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談西拉雅族的歷史，當然要從Siraya西拉雅族的名稱談起。
臺灣原住民族的族名，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出現的，在此之前，原住民人群是以自然村為一個單位，不同於國家以管理上方便而劃分，清領時期原住民的族群分類「生番、熟番」是「政治歧視性分類」，而荷蘭時期文獻所記載的西拉雅村社，比較接近自然村的狀態，但是還是有「他稱」及「自稱」。17世紀時大家所熟知的西拉雅族村社包括：蕭壠社（Soulangh）、麻豆社（Mattau）、目加溜灣社（Baccloangh）及新港社（Sinckan）、大目降社（Tavokan）等，除了目加溜灣、大目降應該是自稱外，其餘的社名都是「他稱」。我們從《熱蘭遮城日記》的記載可以得到印證。1647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召開的地方會議（荷蘭語：Landdag）的紀錄寫著：新港（Sinckan），又稱Tagloulou；大目降（Tavokangh），又稱Teopangh；蕭壠（Soulangh），又稱Tauaminich；目加溜灣（Baccloangh），又稱Baccroangh；麻豆（Mattau），又稱Toukapta。
江樹生表示，荷蘭文獻對臺南原住民村社會有兩種的稱法，原因是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佔據福爾摩沙島後，都必須仰賴長期跟臺南地區原住民有生意往來，略懂原住民語的漢人充當翻譯，有時候這些翻譯告訴荷蘭東印度公司官員，是以他們稱呼原住民相關的漢語（泉漳州話）詞彙來告訴官員或傳教士，也就是說大員（Tayouan，大灣之意）或是蕭壠社（Soulangh）、麻豆社（Mattau）等都是「他稱」，而非原住民的「自稱」，直到1630年左右，荷蘭的牧師、教師或商務員學會了原住民語後，能夠與原住民直接對話溝通，一些官方、教會文件上有關原住民的事物，才慢慢以原住民的自稱語言來記錄描述。
17世紀的臺南地區原住民社會狀況，還是屬於村社各自獨立的單位，沒有族群（ethnic group）的稱法，「族」的分類概念，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學者伊能嘉矩引進西方民族學、人類學的人群分類法則，才出現目前臺灣原住民各族的分類名稱。所以，Siraya這個族名從何而來？伊能嘉矩在1907年於《東京人類學雜誌》所發表的一篇〈菲律賓群島的BISARA和臺灣的SIRAYA之近似〉的文章提到：
根據SINKAN（新港）社番的傳說，則據說自小琉球島一遷移至臺灣本島，就登陸在臺南西南的喜樹庄的海岸，在此處形成一支，以後分住到附近各地，而這群土蕃自稱做SIRAIYA或SIRAYA。
後來，伊能嘉矩從田野調查中記錄麻豆社和新港社民都自稱「siraya」，日後便以「siraya」稱呼臺南四大社的原住民族名。姑且不論，新港社起源於小琉球的說法有待商榷，但新港社人在20世紀有這樣的自稱，就引發學界的不同見解。語言學家費禮羅（Raleigh Ferrel）說Siraya字根的意思是「東邊的人」、「內山的人」、「裡面的人」的意思；另一位研究西拉雅語的南島語專家阿德拉（Karl. A. Adelaar）說raya在西拉雅語裡是「往裡面」的意思，所以siraya可以解釋為「往裡面的人」；石萬壽則認Siraya是臺語「四大社」的轉音；另外，伊能嘉矩進一步推論「シラｲヤ」（Siraya）就是17世紀荷蘭人記錄的Sideia；日治時期在臺灣做原住民語調查的語言學者淺井惠倫也認為，Sideia的發音與20世紀該族群自稱「Siraya」的發音是一致的。這樣的解釋都是從語言學方面來做分析推測。李瑞源認為「荷蘭人自始至終就只採用『新港語』」一詞，文獻上沒有看到其他如麻豆語、蕭壠語、灣裏語或大目降語」，所以他從荷蘭文獻中的宣教資料所描述Sideia（荷蘭文獻有時會記音為Zedei、Sydey）的文意脈絡來解析，他認為Sideia語是教會政策性的官方用語，用來取代新港語一詞，目的要讓臺南以南的原住民村社能懂得官方通稱的Sinkan語，其實就是他們所稱的「上面」或「北邊」的Sideia這群人所使用的語言，因此李瑞源大膽推測「南路人稱呼『鄰近北方村社群』的方式，就是Sideia，這詞彙通行部分南路村社」。也就是說他認為Sideia本來是他者對新港語或人群的稱呼，被荷蘭人誤用、挪用後，到了19世紀日本學者借用、挪用後創造出Siraya這個族名，對伊能嘉矩所說的Siraya自稱出自於當時母語已經喪失嚴重，而且跟Sideia一詞脫離近270年的新港社人、麻豆社人，還能記住這樣他稱的母語，感到懷疑。筆者認為，伊能嘉矩當年全臺走透透，將臺灣的原住民依語言、文化、習俗、傳說等的異同，分為高山九族、平埔族十族，基本上伊能嘉矩採各族的「自稱」為其族名，而各族的自稱大部分是其族語「人」的意思。泰雅族族名音譯自「Atayal」，意思是人；鄒族族名「Tsou」語詞意思是人；布農族「Bunun」族語意思也是人，以當初伊能嘉矩在高雄木柵、臺南麻豆，村上直次郎在臺南新市（新港），小川尚義在新化、關廟龜洞及左鎮崗仔林，所採集到這裡的「平埔番」自稱分別是「siraiya」、「silayah」、「siraia」，從日治時期各原住民族的自稱成為族名的背景脈絡來看，當時臺南地區的四大社原住民對不同的學者說出類似的「自稱」，代表這個Siraya族名不是學者自創出來的，至於是不是Sedia的轉音？不無可能，以西拉雅語現今「辣椒」稱為「sili」，但辣椒是荷蘭時期引進臺灣，它的原名是Chili來自南美洲納瓦爾語，400年後西拉雅人仍傳承著這個外來語，「他稱」變「自稱」，只是讀音有點轉化。但，如果以日治時期學者所採集到臺南四大社原住民語的自稱，是以「人」的族語來譯音，再對照語言學者費禮羅Ferrel及阿德拉Adelaar對於Siraya字根的分析，有「東邊」、「裡面」的意思存在，這跟四大社原住民在日治時期大都「往東」或「往山裡面」遷徙不謀而合，因為伊能當初在臺南找到四大社頭人訪談，頭人或許不肯承認自己身份，跟伊能說「番人」是那一群「山裡面」、「東邊」的人，也不無可能。
撇開上述對於Sediea與Siraya族名關聯性的各方論述，Sediea或Siraya，早期所指涉的人群都指向臺南地區的原住民，伊能嘉矩認為除了蕭壠、麻豆、新港、目加溜灣、大目降、卓猴等社外，包括大武壠、茄拔、霄裡、噍吧哖等四社熟蕃也在所謂Sediea語區裡，所以把後者也納入Siraya族。但語言學家卻認為四社熟番使用的語言屬於Taivoan系統，荷蘭牧師及當局把大武壠也說Sediea語，未確切查明所導致錯誤，所以荷蘭駐臺的牧師甘治士（George Candidius）才會在他所寫的民族誌〈福爾摩沙島略〉（Discourse ende cort verhael van’t eylant Formosa）中描述：
我現在要描述福爾摩沙那些我相當熟悉的地方，包括他們的語言、風俗、習慣、宗教，我都有深刻的認識。那是這八個地方：Sinkan（新港）、Mattau（麻豆）、Soulang（蕭壠）、Bakloan（目加灣）、Taffakan（大目降）、Tifulukan、Teopan、Tefurang（大武壠）。這些地方的人有相同的風俗、習慣、宗教，也講相同的語言，只有一些小差異。
確實，在日治時期所採集到的西拉雅族四大社與大武壠社群的同詞族語單字，有些差異，例如：自稱語，四大社如上述稱「Siraiya」，四社熟番的荖濃稱「Taivoan」；鬼魂，四大社稱「litto」或「litu」，四社熟番的阿里關、小林稱「vati」或「bati」。臺灣族群的分類是以語言為主，當然上述的四大社與四社熟番，也被學者拿出來討論，歸為同一族是否恰當合理？2000年後平埔族群的復名復權運動，各族群的主體意識漸漸抬頭，聲稱自己獨立的族群性，所以在2009年後被稱為四社熟番或是大武壠社群的這些人，認為自己不屬於西拉雅族，要社會給他們真正的族名「大武壠族」或「大滿族」。這樣挑戰學界對原住民族分類的情形，在2004年太魯閣族、2008年賽德克族從泰雅族獨立出來，就已經被政府及學界所認同，雖然到了2025年平埔族群尚未成為法定原住民族，但在這樣尊重族群個體的自決下，也一樣要肯認大武壠族不是西拉雅族亞族的主張。
在本章節溯本清源的把西拉雅族的由來及所屬人群做個描述，目的就是要來貫徹說明，接下來的章節中所描述的所謂「西拉雅族歷史」，不包括早期被納為西拉雅族亞族的大武壠及馬卡道，這樣談400多年來的西拉雅族歷史，才會更聚焦，更有明確的邊界。
談西拉雅族的歷史，當然要從Siraya西拉雅族的名稱談起。
臺灣原住民族的族名，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出現的，在此之前，原住民人群是以自然村為一個單位，不同於國家以管理上方便而劃分，清領時期原住民的族群分類「生番、熟番」是「政治歧視性分類」，而荷蘭時期文獻所記載的西拉雅村社，比較接近自然村的狀態，但是還是有「他稱」及「自稱」。17世紀時大家所熟知的西拉雅族村社包括：蕭壠社（Soulangh）、麻豆社（Mattau）、目加溜灣社（Baccloangh）及新港社（Sinckan）、大目降社（Tavokan）等，除了目加溜灣、大目降應該是自稱外，其餘的社名都是「他稱」。我們從《熱蘭遮城日記》的記載可以得到印證。1647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召開的地方會議（荷蘭語：Landdag）的紀錄寫著：新港（Sinckan），又稱Tagloulou；大目降（Tavokangh），又稱Teopangh；蕭壠（Soulangh），又稱Tauaminich；目加溜灣（Baccloangh），又稱Baccroangh；麻豆（Mattau），又稱Toukapta。
江樹生表示，荷蘭文獻對臺南原住民村社會有兩種的稱法，原因是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佔據福爾摩沙島後，都必須仰賴長期跟臺南地區原住民有生意往來，略懂原住民語的漢人充當翻譯，有時候這些翻譯告訴荷蘭東印度公司官員，是以他們稱呼原住民相關的漢語（泉漳州話）詞彙來告訴官員或傳教士，也就是說大員（Tayouan，大灣之意）或是蕭壠社（Soulangh）、麻豆社（Mattau）等都是「他稱」，而非原住民的「自稱」，直到1630年左右，荷蘭的牧師、教師或商務員學會了原住民語後，能夠與原住民直接對話溝通，一些官方、教會文件上有關原住民的事物，才慢慢以原住民的自稱語言來記錄描述。
17世紀的臺南地區原住民社會狀況，還是屬於村社各自獨立的單位，沒有族群（ethnic group）的稱法，「族」的分類概念，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學者伊能嘉矩引進西方民族學、人類學的人群分類法則，才出現目前臺灣原住民各族的分類名稱。所以，Siraya這個族名從何而來？伊能嘉矩在1907年於《東京人類學雜誌》所發表的一篇〈菲律賓群島的BISARA和臺灣的SIRAYA之近似〉的文章提到：
根據SINKAN（新港）社番的傳說，則據說自小琉球島一遷移至臺灣本島，就登陸在臺南西南的喜樹庄的海岸，在此處形成一支，以後分住到附近各地，而這群土蕃自稱做SIRAIYA或SIRAYA。
後來，伊能嘉矩從田野調查中記錄麻豆社和新港社民都自稱「siraya」，日後便以「siraya」稱呼臺南四大社的原住民族名。姑且不論，新港社起源於小琉球的說法有待商榷，但新港社人在20世紀有這樣的自稱，就引發學界的不同見解。語言學家費禮羅（Raleigh Ferrel）說Siraya字根的意思是「東邊的人」、「內山的人」、「裡面的人」的意思；另一位研究西拉雅語的南島語專家阿德拉（Karl. A. Adelaar）說raya在西拉雅語裡是「往裡面」的意思，所以siraya可以解釋為「往裡面的人」；石萬壽則認Siraya是臺語「四大社」的轉音；另外，伊能嘉矩進一步推論「シラｲヤ」（Siraya）就是17世紀荷蘭人記錄的Sideia；日治時期在臺灣做原住民語調查的語言學者淺井惠倫也認為，Sideia的發音與20世紀該族群自稱「Siraya」的發音是一致的。這樣的解釋都是從語言學方面來做分析推測。李瑞源認為「荷蘭人自始至終就只採用『新港語』」一詞，文獻上沒有看到其他如麻豆語、蕭壠語、灣裏語或大目降語」，所以他從荷蘭文獻中的宣教資料所描述Sideia（荷蘭文獻有時會記音為Zedei、Sydey）的文意脈絡來解析，他認為Sideia語是教會政策性的官方用語，用來取代新港語一詞，目的要讓臺南以南的原住民村社能懂得官方通稱的Sinkan語，其實就是他們所稱的「上面」或「北邊」的Sideia這群人所使用的語言，因此李瑞源大膽推測「南路人稱呼『鄰近北方村社群』的方式，就是Sideia，這詞彙通行部分南路村社」。也就是說他認為Sideia本來是他者對新港語或人群的稱呼，被荷蘭人誤用、挪用後，到了19世紀日本學者借用、挪用後創造出Siraya這個族名，對伊能嘉矩所說的Siraya自稱出自於當時母語已經喪失嚴重，而且跟Sideia一詞脫離近270年的新港社人、麻豆社人，還能記住這樣他稱的母語，感到懷疑。筆者認為，伊能嘉矩當年全臺走透透，將臺灣的原住民依語言、文化、習俗、傳說等的異同，分為高山九族、平埔族十族，基本上伊能嘉矩採各族的「自稱」為其族名，而各族的自稱大部分是其族語「人」的意思。泰雅族族名音譯自「Atayal」，意思是人；鄒族族名「Tsou」語詞意思是人；布農族「Bunun」族語意思也是人，以當初伊能嘉矩在高雄木柵、臺南麻豆，村上直次郎在臺南新市（新港），小川尚義在新化、關廟龜洞及左鎮崗仔林，所採集到這裡的「平埔番」自稱分別是「siraiya」、「silayah」、「siraia」，從日治時期各原住民族的自稱成為族名的背景脈絡來看，當時臺南地區的四大社原住民對不同的學者說出類似的「自稱」，代表這個Siraya族名不是學者自創出來的，至於是不是Sedia的轉音？不無可能，以西拉雅語現今「辣椒」稱為「sili」，但辣椒是荷蘭時期引進臺灣，它的原名是Chili來自南美洲納瓦爾語，400年後西拉雅人仍傳承著這個外來語，「他稱」變「自稱」，只是讀音有點轉化。但，如果以日治時期學者所採集到臺南四大社原住民語的自稱，是以「人」的族語來譯音，再對照語言學者費禮羅Ferrel及阿德拉Adelaar對於Siraya字根的分析，有「東邊」、「裡面」的意思存在，這跟四大社原住民在日治時期大都「往東」或「往山裡面」遷徙不謀而合，因為伊能當初在臺南找到四大社頭人訪談，頭人或許不肯承認自己身份，跟伊能說「番人」是那一群「山裡面」、「東邊」的人，也不無可能。
撇開上述對於Sediea與Siraya族名關聯性的各方論述，Sediea或Siraya，早期所指涉的人群都指向臺南地區的原住民，伊能嘉矩認為除了蕭壠、麻豆、新港、目加溜灣、大目降、卓猴等社外，包括大武壠、茄拔、霄裡、噍吧哖等四社熟蕃也在所謂Sediea語區裡，所以把後者也納入Siraya族。但語言學家卻認為四社熟番使用的語言屬於Taivoan系統，荷蘭牧師及當局把大武壠也說Sediea語，未確切查明所導致錯誤，所以荷蘭駐臺的牧師甘治士（George Candidius）才會在他所寫的民族誌〈福爾摩沙島略〉（Discourse ende cort verhael van’t eylant Formosa）中描述：
我現在要描述福爾摩沙那些我相當熟悉的地方，包括他們的語言、風俗、習慣、宗教，我都有深刻的認識。那是這八個地方：Sinkan（新港）、Mattau（麻豆）、Soulang（蕭壠）、Bakloan（目加灣）、Taffakan（大目降）、Tifulukan、Teopan、Tefurang（大武壠）。這些地方的人有相同的風俗、習慣、宗教，也講相同的語言，只有一些小差異。
確實，在日治時期所採集到的西拉雅族四大社與大武壠社群的同詞族語單字，有些差異，例如：自稱語，四大社如上述稱「Siraiya」，四社熟番的荖濃稱「Taivoan」；鬼魂，四大社稱「litto」或「litu」，四社熟番的阿里關、小林稱「vati」或「bati」。臺灣族群的分類是以語言為主，當然上述的四大社與四社熟番，也被學者拿出來討論，歸為同一族是否恰當合理？2000年後平埔族群的復名復權運動，各族群的主體意識漸漸抬頭，聲稱自己獨立的族群性，所以在2009年後被稱為四社熟番或是大武壠社群的這些人，認為自己不屬於西拉雅族，要社會給他們真正的族名「大武壠族」或「大滿族」。這樣挑戰學界對原住民族分類的情形，在2004年太魯閣族、2008年賽德克族從泰雅族獨立出來，就已經被政府及學界所認同，雖然到了2025年平埔族群尚未成為法定原住民族，但在這樣尊重族群個體的自決下，也一樣要肯認大武壠族不是西拉雅族亞族的主張。
在本章節溯本清源的把西拉雅族的由來及所屬人群做個描述，目的就是要來貫徹說明，接下來的章節中所描述的所謂「西拉雅族歷史」，不包括早期被納為西拉雅族亞族的大武壠及馬卡道，這樣談400多年來的西拉雅族歷史，才會更聚焦，更有明確的邊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