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教育與財富同為決定社會地位之主要因素
明清政府在法律上界定官僚體系各階層的地位，明顯地與其社會地位相符，但在我們研究平民階層時，也發現各個主要平民群體間的法律與社會地位，有一定程度的差異。傳統中國政府既尊儒也「重農」；所以，在法律規定上有其強烈的偏見。不難理解，儒家政府把士民的地位置於其他庶民之上；因為士民是庶民中唯一勞心的群體。作為重農主義國家，農民是財富的主要生產者，國家，特別是統治階級的生存，就依存於農民的勞動之上。因此，農民雖然是勞力的，卻比較能免受不平等的法律之害，常有權參加科舉考試。《管子》這本書服膺的社會概念與孔子便相去不遠，主張庶民應「世守其業」，嚴格地執行世襲的社會職業與社會地位，但也歡迎具「秀才之能」的農民子弟可上升為士，最終進入封建官僚之列。另一方面，工與商在傳統中國社會中，被視為財富的次要生產者與中間人；因此，在法律上給予不公平的待遇。他們受到差別待遇及反奢靡法律的制約，禁止過於奢華的生活，其中較嚴重的是國家拒絕給予他們進入官僚階級的權利；直到宋朝末年，法律還禁止工商之子弟參加科舉。傳統中國社會以工商為四民之末，輕視工商，歧視工商，這樣的態度一直持續到近代。
但深入研究歷史社會現象，卻顯示一個與法律文本不同的圖象。西漢政府雖然採「重農抑末」的政策，令商人不得衣絲，乘馬，操兵器，又規定商人算賦加倍，子弟不得為官；但這些大資本商人、放高利貸者與工業家卻「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千里游教，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其社會地位等同王侯。其勢力令人畏懼，對小民與平民是一大威脅，而被當代人稱為「素封」，即「沒有秩祿爵邑的貴族」。唐代的許多富商與大資本家成功地規避商人不得奢靡的禁令，過著只有上流社會才能過的生活方式。雖然宋代法律禁止工商子弟參加科舉，可是有許多落第士子與官吏公開經商，而工商子弟設法通過科舉考試走入仕途的，也不在少數。元代許多色目商人(來自中亞及中亞以外的非蒙古與非中國人)的勢力更大，控制了國內外貿易，甚至政府的財政。明清時代，更取消最嚴重的歧視工商的禁令，這可以視為政府對勢力日益強大的工商遲來的認可。
接著討論另一明清社會階層的基本難題，那就是教育(或更具體的措辭：任官的機會)與財富是決定社會地位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由於官方的法令與文書主要處理法律的社會階層，因此微妙的社會現況，只能從社會小說與私人的文學作品中去找尋。以下所舉幾個事例也許過於極端，不能作為一般社會實情的反映，但是這些極端的事例，還是可以幫我們強化理論的觀察，認識到官職及可望得到的官職與財富，在決定社會地位的主要因素中相對的重要性。與反映社會類型的一些統計資料相對照後，我們就可以作出較平衡的估量。
我們很幸運地有《儒林外史》，這一部最能透露內情、最寫實的小說，也是研究明清社會重要社會階級不可少的著作。小說中許多令人大開眼界的片斷之一，是關於一位貧苦的南方學者范進，這個窮童生，多年靠著他的岳父胡屠戶為生，當他考上秀才，進了學之後，胡屠父對他說：「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個體統來，……若是家門口這些做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連我臉上都無光了。」這下子社會地位可算提高了一些，但家庭經濟可以說毫無改善，連參加鄉試的盤費都沒有，等他出了考場，家裡已是餓了兩三天。一直要到中舉人的消息傳來，才大有改善，所以當他聽說中了第七名「亞元」時，竟歡喜得瘋了，報錄的建議胡屠戶打他一個嘴巴就會好了，胡屠戶卻說：「雖然是我女婿，如今卻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文曲星）；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聽得齋公們說：『打了天上的星宿，閻王就要拏去打一百鐵棍，發在十八層地獄，永不得翻身。』我卻是不敢做這樣的事。」在他的心目中女婿已是天上的文曲星了。這下全然改變了他們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地方上一位也是舉人出身和做過一任知縣的張鄉紳，馬上親自登門拜訪，並送給他賀儀五十兩與一所大房子；自此以後，地方上的小老百姓也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有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為僕圖蔭庇的，不到兩三個月，家中奴僕丫鬟都有了，錢米更不消說了。
在另一部社會小說《醒世姻緣》裡也有一個細節不同的片段，這是個關於晁思孝突然改變命運的故事。他也當了多年的生員，是個財產有限的人，鄉試屢考不中，後來因資歷而成為貢生，使他能參加低級政府官員的特考，得了個知縣。消息傳來，地方上窮人也有願為其僕人的，也有願送土地給他，放債者願無息貸款，晁家驟然間成為當地最富與最有權勢的人家。上述一位南方、一位北方小說家分別獨立地寫出的兩個故事片斷，可以看出教育的重要，通常更高的科名（舉人）會導致個人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驟然提升。
明清社會中，財富本身並不是權力的根源，這一論點可在此進一步闡明。至少從明代中葉起，安徽南部山區的徽州府商人成為全國最富有的商業集團之一，許多富商鉅子以家財上百萬兩銀子自豪。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謝肇淛，是一位廣博的旅行家與不凡的觀察家，他的那本包含天、地、人、物、事五類記載的著名筆記《五雜俎》，曾經是江戶時代日本人瞭解晚明中國最受歡迎的指南。他在書中提到，徽州的一位百萬富商汪宗姬的事例，因為他有錢，總是鮮車怒馬，帶了大批隨從姬妾出遊，有一次，路遇一地方官，未及時讓道以致於長期訴訟導致破產。我們不能肯定汪氏是否曾捐過功名或官位，但顯然財富的力量本身是敵不過官府權力的。
甚至有官銜的富商家庭，在特殊環境下，面對官府也是無能為力。徽州富商吳氏的事例更能令人大開眼界，這家人在十六世紀初正德年間，以鹽商起家，一直很富有，到十六世紀末與十七世紀初之際的萬曆後期，又常捐鉅款從事地方慈善事業，包括建書院，刊刻十六部經書，免費提供給需要的學生。由於對學者的贊助，長期以來，吳家已被接納為地方精英的一分子；通常的情況下，這已能給吳家有效的社會保護。而且吳家又非常實際的捐了三十萬兩銀給國庫，家中有六人取得七品京官銜。以吳家新獲得的正式官員身分，配合其財富；因此使他們毫無困難地占有黃山的木材，孰料天啟六年（1626），因一個背叛的僕人告到一個貪婪而有權力的宦官那裡，誇大吳家霸占公共山地的說法；於是，不但吳氏所有在徽州地區的家產被政府沒收，而且他在天津、河南、揚州、與杭州各地的鹽業與當舖的各種投資，都遭調查，最終都被政府沒收。
這些事例並不限於徽州地區，也不限於晚明。十八世紀前半期的雍正、乾隆年間，《儒林外史》有另一個生動地描述揚州大鹽商萬雪齋的例子；揚州位近大運河與長江交會處，是個文化中心和奢華消費城市。即使以揚州的消費標準而論，萬氏招待著名文士的方式，也被認為是奢侈浪費的。他的七姨太有些文學天分，熱心社交，就組織了個詩會。儘管萬雪齋有精英的身分，他還是成為貪婪成性的地方官下手的對象；經過與寵愛的七太太深思熟慮之後，萬雪齋決定從他正迅速縮水的家產拿出一萬兩銀子，去買一個邊遠的貴州省知府實缺，因為在法律許可範圍內買得一個立刻可以上任的高官，萬雪齋才能逃脫他與其姨太太認為正逼近的死亡危機。吳敬梓在評論萬雪齋的事例時，引用了一句包含當代基本社會事實的通行中國俗語：「窮不與富鬥，富莫與官爭。」
李贄較為人知的是筆名李卓吾（嘉靖六年至萬曆三十年，1527-1602）。他做過地方官，也是思想界的離經叛道者，曾做過大略的觀察：「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貲，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忍詬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眾，所得者末。然必交結於卿大夫之門，然後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 這也是明清時代商人常為官員立碑以表達謝意的原因，因為只有受到那些有同情心官員及時保護，商人才得以免受地方政府的吏員及其手下的威脅與榨取。
十九世紀末的社會小說《官場現形記》在序文中說到明清社會權力的根源：
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貴矣！官之權，大矣！官之威，重矣！一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古之人：士、農、工、商分為「四民」；各事其事，各業其業；上無所擾，亦下無所爭。其後選舉之法興，則登進之途雜；士廢其讀，農廢其耕，工廢其技，商廢其業，皆注意於『官』之一字；蓋官者：有士農工商之利，而無士農工商之勞者也。……若官者，輔天子則不足，壓百姓則有餘。
以上的實例與觀察無疑地包涵了相當多的社會實況，然而這不應扭曲我們對事情的真正瞭解。其一，這些被官員勒索而終致破產的商人案例，雖有啟發性，卻是例外而非常態。其二，財富是社會地位的決定因素之一，雖然理論上其重要性還不及高階功名與官職，但財富真實的力量隨時間的前進而穩定成長。在景泰二年（1451）以前，財富最多不過能幫助人得到較好的教育機會，便利最終達成高等功名或官位而已；直到當時選官之法，完全由正途的科舉或特別的保薦、或由國子監監生、吏員和胥吏升遷。但由於正統十四年（1449）士木之變，蒙古瓦剌入侵，嚴重地威脅首都北京，迫使明政府不得不開捐納官位、官銜與國子監生之例，為富人的社會流路開啟重要的前管道邁開了一大步。長久看來，販售官位與官銜及國子監生資格，對社會流動的影響，遠比法國舊政府（ancien regime）實行的波萊特制度（Institution of la Paulette），在促進中產階級（bourgeoisie）上升為貴族的影響要大得多。
從當代的士人與官員部分的統計資料與證詞，我們得知明代賣官位、官銜與監生資格是在一定範圍內進行的。崇禎十七年（1644）早春，北京陷落之後，一個明朝的親王（福王）在南京即位，繼續抗清。他的主要籌餉方法就是大規模地賣官鬻爵。這個流亡政權的賣官，隨著順治二年（1645）清軍攻下南京而終止。但這個賣官政策對清初的政策有不可忽略的影響。清朝政府在1660和1670年代（順治朝及康熙朝前期），需錢孔亟，首先是為供應南方強大的三藩，然後是供應平定三藩之需。的確，在康熙十七年至二十一年（1678-82），清朝政府不但大規模地賣官，而且幾乎是史無前例地，全國性地進行生員資格販賣。雖然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臺灣歸附，全國平定之後，生員資格販賣政策永遠不再繼續實行，但每逢軍事出征、重大天災及興建公共工程時，仍常以捐官來解決財政需求。
我們無法確知清代前半期捐官的數量，但難能可貴的一件嘉慶三年（1798）名單透漏了那年捐官的數字：京官1,437、省級與地方官3,095，這還不包括許多從九品以下及不入九品之流的下級官員。其中最大宗的是縣丞1,258，其次是筆帖式547，他們是京官捐買之最大宗。其中甚至還有十歲以下男童的捐官案例，因為捐了官之後不是馬上可以上任，得等一段時間，早捐就可早任官。雖然這不是常例，不會每年都捐這麼多官，但嘉慶三年這年捐官的總數4,532，已超過中央政府品官總數至少三分之一。這個數字，再加上嘉慶四年至道光三十年（1799-1850）捐監人數 ，顯示至少在清代中期的大部分時間，金錢直接轉換成高社會地位，遠比明代容易得多。
官員中捐官的比例有多少，可由分析兩種官員初任官職資格的系統性資料得知。第一種，是各種版本的《爵秩全覽》，也就是官員品級與俸祿的手冊，在北美能找到的最早版本是十八世紀五、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中期（乾隆中期），最大宗的是十九世紀（嘉慶至光緒）。其中一個樣本顯示，經過百多年，中央政府官員中正途（高階科名與蔭敘）與非正途（如捐納等）出身的比例，只有相當小的變動。這是因為習慣上，某些中央政府官職員額，分別保留給正途與非正途出身的人。例如，高官與學官，照例是保留給高階科名出身的人，某種官職，特別是「筆帖式」，也就是滿人書記，是保留和供滿、蒙、漢軍八旗捐納的。六部與其他幾個中央機關的三個等級的筆帖式，也按一定比例分配。隨著捐納的筆帖式人數逐漸增加，一種叫做額外主事的額外資淺書記人數也相對增加，這個額外主事的位子通常是撥給新科進士的。為平衡起見，通常中央政府官員中，正途出身的人數，比非正途出身的人數，在幅度上要稍多一點。
正途與非正途出身官員比例之變遷，可由分析地方官員初任官職資格的資料，更好地呈現出來。由於要對那些不計其數的「佐雜」，也就是最低的兩個品級（八品與九品）地方官做完整分析非常費時；至少在十九世紀的清末，這些八、九品的官員，其職位大部分是捐納來的。因此，我們分析官員的出身，只限於地方行政的中堅，即四品至七品的地方官階級。我們選擇了可以代表十八世紀後半、十九世紀前半與後太平天國時期的官吏人名錄《爵秩全覽》，以見證捐官急速增長的趨勢。
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帝國正值和平、繁榮與行政秩序井然的巔?，這一年的《爵秩全覽》中登錄的地方官員中，超過70%是貢生以上正途出身的。道光二十年（1840），當國家仍處於和平之時，非正途出身的官員增加的百分比並不太大。但是咸豐元年至同治三年（1851-64）的太平天國之亂，迫使清廷賣官，其規模之大，是以前做夢都夢不到的。亂事平定之後，非正途出身官員的百分比一直都超過正途出身者。
上述數據的資訊並不完整，《爵秩全覽》並未指明那些最初以正途出身官員，是否再度捐納，或甚至在初任官員時就以捐納做為其加速進入仕途或晉陞的手段。第二類的數據是《同官錄》，也就是各省官員的人名錄，比較令人滿意。由於《同官錄》未包含大量的「佐雜」，因此我們只能分析七品以上省級與地方官員的出身背景。
光緒十二年（1886）版的浙江官員《同官錄》相當完整，包括佐雜及府州縣學的教授、教諭等，特別具?發性。府州縣學的教官做為一個群體，有別於任官常規的例子，是格外孤單而可悲。道光三十年（1850）以後，決定官員身分的因素中，金錢遠比學術來得重要。90名教官中，60名出身正途，26名捐納，4名保舉；但60名出身正途的教官之中，又有26名進一步以捐納取得官職。在排除大量以捐納取得從九品官位及不入流的吏員之後，剩下的272名佐雜中有238名取得官位唯一的方式是捐納。
系統性的統計資料之外，個人的傳記證明，大部分情況下，在捐納官位之前，需要物質幫助才能得到好的教育，高的功名，最終達到官員的身分地位。這一事實，或可以一些出身貧寒而奮鬥不懈的學者來說明。例如沈垚（嘉慶三年至道光二十年，1798-1840）是道光十四年（1834）的「優貢生」，也是一位歷史地理學家，曾做如下的一般性觀察：
[自宋以後]未仕者又必先有農桑之業，方得給朝夕，以專事進取；於是…非父兄先事業於前，子弟即無由讀書以致身通顯。
沈垚從他與一些天資好卻遭挫折的朋友們的經驗，得到一個結論：「當今錢神為貴，儒術道消」。儘管這一印象想來是誇大而單方面的看法，也很可能只適用於清代後期；但能幫助現代學子瞭解，一般認為明清時代全國競爭性的考試體制下，只靠個人的才能就能決定個人社會價值與地位的看法，是多?地誇張。
總之，從我們所舉的實例與全體的統計，可清楚地知道，在明清時代的中國，錢財本身不是權力的根本來源，它必須轉化成官員身分，才能讓人充分感到錢財的力量。從明朝創建到蒙古入侵的正統十四年（1449），財富只能間接地幫助獲得一個較高的功名與一個官職。景泰二年（1451）以後，不時出現的賣官，對富人開?一條社會流動的新管道，使錢財在決定社會地位上，成為重要性不斷增強之因素。但直到太平天國叛亂的咸豐元年（1851），國家一直把科舉制度，做為首要的社會流動管道，捐納做為次要管道。太平天國之亂爆發後，國家開始失去其管理控制能力，錢財的重要性才超過高等功名，成為社會地位的決定性因素。
比較明清中國與西方早期近代及近代的社會階層，我們發現其間只是程度不同，而非性質的相異。勞力者與勞心者的界線，儒家中國可能比西方來得清晰；但這樣的界線，在所有的前近代與近代的文明社會差不多都存在。即使在現代的北美，雖然對勞力者的偏見已是最少的，但社會階層體制的根本區別，仍在白領與藍領職業之間。儒家傳統與價值，可能會對富人在得以進入統治精英時造成較大的壓力，但同樣的驅策與社會弱勢情結，也在大多數前近代與近代社會的新富（nouveaux riches）身上可以看到。教育，或更準確地說大學學位，在最「物質主義化」的北美社會階層，越來越重要。甚至傳統中國對各階級生活方式詳細的法律規定並非獨一無二，中古與後封建時代的歐洲也有同樣的情況。明清社會特別之處，在於除了這五個半世紀時期的最後六十年之外，官僚制度與國家權力具有壓倒性的力量，一直是管控社會流動的主要管道，這多少符合當時確立已久的儒家傳統的指導原則。
明清政府在法律上界定官僚體系各階層的地位，明顯地與其社會地位相符，但在我們研究平民階層時，也發現各個主要平民群體間的法律與社會地位，有一定程度的差異。傳統中國政府既尊儒也「重農」；所以，在法律規定上有其強烈的偏見。不難理解，儒家政府把士民的地位置於其他庶民之上；因為士民是庶民中唯一勞心的群體。作為重農主義國家，農民是財富的主要生產者，國家，特別是統治階級的生存，就依存於農民的勞動之上。因此，農民雖然是勞力的，卻比較能免受不平等的法律之害，常有權參加科舉考試。《管子》這本書服膺的社會概念與孔子便相去不遠，主張庶民應「世守其業」，嚴格地執行世襲的社會職業與社會地位，但也歡迎具「秀才之能」的農民子弟可上升為士，最終進入封建官僚之列。另一方面，工與商在傳統中國社會中，被視為財富的次要生產者與中間人；因此，在法律上給予不公平的待遇。他們受到差別待遇及反奢靡法律的制約，禁止過於奢華的生活，其中較嚴重的是國家拒絕給予他們進入官僚階級的權利；直到宋朝末年，法律還禁止工商之子弟參加科舉。傳統中國社會以工商為四民之末，輕視工商，歧視工商，這樣的態度一直持續到近代。
但深入研究歷史社會現象，卻顯示一個與法律文本不同的圖象。西漢政府雖然採「重農抑末」的政策，令商人不得衣絲，乘馬，操兵器，又規定商人算賦加倍，子弟不得為官；但這些大資本商人、放高利貸者與工業家卻「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千里游教，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其社會地位等同王侯。其勢力令人畏懼，對小民與平民是一大威脅，而被當代人稱為「素封」，即「沒有秩祿爵邑的貴族」。唐代的許多富商與大資本家成功地規避商人不得奢靡的禁令，過著只有上流社會才能過的生活方式。雖然宋代法律禁止工商子弟參加科舉，可是有許多落第士子與官吏公開經商，而工商子弟設法通過科舉考試走入仕途的，也不在少數。元代許多色目商人(來自中亞及中亞以外的非蒙古與非中國人)的勢力更大，控制了國內外貿易，甚至政府的財政。明清時代，更取消最嚴重的歧視工商的禁令，這可以視為政府對勢力日益強大的工商遲來的認可。
接著討論另一明清社會階層的基本難題，那就是教育(或更具體的措辭：任官的機會)與財富是決定社會地位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由於官方的法令與文書主要處理法律的社會階層，因此微妙的社會現況，只能從社會小說與私人的文學作品中去找尋。以下所舉幾個事例也許過於極端，不能作為一般社會實情的反映，但是這些極端的事例，還是可以幫我們強化理論的觀察，認識到官職及可望得到的官職與財富，在決定社會地位的主要因素中相對的重要性。與反映社會類型的一些統計資料相對照後，我們就可以作出較平衡的估量。
我們很幸運地有《儒林外史》，這一部最能透露內情、最寫實的小說，也是研究明清社會重要社會階級不可少的著作。小說中許多令人大開眼界的片斷之一，是關於一位貧苦的南方學者范進，這個窮童生，多年靠著他的岳父胡屠戶為生，當他考上秀才，進了學之後，胡屠父對他說：「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個體統來，……若是家門口這些做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連我臉上都無光了。」這下子社會地位可算提高了一些，但家庭經濟可以說毫無改善，連參加鄉試的盤費都沒有，等他出了考場，家裡已是餓了兩三天。一直要到中舉人的消息傳來，才大有改善，所以當他聽說中了第七名「亞元」時，竟歡喜得瘋了，報錄的建議胡屠戶打他一個嘴巴就會好了，胡屠戶卻說：「雖然是我女婿，如今卻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文曲星）；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聽得齋公們說：『打了天上的星宿，閻王就要拏去打一百鐵棍，發在十八層地獄，永不得翻身。』我卻是不敢做這樣的事。」在他的心目中女婿已是天上的文曲星了。這下全然改變了他們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地方上一位也是舉人出身和做過一任知縣的張鄉紳，馬上親自登門拜訪，並送給他賀儀五十兩與一所大房子；自此以後，地方上的小老百姓也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有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為僕圖蔭庇的，不到兩三個月，家中奴僕丫鬟都有了，錢米更不消說了。
在另一部社會小說《醒世姻緣》裡也有一個細節不同的片段，這是個關於晁思孝突然改變命運的故事。他也當了多年的生員，是個財產有限的人，鄉試屢考不中，後來因資歷而成為貢生，使他能參加低級政府官員的特考，得了個知縣。消息傳來，地方上窮人也有願為其僕人的，也有願送土地給他，放債者願無息貸款，晁家驟然間成為當地最富與最有權勢的人家。上述一位南方、一位北方小說家分別獨立地寫出的兩個故事片斷，可以看出教育的重要，通常更高的科名（舉人）會導致個人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驟然提升。
明清社會中，財富本身並不是權力的根源，這一論點可在此進一步闡明。至少從明代中葉起，安徽南部山區的徽州府商人成為全國最富有的商業集團之一，許多富商鉅子以家財上百萬兩銀子自豪。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謝肇淛，是一位廣博的旅行家與不凡的觀察家，他的那本包含天、地、人、物、事五類記載的著名筆記《五雜俎》，曾經是江戶時代日本人瞭解晚明中國最受歡迎的指南。他在書中提到，徽州的一位百萬富商汪宗姬的事例，因為他有錢，總是鮮車怒馬，帶了大批隨從姬妾出遊，有一次，路遇一地方官，未及時讓道以致於長期訴訟導致破產。我們不能肯定汪氏是否曾捐過功名或官位，但顯然財富的力量本身是敵不過官府權力的。
甚至有官銜的富商家庭，在特殊環境下，面對官府也是無能為力。徽州富商吳氏的事例更能令人大開眼界，這家人在十六世紀初正德年間，以鹽商起家，一直很富有，到十六世紀末與十七世紀初之際的萬曆後期，又常捐鉅款從事地方慈善事業，包括建書院，刊刻十六部經書，免費提供給需要的學生。由於對學者的贊助，長期以來，吳家已被接納為地方精英的一分子；通常的情況下，這已能給吳家有效的社會保護。而且吳家又非常實際的捐了三十萬兩銀給國庫，家中有六人取得七品京官銜。以吳家新獲得的正式官員身分，配合其財富；因此使他們毫無困難地占有黃山的木材，孰料天啟六年（1626），因一個背叛的僕人告到一個貪婪而有權力的宦官那裡，誇大吳家霸占公共山地的說法；於是，不但吳氏所有在徽州地區的家產被政府沒收，而且他在天津、河南、揚州、與杭州各地的鹽業與當舖的各種投資，都遭調查，最終都被政府沒收。
這些事例並不限於徽州地區，也不限於晚明。十八世紀前半期的雍正、乾隆年間，《儒林外史》有另一個生動地描述揚州大鹽商萬雪齋的例子；揚州位近大運河與長江交會處，是個文化中心和奢華消費城市。即使以揚州的消費標準而論，萬氏招待著名文士的方式，也被認為是奢侈浪費的。他的七姨太有些文學天分，熱心社交，就組織了個詩會。儘管萬雪齋有精英的身分，他還是成為貪婪成性的地方官下手的對象；經過與寵愛的七太太深思熟慮之後，萬雪齋決定從他正迅速縮水的家產拿出一萬兩銀子，去買一個邊遠的貴州省知府實缺，因為在法律許可範圍內買得一個立刻可以上任的高官，萬雪齋才能逃脫他與其姨太太認為正逼近的死亡危機。吳敬梓在評論萬雪齋的事例時，引用了一句包含當代基本社會事實的通行中國俗語：「窮不與富鬥，富莫與官爭。」
李贄較為人知的是筆名李卓吾（嘉靖六年至萬曆三十年，1527-1602）。他做過地方官，也是思想界的離經叛道者，曾做過大略的觀察：「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貲，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忍詬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眾，所得者末。然必交結於卿大夫之門，然後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 這也是明清時代商人常為官員立碑以表達謝意的原因，因為只有受到那些有同情心官員及時保護，商人才得以免受地方政府的吏員及其手下的威脅與榨取。
十九世紀末的社會小說《官場現形記》在序文中說到明清社會權力的根源：
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貴矣！官之權，大矣！官之威，重矣！一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古之人：士、農、工、商分為「四民」；各事其事，各業其業；上無所擾，亦下無所爭。其後選舉之法興，則登進之途雜；士廢其讀，農廢其耕，工廢其技，商廢其業，皆注意於『官』之一字；蓋官者：有士農工商之利，而無士農工商之勞者也。……若官者，輔天子則不足，壓百姓則有餘。
以上的實例與觀察無疑地包涵了相當多的社會實況，然而這不應扭曲我們對事情的真正瞭解。其一，這些被官員勒索而終致破產的商人案例，雖有啟發性，卻是例外而非常態。其二，財富是社會地位的決定因素之一，雖然理論上其重要性還不及高階功名與官職，但財富真實的力量隨時間的前進而穩定成長。在景泰二年（1451）以前，財富最多不過能幫助人得到較好的教育機會，便利最終達成高等功名或官位而已；直到當時選官之法，完全由正途的科舉或特別的保薦、或由國子監監生、吏員和胥吏升遷。但由於正統十四年（1449）士木之變，蒙古瓦剌入侵，嚴重地威脅首都北京，迫使明政府不得不開捐納官位、官銜與國子監生之例，為富人的社會流路開啟重要的前管道邁開了一大步。長久看來，販售官位與官銜及國子監生資格，對社會流動的影響，遠比法國舊政府（ancien regime）實行的波萊特制度（Institution of la Paulette），在促進中產階級（bourgeoisie）上升為貴族的影響要大得多。
從當代的士人與官員部分的統計資料與證詞，我們得知明代賣官位、官銜與監生資格是在一定範圍內進行的。崇禎十七年（1644）早春，北京陷落之後，一個明朝的親王（福王）在南京即位，繼續抗清。他的主要籌餉方法就是大規模地賣官鬻爵。這個流亡政權的賣官，隨著順治二年（1645）清軍攻下南京而終止。但這個賣官政策對清初的政策有不可忽略的影響。清朝政府在1660和1670年代（順治朝及康熙朝前期），需錢孔亟，首先是為供應南方強大的三藩，然後是供應平定三藩之需。的確，在康熙十七年至二十一年（1678-82），清朝政府不但大規模地賣官，而且幾乎是史無前例地，全國性地進行生員資格販賣。雖然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臺灣歸附，全國平定之後，生員資格販賣政策永遠不再繼續實行，但每逢軍事出征、重大天災及興建公共工程時，仍常以捐官來解決財政需求。
我們無法確知清代前半期捐官的數量，但難能可貴的一件嘉慶三年（1798）名單透漏了那年捐官的數字：京官1,437、省級與地方官3,095，這還不包括許多從九品以下及不入九品之流的下級官員。其中最大宗的是縣丞1,258，其次是筆帖式547，他們是京官捐買之最大宗。其中甚至還有十歲以下男童的捐官案例，因為捐了官之後不是馬上可以上任，得等一段時間，早捐就可早任官。雖然這不是常例，不會每年都捐這麼多官，但嘉慶三年這年捐官的總數4,532，已超過中央政府品官總數至少三分之一。這個數字，再加上嘉慶四年至道光三十年（1799-1850）捐監人數 ，顯示至少在清代中期的大部分時間，金錢直接轉換成高社會地位，遠比明代容易得多。
官員中捐官的比例有多少，可由分析兩種官員初任官職資格的系統性資料得知。第一種，是各種版本的《爵秩全覽》，也就是官員品級與俸祿的手冊，在北美能找到的最早版本是十八世紀五、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中期（乾隆中期），最大宗的是十九世紀（嘉慶至光緒）。其中一個樣本顯示，經過百多年，中央政府官員中正途（高階科名與蔭敘）與非正途（如捐納等）出身的比例，只有相當小的變動。這是因為習慣上，某些中央政府官職員額，分別保留給正途與非正途出身的人。例如，高官與學官，照例是保留給高階科名出身的人，某種官職，特別是「筆帖式」，也就是滿人書記，是保留和供滿、蒙、漢軍八旗捐納的。六部與其他幾個中央機關的三個等級的筆帖式，也按一定比例分配。隨著捐納的筆帖式人數逐漸增加，一種叫做額外主事的額外資淺書記人數也相對增加，這個額外主事的位子通常是撥給新科進士的。為平衡起見，通常中央政府官員中，正途出身的人數，比非正途出身的人數，在幅度上要稍多一點。
正途與非正途出身官員比例之變遷，可由分析地方官員初任官職資格的資料，更好地呈現出來。由於要對那些不計其數的「佐雜」，也就是最低的兩個品級（八品與九品）地方官做完整分析非常費時；至少在十九世紀的清末，這些八、九品的官員，其職位大部分是捐納來的。因此，我們分析官員的出身，只限於地方行政的中堅，即四品至七品的地方官階級。我們選擇了可以代表十八世紀後半、十九世紀前半與後太平天國時期的官吏人名錄《爵秩全覽》，以見證捐官急速增長的趨勢。
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帝國正值和平、繁榮與行政秩序井然的巔?，這一年的《爵秩全覽》中登錄的地方官員中，超過70%是貢生以上正途出身的。道光二十年（1840），當國家仍處於和平之時，非正途出身的官員增加的百分比並不太大。但是咸豐元年至同治三年（1851-64）的太平天國之亂，迫使清廷賣官，其規模之大，是以前做夢都夢不到的。亂事平定之後，非正途出身官員的百分比一直都超過正途出身者。
上述數據的資訊並不完整，《爵秩全覽》並未指明那些最初以正途出身官員，是否再度捐納，或甚至在初任官員時就以捐納做為其加速進入仕途或晉陞的手段。第二類的數據是《同官錄》，也就是各省官員的人名錄，比較令人滿意。由於《同官錄》未包含大量的「佐雜」，因此我們只能分析七品以上省級與地方官員的出身背景。
光緒十二年（1886）版的浙江官員《同官錄》相當完整，包括佐雜及府州縣學的教授、教諭等，特別具?發性。府州縣學的教官做為一個群體，有別於任官常規的例子，是格外孤單而可悲。道光三十年（1850）以後，決定官員身分的因素中，金錢遠比學術來得重要。90名教官中，60名出身正途，26名捐納，4名保舉；但60名出身正途的教官之中，又有26名進一步以捐納取得官職。在排除大量以捐納取得從九品官位及不入流的吏員之後，剩下的272名佐雜中有238名取得官位唯一的方式是捐納。
系統性的統計資料之外，個人的傳記證明，大部分情況下，在捐納官位之前，需要物質幫助才能得到好的教育，高的功名，最終達到官員的身分地位。這一事實，或可以一些出身貧寒而奮鬥不懈的學者來說明。例如沈垚（嘉慶三年至道光二十年，1798-1840）是道光十四年（1834）的「優貢生」，也是一位歷史地理學家，曾做如下的一般性觀察：
[自宋以後]未仕者又必先有農桑之業，方得給朝夕，以專事進取；於是…非父兄先事業於前，子弟即無由讀書以致身通顯。
沈垚從他與一些天資好卻遭挫折的朋友們的經驗，得到一個結論：「當今錢神為貴，儒術道消」。儘管這一印象想來是誇大而單方面的看法，也很可能只適用於清代後期；但能幫助現代學子瞭解，一般認為明清時代全國競爭性的考試體制下，只靠個人的才能就能決定個人社會價值與地位的看法，是多?地誇張。
總之，從我們所舉的實例與全體的統計，可清楚地知道，在明清時代的中國，錢財本身不是權力的根本來源，它必須轉化成官員身分，才能讓人充分感到錢財的力量。從明朝創建到蒙古入侵的正統十四年（1449），財富只能間接地幫助獲得一個較高的功名與一個官職。景泰二年（1451）以後，不時出現的賣官，對富人開?一條社會流動的新管道，使錢財在決定社會地位上，成為重要性不斷增強之因素。但直到太平天國叛亂的咸豐元年（1851），國家一直把科舉制度，做為首要的社會流動管道，捐納做為次要管道。太平天國之亂爆發後，國家開始失去其管理控制能力，錢財的重要性才超過高等功名，成為社會地位的決定性因素。
比較明清中國與西方早期近代及近代的社會階層，我們發現其間只是程度不同，而非性質的相異。勞力者與勞心者的界線，儒家中國可能比西方來得清晰；但這樣的界線，在所有的前近代與近代的文明社會差不多都存在。即使在現代的北美，雖然對勞力者的偏見已是最少的，但社會階層體制的根本區別，仍在白領與藍領職業之間。儒家傳統與價值，可能會對富人在得以進入統治精英時造成較大的壓力，但同樣的驅策與社會弱勢情結，也在大多數前近代與近代社會的新富（nouveaux riches）身上可以看到。教育，或更準確地說大學學位，在最「物質主義化」的北美社會階層，越來越重要。甚至傳統中國對各階級生活方式詳細的法律規定並非獨一無二，中古與後封建時代的歐洲也有同樣的情況。明清社會特別之處，在於除了這五個半世紀時期的最後六十年之外，官僚制度與國家權力具有壓倒性的力量，一直是管控社會流動的主要管道，這多少符合當時確立已久的儒家傳統的指導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