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至一九九四年，這段時間，第四世界平民大學的存在已超過二十年，即使會受到主持人不同的人格特質及專業背景影響，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他們的共通之處。主持人的角色是不停想方設法達成預設的目標： 凝聚眾生，齊聚一堂，拒絕赤貧是大家共同的身份，這所大學的導師是赤貧者，他們和社會對話，在那裡，透過「活水成員」本身，產生了第四世界的代表。
為此，主持人必須跟各地準備小組帶領人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而這些小組帶領人則需非常貼近赤貧的日常現實。他同意第四世界運動對抗赤貧的政治奮鬥，不管是地方或國際層次。他也必須關切局勢，不管是社會，文化，經濟還是靈修的走向。
貝瑪婷（Martine Bertin）第一次參加了平民大學之後，寫了一封信，分享她的震撼，這封信描繪出主持人的工作，除了技巧，更是和在場參與者的共融：「我希望我的用字遣詞不會偏離我的想法，那天晚上我受到很大的震撼，到現在情緒都還沒平復。我備受衝擊，一到會場就目瞪口呆，走完最後一級階梯，抵達地下室，全身好像被眾多赤貧刻劃的面容用力鞭打了一頓。
我覺得自己的良心被嚴重打亂，被重新質疑。
那天晚上，我遇到赤貧家庭生活的現實，面對這種難以忍受的情形，我感到義憤填膺，很不自在。極端貧窮摧毀、啃食一個人的內在與外表。它打擾，也切斷溝通的管道，讓人退縮。那晚，我更理解到排斥造成的重擔。
誠懇的接待儀式，會場充滿活力，主持人的溫暖與熱情，參與會眾的溫暖在在平息了我初抵達時的那種憤慨與反抗的情緒,也幫我去忍受赤貧的沉重。
那天晚上，我仔細聆聽，學習很多。我感覺到這群人為了不讓自己被壓垮，為了繼續抬頭挺胸，尋找希望，他們不可思議地努力著。
不過，發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些人有時候發言遇到這麼多困難，在外面，例如在孩子們的學校，很難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可是他們在這裡卻能侃侃而談。這裡是他們能夠被聆聽的地方，麥克風是神奇的化身。在麥克風前面發言看起來場面很大，但在這裡，大家似乎習慣成自然，有時更像是一場遊戲。麥克風接受意見、提問，有時偏離主題，但它讓各種想法和思考得以傳遞，而且經常非常深刻。這個麥克風讓他們的發言展現出意義，令我印象深刻，也讓我想要專注聆聽。」創造一種自在友善的氛圍，讓話語得以釋放出來
創造一種讓大家都能感到自在的氛圍並非小事，這是生活在貧困中的人真正的期待，在某次年終的個人評估，這一點是大家首先重複提到的：氣氛很好。薩多（Sadot）先生在一九九〇年六月說過：「在平民大學，我喜歡的是氣氛，我重新得到力量，我能夠參加，都要感謝我的朋友畢羅傑（Roger Bry），我很驕傲也很高興能跟你們在一起。」只可惜，他參與的時間並不長，一九九一年三月，他在那間他和女友共享的陋屋辭世，去世時才三十八歲。薩多先生還不曾在平民大學公開發言，但是，他在這個地方找到一種團體生活，一種向其他生活圈的人開放的社會生活。
在第四世界平民大學表達的所有憤怒與不平都被聽見了。一些議題，例如工作，引起許多被職場拒絕的成員的憤怒，當你知道這個主題是巴黎平民大學二十年來繼兒童議題之後最常出現的議題時，歷屆主持人都不怕衝突會破壞友好熱絡的氣氛！而且工作這類議題，會讓那些習慣沉默的人願意發言。每一個經歷過苦難的人都有著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經驗，伯凱莉女士（Berthelier）就是如此，她問：「你們有在火車車廂上工作過嗎？清潔打掃？你們不知道這是什麼工作。年輕時，我和媽媽不得不在凌晨三點起床去巴黎東站打掃車廂，如果你曾在火車上打掃過，不妨過來討論一下！」
但是，每當悲傷太深切時，憤怒甚至不再迸發，反倒讓位給沉默和沮喪。沉默在第四世界平民大學有著重要的位子，當下無聲勝有聲。
對難以忍受的情況表示同情乃人之常情，但，如何使聽到這些陳述的人，能夠進一步把激昂的情緒轉化為思考與奮鬥的力量？
然而，對於赤貧者的不理解很少僅僅是由於生理上的缺陷或口齒不清的問題。社會地位很低的時候，聲音是很難被聽見的。人們要麼指責赤貧者不會說話，要麼責怪他們太會說話。如果是後者，他們會說窮人就只是鸚鵡學舌，人家怎麼說，他們也跟著說；又或者責備他們總是在重述同樣的事情。別人是怎麼在批評窮人，雅瑪莉心知肚明，但她只能見證自己的經歷：「平民大學讓我說出我的想法。我理解到我有思考的權利，有表達的權利。我在平民大學學到很多事，但他們沒有教我應該怎麼思考，這點我本來就知道。」當然，從形式上看，赤貧者的話語並不完美。他們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通常連初級教育也沒有。但是，二十多年來，在平民大學，這些父母不斷以不同的方式一說再說：「我們不希望別人一次又一次帶走我們的孩子，孩子是我們的生命。給我們一個住處、一份工作，幫助我們親自撫養他們；只要別再碰我們的孩子！」這會很難懂嗎？
多年來，在平民大學，有一位婦女拿起麥克風重複說著：「他們帶走我的孩子，他們沒有權利這麼做，我是他們的母親。」每一次，她所說的都與平民大學討論的議題有關，從未離題。
不理解的主要緣由，是因為人們強烈抗拒與赤貧者對話。他們極端的處境讓我們感到不安。主持人的角色很不容易，他必須想辦法讓赤貧者的表達成為教導，而不是變成大家詬病的對象，避免大家在形式上做文章。當然也得運用一些實際的方法，因此，在平民大學使用牆板書寫、請書記為大家當場公開紀錄，此舉，有助於讓揭露出來的赤貧處境被概念化，將客觀的生活事件轉化為概念。
為此，主持人必須跟各地準備小組帶領人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而這些小組帶領人則需非常貼近赤貧的日常現實。他同意第四世界運動對抗赤貧的政治奮鬥，不管是地方或國際層次。他也必須關切局勢，不管是社會，文化，經濟還是靈修的走向。
貝瑪婷（Martine Bertin）第一次參加了平民大學之後，寫了一封信，分享她的震撼，這封信描繪出主持人的工作，除了技巧，更是和在場參與者的共融：「我希望我的用字遣詞不會偏離我的想法，那天晚上我受到很大的震撼，到現在情緒都還沒平復。我備受衝擊，一到會場就目瞪口呆，走完最後一級階梯，抵達地下室，全身好像被眾多赤貧刻劃的面容用力鞭打了一頓。
我覺得自己的良心被嚴重打亂，被重新質疑。
那天晚上，我遇到赤貧家庭生活的現實，面對這種難以忍受的情形，我感到義憤填膺，很不自在。極端貧窮摧毀、啃食一個人的內在與外表。它打擾，也切斷溝通的管道，讓人退縮。那晚，我更理解到排斥造成的重擔。
誠懇的接待儀式，會場充滿活力，主持人的溫暖與熱情，參與會眾的溫暖在在平息了我初抵達時的那種憤慨與反抗的情緒,也幫我去忍受赤貧的沉重。
那天晚上，我仔細聆聽，學習很多。我感覺到這群人為了不讓自己被壓垮，為了繼續抬頭挺胸，尋找希望，他們不可思議地努力著。
不過，發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些人有時候發言遇到這麼多困難，在外面，例如在孩子們的學校，很難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可是他們在這裡卻能侃侃而談。這裡是他們能夠被聆聽的地方，麥克風是神奇的化身。在麥克風前面發言看起來場面很大，但在這裡，大家似乎習慣成自然，有時更像是一場遊戲。麥克風接受意見、提問，有時偏離主題，但它讓各種想法和思考得以傳遞，而且經常非常深刻。這個麥克風讓他們的發言展現出意義，令我印象深刻，也讓我想要專注聆聽。」創造一種自在友善的氛圍，讓話語得以釋放出來
創造一種讓大家都能感到自在的氛圍並非小事，這是生活在貧困中的人真正的期待，在某次年終的個人評估，這一點是大家首先重複提到的：氣氛很好。薩多（Sadot）先生在一九九〇年六月說過：「在平民大學，我喜歡的是氣氛，我重新得到力量，我能夠參加，都要感謝我的朋友畢羅傑（Roger Bry），我很驕傲也很高興能跟你們在一起。」只可惜，他參與的時間並不長，一九九一年三月，他在那間他和女友共享的陋屋辭世，去世時才三十八歲。薩多先生還不曾在平民大學公開發言，但是，他在這個地方找到一種團體生活，一種向其他生活圈的人開放的社會生活。
在第四世界平民大學表達的所有憤怒與不平都被聽見了。一些議題，例如工作，引起許多被職場拒絕的成員的憤怒，當你知道這個主題是巴黎平民大學二十年來繼兒童議題之後最常出現的議題時，歷屆主持人都不怕衝突會破壞友好熱絡的氣氛！而且工作這類議題，會讓那些習慣沉默的人願意發言。每一個經歷過苦難的人都有著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經驗，伯凱莉女士（Berthelier）就是如此，她問：「你們有在火車車廂上工作過嗎？清潔打掃？你們不知道這是什麼工作。年輕時，我和媽媽不得不在凌晨三點起床去巴黎東站打掃車廂，如果你曾在火車上打掃過，不妨過來討論一下！」
但是，每當悲傷太深切時，憤怒甚至不再迸發，反倒讓位給沉默和沮喪。沉默在第四世界平民大學有著重要的位子，當下無聲勝有聲。
對難以忍受的情況表示同情乃人之常情，但，如何使聽到這些陳述的人，能夠進一步把激昂的情緒轉化為思考與奮鬥的力量？
然而，對於赤貧者的不理解很少僅僅是由於生理上的缺陷或口齒不清的問題。社會地位很低的時候，聲音是很難被聽見的。人們要麼指責赤貧者不會說話，要麼責怪他們太會說話。如果是後者，他們會說窮人就只是鸚鵡學舌，人家怎麼說，他們也跟著說；又或者責備他們總是在重述同樣的事情。別人是怎麼在批評窮人，雅瑪莉心知肚明，但她只能見證自己的經歷：「平民大學讓我說出我的想法。我理解到我有思考的權利，有表達的權利。我在平民大學學到很多事，但他們沒有教我應該怎麼思考，這點我本來就知道。」當然，從形式上看，赤貧者的話語並不完美。他們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通常連初級教育也沒有。但是，二十多年來，在平民大學，這些父母不斷以不同的方式一說再說：「我們不希望別人一次又一次帶走我們的孩子，孩子是我們的生命。給我們一個住處、一份工作，幫助我們親自撫養他們；只要別再碰我們的孩子！」這會很難懂嗎？
多年來，在平民大學，有一位婦女拿起麥克風重複說著：「他們帶走我的孩子，他們沒有權利這麼做，我是他們的母親。」每一次，她所說的都與平民大學討論的議題有關，從未離題。
不理解的主要緣由，是因為人們強烈抗拒與赤貧者對話。他們極端的處境讓我們感到不安。主持人的角色很不容易，他必須想辦法讓赤貧者的表達成為教導，而不是變成大家詬病的對象，避免大家在形式上做文章。當然也得運用一些實際的方法，因此，在平民大學使用牆板書寫、請書記為大家當場公開紀錄，此舉，有助於讓揭露出來的赤貧處境被概念化，將客觀的生活事件轉化為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