Les Sogdiens enChine（2005年）和中文版的《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2005年）。參加此次研討會來自法國的魏義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在2002年出版《粟特商人史》（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詳細地追尋粟特商人在歐亞大陸的足跡，帶給學界很大衝擊。但是，由於魏義天本人不懂古典漢語，所以沒有利用石刻史料，也沒有納入利用石刻史料的二十世紀後半葉研究成果。
此後，森安孝夫在日本出版《絲綢之路與唐帝國》（《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2007年），以森安自身的研究成果和學術展望為基礎，結合日本、中國、歐美粟特研究的成果，明晰粟特人在東方活動的情形。緊接著，利用石刻史料的森部豊出版《粟特人的東方活動和東部歐亞世界與歷史發展》（《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歴史的展開》，2010年）；荒川正晴利用吐魯番出土文書，出版《歐亞交通、貿易與唐帝國》（《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2010年）。此外，吉田豊，〈粟特人和粟特歷史〉（〈ソグド人とソグドの歴史〉）一文，收錄在《粟特人的美術和語言》（《ソグド人の美術と言語》，2011年），根據解讀的粟特語並結合日本和歐美的研究成果，描繪索格底亞那本土的歷史。
另一方面，在這些學術著作出版之前的2005年至2008年期間，以時任大阪大學研究所教授的森安孝夫為代表，組織「在絲路東部地區貿易和文化交流的各面向」研究班（科學研究費補助基礎研究（A）（一般）），沿著河北省、山西省、陜西省、寧夏回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甘肅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各地的粟特人足跡，調查他們遺留下來的痕跡（石刻史料和出土文物）。其研究成果是森安孝夫編，《從粟特到回鶻》（《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2011年）。另外，森部豊出版一本小書《安祿山》（2013年），也是根據粟特人東部活動積累的研究成果，解釋「安史之亂」。
同時，中國有關粟特人東部活動的研究也取得很大進展，其成果以統一形式出版。最早代表性的著作有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1992年）、羅豐，《固原南郊隋唐墓地》（1996年）；二十一世紀以後有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2001年）、羅豐，《胡漢之間—絲綢之路與西北歷史考古》（2004年）、姜伯勤，《中國祆教藝術史研究》（2004年）、陳海濤和劉惠琴，《來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華粟特人研究》（2006年）、張慶捷，《民族匯聚與文明互動—北朝社會的考古學觀察》（2010年）、《胡商、胡騰舞與入華中亞人—解讀虞弘墓》（2010年）、畢波，《中古中國的粟特胡人—以長安為中心》（2011年）、孫武軍，《入華粟特人墓葬圖像的喪葬與宗教文化》（2014年）等。上述著作可以說都是利用史籍文獻、石刻史料、出土文獻史料、出土文物的最新研究成果。
如上所述，近幾年在日本、中國、歐美等地，粟特研究變得很盛行，尤其在中國，處於過熱的狀態，部分人開始戲稱這是「粟特熱」。這可能是與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有關，在研究中亞出身的粟特人時，即使不瞭解粟特語，也可以利用漢字復原粟特的歷史。因此，當在漢籍和新出史料群發現粟特人自稱的姓時，很容易就得出他是粟特人的結論並研究。然而，不僅有這種研究，也存在認真地面對史料，仔細追蹤粟特人東方活動的研究。
探明粟特人的東方活動，不只是為了研究粟特人本身。這也是為了使中國歷史相對化，從而描繪出以下的圖景：在帕米爾以東的空間（歐亞東部世界）所展開的歷史，並非只是以漢人為主體所創造的。然而，粟特人對東方活動史本身的問題關注涉及的範圍廣泛，目前的問題是什麼？很難掌握它們目前處於什麼樣的問題和研究狀況。
本書的目的是提供目前活躍在第一線的研究人員，關於二十世紀後半葉到二十一世紀初迅速發展的粟特研究最新訊息。
本書大致分為三個部分觀察粟特人的形象：第一部分是關於粟特人的文化和思想（信仰）。首先，從粟特人說的粟特語寫法（是豎寫抑或是橫寫）的獨特角度，討論這種語言的特點（吉田豊）。其次，介紹遷移到中國等東方世界的粟特人，以漢字為命名的粟特姓氏的形成和歷史（斉藤達也）。再者，移居到中國的粟特人精神世界，他們對佛教的接受形式（中田美絵），以及闡明在中國去世的粟特人墓葬的樣子（影山悦子）。
第二部分是揭示粟特人如何存在於唐朝世界。首先，在唐朝「令」的基礎上，概述唐朝如何治理粟特人，然後在根據新出《天聖令》的分析基礎上，提出「安史之亂」爆發的新觀點（石見清裕）。接著，探索中國各地粟特人具體存在的方式，以吐魯番（荒川正晴）、敦煌（赤木崇敏）、長安和洛陽（福島恵）等地為觀察點，瞭解各地粟特人的情形。另外，近年來作為軍人的粟特人也受到關注，我們將分別描述他們在北朝隋唐初期（山下将司）和唐後半葉、五代到宋初（森部豊）的形象。
第三部分是探索粟特人在草原世界的形象。首先，利用突厥碑文，描繪突厥汗國時代粟特人的形象（鈴木宏節），以及與之對應的形式，揭示在漢文石刻史料中，突厥汗國中的粟特人如何出現（齊藤茂雄）。此外，我們將概述與索格底亞那相鄰的西突厥粟特人的形象（大澤孝），並論述突厥汗國滅亡後，粟特人在回鶻時代有怎樣的變化（松井太）。
以上十四位的研究者，描繪了粟特人的各面向：從空間上看，從索格底亞那到中國東部的華北地區；就時間而言，大約是從四世紀到十一世紀左右。我們希望讀者能夠根據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看看粟特人在歐亞東部世界中各種活動的形象。
粟特人是歷史上的民族，現在已經消失了。他們原居於索格底亞那（Sogdiana）。索格底亞那是從當今的烏茲別克（Uzbekistan）東部延伸至塔吉克（Tajikistan）西部的區域。這裡流淌著注入鹹海（Aral Sea）的錫爾河（Syr Darya）與阿姆河（Amu Darya），澤拉夫尚河（Zeravshan River）從這兩條河流之間流過。澤拉夫尚河流域形成撒馬爾罕（Samarkand）、布哈拉（Bukhara）、塔什干（Tashkent）等綠洲城市。
粟特人說的是中世紀伊朗語（Iranian languages）的方言。他們居住在上述的綠洲城市，進行農耕的同時，也從事貿易。粟特人的貿易範圍遍及歐亞大陸（Eurasia），特別是對於活躍在帕米爾高原（Pamir Plateau）以東的粟特人來說，漢字留下的紀錄比他們自己的語言—粟特語留下的紀錄還要多。因此，利用漢字史料，可以復原帕米爾高原以東的粟特人在東方的活動。
關於粟特人於東方活動的紀錄，可以在中原的歷代中華王朝編纂的正式紀錄（正史）中找到，其他史籍文獻與筆記資料中也隨處可見。粟特人在漢字文化圈中，用漢字寫下自己的姓名（或者是漢人用漢字寫下粟特人的姓名），有時會以此前漢人沒有的姓來稱呼他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康、安、米三個姓。在中國歷史上，從南北朝到唐、五代時期的人物中，將這三個姓看作是粟特人或是他們的後裔，基本上不會錯。除此之外，粟特人還有何、史、石、曹、畢、羅、穆等姓，這些姓亦可稱為粟特姓，只不過何、史、石、曹、畢、羅、穆等姓，同時也是漢人及漢字文化圈的騎馬遊牧民族使用的姓，不能一概而論地判斷擁有這些姓的人都是粟特人。因此，需要另外考察後者這群粟特姓。例如：他們自稱出生於「西域」，或者索格底亞那是故鄉的話，那麼肯定是粟特人。此外，離開索格底亞那向帕米爾高原以東移動的粟特人，有強烈傾向是數代（有時是數百年）在粟特人內部彼此通婚，作為「民族」持續保持團結。利用這個特徵，如果能確認與持粟特姓者結婚的話，那麼假設他們是粟特人（或後裔），就不會有大的錯誤。當然，不能僅憑這一點就斷定是粟特人，而是需要結合各種條件，確認是粟特人的可能性。研究者利用「粟特人擁有漢字姓特徵」作為研究方法，從漢籍中提取粟特人，復原其活動。
最早正式研究帕米爾高原以東粟特人的東方活動的，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日本。尤其是羽田亨，〈漠北之地與康國人〉（〈漠北の地と康国人〉1923年）和桑原騭蔵，〈關於隋唐時代來到中國的西域人〉（〈隋唐時代に支那に来住した西域人に就いて〉1926年）這兩篇論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成果，可以說奠下此後研究「粟特人的東方活動」基礎。其後，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承接桑原騭蔵研究的向達發表〈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1933年）。這篇論文的特點是使用當時日本研究者難以利用的墓誌等石刻史料，闡明移居中國的粟特人的存在。順道一提，利用石刻史料的研究方法，將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取得進展。接著是發展羽田亨觀點的小野川秀美，〈河曲六州胡的沿革〉（〈河曲六州胡の沿革〉1942年）。這篇論文利用正史及《資治通鑑》等，揭示從唐代後半期到五代通過蒙古遷居中原的粟特人的活動樣貌。關於這一點不能忘記的是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1942年）。這本書的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陳寅恪將唐代中葉移居到河北的粟特人，描述成安祿山手下的將領和軍官，並視「安史之亂」為「漢」的傳統文化與「胡」的外來文化之間的衝突。陳寅恪所說「胡」的概念有些含糊，我認為指的是中國北方騎馬遊牧民族和中亞粟特人（陳寅恪以「中亞胡人」表示）的複合型群體。《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日本也受到關注，但這種種族與文化對立論似乎被人們忽視。此外，石田幹之助的《長安之春》（《長安の春》1941年），除了正史之外，還利用小說和詩等，還原唐代長安日常生活景觀的同時，也揭示粟特人的形象，以及他們帶到中原的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對中國歷史研究的巨大興趣轉向中國的「內在發展」。其中，有關粟特人在中原活動的研究，可舉出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的安祿山研究和居住於蒙古的粟特人之研究（1952年）。但是後者的研究作品有很多與小野川秀美的成果重疊。關於二十世紀後半葉粟特人在東方活動的新研究，可以列舉池田温，〈八世紀中葉在敦煌的粟特人聚落〉（〈8世紀中葉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1965年）和姜伯勤（池田温翻譯），〈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上的粟特人〉（〈敦煌．吐魯番とシルクロード上のソグド人〉1986年）。此前粟特人在東方活動的研究是利用漢字史籍文獻，與此相對，池田温和姜伯勤則是利用敦煌文書和新中國成立後出土的吐魯番文書，闡明中國西部地區（狹義的西域）粟特人活動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使用以前的漢籍（史籍文獻）進行的粟特人研究也被詳細繼承，但是在日本，只有後藤勝的一系列研究，揭示北朝粟特人的足跡。
另一方面，在中國，這個問題引起了更廣泛的關注。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代，人們對位於鄂爾多斯（Ordos）的粟特人聚落六胡州和居住在六胡州的居民六州胡產生濃厚的興趣。這曾經是小野川秀美提出的問題，但此時的中國研究者似乎並不知道小野川秀美的研究成果。關於這個問題，有鈕仲勳，〈六胡州初探〉（1984年）、張廣達，〈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1986年）、周偉洲，〈唐代六胡州與「康待賓之亂」〉（1988年）等研究成果。進入到1990年代後，人們的興趣開始注意到五代沙陀王朝下的粟特人。順道一提，這個問題也是小野川秀美指出來的。關於這一點，可以列舉徐庭雲，〈沙陀與昭武九姓〉（1993年）、王義康，〈後唐、後晉、後漢王朝的昭武九姓胡〉（1997年）、樊文禮，《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團》（2000年）等。
順道一說，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發生了改變粟特人東方活動史研究狀況的重大事件。由於大量石刻史料的出版和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及出版，史料和研究環境發生很大的變化。
所謂石刻史料是在石頭上刻上文字，有墓誌、墓碑等碑文與經幢、石經等題記。在這些石刻史料中，存著大量未出現在史籍文獻的人物紀錄，利用它們可以彌補史籍文獻的不足。其中，出現不少粟特姓的人物。
此外，吐魯番出土文書是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發現的紙質文書，內容涉及政治軍事史、社會經濟史、宗教史等多方面，其中可以直接、間接看到與粟特人相關的紀錄。
原本在中國的文人之中，就有收集石刻史料愛好的人，部分石刻史料出版於清代至民國時期。其中《金石萃編》和《八瓊室金石補正》等都很有名，而集大成者於1977年在臺灣出版（《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不過，這可以說是將石刻史料「印刷」化的準原始史料，並沒有收錄石刻史料的原石照片及拓本。彌補這個缺憾的拓本集是《北京圖書館藏 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在此之前，民國時期的張鈁收集的墓誌拓本，影印出版《千唐誌齋藏誌》；之後，《隋唐五代墓誌匯編》以拓本照片的形式，出版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發現的墓誌。之後，以墓誌為主的石刻史料集不斷出版。另一方面，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最早是以釋文方式出版《吐魯番出土文書》（1981-1991年），然後從1992年到1996年，刊登出版包含黑白照片的圖錄版。
與這些新史料群出版的同一時間，中國發現北朝、隋、唐時代的粟特人墓葬。1999年山西省太原市發現生活在北齊、北周到隋的虞弘墓；2000年以後，在陜西省西安市，又相繼發現北周時代的安伽（2000年）、史君（2003年）、康業（2004年）等墓葬。這些墓葬的出土墓誌，特別是史君墓誌不僅有古典的漢語（漢文），並且還刻寫粟特語。這表明移居中原的粟特人有保存粟特的原始文化者。另外，這些墓葬中還出土石棺床和石槨，圍屏部分和石槨的側面，刻有展示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元素和具體描繪粟特人在東方活動的圖像浮雕，因此也引起美術史方面的關注。此外，受到這些粟特人墓葬的發現，此前已從中國流出至國外的粟特人石棺床和圍屏也引起注意，這些文物在此之前除了極少數的研究人員外，沒有受到太多的重視。2006年在洛陽「發現」唐代景教（Nestorianism）的經幢，揭示唐朝後半期洛陽有聶斯托留派（Nestorius of Constantinople）的景教粟特人教徒。
二十一世紀研究環境的變化和對粟特人興趣的日益增長，以2004年在北京召開的一場國際粟特學研討會的形式表現出來。本次研討會不僅有中國，也有來自法國、英國、美國、加拿大、日本的粟特研究人員參加，其成果是歐美語言版的Les Sogdiens enChine（2005年）和中文版的《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2005年）。參加此次研討會來自法國的魏義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在2002年出版《粟特商人史》（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詳細地追尋粟特商人在歐亞大陸的足跡，帶給學界很大衝擊。但是，由於魏義天本人不懂古典漢語，所以沒有利用石刻史料，也沒有納入利用石刻史料的二十世紀後半葉研究成果。
此後，森安孝夫在日本出版《絲綢之路與唐帝國》（《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2007年），以森安自身的研究成果和學術展望為基礎，結合日本、中國、歐美粟特研究的成果，明晰粟特人在東方活動的情形。緊接著，利用石刻史料的森部豊出版《粟特人的東方活動和東部歐亞世界與歷史發展》（《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歴史的展開》，2010年）；荒川正晴利用吐魯番出土文書，出版《歐亞交通、貿易與唐帝國》（《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2010年）。此外，吉田豊，〈粟特人和粟特歷史〉（〈ソグド人とソグドの歴史〉）一文，收錄在《粟特人的美術和語言》（《ソグド人の美術と言語》，2011年），根據解讀的粟特語並結合日本和歐美的研究成果，描繪索格底亞那本土的歷史。
另一方面，在這些學術著作出版之前的2005年至2008年期間，以時任大阪大學研究所教授的森安孝夫為代表，組織「在絲路東部地區貿易和文化交流的各面向」研究班（科學研究費補助基礎研究（A）（一般）），沿著河北省、山西省、陜西省、寧夏回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甘肅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各地的粟特人足跡，調查他們遺留下來的痕跡（石刻史料和出土文物）。其研究成果是森安孝夫編，《從粟特到回鶻》（《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2011年）。另外，森部豊出版一本小書《安祿山》（2013年），也是根據粟特人東部活動積累的研究成果，解釋「安史之亂」。
同時，中國有關粟特人東部活動的研究也取得很大進展，其成果以統一形式出版。最早代表性的著作有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1992年）、羅豐，《固原南郊隋唐墓地》（1996年）；二十一世紀以後有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2001年）、羅豐，《胡漢之間—絲綢之路與西北歷史考古》（2004年）、姜伯勤，《中國祆教藝術史研究》（2004年）、陳海濤和劉惠琴，《來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華粟特人研究》（2006年）、張慶捷，《民族匯聚與文明互動—北朝社會的考古學觀察》（2010年）、《胡商、胡騰舞與入華中亞人—解讀虞弘墓》（2010年）、畢波，《中古中國的粟特胡人—以長安為中心》（2011年）、孫武軍，《入華粟特人墓葬圖像的喪葬與宗教文化》（2014年）等。上述著作可以說都是利用史籍文獻、石刻史料、出土文獻史料、出土文物的最新研究成果。
如上所述，近幾年在日本、中國、歐美等地，粟特研究變得很盛行，尤其在中國，處於過熱的狀態，部分人開始戲稱這是「粟特熱」。這可能是與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有關，在研究中亞出身的粟特人時，即使不瞭解粟特語，也可以利用漢字復原粟特的歷史。因此，當在漢籍和新出史料群發現粟特人自稱的姓時，很容易就得出他是粟特人的結論並研究。然而，不僅有這種研究，也存在認真地面對史料，仔細追蹤粟特人東方活動的研究。
探明粟特人的東方活動，不只是為了研究粟特人本身。這也是為了使中國歷史相對化，從而描繪出以下的圖景：在帕米爾以東的空間（歐亞東部世界）所展開的歷史，並非只是以漢人為主體所創造的。然而，粟特人對東方活動史本身的問題關注涉及的範圍廣泛，目前的問題是什麼？很難掌握它們目前處於什麼樣的問題和研究狀況。
本書的目的是提供目前活躍在第一線的研究人員，關於二十世紀後半葉到二十一世紀初迅速發展的粟特研究最新訊息。
本書大致分為三個部分觀察粟特人的形象：第一部分是關於粟特人的文化和思想（信仰）。首先，從粟特人說的粟特語寫法（是豎寫抑或是橫寫）的獨特角度，討論這種語言的特點（吉田豊）。其次，介紹遷移到中國等東方世界的粟特人，以漢字為命名的粟特姓氏的形成和歷史（斉藤達也）。再者，移居到中國的粟特人精神世界，他們對佛教的接受形式（中田美絵），以及闡明在中國去世的粟特人墓葬的樣子（影山悦子）。
第二部分是揭示粟特人如何存在於唐朝世界。首先，在唐朝「令」的基礎上，概述唐朝如何治理粟特人，然後在根據新出《天聖令》的分析基礎上，提出「安史之亂」爆發的新觀點（石見清裕）。接著，探索中國各地粟特人具體存在的方式，以吐魯番（荒川正晴）、敦煌（赤木崇敏）、長安和洛陽（福島恵）等地為觀察點，瞭解各地粟特人的情形。另外，近年來作為軍人的粟特人也受到關注，我們將分別描述他們在北朝隋唐初期（山下将司）和唐後半葉、五代到宋初（森部豊）的形象。
第三部分是探索粟特人在草原世界的形象。首先，利用突厥碑文，描繪突厥汗國時代粟特人的形象（鈴木宏節），以及與之對應的形式，揭示在漢文石刻史料中，突厥汗國中的粟特人如何出現（齊藤茂雄）。此外，我們將概述與索格底亞那相鄰的西突厥粟特人的形象（大澤孝），並論述突厥汗國滅亡後，粟特人在回鶻時代有怎樣的變化（松井太）。
以上十四位的研究者，描繪了粟特人的各面向：從空間上看，從索格底亞那到中國東部的華北地區；就時間而言，大約是從四世紀到十一世紀左右。我們希望讀者能夠根據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看看粟特人在歐亞東部世界中各種活動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