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見金蓮
開始在蘇黎士榮格中心接受分析師訓練時，我絲毫不曾想到，住在中歐並沉浸在卡爾．榮格這位神奇的瑞士籍精神分析大師的教誨中時，我竟會走上一趟探險旅程、回到我的中國文化本源。我以為我早已離它遠去了。
我滿十八歲不久就離開家鄉香港、移居北美洲，隨後我竭力和大學同學打成一片並追求成功，終於成為一個自認相當西化的人。我讀科學，拿到碩士學位，最後如我所願在醫學領域取得成就。少年時期我對中國歷史、文化和文學所懷抱的興趣就許久不復記憶了。
然而，幾年以後，在我搬到蘇黎士後不久，我開始經歷一些夢境且遇見一些事情，讓我開始深受中國象徵符號、意象、神話和傳統的吸引。這些相遇常常並時發生。在榮格思想中，共時性有時被定義為「有意義的巧合」或「有意義的偶然」。但更精確的解釋可能是這樣的：共時事件發生在身外世界，但與我們心靈某個心理面向同時出現，因而具有深重意義。這類事件最奇妙處之一在於：它們經常反映我們在當時完全沒有意識到的某種深層心理真相。我的經歷正是如此，因為有好些偶遇或多或少跟中國的纏足風俗有關，而我當時完全不知自己最後會以漫長時間去探索這文化現象，也不知自己有一天竟會視它為一個獨特的有力象徵，一個足以幫助我們療傷、收復權能、找回女性自我和價值的強大符號。
在我搬到蘇黎士後沒多久，我第一次與纏足共時交遇。有一天，正從每日的林間散步返家時，我抬頭看到一個看似年近八十的華人老婦帶著一個小男孩走在巷道另一側。他鄉遇同胞讓我喜出望外，因此我立即上前打招呼並介紹自己。老婦人似乎對我的熱切不拘感到吃驚，但馬上就跟我熟稔起來。她說自己來蘇黎士探望女兒和女婿，小男孩是她的外孫。在她娓娓述說時，我得知她是上海人、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革命後去了台灣。顯然，她為女兒女婿感到自豪──他們在著名的美國大學任教，目前在蘇黎士當訪問科學家。她開始滔滔不絕談論他們在各自領域的學術成就，對於我在瑞士做什麼一點也不好奇。
在她繼續說下去時，我開始不自在，甚至感覺受到威脅。幸好小男孩沒了耐性而吵著要離開，她的獨白才告結束。我們一開始道別，我就莫名奇妙地鬆了一口氣。在目視她離去時，我發現她一手拄著手杖，一手倚著外孫。我往下望見她的腳時，不禁對她極小並穿著特製皮鞋的腳感到訝異。我後來回想這次偶遇時才明白這婦人纏過腳，因而吃驚不已。
然而，由於我當時埋首在分析訓練裡，我對這老婦人的纏足並沒加以尋思，反倒更想了解她在我心中引起的情緒反應。在誇耀她的家人成就時，這婦人讓我自覺次等、不夠好、無用。經過仔細省察後，我終於明白：她對我造成衝擊的一個原因與我在香港的成長經驗有關。身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理工學科不僅被人認為比藝術和人文學科實用，也被認為在各方面都是最優越的學科。我在那裡求學期間，女學生也受到壓力，必須在一向是男性天下的領域中證明自己的能力。來到蘇黎士不久前，我才離開自己已建立並可快速升遷的醫學生涯，如今則不僅沉浸於人文研究中，而且研究的還是其中比較玄奧的一門──對我的家人和許多中國朋友來講，我這決定著實難令人理解而且將會毀掉我的前途和未來經濟保障。
多年後，我才理解這事件的共時性──具有強烈心理象徵意義的纏足和我不知自我價值為何之間是有關聯的。我發現自己的雙腳在心理上受到綑綁，就像後來許多受我輔導女人的雙腳一樣。然而，我當時至少知道自己必須面對這些負面情緒。
我也確實無法忽視它們，因為我徹底自我拔根的狀況更強化了這些情緒。從遷到蘇黎士接受榮格分析訓練的第一天起，我就全心投入榮格所說的個體化過程。這過程有時被描述為個人追求完整的旅程，就像蘊藏花朵元氣的種子終於綻放成花。人在這過程中必須拋棄曾經戴上的假面（persona，又稱人格面具，亦即展現在世人眼前最理想化的自我面相），然後才能認識真正自我。
事後回想起來，我當時所採取的方式未免太極端，並不值得向人推薦。遷到蘇黎士後，我在處處有蒼鬱林木的市區中找到房子，是棟有三百年歷史、但實際上只是個小木屋的農舍。雖然有電和有限的熱水供應，但暖氣的唯一來源是我必須劈木生火的幾個爐子。小木屋無法直接通往大路或步道，因此我必須背著裝滿書、食物和其他日用品的背包上山下山。不在學院裡上課、研讀、或花數小時時間接受必修的分析時，我就記錄自己的夢境、打太極拳、在森林裡散步，大致上過著相當孤立的生活。
我現在了解，當時為了求取自我實現且渴望靈性開示，我是在自我鞭策下懷著拓荒者式的熱望展開尋覓之旅的。我一刻不停，從不知自己的方法有多難施行（尤其在一開始時）。我不僅孤立，甚至生活一切都變了樣。由於突然置身在一個語言不通、文化陌生的國度裡，我基本的日常生活全被打亂了：尋路、讓人聽懂我說的話、買食物、然後在過去倚賴之方便用具闕如的情況下想辦法把飯菜煮熟。適應不良的我覺得孤單而且脆弱不堪。
在這樣的生活之外（也可能多少由於這種生活），強烈的夢境像大水般襲捲了我，有些跟我的過去有關而一再重複，其他則帶有深奧的神話主題而讓我費力求解。在我適應新環境都已困難的情況下，這更加重了我的心靈負荷。正因以前從未預想過這一切困難，我掉入驚慌中，完全不知所措。毫不意外地，我得了憂鬱症。
儘管面臨諸多難題，我知道這是條正確的路。我在榮格學院受訓的五年裡都以這與世隔絕的小木屋為家，讓我擁有時間、可像佛門弟子所說「思考自我本然面目」，也就是發現真正的自我、出生之時的真我。之前我戴著面具生活，而這假我在人為運作下已與我的職業成為不可分的合體。我必須放棄職業和伴隨著職業而來的生活方式，以森林和大自然為家，去找回和治癒本我。
「思考自我本然面目」在佛家經典中原是句祈語：「示我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在小路遇見中國纏足老婦人的那天，我正處於兩種心境中，一方面渴望能認識無善無惡、未生之時的我相，另一方面則因無法適應新環境而惶然不知所措。難怪她對我有那麼大的衝擊。就在不久後，她那雙縈繞在我腦海中的小腳開始牽動我許多童年記憶。其中一個鮮明的記憶中，大約八歲的我在穿過嘈雜的香港露天菜市場時遇見了一大群人。他們的視線全集中在一個坐在鋪地骯髒紅被褥上、抱著嬰兒討錢的美麗少婦身上。她古典的美麗五官跟她無助及羞慚的神情形成強烈對比，因而深深撼動了我。在她茫然注視四周時，眼神充滿了恐懼。天真的我心想她為何不去找份工作，但接著我向下看見她極小、約三至四寸長的腳和腳上極髒的紅色絲質繡花鞋──這雙鞋在過去必然精緻又美麗。
我這才了解她坐在地上的原因：她是個裹小腳女人。無法行動自如、前途慘澹的她令我生出沉重的同情心。即使我還年幼，我已驚恐地了解到：如果不行乞，她也許只有自殺一途。
憶及過往，我終於了解，中國大躍進運動失敗後遍地發生的饑荒曾導致大量人口外移，而她那時必是初抵香港的大陸難民之一。我也終於了解，她的纏足是眾人向她投以那般好奇視線的原因。
多年後，當我在蘇黎士默想她的命運時，更多與纏足有關的記憶在我心中復活起來。我慚愧地回憶起自己和手足們曾取笑過家中廚娘那雙近乎畸形、受過半套纏綁的腳。同時，我舊家附近那些纏過腳、無論窮富的老女人也都不請自來闖入我心裡。我也想起了一九八二年的一趟中國杭州之旅，在那裡我看到更多纏足老婦，人數之多是香港人所不曾想見的。
這些一一回流到我心中的記憶隨後愈來愈具有個人意義。我漸漸想起父母親在回憶中曾經講給我聽的故事，比如家母有時會抱怨外祖母腳臭。多數中國人都曉得厚纏布、常發性的瘡口、不易清洗的扭擠腳趾和皮肉腐爛種種原因會使小腳臭氣薰天。但我雖知外祖母纏過腳，卻從未把她的腳臭和纏腳聯想在一起。略感震驚之下，我終於真正明瞭了外祖母纏過腳的實情！她一定為此受過極大痛苦，我卻不曾對此留意過。我終於了解，事實上我一向把纏腳的全般主題、甚而它在我個人生命中扮演過的角色都視為理所當然。
有了這番了解後，我開始想到我的曾祖母也纏過腳。家父在幼年突然喪父後，他和他的母親及四個手足不得不搬去與這位祖母同住。在我漸漸想起的故事裡，家父和他的手足們常利用她行動不便去捉弄她。其中一次惡作劇的後果深遠影響了家父的一生。有一天，家父偷偷走到她身後並扯動她及膝長褲的束繩。由於這種中國式長褲一向鬆垮，它隨即掉落到地面。當時中國婦女是不穿內褲的，因此她可說突然間半身赤裸在幾個男性孫輩面前。在既丟臉又徹底受辱的情況下，她奮力去追拿他們，卻受制於纏過的腳而不可得。當天稍晚，她不僅對這幾個男孩發怒，還怒斥他們的母親沒好好教養他們，嚴詞厲色到他們的母親再也難以承受。第二天，男孩們的母親──也就是我的祖母──打包好微薄的細軟後就帶著五個孩子離開安全的婆家、徒步往香港出發。他們走了十一天，孩子們都打著赤腳。
多年後我才理解這故事可以解釋我的自卑感和纏足意象間那深層的共時關聯性。其中一個解釋是，這事件──無可避免與我曾祖母的纏足有關──改變了家父的一生。住在村中的祖厝裡，父親和他家人雖然貧窮，卻可享有溫飽。香港就不一樣了；這早就擁擠不堪的城市如今湧進許多新移民，而我祖母完全沒有可以養活五個小孩的謀生技能。他們被迫生活在卑微難堪的貧困中，就在這慘澹情況下，父親所愛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相繼死去。這一切在家父身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創傷，而這創傷又促使他為自己的兒女們設定難以臻至的極高標準──我就曾為達到這些標準而徒然努力了許多年。很自然地，這種生活景況也在我祖母身上烙下印記，而這印記又深深影響了我，因為我尚在襁褓時就被送去與她同住以解她的孤獨。她成為了我的養母。當然，在蘇黎士的最初時日裡，我還無法把這些事連結起來。但與纏足相關的強烈意象確實已開始發揮作用，進入我的無意識，激勵我向前，在心靈深層某處規勸我要盡最大能力踏上旅程，以走入那建構於神話、象徵、傳說和傳統之上並為我先人所擁有的中國文化迷宮。
中國文化中的纏足傳統長達一千多年。在這段歷史期間，歷代母親們有責任、有時則迫不得已要幫女兒纏足。女孩常在六、七歲時開始接受這令人痛不欲生並持續數年的折磨，讓她的行動力大受限制。前一年還在草地上跟朋友們奔馳跳躍的小女孩隔年就已困坐在閨閣區裡，再也無法奔跑，只能依賴輔具走路或充其量跛腳而行。執行這習俗的母親只希望女兒能被社會接受並具備足夠的女性吸引力以嫁入好人家、並可因此討得父親和未來丈夫的歡心。如果終身未嫁，女人則會成為他人恥笑的對象和家人沉重的負資產。
在多年探索我所屬的整體中國文化和其中特殊的纏足風俗期間，我的視野愈變愈廣。最初探討纏足史時，我只想發掘纏足在我個人生命中的意義。當我成為分析師並在這領域工作幾年後，我發現它是個有用的象徵，可以在心理成長和療癒上幫助我所輔導的華人女性。然而，我最終發現它對許多西方女性而言也具有深刻的意涵和價值。
最初從我自己的經驗、繼而從我輔導的女性身上，我發現許多女人在心理層面上都飽受纏足之苦。在閱讀本書所有個案故事時，讀者會發現這種「纏綁」形形色色。不惜代價獲得外在成功、跟隨別人的夢想而棄自己的願望於不顧、用盡方法把自己的身體塑造成社會和男性所喜愛的形狀──這些就是其中少數幾個例子。
然而，在深究本書所述的中國女性神祇、女性聖神及童話與現實生活中的女英雄故事時，讀者也會發現，裹綁得再怎麼緊的纏腳布都可逐漸解除無礙。這獨特的中國風俗雖是女性受苦和陰性本質受壓抑的象徵，但中國神話、傳說和宗教故事卻都蘊含有力的意象，足以幫助讀者在探索之旅中修復固有的原型陰性能量。
在用榮格學派的觀念（並從個人成長的觀點）詳述原型陰性能量的意義之前，我們需要先審視一下纏足風俗。我從一開始就不解為何一個高度進化、孕育出《易經》和《道德經》這類靈性典籍和《論語》這種深刻倫理哲學的文化，竟會滋生出如此殘忍恐怖的風俗。
切勿質疑纏足風俗之殘忍。有些西方朋友說他們以為纏足只不過稍稍束縛女人的腳、令之看來較為嬌小可愛而已。實情是，纏足過程造成女人雙腳一輩子殘廢畸形。其目的不僅在縮小由腳跟開始的腳尺寸以增其可愛度，也意在塑造一種不足三、四寸長的窄彎月形，以達最理想美好的形式。
為達這目標，女孩在六、七歲時就開始纏足。拇趾以外的腳趾逐一被曲彎至全然向下扭轉、壓平、埋入腳底肉中，而五根蹠骨也在同時被用力擠成一堆。此外，這些骨骼還需下彎後拉，盡可能把腳趾往腳跟方向拉去，好讓最終的彎月形足從腳踝直直垂下，而不復為正常的橫形腳。這短小狹窄的月形足就被稱為金蓮。
安迪雅．朵金在她義憤填膺的 《憎恨女人》（書中有一章的標題為「族群滅絕：中國纏足風俗」，其中建議讀者試行下列纏足操作法以想見被纏足者的處境：
一、找一塊三公尺長、五公分寬的布。
二、找一雙童鞋。
三、把拇趾外所有腳趾向下彎入腳底。用布纏繞腳趾後再纏繞腳跟。盡可能將腳趾和腳跟拉近。纏繞時盡可能束緊布條，讓拇趾翹起成新月形。
四、把腳擠進童鞋中。
五、行走。
六、想像自己是五歲小孩。
七、想像自己一輩子都得這樣走路。
母親除了負責纏腳外，還須確保女兒無從解開纏布。在內容豐富的《金蓮愛慕者》一書中，作者霍華．列維引述了一位年長婦人在回憶起纏足之痛時所說的話：
我出生於平溪一個老式家庭，七歲開始飽受殘忍的纏足之苦。我是個喜歡跳動的活潑孩子，但從那以後我自由快樂的性情就不見了……（開始那天）我躲在鄰居家哭哭啼啼，但家母找到我後把我罵了一頓，然後把我拖回家。她關上臥室的門，把水煮開，然後從箱裡拿出纏布、鞋子、刀、和針線……她洗過我的腳，把明礬塗上，接著剪我的腳指甲。她然後用纏布把我的腳趾彎向腳底……她纏完布條後命令我走步，但我才一試就痛得哇哇叫。
當晚家母不准我脫鞋，而我的腳就像著了火，讓我無法入睡。家母因為我哭而打我……
劇痛通常會逐漸消去，時間一般不會拖過一年半至兩年，到時多數女孩的腳都大致趨於麻木、失去感覺。不過，行動力卻再也無法恢復。我們不難想像女孩一旦纏過腳後幾乎寸步難行，而其困難度跟她的腳實際有多小相關。然而，腳最終的實際長度又受許多因素影響，其中包括多早開始纏足以及裹腳布纏得有多緊。
早開始纏足以及裹腳布纏得有多緊。
一般而言，愈小的腳讓女人在走路和日常工作時愈需要協助。高尚人家、擁有眾多僕從的女人通常擁有最小的腳；她們實際上沒走動能力，必須靠人抬來抬去。由於腳的大小和狀況不同，有的女人走路時需要他人扶持，有的使用手杖，有的則可跛著行走，但所有的人在行動力上都嚴重受限。即使能走路，女人也只能搖擺而行，而這姿態卻被纏足鼓吹者比喻成搖曳生姿的蝴蝶。最終，纏得最小的腳象徵了極致之美。想在社會上佔有地位的男人必須娶個小腳女人，而他妻子的腳是否夠小是決定這地位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男人認為小腳特別香豔銷魂──關於這點，我在本書中會再詳細討論。小腳女人被人視為嬌弱、不食人間煙火而浪漫的生物，其最大的願望就是滿足男人的幻想。由於缺乏行走能力，她必須完全仰賴丈夫，實際上可說就是閨閣區裡的禁臠。
開始在蘇黎士榮格中心接受分析師訓練時，我絲毫不曾想到，住在中歐並沉浸在卡爾．榮格這位神奇的瑞士籍精神分析大師的教誨中時，我竟會走上一趟探險旅程、回到我的中國文化本源。我以為我早已離它遠去了。
我滿十八歲不久就離開家鄉香港、移居北美洲，隨後我竭力和大學同學打成一片並追求成功，終於成為一個自認相當西化的人。我讀科學，拿到碩士學位，最後如我所願在醫學領域取得成就。少年時期我對中國歷史、文化和文學所懷抱的興趣就許久不復記憶了。
然而，幾年以後，在我搬到蘇黎士後不久，我開始經歷一些夢境且遇見一些事情，讓我開始深受中國象徵符號、意象、神話和傳統的吸引。這些相遇常常並時發生。在榮格思想中，共時性有時被定義為「有意義的巧合」或「有意義的偶然」。但更精確的解釋可能是這樣的：共時事件發生在身外世界，但與我們心靈某個心理面向同時出現，因而具有深重意義。這類事件最奇妙處之一在於：它們經常反映我們在當時完全沒有意識到的某種深層心理真相。我的經歷正是如此，因為有好些偶遇或多或少跟中國的纏足風俗有關，而我當時完全不知自己最後會以漫長時間去探索這文化現象，也不知自己有一天竟會視它為一個獨特的有力象徵，一個足以幫助我們療傷、收復權能、找回女性自我和價值的強大符號。
在我搬到蘇黎士後沒多久，我第一次與纏足共時交遇。有一天，正從每日的林間散步返家時，我抬頭看到一個看似年近八十的華人老婦帶著一個小男孩走在巷道另一側。他鄉遇同胞讓我喜出望外，因此我立即上前打招呼並介紹自己。老婦人似乎對我的熱切不拘感到吃驚，但馬上就跟我熟稔起來。她說自己來蘇黎士探望女兒和女婿，小男孩是她的外孫。在她娓娓述說時，我得知她是上海人、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革命後去了台灣。顯然，她為女兒女婿感到自豪──他們在著名的美國大學任教，目前在蘇黎士當訪問科學家。她開始滔滔不絕談論他們在各自領域的學術成就，對於我在瑞士做什麼一點也不好奇。
在她繼續說下去時，我開始不自在，甚至感覺受到威脅。幸好小男孩沒了耐性而吵著要離開，她的獨白才告結束。我們一開始道別，我就莫名奇妙地鬆了一口氣。在目視她離去時，我發現她一手拄著手杖，一手倚著外孫。我往下望見她的腳時，不禁對她極小並穿著特製皮鞋的腳感到訝異。我後來回想這次偶遇時才明白這婦人纏過腳，因而吃驚不已。
然而，由於我當時埋首在分析訓練裡，我對這老婦人的纏足並沒加以尋思，反倒更想了解她在我心中引起的情緒反應。在誇耀她的家人成就時，這婦人讓我自覺次等、不夠好、無用。經過仔細省察後，我終於明白：她對我造成衝擊的一個原因與我在香港的成長經驗有關。身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理工學科不僅被人認為比藝術和人文學科實用，也被認為在各方面都是最優越的學科。我在那裡求學期間，女學生也受到壓力，必須在一向是男性天下的領域中證明自己的能力。來到蘇黎士不久前，我才離開自己已建立並可快速升遷的醫學生涯，如今則不僅沉浸於人文研究中，而且研究的還是其中比較玄奧的一門──對我的家人和許多中國朋友來講，我這決定著實難令人理解而且將會毀掉我的前途和未來經濟保障。
多年後，我才理解這事件的共時性──具有強烈心理象徵意義的纏足和我不知自我價值為何之間是有關聯的。我發現自己的雙腳在心理上受到綑綁，就像後來許多受我輔導女人的雙腳一樣。然而，我當時至少知道自己必須面對這些負面情緒。
我也確實無法忽視它們，因為我徹底自我拔根的狀況更強化了這些情緒。從遷到蘇黎士接受榮格分析訓練的第一天起，我就全心投入榮格所說的個體化過程。這過程有時被描述為個人追求完整的旅程，就像蘊藏花朵元氣的種子終於綻放成花。人在這過程中必須拋棄曾經戴上的假面（persona，又稱人格面具，亦即展現在世人眼前最理想化的自我面相），然後才能認識真正自我。
事後回想起來，我當時所採取的方式未免太極端，並不值得向人推薦。遷到蘇黎士後，我在處處有蒼鬱林木的市區中找到房子，是棟有三百年歷史、但實際上只是個小木屋的農舍。雖然有電和有限的熱水供應，但暖氣的唯一來源是我必須劈木生火的幾個爐子。小木屋無法直接通往大路或步道，因此我必須背著裝滿書、食物和其他日用品的背包上山下山。不在學院裡上課、研讀、或花數小時時間接受必修的分析時，我就記錄自己的夢境、打太極拳、在森林裡散步，大致上過著相當孤立的生活。
我現在了解，當時為了求取自我實現且渴望靈性開示，我是在自我鞭策下懷著拓荒者式的熱望展開尋覓之旅的。我一刻不停，從不知自己的方法有多難施行（尤其在一開始時）。我不僅孤立，甚至生活一切都變了樣。由於突然置身在一個語言不通、文化陌生的國度裡，我基本的日常生活全被打亂了：尋路、讓人聽懂我說的話、買食物、然後在過去倚賴之方便用具闕如的情況下想辦法把飯菜煮熟。適應不良的我覺得孤單而且脆弱不堪。
在這樣的生活之外（也可能多少由於這種生活），強烈的夢境像大水般襲捲了我，有些跟我的過去有關而一再重複，其他則帶有深奧的神話主題而讓我費力求解。在我適應新環境都已困難的情況下，這更加重了我的心靈負荷。正因以前從未預想過這一切困難，我掉入驚慌中，完全不知所措。毫不意外地，我得了憂鬱症。
儘管面臨諸多難題，我知道這是條正確的路。我在榮格學院受訓的五年裡都以這與世隔絕的小木屋為家，讓我擁有時間、可像佛門弟子所說「思考自我本然面目」，也就是發現真正的自我、出生之時的真我。之前我戴著面具生活，而這假我在人為運作下已與我的職業成為不可分的合體。我必須放棄職業和伴隨著職業而來的生活方式，以森林和大自然為家，去找回和治癒本我。
「思考自我本然面目」在佛家經典中原是句祈語：「示我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在小路遇見中國纏足老婦人的那天，我正處於兩種心境中，一方面渴望能認識無善無惡、未生之時的我相，另一方面則因無法適應新環境而惶然不知所措。難怪她對我有那麼大的衝擊。就在不久後，她那雙縈繞在我腦海中的小腳開始牽動我許多童年記憶。其中一個鮮明的記憶中，大約八歲的我在穿過嘈雜的香港露天菜市場時遇見了一大群人。他們的視線全集中在一個坐在鋪地骯髒紅被褥上、抱著嬰兒討錢的美麗少婦身上。她古典的美麗五官跟她無助及羞慚的神情形成強烈對比，因而深深撼動了我。在她茫然注視四周時，眼神充滿了恐懼。天真的我心想她為何不去找份工作，但接著我向下看見她極小、約三至四寸長的腳和腳上極髒的紅色絲質繡花鞋──這雙鞋在過去必然精緻又美麗。
我這才了解她坐在地上的原因：她是個裹小腳女人。無法行動自如、前途慘澹的她令我生出沉重的同情心。即使我還年幼，我已驚恐地了解到：如果不行乞，她也許只有自殺一途。
憶及過往，我終於了解，中國大躍進運動失敗後遍地發生的饑荒曾導致大量人口外移，而她那時必是初抵香港的大陸難民之一。我也終於了解，她的纏足是眾人向她投以那般好奇視線的原因。
多年後，當我在蘇黎士默想她的命運時，更多與纏足有關的記憶在我心中復活起來。我慚愧地回憶起自己和手足們曾取笑過家中廚娘那雙近乎畸形、受過半套纏綁的腳。同時，我舊家附近那些纏過腳、無論窮富的老女人也都不請自來闖入我心裡。我也想起了一九八二年的一趟中國杭州之旅，在那裡我看到更多纏足老婦，人數之多是香港人所不曾想見的。
這些一一回流到我心中的記憶隨後愈來愈具有個人意義。我漸漸想起父母親在回憶中曾經講給我聽的故事，比如家母有時會抱怨外祖母腳臭。多數中國人都曉得厚纏布、常發性的瘡口、不易清洗的扭擠腳趾和皮肉腐爛種種原因會使小腳臭氣薰天。但我雖知外祖母纏過腳，卻從未把她的腳臭和纏腳聯想在一起。略感震驚之下，我終於真正明瞭了外祖母纏過腳的實情！她一定為此受過極大痛苦，我卻不曾對此留意過。我終於了解，事實上我一向把纏腳的全般主題、甚而它在我個人生命中扮演過的角色都視為理所當然。
有了這番了解後，我開始想到我的曾祖母也纏過腳。家父在幼年突然喪父後，他和他的母親及四個手足不得不搬去與這位祖母同住。在我漸漸想起的故事裡，家父和他的手足們常利用她行動不便去捉弄她。其中一次惡作劇的後果深遠影響了家父的一生。有一天，家父偷偷走到她身後並扯動她及膝長褲的束繩。由於這種中國式長褲一向鬆垮，它隨即掉落到地面。當時中國婦女是不穿內褲的，因此她可說突然間半身赤裸在幾個男性孫輩面前。在既丟臉又徹底受辱的情況下，她奮力去追拿他們，卻受制於纏過的腳而不可得。當天稍晚，她不僅對這幾個男孩發怒，還怒斥他們的母親沒好好教養他們，嚴詞厲色到他們的母親再也難以承受。第二天，男孩們的母親──也就是我的祖母──打包好微薄的細軟後就帶著五個孩子離開安全的婆家、徒步往香港出發。他們走了十一天，孩子們都打著赤腳。
多年後我才理解這故事可以解釋我的自卑感和纏足意象間那深層的共時關聯性。其中一個解釋是，這事件──無可避免與我曾祖母的纏足有關──改變了家父的一生。住在村中的祖厝裡，父親和他家人雖然貧窮，卻可享有溫飽。香港就不一樣了；這早就擁擠不堪的城市如今湧進許多新移民，而我祖母完全沒有可以養活五個小孩的謀生技能。他們被迫生活在卑微難堪的貧困中，就在這慘澹情況下，父親所愛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相繼死去。這一切在家父身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創傷，而這創傷又促使他為自己的兒女們設定難以臻至的極高標準──我就曾為達到這些標準而徒然努力了許多年。很自然地，這種生活景況也在我祖母身上烙下印記，而這印記又深深影響了我，因為我尚在襁褓時就被送去與她同住以解她的孤獨。她成為了我的養母。當然，在蘇黎士的最初時日裡，我還無法把這些事連結起來。但與纏足相關的強烈意象確實已開始發揮作用，進入我的無意識，激勵我向前，在心靈深層某處規勸我要盡最大能力踏上旅程，以走入那建構於神話、象徵、傳說和傳統之上並為我先人所擁有的中國文化迷宮。
中國文化中的纏足傳統長達一千多年。在這段歷史期間，歷代母親們有責任、有時則迫不得已要幫女兒纏足。女孩常在六、七歲時開始接受這令人痛不欲生並持續數年的折磨，讓她的行動力大受限制。前一年還在草地上跟朋友們奔馳跳躍的小女孩隔年就已困坐在閨閣區裡，再也無法奔跑，只能依賴輔具走路或充其量跛腳而行。執行這習俗的母親只希望女兒能被社會接受並具備足夠的女性吸引力以嫁入好人家、並可因此討得父親和未來丈夫的歡心。如果終身未嫁，女人則會成為他人恥笑的對象和家人沉重的負資產。
在多年探索我所屬的整體中國文化和其中特殊的纏足風俗期間，我的視野愈變愈廣。最初探討纏足史時，我只想發掘纏足在我個人生命中的意義。當我成為分析師並在這領域工作幾年後，我發現它是個有用的象徵，可以在心理成長和療癒上幫助我所輔導的華人女性。然而，我最終發現它對許多西方女性而言也具有深刻的意涵和價值。
最初從我自己的經驗、繼而從我輔導的女性身上，我發現許多女人在心理層面上都飽受纏足之苦。在閱讀本書所有個案故事時，讀者會發現這種「纏綁」形形色色。不惜代價獲得外在成功、跟隨別人的夢想而棄自己的願望於不顧、用盡方法把自己的身體塑造成社會和男性所喜愛的形狀──這些就是其中少數幾個例子。
然而，在深究本書所述的中國女性神祇、女性聖神及童話與現實生活中的女英雄故事時，讀者也會發現，裹綁得再怎麼緊的纏腳布都可逐漸解除無礙。這獨特的中國風俗雖是女性受苦和陰性本質受壓抑的象徵，但中國神話、傳說和宗教故事卻都蘊含有力的意象，足以幫助讀者在探索之旅中修復固有的原型陰性能量。
在用榮格學派的觀念（並從個人成長的觀點）詳述原型陰性能量的意義之前，我們需要先審視一下纏足風俗。我從一開始就不解為何一個高度進化、孕育出《易經》和《道德經》這類靈性典籍和《論語》這種深刻倫理哲學的文化，竟會滋生出如此殘忍恐怖的風俗。
切勿質疑纏足風俗之殘忍。有些西方朋友說他們以為纏足只不過稍稍束縛女人的腳、令之看來較為嬌小可愛而已。實情是，纏足過程造成女人雙腳一輩子殘廢畸形。其目的不僅在縮小由腳跟開始的腳尺寸以增其可愛度，也意在塑造一種不足三、四寸長的窄彎月形，以達最理想美好的形式。
為達這目標，女孩在六、七歲時就開始纏足。拇趾以外的腳趾逐一被曲彎至全然向下扭轉、壓平、埋入腳底肉中，而五根蹠骨也在同時被用力擠成一堆。此外，這些骨骼還需下彎後拉，盡可能把腳趾往腳跟方向拉去，好讓最終的彎月形足從腳踝直直垂下，而不復為正常的橫形腳。這短小狹窄的月形足就被稱為金蓮。
安迪雅．朵金在她義憤填膺的 《憎恨女人》（書中有一章的標題為「族群滅絕：中國纏足風俗」，其中建議讀者試行下列纏足操作法以想見被纏足者的處境：
一、找一塊三公尺長、五公分寬的布。
二、找一雙童鞋。
三、把拇趾外所有腳趾向下彎入腳底。用布纏繞腳趾後再纏繞腳跟。盡可能將腳趾和腳跟拉近。纏繞時盡可能束緊布條，讓拇趾翹起成新月形。
四、把腳擠進童鞋中。
五、行走。
六、想像自己是五歲小孩。
七、想像自己一輩子都得這樣走路。
母親除了負責纏腳外，還須確保女兒無從解開纏布。在內容豐富的《金蓮愛慕者》一書中，作者霍華．列維引述了一位年長婦人在回憶起纏足之痛時所說的話：
我出生於平溪一個老式家庭，七歲開始飽受殘忍的纏足之苦。我是個喜歡跳動的活潑孩子，但從那以後我自由快樂的性情就不見了……（開始那天）我躲在鄰居家哭哭啼啼，但家母找到我後把我罵了一頓，然後把我拖回家。她關上臥室的門，把水煮開，然後從箱裡拿出纏布、鞋子、刀、和針線……她洗過我的腳，把明礬塗上，接著剪我的腳指甲。她然後用纏布把我的腳趾彎向腳底……她纏完布條後命令我走步，但我才一試就痛得哇哇叫。
當晚家母不准我脫鞋，而我的腳就像著了火，讓我無法入睡。家母因為我哭而打我……
劇痛通常會逐漸消去，時間一般不會拖過一年半至兩年，到時多數女孩的腳都大致趨於麻木、失去感覺。不過，行動力卻再也無法恢復。我們不難想像女孩一旦纏過腳後幾乎寸步難行，而其困難度跟她的腳實際有多小相關。然而，腳最終的實際長度又受許多因素影響，其中包括多早開始纏足以及裹腳布纏得有多緊。
早開始纏足以及裹腳布纏得有多緊。
一般而言，愈小的腳讓女人在走路和日常工作時愈需要協助。高尚人家、擁有眾多僕從的女人通常擁有最小的腳；她們實際上沒走動能力，必須靠人抬來抬去。由於腳的大小和狀況不同，有的女人走路時需要他人扶持，有的使用手杖，有的則可跛著行走，但所有的人在行動力上都嚴重受限。即使能走路，女人也只能搖擺而行，而這姿態卻被纏足鼓吹者比喻成搖曳生姿的蝴蝶。最終，纏得最小的腳象徵了極致之美。想在社會上佔有地位的男人必須娶個小腳女人，而他妻子的腳是否夠小是決定這地位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男人認為小腳特別香豔銷魂──關於這點，我在本書中會再詳細討論。小腳女人被人視為嬌弱、不食人間煙火而浪漫的生物，其最大的願望就是滿足男人的幻想。由於缺乏行走能力，她必須完全仰賴丈夫，實際上可說就是閨閣區裡的禁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