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
一六九八年：運奴船底艙裡的人與怪物
一六九八年五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倫敦《飛郵報》（Flying Post）刊登了一則奇特的廣告。廣告宣稱，一隻曾在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附近、針線街（Threadneedle Street）的蒙克里夫咖啡館（Moncrief's Coffee-House）展出的「怪物」已於週六晚間死亡，隨後由著名醫師兼「內臟解剖學講師」泰森（Edward Tyson）解剖。這隻「怪物」，就是當時所稱的「猩猩」（orangutan或orang-outang）。
泰森當時已以解剖鼠海豚、負鼠與海豚等動物聞名。他計畫出版一份解剖報告，並附上圖版，以滿足「好奇人士」的求知欲。這隻猩猩的骨架與經填充保存的皮毛，也將陸續公開展示，使觀眾得以觀察牠全身的輪廓與比例。廣告甚至宣稱，這些材料所能提供的資訊，將「不亞於、或更勝於牠生前」。廣告最後附帶說明，據將牠帶來的人所述，牠來自非洲安哥拉，並且是「在一群奴隸之中一起出售給船長的」。
這則廣告值得注意，不只因為它呈現了十七世紀末倫敦對怪物、奇觀與異國動物的消費熱情。更重要的是最後那句話：這隻「怪物」是「在一群奴隸之中一起出售給船長的」。這句話開啟了一條通往現代知識形成史的陰暗航道。被送往倫敦咖啡館、解剖桌與博物收藏的猩猩，從一開始就是奴隸貿易網絡所運送的「貨物」之一。供應比較解剖與自然史收藏的動物標本，與供應種植園勞動力的黑人身體，曾經共享同一艘船、同一個底艙、同一套商業網絡。
當時所謂「猩猩」，並不是今日生物分類學上嚴格區分的物種名稱。這個源自馬來語、意為「森林人」（man of the wood）的詞，在十八世紀以前常用來指稱歐洲所知的各種大型類人猿，包括今天所稱的婆羅洲猩猩與非洲黑猩猩；「森林人」、「野人」、「侏儒」（pygmy）、「印度薩堤爾」（Indian satyr）、「pongo」、「jocko」等名稱，也經常交錯使用。換言之，這個名稱本身便印證了人、猿、怪物與神話生物之間模糊不清的界線。十七世紀以來的旅遊與自然史著作，常把大型類人猿描繪為某種「第三類存在」：有時直立行走，有時四足爬行；有時被說成能理解人語、懂得羞恥與流淚，有時又被描繪為粗野、好色、好戰、抗拒勞動的半獸。這些描述實際上是一套關於人類邊界的想像。猩猩之所以令人不安，正因為牠既像人，又不被穩定地承認為人。
另一方面，這套想像也有物質條件。大型類人猿之所以能進入歐洲，仰賴荷蘭、英國、葡萄牙等帝國的航海、貿易與殖民網絡。來自東南亞的猩猩與來自西南非洲的黑猩猩，雖循不同航路進入歐洲，卻都被納入帝國收藏、展示與知識生產的流通系統。在英國脈絡中，一六九八年尤其具有象徵意義：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壟斷權廢除後，英國商人更廣泛投入奴隸貿易，而泰森解剖的安哥拉黑猩猩，正是在「一群奴隸之中」被出售給船長。也因為如此，十七世紀末與十八世紀的文獻常可看見一種從「地理鄰近」滑向「類型相似」乃至「本質相似」的轉換：非洲人與非洲大型類人猿不只被想像為來自相近地域，也開始被放入同一套身體、氣質與勞動能力的比較語言。這種重疊的想像之所以能夠持續，正因為它是由同一套奴隸市場、船運路線與殖民展示空間所反覆支撐。
在這裡，猩猩同時具有三重身分：是商品，是奇觀，也是科學標本。牠被展示、收費觀看、解剖、繪圖、收藏；牠的身體被轉化為關於人類身體、動物身體，以及兩者界線的知識。泰森的研究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他把這隻來自安哥拉的黑猩猩納入一套系統性的比較架構。一六九九年，他出版《猩猩或森林人；侏儒的解剖學：與猴、猿與人的比較》（Orang-Outang, sive Homo Sylvestris: or, the Anatomy of a Pygmie Compared with That of a Monkey, an Ape, and a Man）。書名中的「猩猩」、「森林人」、「侏儒」、「猴」、「猿」與「人」，正好把上述命名混亂轉化為一個解剖學與人類學問題：這種動物究竟應放在人與獸之間的哪個位置？該書書末的古典文獻學附論又進一步討論犬首人（Cynocephali）、薩堤爾與斯芬克斯（Sphinges），使現代解剖學與古典怪物傳說交織在同一個文本。
啟蒙時代「人的科學」所採用的主要認識工具，正是「比較」。既比較動物與人類，也比較世界各地不同人群的身體特徵、習俗、舉止與生活方式。比較方法的優勢，在於把無窮多樣的特徵縮減為有限而可控制的類型，從而建立分類；也正是在這個框架內，比較解剖學開始把猿類解剖納入其研究範圍。泰森最後認為，這隻猩猩或「侏儒」與人類有四十八處相似，與其他猴或猿則只有三十四處相似；甚至連牠的大腦也比預期更接近人類。牠因此被描繪成自然大鏈條中「介於猿與人的中間環節」，或「介於兩者的一種動物」。
這正是這則故事的思想後果。泰森並沒有提出成熟的種族理論，但他的比較方式提供了一種日後可被挪用的語言。更精確地說，十八世紀的人猿爭論同時發展出兩種論述：一方面，猩猩被賦予近似人類的身體、情感與學習能力；另一方面，某些人群又被推向接近動物的位置。於是，「人類」這個整體出現裂痕；透過比較建立的階序，不再只運作於人與動物之間，也滲入人類內部。
這一點對本書極為重要。比較、分類與排序，從一開始便與殖民貿易、奴隸制度和動物身體的流通相互糾纏。歐洲的「人的科學」固然在大學、學會、解剖劇場與博物館中制度化，卻也不斷在殖民地、港口、船艙、市集、咖啡館與私人收藏室中被匯集、轉譯、保存與消費。由此觀之，運奴船不只是販運人口與商品的工具，也是自然知識流通的重要場所。
愛德華茲（George Edwards）的例子，可以進一步說明這套網絡如何運作。這位以鳥類繪圖聞名的博物學家，曾在《自然史拾遺》（Gleanings of Natural History）中討論「小紅頭鸚鵡」或「幾內亞麻雀」的來源。有人以為這種鳥來自巴西，但愛德華茲認為牠原產於幾內亞；造成混淆的原因，正是三角貿易的航線。前往幾內亞的船隻通常不直接返回歐洲，而是先在非洲裝載奴隸，再航向美洲殖民地出售，最後才帶著貨物與利潤返回歐洲。於是，許多原產於非洲的動植物，經由美洲返回歐洲後，便被誤認為來自美洲。愛德華茲譴責這種「可憎而野蠻的人肉買賣」，並在一七五八年稱之為「惡名昭彰的貿易」。然而，他的贊助者斯隆（Hans Sloane）正是皇家學會會長與著名收藏家。（未完）
一六九八年：運奴船底艙裡的人與怪物
一六九八年五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倫敦《飛郵報》（Flying Post）刊登了一則奇特的廣告。廣告宣稱，一隻曾在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附近、針線街（Threadneedle Street）的蒙克里夫咖啡館（Moncrief's Coffee-House）展出的「怪物」已於週六晚間死亡，隨後由著名醫師兼「內臟解剖學講師」泰森（Edward Tyson）解剖。這隻「怪物」，就是當時所稱的「猩猩」（orangutan或orang-outang）。
泰森當時已以解剖鼠海豚、負鼠與海豚等動物聞名。他計畫出版一份解剖報告，並附上圖版，以滿足「好奇人士」的求知欲。這隻猩猩的骨架與經填充保存的皮毛，也將陸續公開展示，使觀眾得以觀察牠全身的輪廓與比例。廣告甚至宣稱，這些材料所能提供的資訊，將「不亞於、或更勝於牠生前」。廣告最後附帶說明，據將牠帶來的人所述，牠來自非洲安哥拉，並且是「在一群奴隸之中一起出售給船長的」。
這則廣告值得注意，不只因為它呈現了十七世紀末倫敦對怪物、奇觀與異國動物的消費熱情。更重要的是最後那句話：這隻「怪物」是「在一群奴隸之中一起出售給船長的」。這句話開啟了一條通往現代知識形成史的陰暗航道。被送往倫敦咖啡館、解剖桌與博物收藏的猩猩，從一開始就是奴隸貿易網絡所運送的「貨物」之一。供應比較解剖與自然史收藏的動物標本，與供應種植園勞動力的黑人身體，曾經共享同一艘船、同一個底艙、同一套商業網絡。
當時所謂「猩猩」，並不是今日生物分類學上嚴格區分的物種名稱。這個源自馬來語、意為「森林人」（man of the wood）的詞，在十八世紀以前常用來指稱歐洲所知的各種大型類人猿，包括今天所稱的婆羅洲猩猩與非洲黑猩猩；「森林人」、「野人」、「侏儒」（pygmy）、「印度薩堤爾」（Indian satyr）、「pongo」、「jocko」等名稱，也經常交錯使用。換言之，這個名稱本身便印證了人、猿、怪物與神話生物之間模糊不清的界線。十七世紀以來的旅遊與自然史著作，常把大型類人猿描繪為某種「第三類存在」：有時直立行走，有時四足爬行；有時被說成能理解人語、懂得羞恥與流淚，有時又被描繪為粗野、好色、好戰、抗拒勞動的半獸。這些描述實際上是一套關於人類邊界的想像。猩猩之所以令人不安，正因為牠既像人，又不被穩定地承認為人。
另一方面，這套想像也有物質條件。大型類人猿之所以能進入歐洲，仰賴荷蘭、英國、葡萄牙等帝國的航海、貿易與殖民網絡。來自東南亞的猩猩與來自西南非洲的黑猩猩，雖循不同航路進入歐洲，卻都被納入帝國收藏、展示與知識生產的流通系統。在英國脈絡中，一六九八年尤其具有象徵意義：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壟斷權廢除後，英國商人更廣泛投入奴隸貿易，而泰森解剖的安哥拉黑猩猩，正是在「一群奴隸之中」被出售給船長。也因為如此，十七世紀末與十八世紀的文獻常可看見一種從「地理鄰近」滑向「類型相似」乃至「本質相似」的轉換：非洲人與非洲大型類人猿不只被想像為來自相近地域，也開始被放入同一套身體、氣質與勞動能力的比較語言。這種重疊的想像之所以能夠持續，正因為它是由同一套奴隸市場、船運路線與殖民展示空間所反覆支撐。
在這裡，猩猩同時具有三重身分：是商品，是奇觀，也是科學標本。牠被展示、收費觀看、解剖、繪圖、收藏；牠的身體被轉化為關於人類身體、動物身體，以及兩者界線的知識。泰森的研究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他把這隻來自安哥拉的黑猩猩納入一套系統性的比較架構。一六九九年，他出版《猩猩或森林人；侏儒的解剖學：與猴、猿與人的比較》（Orang-Outang, sive Homo Sylvestris: or, the Anatomy of a Pygmie Compared with That of a Monkey, an Ape, and a Man）。書名中的「猩猩」、「森林人」、「侏儒」、「猴」、「猿」與「人」，正好把上述命名混亂轉化為一個解剖學與人類學問題：這種動物究竟應放在人與獸之間的哪個位置？該書書末的古典文獻學附論又進一步討論犬首人（Cynocephali）、薩堤爾與斯芬克斯（Sphinges），使現代解剖學與古典怪物傳說交織在同一個文本。
啟蒙時代「人的科學」所採用的主要認識工具，正是「比較」。既比較動物與人類，也比較世界各地不同人群的身體特徵、習俗、舉止與生活方式。比較方法的優勢，在於把無窮多樣的特徵縮減為有限而可控制的類型，從而建立分類；也正是在這個框架內，比較解剖學開始把猿類解剖納入其研究範圍。泰森最後認為，這隻猩猩或「侏儒」與人類有四十八處相似，與其他猴或猿則只有三十四處相似；甚至連牠的大腦也比預期更接近人類。牠因此被描繪成自然大鏈條中「介於猿與人的中間環節」，或「介於兩者的一種動物」。
這正是這則故事的思想後果。泰森並沒有提出成熟的種族理論，但他的比較方式提供了一種日後可被挪用的語言。更精確地說，十八世紀的人猿爭論同時發展出兩種論述：一方面，猩猩被賦予近似人類的身體、情感與學習能力；另一方面，某些人群又被推向接近動物的位置。於是，「人類」這個整體出現裂痕；透過比較建立的階序，不再只運作於人與動物之間，也滲入人類內部。
這一點對本書極為重要。比較、分類與排序，從一開始便與殖民貿易、奴隸制度和動物身體的流通相互糾纏。歐洲的「人的科學」固然在大學、學會、解剖劇場與博物館中制度化，卻也不斷在殖民地、港口、船艙、市集、咖啡館與私人收藏室中被匯集、轉譯、保存與消費。由此觀之，運奴船不只是販運人口與商品的工具，也是自然知識流通的重要場所。
愛德華茲（George Edwards）的例子，可以進一步說明這套網絡如何運作。這位以鳥類繪圖聞名的博物學家，曾在《自然史拾遺》（Gleanings of Natural History）中討論「小紅頭鸚鵡」或「幾內亞麻雀」的來源。有人以為這種鳥來自巴西，但愛德華茲認為牠原產於幾內亞；造成混淆的原因，正是三角貿易的航線。前往幾內亞的船隻通常不直接返回歐洲，而是先在非洲裝載奴隸，再航向美洲殖民地出售，最後才帶著貨物與利潤返回歐洲。於是，許多原產於非洲的動植物，經由美洲返回歐洲後，便被誤認為來自美洲。愛德華茲譴責這種「可憎而野蠻的人肉買賣」，並在一七五八年稱之為「惡名昭彰的貿易」。然而，他的贊助者斯隆（Hans Sloane）正是皇家學會會長與著名收藏家。（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