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八九五年芝山巖創校
1894年7月，清帝國與日本在朝鮮半島的衝突升高，雙方終於爆發甲午戰爭。清帝國海軍與陸軍都被日本擊敗，最後在1895年4月簽訂《馬關條約》，清帝國最新設立的行省臺灣被割讓給日本。反對割地的官員與仕紳組織臺灣民主國與日本對抗，但臺灣北部的抵抗迅速瓦解，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於6月17日舉行使政儀式，日本在臺灣的統治正式開始。以代理學務部長身分負責新殖民地教育政策的官員是語言學家伊澤修二。最初學務部在洋行聚集的大稻埕辦公，但當地紳商因戰亂而避難他處，難以招生。7月12日學務部遷移至士林，將辦公與教學場所設置於芝山巖開漳聖王廟，成立「芝山巖學堂」。在此，伊澤修二等人招募學生，一邊教他們日語，也一邊向他們學臺灣語，開啟了日本在殖民地臺灣的教育事業。但日本統治初期，抗日勢力仍積極活動。1896年元旦，六名日籍教師前往臺北城內的總督府參加新年慶祝會，途中被抗日勢力斬殺，學務處部分設施也被焚毀。事後總督府追究責任，處死士林保良局長潘光松，並將被殺的六位日本老師神格化，塑造成為殖民地教育犧牲奉獻的象徵。
2 國語學校開校
經過半年多在芝山巖學堂的教育實驗，總督府於1896年設立國語學校，課程分為語學部和師範部。語學部教日本人臺灣語，教臺灣人日語，將他們訓練成輔助殖民統治的雙語人才。師範部則培訓在臺灣的初等教育機構教授日語的教師，最初僅招收日本人，後來臺北、臺中、臺南三所師範學校被併入國語學校，才設立訓練臺籍教師的師範部乙科。國語學校的預定地在臺北城南門前，又稱「大南門大學校」，現址為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當時校址鄰近清帝國臺北府的文廟和武廟。文廟拆除後，國語學校仍將聖賢牌位供奉於校園內的孔子廟。由於校舍建設不及，國語學校先借用艋舺祖師廟上課，待1897年10月20日校舍落成才遷入。在臺灣的現代教育系統尚未體系化之前，國語學校的國語部和師範部乙科是臺灣人能在島內就讀的最高學府之一，畢業生也成為二十世紀前半的臺灣社會菁英。
3 一八九八年設立三所師範學校
日本自1880年就規定各府縣應設立師範學校培養初等教育師資。1898年臺灣地方行政分為三縣三廳，總督府依例在臺北、臺中、臺南三縣設立師範學校，招收臺灣人，培養國語傳習所和公學校教師。臺北師範學校設立於大稻埕，臺中師範學校於彰化，臺南師範學校於府城赤崁樓。學生依規定住校，並享有公費待遇。1901年出版的《臺北師範學校一覽》中，日本教師對臺灣學生舉止和學力多有批評，顯示學校中劇烈的文化衝突。1902年，總督府認為臺灣人教師供過於求，故廢除臺北和臺中師範學校，學生則併入國語學校成立師範部乙科。1904年，臺南師範學校也廢除，國語學校成為日本時代初期臺灣唯一的師範教育機構。劉克明於1900年入學臺北師範學校，經廢校合併後，1903年從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業。後來他留校服務，教授日本學生臺灣語，並編寫《臺語大全》作為課本，是日本時代重要的臺籍教育家。
4 國語學校的校長們
傳統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視1895年創立芝山巖學堂的學務部長伊澤修二為創校校長，但在組織章程上，國語學校首任校長是町田則文（1856-1929）。町田則文是茨城縣土浦人，雅號波山，取自故鄉的筑波山。町田則文最初在藩校學習漢學，後改入英學校學習英文，1878年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渡臺前曾擔任愛媛師範學校、埼玉師範學校校長。他擅長漢詩漢文，在臺期間常與臺灣仕紳唱和，南下臺南巡視途中還曾以漢文撰寫日記。返日後曾任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東京盲啞學校校長。晚年出版《明治國民教育史》，為回憶錄式的教育史著作。墓所在東京雜司之谷靈園，墓誌銘為漢文，由任職愛媛師範時期的學生撰寫。町田則文離臺後，田中敬一（1858-1930）接任國語學校校長。田中敬一畢業於東京師範學校中學師範科，來臺前曾任長崎中學校教諭、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岐阜、宮城、東京府師範學校校長。田中敬一任內確立採用法國語言學家François Gouin的直接教學法，省去臺灣語或漢文的的中介，可節省師資培訓成本，也適用於本來就不識漢字的公學校學生，從此成為殖民地臺灣教授日語的主要方法。
5 萬中選一的入學窄門
在日本時代初期，國語學校與醫學校曾是臺灣人學生完成初等教育後，少數的升學管道。當越來越多臺灣人接受近代教育，升學競爭也日益激烈。雖然1919年與1922年兩次《臺灣教育令》建立起制度化的學校教育體系，並新設多所中等學校，但實際上臺籍學生能就讀的名額極為有限。尤其在1922年推行臺日共學後，原先中等教育學校中有限的招生名額須與日本人學生共享，臺灣人學生的升學機會更加被壓縮。不少家庭選擇讓子女赴日本內地或中國升學，避開本地激烈且不公平的競爭。然而，在1927年臺北師範學校分立為第一與第二師範前，小學師範部主要錄取日本人，公學師範部幾乎專收臺灣人，當時共學政策對錄取率的影響尚不明顯。直到臺北第二師範學校設立後，公學師範部開始錄取日本人學生，使臺灣人學生的錄取比例逐漸下降，能考上臺北第二師範學校的臺灣人，都是萬中選一的菁英。入學考試流程相當嚴謹。各師範學校會招生公告刊登於《臺灣總督府報》，內容詳細列明修業年限、報考資格、科目與日程，並說明入學後的任官義務。經過筆試和面試，學校不僅通知錄取考生本人，也會通報其畢業學校，形成一種集體榮譽感。入學報到須由家長或保證人陪同，若保證人不在臺北，必須另尋代理人。學生收到錄取通知後，亦需及早回報制服與鞋子尺寸，以利學校準備公費生配給物資。若輕忽了這些步驟，會被視為放棄錄取。對師範生紀律的規訓，可說從入學前就已經開始。
6 辮髮制帽的奇觀
國語學校成立之初，對學生的服儀尚未有嚴格規定。有位就讀師範部乙科的臺灣人學生回憶，他在1912年入學之初尚未有制服，大家各自穿著習慣的衣服，亦有學生穿著緞面外衣搭配紅色皮鞋。做出豪華奢侈的打扮。不久國語學校制定以小倉織為布料的學生制服，鞋子也統一為學校配給的款式，大家也漸漸有學生的樣子了。但對臺灣人學生來說，最大的特徵還是從清代延續下來的辮髮。即使中國已經發生辛亥革命，入學之初仍只有少數人決定斷髮，配上洋式的制服制帽，從側面看起來連臺灣人學生自己都覺得不協調，稱之為「奇觀」。後來學校內斷髮的人日漸增加，加上「改良」後的洋式制服，讓臺灣人學生覺得穿著體面，到哪裡都不會不好意思。這段於1926年寫下的述懷，雖然見證了臺灣人在日本時代服裝髮式改變的過程，但也反映臺灣人在我族的傳統與異族的近代之間，努力掙扎協調的過程。我們在紀念性質的照片中，往往很難看出影中人心中的想法，大家彷彿都是行禮如儀地站在鏡頭前留下足以在日後回憶的影像。總督府也樂於運用看不出真實心態的照片來宣傳殖民統治的成功。但搭配當事人的回想和反思，我們也應該要注意被統治者再被拍攝的那一瞬間，所面臨的同化於民族或同化於文明的複雜選擇。
1894年7月，清帝國與日本在朝鮮半島的衝突升高，雙方終於爆發甲午戰爭。清帝國海軍與陸軍都被日本擊敗，最後在1895年4月簽訂《馬關條約》，清帝國最新設立的行省臺灣被割讓給日本。反對割地的官員與仕紳組織臺灣民主國與日本對抗，但臺灣北部的抵抗迅速瓦解，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於6月17日舉行使政儀式，日本在臺灣的統治正式開始。以代理學務部長身分負責新殖民地教育政策的官員是語言學家伊澤修二。最初學務部在洋行聚集的大稻埕辦公，但當地紳商因戰亂而避難他處，難以招生。7月12日學務部遷移至士林，將辦公與教學場所設置於芝山巖開漳聖王廟，成立「芝山巖學堂」。在此，伊澤修二等人招募學生，一邊教他們日語，也一邊向他們學臺灣語，開啟了日本在殖民地臺灣的教育事業。但日本統治初期，抗日勢力仍積極活動。1896年元旦，六名日籍教師前往臺北城內的總督府參加新年慶祝會，途中被抗日勢力斬殺，學務處部分設施也被焚毀。事後總督府追究責任，處死士林保良局長潘光松，並將被殺的六位日本老師神格化，塑造成為殖民地教育犧牲奉獻的象徵。
2 國語學校開校
經過半年多在芝山巖學堂的教育實驗，總督府於1896年設立國語學校，課程分為語學部和師範部。語學部教日本人臺灣語，教臺灣人日語，將他們訓練成輔助殖民統治的雙語人才。師範部則培訓在臺灣的初等教育機構教授日語的教師，最初僅招收日本人，後來臺北、臺中、臺南三所師範學校被併入國語學校，才設立訓練臺籍教師的師範部乙科。國語學校的預定地在臺北城南門前，又稱「大南門大學校」，現址為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當時校址鄰近清帝國臺北府的文廟和武廟。文廟拆除後，國語學校仍將聖賢牌位供奉於校園內的孔子廟。由於校舍建設不及，國語學校先借用艋舺祖師廟上課，待1897年10月20日校舍落成才遷入。在臺灣的現代教育系統尚未體系化之前，國語學校的國語部和師範部乙科是臺灣人能在島內就讀的最高學府之一，畢業生也成為二十世紀前半的臺灣社會菁英。
3 一八九八年設立三所師範學校
日本自1880年就規定各府縣應設立師範學校培養初等教育師資。1898年臺灣地方行政分為三縣三廳，總督府依例在臺北、臺中、臺南三縣設立師範學校，招收臺灣人，培養國語傳習所和公學校教師。臺北師範學校設立於大稻埕，臺中師範學校於彰化，臺南師範學校於府城赤崁樓。學生依規定住校，並享有公費待遇。1901年出版的《臺北師範學校一覽》中，日本教師對臺灣學生舉止和學力多有批評，顯示學校中劇烈的文化衝突。1902年，總督府認為臺灣人教師供過於求，故廢除臺北和臺中師範學校，學生則併入國語學校成立師範部乙科。1904年，臺南師範學校也廢除，國語學校成為日本時代初期臺灣唯一的師範教育機構。劉克明於1900年入學臺北師範學校，經廢校合併後，1903年從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業。後來他留校服務，教授日本學生臺灣語，並編寫《臺語大全》作為課本，是日本時代重要的臺籍教育家。
4 國語學校的校長們
傳統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視1895年創立芝山巖學堂的學務部長伊澤修二為創校校長，但在組織章程上，國語學校首任校長是町田則文（1856-1929）。町田則文是茨城縣土浦人，雅號波山，取自故鄉的筑波山。町田則文最初在藩校學習漢學，後改入英學校學習英文，1878年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渡臺前曾擔任愛媛師範學校、埼玉師範學校校長。他擅長漢詩漢文，在臺期間常與臺灣仕紳唱和，南下臺南巡視途中還曾以漢文撰寫日記。返日後曾任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東京盲啞學校校長。晚年出版《明治國民教育史》，為回憶錄式的教育史著作。墓所在東京雜司之谷靈園，墓誌銘為漢文，由任職愛媛師範時期的學生撰寫。町田則文離臺後，田中敬一（1858-1930）接任國語學校校長。田中敬一畢業於東京師範學校中學師範科，來臺前曾任長崎中學校教諭、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岐阜、宮城、東京府師範學校校長。田中敬一任內確立採用法國語言學家François Gouin的直接教學法，省去臺灣語或漢文的的中介，可節省師資培訓成本，也適用於本來就不識漢字的公學校學生，從此成為殖民地臺灣教授日語的主要方法。
5 萬中選一的入學窄門
在日本時代初期，國語學校與醫學校曾是臺灣人學生完成初等教育後，少數的升學管道。當越來越多臺灣人接受近代教育，升學競爭也日益激烈。雖然1919年與1922年兩次《臺灣教育令》建立起制度化的學校教育體系，並新設多所中等學校，但實際上臺籍學生能就讀的名額極為有限。尤其在1922年推行臺日共學後，原先中等教育學校中有限的招生名額須與日本人學生共享，臺灣人學生的升學機會更加被壓縮。不少家庭選擇讓子女赴日本內地或中國升學，避開本地激烈且不公平的競爭。然而，在1927年臺北師範學校分立為第一與第二師範前，小學師範部主要錄取日本人，公學師範部幾乎專收臺灣人，當時共學政策對錄取率的影響尚不明顯。直到臺北第二師範學校設立後，公學師範部開始錄取日本人學生，使臺灣人學生的錄取比例逐漸下降，能考上臺北第二師範學校的臺灣人，都是萬中選一的菁英。入學考試流程相當嚴謹。各師範學校會招生公告刊登於《臺灣總督府報》，內容詳細列明修業年限、報考資格、科目與日程，並說明入學後的任官義務。經過筆試和面試，學校不僅通知錄取考生本人，也會通報其畢業學校，形成一種集體榮譽感。入學報到須由家長或保證人陪同，若保證人不在臺北，必須另尋代理人。學生收到錄取通知後，亦需及早回報制服與鞋子尺寸，以利學校準備公費生配給物資。若輕忽了這些步驟，會被視為放棄錄取。對師範生紀律的規訓，可說從入學前就已經開始。
6 辮髮制帽的奇觀
國語學校成立之初，對學生的服儀尚未有嚴格規定。有位就讀師範部乙科的臺灣人學生回憶，他在1912年入學之初尚未有制服，大家各自穿著習慣的衣服，亦有學生穿著緞面外衣搭配紅色皮鞋。做出豪華奢侈的打扮。不久國語學校制定以小倉織為布料的學生制服，鞋子也統一為學校配給的款式，大家也漸漸有學生的樣子了。但對臺灣人學生來說，最大的特徵還是從清代延續下來的辮髮。即使中國已經發生辛亥革命，入學之初仍只有少數人決定斷髮，配上洋式的制服制帽，從側面看起來連臺灣人學生自己都覺得不協調，稱之為「奇觀」。後來學校內斷髮的人日漸增加，加上「改良」後的洋式制服，讓臺灣人學生覺得穿著體面，到哪裡都不會不好意思。這段於1926年寫下的述懷，雖然見證了臺灣人在日本時代服裝髮式改變的過程，但也反映臺灣人在我族的傳統與異族的近代之間，努力掙扎協調的過程。我們在紀念性質的照片中，往往很難看出影中人心中的想法，大家彷彿都是行禮如儀地站在鏡頭前留下足以在日後回憶的影像。總督府也樂於運用看不出真實心態的照片來宣傳殖民統治的成功。但搭配當事人的回想和反思，我們也應該要注意被統治者再被拍攝的那一瞬間，所面臨的同化於民族或同化於文明的複雜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