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校園生活的劃界與汙名
「誰的媽媽是外國人？」老師對著全班同學大聲問，並要舉手的同學到教務處集合，下課後參加課後輔導。「天啊又來了～」，媽媽來自越南的小曉皺起了眉頭，每個學年老師都要問一次這個讓她非常「彆扭」、「尷尬」的問題。她在心裡碎唸：「媽媽已經拿到身分證了、臺語現在講得那麼溜，難道媽媽永遠都是『外國人』嗎？」即便小曉的長相看不出明顯的族群差異，她還是默默地舉了手，頭微低著，擔心下課後同學可能的訕笑。她也用眼角餘光瞄見其他舉手的同學，有點驚訝、也鬆了一口氣：「啊，原來他們的媽媽跟我的一樣啊」。坐在角落的小光心情同樣忐忑，他的媽媽來自中國，他不想舉手，又怕被老師發現。他總是叫媽媽不要來學校，就怕她講中文的口音被同學發現。老師之前也做過其他公開調查，像是「誰家是低收入戶？誰可以吃免費的營養午餐？」小光心裡忿忿不平：「我家裡也沒有比較窮，我成績也沒有比較差，為什麼我要跟同學不一樣？」
我根據訪談資料重建了上述場景，本書中的許多受訪者回憶起十多年前的「被出櫃」的情境，仍然感到傷痛。臺灣中小學校園強調集體主義與制式化的管理，新移民子女的「不同」與「特殊」經常被視為奇怪，未必是優勢。先前研究發現，臺灣社會對於仲介婚姻、移工的社會汙名，可能有損移民二代的自尊心，從而影響其學業表現或人際關係。學校環境的不友善，對中學階段的新住民子女影響更巨；由於青少年處於自我認同的重要發展時期，當他們面對母親原生國文化與臺灣主流文化的衝撞時，要比其他同儕承載更多心理調適與文化統合的壓力，這也經常在二代的內心烙下隱性傷痕。
本章將透過新二代在中小學時期的成長回憶來探討：在新南向政策推動之前，新二代的身分差異如何被指認以及汙名化。國外的移民後代多從外表、名字或語言而被辨識，但臺灣長大的新二代多數不容易被辨識出來，這顯示出跨國婚姻中父方與母方文化的權力不平等。新二代多數沒有明顯可見的外表差異，因為臺灣丈夫在尋找外籍伴侶時就偏好中國漢人、或外表較接近臺灣人的越南女性，好生出看起來像臺灣人的孩子。其次，二代的口音跟一般臺灣孩子差不多，因為孩子在家裡不被鼓勵學習母親的語言，孩子也都採用臺灣父親的姓。換言之，母親的文化差異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被刻意抹去。當族群差異不易辨識，他們的「隱性身分」如何被指認出來？在怎樣的社會情境與文化框架下，這樣的差異被轉換為汙名、甚至排除？
本章借用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有關汙名化的理論分析，他強調「汙名化」作為一個過程，而非特質。意思是說，某一身分或屬性，因為與主流多數或社會規範下的「正常」或「主流」有所不同，而被標示為「不可欲的差異」、並賦予負面貶抑，因而成為被汙名的對象。換句話說，不是該特質本身有問題，而是脈絡或框架造成了汙名化的效果。高夫曼也區分出「明貶者」（the discredited）與「可貶者」（the discreditable），前者的差異明顯可見，後者的差異比較隱性，當事人因而有管理、掩飾的空間。臺灣的新二代絕大多數是「可貶者」，他們的身分通常只有在特定的社會情境容易被指認出來。
移民母親的出現是最常見的現身場景。當母親出現在學校或其他同儕互動場合、被聽見口音或母語時，新移民子女的身分最容易被辨識出來。同屬漢人的中國新移民，外表上的差異並不明顯，多半是開口說話時，因為口音或家鄉方言才被標示出中國背景。有些新二代因此避免在公共場所與母親用母語或方言溝通，擔心引發周遭人群的注目或歧視。此外，母親族群身分的延伸，如午餐便當的異國料理，也讓孩子在學校容易被指認身分。
其次，學校的制度介入是區分新移民子女的重要媒介。許多受訪者在中小學時期經歷前述的「被出櫃」經驗，尤其是在二???年代初期就學者，老師要求新移民子女用舉手方式公開現身，下課後被要求參加課後輔導也是常見的標籤化經驗。學校調查旨在服務國家的統計與治理，在政府尚未開始進行系統性地統計新移民子女人數之前，許多學校採取粗糙的「人工調查」，要求新移民子女公開舉手，或是透過全校廣播唸出新移民子女的名字並要求他們到哪裡集合。這些非惡意的「強迫現身」，反映老師的便宜行事與缺乏敏感度。
高夫曼從符號互動論的角度強調，汙名化需要經過一個學習的歷程，受汙名者，特定互動情境「召喚」其身分認同，讓他們看見社會劃界的邏輯、發現自己的差異受到社會的貶抑。許多新二代在成長過程中，透過直接或間接的人群互動經驗，體察到身分相關的汙名。本章後面的分析會呈現，就算是能夠成功隱藏身分者，無意中聽見非二代同儕對於東南亞的歧視話語，或是對已現身的二代同學的嘲笑，讓他們瞥見所謂「後臺的種族歧視」（backstage racism）。
然而，高夫曼的精細觀察也被批評過於集中於微觀的人際互動，輕忽了再生產權力不平等的歷史因素、地理環境與制度結構。因此，近期的學者呼籲研究「汙名的文化與政治經濟學」，包括汙名背後的交織的文化框架、權力矩陣，以及受汙名化的個人與群體如何發展「去汙名化」的策略。我很同意上述的批評，本章雖集中分析受訪者的校園生活與同儕互動，但這些敘事與經驗投射出更廣的社會關係與權力結構，例如臺灣的種族與族群的不平等，多元文化政策與國際化論述、以及兩岸地緣政治的緊張與衝突。
我們的研究發現，新二代面臨的汙名經常未必基於個人特質或家庭屬性，而是其身分連結的「外來者汙名」，這樣的汙名連結，讓土生土長的新二代面臨從自己人（insider）變成外來者（outsider）的風險，可能滑落到臺灣人共同體的界線之外。我們的訪談資料顯示，臺灣東南亞二代經常被同儕連結到東南亞外勞，這群臺灣境內的底層移工，體現的是族群與階級交織的汙名。中國對於臺灣的威脅，則是持續籠罩的迷霧陰影，衍生對中國新移民及其子女的汙名化；雖然這樣的地緣政治汙名多在政治化的情境中浮現，卻也擴散到日常生活的不同領域。
誰是「混血兒」？
我（國小）會說我自己是混血兒，我每次講這個，反應都不是你預想要的回應，大家對混血兒都有一種幻想，可能你英文要很好，或長得很西方，或長得不像臺灣人，可是我又不是，我不是長得很外國的臉，然後大家都會說：那你混哪裡的？.....
（未完）
「誰的媽媽是外國人？」老師對著全班同學大聲問，並要舉手的同學到教務處集合，下課後參加課後輔導。「天啊又來了～」，媽媽來自越南的小曉皺起了眉頭，每個學年老師都要問一次這個讓她非常「彆扭」、「尷尬」的問題。她在心裡碎唸：「媽媽已經拿到身分證了、臺語現在講得那麼溜，難道媽媽永遠都是『外國人』嗎？」即便小曉的長相看不出明顯的族群差異，她還是默默地舉了手，頭微低著，擔心下課後同學可能的訕笑。她也用眼角餘光瞄見其他舉手的同學，有點驚訝、也鬆了一口氣：「啊，原來他們的媽媽跟我的一樣啊」。坐在角落的小光心情同樣忐忑，他的媽媽來自中國，他不想舉手，又怕被老師發現。他總是叫媽媽不要來學校，就怕她講中文的口音被同學發現。老師之前也做過其他公開調查，像是「誰家是低收入戶？誰可以吃免費的營養午餐？」小光心裡忿忿不平：「我家裡也沒有比較窮，我成績也沒有比較差，為什麼我要跟同學不一樣？」
我根據訪談資料重建了上述場景，本書中的許多受訪者回憶起十多年前的「被出櫃」的情境，仍然感到傷痛。臺灣中小學校園強調集體主義與制式化的管理，新移民子女的「不同」與「特殊」經常被視為奇怪，未必是優勢。先前研究發現，臺灣社會對於仲介婚姻、移工的社會汙名，可能有損移民二代的自尊心，從而影響其學業表現或人際關係。學校環境的不友善，對中學階段的新住民子女影響更巨；由於青少年處於自我認同的重要發展時期，當他們面對母親原生國文化與臺灣主流文化的衝撞時，要比其他同儕承載更多心理調適與文化統合的壓力，這也經常在二代的內心烙下隱性傷痕。
本章將透過新二代在中小學時期的成長回憶來探討：在新南向政策推動之前，新二代的身分差異如何被指認以及汙名化。國外的移民後代多從外表、名字或語言而被辨識，但臺灣長大的新二代多數不容易被辨識出來，這顯示出跨國婚姻中父方與母方文化的權力不平等。新二代多數沒有明顯可見的外表差異，因為臺灣丈夫在尋找外籍伴侶時就偏好中國漢人、或外表較接近臺灣人的越南女性，好生出看起來像臺灣人的孩子。其次，二代的口音跟一般臺灣孩子差不多，因為孩子在家裡不被鼓勵學習母親的語言，孩子也都採用臺灣父親的姓。換言之，母親的文化差異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被刻意抹去。當族群差異不易辨識，他們的「隱性身分」如何被指認出來？在怎樣的社會情境與文化框架下，這樣的差異被轉換為汙名、甚至排除？
本章借用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有關汙名化的理論分析，他強調「汙名化」作為一個過程，而非特質。意思是說，某一身分或屬性，因為與主流多數或社會規範下的「正常」或「主流」有所不同，而被標示為「不可欲的差異」、並賦予負面貶抑，因而成為被汙名的對象。換句話說，不是該特質本身有問題，而是脈絡或框架造成了汙名化的效果。高夫曼也區分出「明貶者」（the discredited）與「可貶者」（the discreditable），前者的差異明顯可見，後者的差異比較隱性，當事人因而有管理、掩飾的空間。臺灣的新二代絕大多數是「可貶者」，他們的身分通常只有在特定的社會情境容易被指認出來。
移民母親的出現是最常見的現身場景。當母親出現在學校或其他同儕互動場合、被聽見口音或母語時，新移民子女的身分最容易被辨識出來。同屬漢人的中國新移民，外表上的差異並不明顯，多半是開口說話時，因為口音或家鄉方言才被標示出中國背景。有些新二代因此避免在公共場所與母親用母語或方言溝通，擔心引發周遭人群的注目或歧視。此外，母親族群身分的延伸，如午餐便當的異國料理，也讓孩子在學校容易被指認身分。
其次，學校的制度介入是區分新移民子女的重要媒介。許多受訪者在中小學時期經歷前述的「被出櫃」經驗，尤其是在二???年代初期就學者，老師要求新移民子女用舉手方式公開現身，下課後被要求參加課後輔導也是常見的標籤化經驗。學校調查旨在服務國家的統計與治理，在政府尚未開始進行系統性地統計新移民子女人數之前，許多學校採取粗糙的「人工調查」，要求新移民子女公開舉手，或是透過全校廣播唸出新移民子女的名字並要求他們到哪裡集合。這些非惡意的「強迫現身」，反映老師的便宜行事與缺乏敏感度。
高夫曼從符號互動論的角度強調，汙名化需要經過一個學習的歷程，受汙名者，特定互動情境「召喚」其身分認同，讓他們看見社會劃界的邏輯、發現自己的差異受到社會的貶抑。許多新二代在成長過程中，透過直接或間接的人群互動經驗，體察到身分相關的汙名。本章後面的分析會呈現，就算是能夠成功隱藏身分者，無意中聽見非二代同儕對於東南亞的歧視話語，或是對已現身的二代同學的嘲笑，讓他們瞥見所謂「後臺的種族歧視」（backstage racism）。
然而，高夫曼的精細觀察也被批評過於集中於微觀的人際互動，輕忽了再生產權力不平等的歷史因素、地理環境與制度結構。因此，近期的學者呼籲研究「汙名的文化與政治經濟學」，包括汙名背後的交織的文化框架、權力矩陣，以及受汙名化的個人與群體如何發展「去汙名化」的策略。我很同意上述的批評，本章雖集中分析受訪者的校園生活與同儕互動，但這些敘事與經驗投射出更廣的社會關係與權力結構，例如臺灣的種族與族群的不平等，多元文化政策與國際化論述、以及兩岸地緣政治的緊張與衝突。
我們的研究發現，新二代面臨的汙名經常未必基於個人特質或家庭屬性，而是其身分連結的「外來者汙名」，這樣的汙名連結，讓土生土長的新二代面臨從自己人（insider）變成外來者（outsider）的風險，可能滑落到臺灣人共同體的界線之外。我們的訪談資料顯示，臺灣東南亞二代經常被同儕連結到東南亞外勞，這群臺灣境內的底層移工，體現的是族群與階級交織的汙名。中國對於臺灣的威脅，則是持續籠罩的迷霧陰影，衍生對中國新移民及其子女的汙名化；雖然這樣的地緣政治汙名多在政治化的情境中浮現，卻也擴散到日常生活的不同領域。
誰是「混血兒」？
我（國小）會說我自己是混血兒，我每次講這個，反應都不是你預想要的回應，大家對混血兒都有一種幻想，可能你英文要很好，或長得很西方，或長得不像臺灣人，可是我又不是，我不是長得很外國的臉，然後大家都會說：那你混哪裡的？.....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