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雲端走下來的家族》
在臺灣的山區，大分曾是族人生活的家園。然而，隨著歷史的變遷，這片土地的故事卻逐漸被遺忘。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隨之而來的是國民政府的接管。在那個動盪的年代，被遷移至山下的族人，面對著未知的未來，一些族人開始返回他們的故鄉，重新耕種那片熟悉的土地。
一九五七年，臺灣空軍的空拍機器悄然飛過，捕捉下了大分的影像。那時，這些資料是極為祕密的，卻無意中留下了歷史的痕跡。在舊校區的遺址上，依然矗立著日本時代的學校操場和駐在所的痕跡，彷彿在靜靜地訴說過去的故事。
根據石馬的回憶，Ilstuan（伊士墩）的老家仍然存在，周圍的耕地保持著完整的樣貌。更高處的光禿地，則是昔日的苗圃園地，石頭排列的痕跡依然清晰可見。吳家、蔡家和李家等家庭，曾經在這片山林中辛勤耕作，生活著。
Sai的lilistuan家族，曾經在大分生活，分享著他們的故事：「其實一直到民國八十幾年，大分的族人一直都在。後來，林務局告訴我們竊占國土，要讓我們離開這個地方，國家公園成立後，我的長輩們不得不離開了這片百年來的農耕地。大分變成了學術與保育的重地，我們只能低調協作，偶爾偷偷回家祭祀。」如今，每年回家的時候，Sai和族人們都會整理舊址，但他們心中仍然懷著對這片土地的敬畏與珍惜。「希望山友不要隨意進入家屋或過度打擾，裡面有些場域是比較有禁忌的。」這句話如同一種呼喚，提醒著我們，歷史的痕跡不應被忽視，土地的靈魂需要尊重。在這片被時間和法律改變的土地上，原住民的故事依然在山間回響，隱藏著他們的記憶與文化，等待著被重新發現。
每當族人回到大分尋根時，面對著大分所留下的紀念碑上的刻痕，彷彿在低語著曾經的過往，帶著對逝去時光的懷念與哀傷。水泥彈藥庫的冷峻，提醒著族人托西佑事爭的痕跡與苦痛。在這片土地上，屬於布農族人的家屋靜靜守護著大分，承載著無數的回憶。每一片石板、每一塊石頭，都藏著族人曾經的喜怒哀樂，彷彿在訴說著那些不願被遺忘的故事。在這裡，過去的影子與現在的生活交織，形成一幅獨特的口述，讓人感受到歷史的深度與厚度。
但我們真的只能回憶過往，有沒有實際作法，讓我可以將過去成為我們的未來。現在只要是能夠到達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布農族人，都可以在那裡狩獵，但是返回山區變得越來越困難。雖然沒有確定的氏族獵場範圍，但獵人的數量卻不及祖先時代那麼多。對於拉庫拉庫溪的族人來說，這裡不僅是一片土地，更是文化的根基。這些地方承載著他們的歷史與信仰，然而，隨著管制的加嚴，許多原住民面臨著自我認同的挑戰。族人與土地的連結被削弱，身分認同也因此變得模糊。這種失落感，彷彿讓族人的靈魂在山林間徘徊，無法找到回家的路。
在這片被國家和法律規範所包圍的山地，族人的生活與文化如同隱藏在雲霧中的山巒，時而清晰，時而模糊。祖先遷移的故事需要被聽見，他們的聲音需要被珍惜。在當代山林政策與文化的交錯中，如何找到一條平衡之路，將是未來需要共同面對的課題。
西元一九一五年大分事件之後，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對原住民採取了鎮壓的政策，這使得森丑之助提出了「蕃人樂園」的構想，主張設立「蕃人自治區」，以便與他們共生。然而，儘管他四處奔走推廣這一理念，卻未能獲得重視。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是看不到這個樂園的出現。
我們從山林中的獵人、遊耕的族人，逐漸轉變為國家的軍人，家園也逐漸變成了無法回去的地方。我將戶口調查簿中的記錄轉化成文字，從中更深入地了解我祖父輩的歷史，並在理解複雜的社會親屬關係後，開始逐漸理解山林在族人生命經驗中的重要性，它並非一片荒野，而是承載著許多故事。
山林的集體記憶充滿著我們的遷移歷史，包含每一塊石頭、每一陣風語、每一段舞步、每一個新生的孩子。我們祖先的聲音迴盪在每一句話中，顯現於每一次祈禱，深植於每顆心靈之中。儘管殖民主義的侵襲仍在過去與現在交織著，不道德機構的暴力採集，以及引入的政治與宗教脫離了我們的軌道，我們仍透過深厚的關係之網，跨越時空，一代代地延續與更新我們的連結。
鳥居龍藏在橫斷中央山脈之際，他提到多虧有布農族東埔社通事Subali的嚮導與照料才能安然越過山區。抵達東埔社時，他們住進Subali的家中，正巧遇上八月十五日一年一度的小米豐收祭。這時他對於布農族已失去了傳統服裝並且在生活中開始漢化的現象，竟然是感到惋惜不已。適應不代表接受，適應也不總是妥協。我們的韌性不僅在於回憶自我以應對當前的需求，更在於重新投注於我們那從未褪色的主權知識。我們的故事充盈在我們的言語中，像夜晚的雷鳴般回響不斷。
《復返：二十一世紀成為原住民》提到「放逐」這個詞彙，我們雖然被迫遷移，被迫缺席在原有的傳統領域中，但我們仍然期待著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可用不同的方式回家。當代，我們仍然擁有權力和權利，依照自己的方法、規則，漁獵、採集、旅行和在特定地點舉行祭儀。被放逐者總是以返回家園為目的，並採取具體政治手段（土地聲
索和返還）加以爭取。
我們不能只是透過復返祖居地、舊部落，只是視為一種回歸和重聚的機會，只是作為重新與家鄉、文化和傳統交融，也要涉及到土地聲索和返還，維護族群遺產和具體政治而努力。然而，在當代，回到祖居地、舊部落，已經不是很容易，種種限制、現代生活的需求或其他因素。面對這種情況，可能會以遵守傳統習俗、季節性造訪保留地或故鄉，或通過表演傳統文化來表達對根源的懷念和情感。
雖然，我們離開了祖先曾經居住過的地方，但是仍然生活在asang，雖然我們從海拔二千公尺建立部落，走到海沷一百公尺的花東縱谷，但我們的文化一直是高山文化，我們的傳統知識一直留在祖居地。我們站在花東縱谷，面向我們的中央山脈。
也有的族人離開部落來到都會，但我們一直保留對Maiasang的想像，因為傳統領域／祖居地的觀念是與祖先、家鄉和文化密切相關的。即使族人已經離開了祖居地、部落，這些價值觀和連繫依然在族人的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Maiasang連接了我們的過去和未來。
《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
穿著制服的原住民巡山員
二○一三年四月，馬西桑祖居地的行程中，參與的有高忠義、林淵源、蘇印惠，他們三位都是巡山員，而我則是跟隨著林大哥上山。雖然常有人送林大哥最新的登山裝備，他仍然喜歡用改良的鋁架背包，他特別用組合式泡棉地板當作背部的襯墊，減輕堅硬鋁架直接壓迫背部，來增加接觸面的舒適性。
這些巡山員，延續著前輩的腳步，將布農族人在深山中行動、穿梭的特殊技能，傳承下來，持續地在山林活動。從日本時代一直到戰後，布農族人就像是玉山的守護者，不透過布農族人的嚮導，外來世界的人難以親近玉山。而近幾十年來，全臺灣的高山幾乎都可以看到布農族擔任背工、嚮導的蹤跡。國家公園成立後，巡山員的工作就從原住民尋找。
泰雅族青年高旻陽曾經在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任職，他整理玉山國家公園巡山員的演變。他說：「玉山國家公園其前身必須溯及日治時期規畫的新高山國家公園」。國民政府遷臺後，設立了第一座高山型的玉山國家公園。成立時，國家公園看到東埔部落的布農族人，早在日本時代就從事背工與嚮導的工作，很多山友，也都是請布農族來當「波達」(porter)，這個詞就是從日語轉音而來，可以知道族人做這個工作，從日本時代就開始。所以國家公園想要借重族人的經驗，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工作。
在招募第一批巡山員時，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與部落的窗口是一位東埔部落的年輕人伍榮富，他的父親伍勝美，就是將于右任銅像背至玉山主峰的其中一人。伍盛美因為參與背負于右任的銅像，有了一些名氣。
二○○○年，我第一次跟隨林淵源大哥做玉山國家公園園區巡視，從東埔到玉里，第一次進入布農族的傳統領域，途中順道爬上玉山，想著布農族人參與于右任銅像的建造過程這一段歷史。族人只是做著自己本分的工作，族人不會想要了解銅像背後的意涵，于右任日記所寫的意思，日記本中《思鄉歌》：「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
玉山國家公園成立之後，也在卓溪鄉的南安部落，成立了玉山國家公園南安管理站。第一梯的巡山員，開始找卓溪鄉當地的布農族人。像是林淵源大哥，高忠義大哥。在還沒有進入國家公園，做過遠洋，去臺中梨山採過水果。林淵源先接到家裡的消息，於是就跟高忠義說：「他要回卓溪，有一份工作可以在自己的山上工作。」林淵源大哥比高忠義大哥提早加入國家公園巡山員的行列。所以八十一年玉山東部園區設南安管理站，林淵源是第一批進去的巡山員，並且持續擔任國家公園巡山員長達二十五年。
國家公園巡山的路徑，大部分都是查看古道或是一般的登山路線有無崩壞。部落的傳統聯絡道路，對國家公園來說沒有觀光和歷史價值，因而被忽視。林淵源一直想要回到他爸爸的獵場，開會時一直建議走祖居地的部落聯絡道路，尤其是馬西桑，因為這個地方，是他跟他爸爸曾經的獵場。
我們的祖居地在apulan狩獵的地方在馬西桑那邊，小時候不喜歡念書，跟著爸爸去山上，有時候在山上一待就三個月，我就來來回回，那時候還沒有結婚，有時候一個月一直待在馬西桑。(林淵源口述)
他想帶著他的大兒子一同前往，讓他以後能認路。雖然清古道行程他的兒子走完了，但林大哥最想要他的兒子，走回馬西桑獵場。他的兒子在出發前卻因身體不適，不能同行。前幾天的路程都可以感受到他失落的心情。林大哥本來也要帶高塋山來，希望他能一同上山，跟著他學習山林的知識。但是這一趟是國家公園例行性工作，沒有多餘的錢請背工，而高塋山有另外一份有薪水的背工任務，他需要這份薪水養活一家人。不可能像我一樣，只為了再次踏上祖居地，什麼後顧之憂都沒有。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大分與林大哥做祖靈祭拜的儀式，我跟林大哥吃著供品邊聊天。林大哥對於自己的兒子和想要培養的背工都不能前來，感到無奈。他說他是玉山國家公園第一代的巡山員，工作到現在也有一段時間了，也開始肩負起傳承的重任。五十三歲的他，除了擔心體力日衰，也擔心自己如何將山林的知識傳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