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的濫訴：
為什麼親師天平漸漸失衡？

「大投訴時代」來臨
「運氣不會一直站在我這裡，好人也是會遇到壞事的。」我這樣想，是因為如今投訴教師太容易了，可謂「大投訴時代」的來臨。
由於少數的不適任教師惡名昭彰，又常被社群媒體推波助瀾，使社會氛圍中對教師的質疑與日俱增。
再加上進入少子化時代，每個孩子都是家長的心頭肉，一旦家長對教師稍不滿意，無論是管教或教學，一封黑函、一通一九九九、一篇公開貼文，就讓許多教師深受打擊，摧毀本該互相信任的關係，一步步造成親師對立。

越認真的教師，被投訴得越嚴重
這些投訴，不僅可匿名，還免責任、零成本。尤其令人心灰意冷的，大部分投訴的內容根本未上升到「不適任教師」的議題，而是該名教師不符合家長的個人期待，僅此而已，舉凡：作業出太少、進度教太快、穿著太前衛、沒提醒孩子吃藥、不選孩子當班長、夜間未即時回電……都有可能被投訴。
甚至，越認真管教、越費心教學的教師，往往被投訴得更嚴重。

王老師擔任七年級的導師，向來嚴謹、負責，期待培養學生的良好品格。
班上有位學生常在課堂上嬉戲，而且每天遲到、遲交作業。王老師幾次提醒他要更加努力，養成好習慣，但效果有限。
某一天，王老師又在下課陪著學生補作業，一邊語重心長地提醒他，一邊拿出一封畢業學生的信，裡面寫道：「老師當初的嚴厲，是我人生的轉捩點。」
王老師想藉此啟發眼前的學生，卻只見他一臉不悅。
沒想到隔天，家長竟然到學校投訴王老師，認為他對孩子施加過大的壓力，全家人都因此徹夜難眠。
家長氣憤地說：「孩子哭了一整晚，說不想再上學了！學校教育應該讓人感到溫暖，不該讓孩子覺得害怕、麻煩。」
於是，校方請王老師務必調整教學的風格，以符合該家長的訴求。

王老師感到十分詫異且沉痛。
以往嚴謹、負責的帶班風格，深受學生和家長的信任，現在卻被認為是過失而遭受指責。
回到辦公室，王老師看著那封畢業生的信，陷入了沉思：「難道自己做錯了嗎？」再者，「究竟自己還能做些什麼？ 」

學校的主力，從「辦學」變成「辦案」
校園裡，為了處理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投訴案件，「校事會議」（註）開不停，學校主力從辦學變成了辦案。
每一件投訴都要至少經過兩到四個月的調查。若結果無法令家長滿意，也可能再次收到投訴，所有的流程又要重跑一輪。
美其名說：建立夠多、公平、公正的案例，家長便會知道標準在哪裡而不再濫訴；然而，事實上，已經有多少行政人力、教師熱忱，折損在看不見盡頭的校事會議裡。
投訴的管道多元、快速、便利，開啟了大投訴時代。即使最後證明了教師的清白，家長卻不必承擔任何濫訴的成本，教師也得不到任何勞心費時的補償，何來的公平、公正？
想當然，親師之間本應保持的合作關係與天平，因此走向不可控的失衡。

二○二三年七月，超過三萬名的韓國中小學教師集結在首爾的光化門廣場。一名任教於明星學區的年輕教師，疑似因不堪家長霸凌的壓力而輕生。他們為此憤怒難平，想討回教師該有的保障與尊嚴。
據報導，近年來，韓國已至少有一百名教師以極端方式結束生命。其中最大的壓力來源，除了對於學生暴力的無可奈何，還有來自家長的惡意檢舉。
臺、韓教育圈的環境或許不能一概而論，但是教師的處境卻十分雷同，尤其面對幾無門檻的濫訴，我們到底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繼續堅守教職、守護信念？

教師加入教師會，且如期繳納「訴訟基金」
臺北市的教師加入教師會的比例高達八至九成，位居全國之冠。而多年任教於此的我，也長期入會，並如期繳納「訴訟基金」。因為，教師們最不想用到卻在關鍵時機最需要的，就是被家長提告時的種種法律後援。
長此以往，教師們擔心動輒得咎，若選擇只完成工作的最低要求，形同「安靜離職」，這會是社會大眾希望的嗎？

我不是杞人憂天。
二○二二年，我的先生林暘斌老師被家長提告，洋洋灑灑三條罪狀，而經歷數月的折騰，事後證明全是誣陷。

林暘斌老師被家長提告的始末
以下是林老師所寫下的事件經過：

二○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我收到臺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的通知，案由是「貪汙治罪條例」、「偽造文書」及「妨害名譽」。
上頭還寫著：「若經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得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
身為一個生活單純的學校老師，收到這樣的通知，真是既震驚又難過。
我到底是如何作奸犯科，要被扣上三頂大帽子？

兩年前，新生分班抽籤。才剛抽完籤，就陸續有人提醒我，我班上有位家長在國小時如何對待當時的導師，以及該生的種種脫序行為。
果不其然，新生訓練的第一天，那個孩子就有狀況。
而我深知「親師合作」的重要性，新生訓練第二天的下午，就找家長來學校晤談了兩小時，也取得了若干共識。

身為一個老師，秉持著教育的初衷。近兩年來，一直將那個孩子帶在身邊。
七年級時，讓他當安全股長，透過同儕的力量，讓他準時進校園，也讓他完成一些小任務，一步步建立他的成就感和對班級的認同感。
孩子很爭氣，越來越融入班上，表現和國小時已判若兩人。

雖然孩子的進步有目共睹，但他的家長總是不滿意，甚至陸續解鎖了我教師生涯的所有「成就」：他多次找學務主任告我的狀，也多次揚言要找校長。
只要成效不合他意，就打一九九九，控訴我許多罪狀，希望學校把導師換掉。
不過，那些指控都是子虛烏有，經調查無不適任行為，自然得不到他想要的結果。
沒想到，最後他直接上警局提告，期待我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一，他說我貪汙班費一千元。
事實上，他常因一點班務上的支出為難其他家長，而我看到熱心幫忙的家長竟要受到如此對待，實在於心不忍，便捐了一千元到班費裡。
家長保管的收支表裡記得一清二楚，結果他反倒說導師貪汙。

第二，他說我偽造文書。
他一心認為我針對他的孩子挾怨報復，竄改分數，將孩子的國文成績評定為不及格。
事實上，所有成績都秉公處理，有憑有據。我是否有針對那個孩子，公道自在人心。

第三，他說我妨害名譽。
該生的家庭背景特殊，父母分居。告我的A家長說我在另一名B家長面前，出言詆毀他。
事實上，有時我會和B家長討論孩子的學習與成長，談及A家長與孩子之間的互動關係。我只是秉持良心，實話實說。

八年級下學期，那孩子因家庭因素轉學了。我們還不時透過網路聯絡，得知他在南部過得很開心，我深感欣慰。
並且，就在這學期的最後一天，我收到地檢署的信函，因「查無犯罪實據，業經簽結」，算是還我一個公道。

即便我秉持教育的良心做事，遇到一個這樣的家長，沒證沒據的無端指控，一年多來，學校因此召開多次會議，還不包含無數次私下討論，真的是辛苦了所有人。
我很幸運，也很感激。班上的家長力挺導師，校長和主任給我實際支持，家長會長和律師以專業的陪伴安撫我焦躁的心。
然而，不得不說，經歷過這些，還是足以令人身心俱疲……

要一個原本就無罪的教師，舉出種種的證據和對話紀錄，來證明自己是清白的，我真的感到莫大的悲哀。
我不否認老師也會犯錯，也會失誤，但是，有就有，沒有就是沒有。
現在的社會氛圍底下，「尊師重道」或許太高標，然而，我仍真心希望：

所有的老師，都能得到公平的對待。

最終證明自己清白，卻已身心受創
家長控告的成本低廉，僅僅走一趟警局，抱怨個人對老師的偏見，我的先生卻要花上超出常人想像的大量時間與心力，找資源、找證據、找律師，就為了證明自己是清白的，問心無愧。
時間或許算得出來，心力勉強可以量化，然而，其中所付出的隱形成本是數不清，也看不見的。
身為親近的枕邊人，我陪著他走過多少白日的自我懷疑、多少夜晚的輾轉難眠，看了多少醫生，卻始終難以痊癒。
直至今日，身體健康仍然無法完全恢復，心理創傷又怎麼能夠輕易抹去？

當教師出走，是受傷教師面對校園濫訴的反撲
教學現場中，不只有他，尚有無數個清白且認真的教師。
清白的教師因濫訴所承受的代價，其實超過想像的龐大；認真的教師因霸凌所承受的創傷，又豈能數得清、看得見？
每一個孩子都是家長的珍寶。當孩子在校遇到困難時，家長難免心疼、心急，若有時又連結自己童年時期對教師的負面經驗，便容易誤把投訴當武器。
如果，親師對立，是上個世代受傷的孩子成為家長之後的反撲；那麼，教師出走，極有可能是受傷教師面對這個世代校園濫訴的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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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世界裡，已經充斥著無數的對立，一旦任由親師天平漸漸失衡或失控，無論贏家是誰，孩子都將成為最大的輸家。
如此一來，教師自然不敢奢求受到尊敬，但難道連公平也無法期待嗎？
我想，越能在意見衝突時平心靜氣，聚焦於解決問題，才越有可能重新建立互信的親師關係，創造親師生三方共贏。
這也是我最衷心盼望的公平。

註：
在二○一○年六月修正的《教師法》裡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簡稱《解聘不續聘辦法》）中明訂，學校若接獲家長檢舉，應於受理後七個工作日內，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簡稱校事會議）審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