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歷史獲得空間維度的史賓格勒
無論就其獨特的觀照方式還是就其驚人的洞見而言，奧斯維德．史賓格勒都堪稱天才。這樣的天才讓人聯想起的不是尼采式的人物，而是愛因斯坦那樣的曠世精英。儘管時隔一個世紀，史賓格勒還未曾被世人真正領略，比起受他影響的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的蜚聲史學界，史賓格勒幾近於默默無聞，但史氏所開創的史學方法卻讓人不得不承認，達爾文的進化論之於歷史的描繪是牽強的不具至高無上的權威性的。史賓格勒有力地證明了，歷史並不是像達爾文所說的那樣是按照一種線性的軌跡向前遞進式地發展的，而是以一種由文化而文明的週期方式運轉的。這樣的方式與其說接近於過去某些哲學家所說的螺旋形上升，不如說更近似於愛因斯坦所指出的四維時空。正如愛因斯坦在空間形式中引進了時間的維度一樣，史賓格勒在描述歷史的當口無意之間確立了空間的維度。
我不知道史賓格勒後來有沒有注意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假如他留意到了並且領悟出了相對論的意味的話，他也許會把他的歷史觀說得更為直接。因為事實上就好比空間是可以作時間轉換的一樣，歷史是與宇宙空間同構的。當人們在平面上畫出一張太陽系的恒星、行星、衛星的運行軌跡圖的時候，他們其實同時也勾勒了歷史運行的基本圖像。在此，歷史的研究重心並不在於歷史本身的進步與否，而在於歷史運行的週期是怎樣展開的。歷史圖像的這種空間性，很容易讓人想起古老的東方史觀，即歷史無非是一種生生不息的輪迴；而且，這在史賓格勒也有相應的描述，即歷史週期的春夏秋冬循環。然而，與東方史觀不同的是，史賓格勒沒有將他的歷史觀照訴諸單純的直覺，而是盡可能地作了一種邏輯的表達。因為史賓格勒不僅來自一個西方文化空間，而且他本來就是一個出色的數學教師。
數學教師的身分之於史賓格勒可說是意味深長。因為大凡一個有成就的西方哲學家，同時必定又是個出色的數學家。比如十七世紀的笛卡爾，比如二十世紀的羅素，比如古希臘時代的畢達哥拉斯，等等，等等，不勝枚舉。數學之於西方文化的意味就如同基督之於《新約》一樣。作為西方文化的主角，數學和《聖經》一起構成了整個文化的兩根支柱。中國人從河圖、洛書之中沒能開掘出來的數學，在西方文化中扮演了叱吒風雲的角色。或者說，西方文化所賴以生存發展的科學理性，乃是以數學為基礎的邏輯思維方法。雖然讀者在《西方的沒落》一著中看不出絲毫數理邏輯的痕跡，但作者的數學根基卻使論著的整個論述於天馬行空之中具有了內在的邏輯性和連續性，其嚴密和精確一如閔可夫斯基的四維時空公式之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人們可以說，史賓格勒本人在《西方的沒落》一著中，對於歷史的這種空間性的意識是朦朧的不甚明確的，但人們必須看到他的論述本身對於空間的提示乃是十分清晰的。他把這種意識稱之為關於未來的新哲學，並且擴展為「世界歷史的形態學觀」（conception of a morphology of world-history），即作為歷史的世界（world-as-history）的形態學觀；並且把這種形態學觀與以往的歷史學觀，即作為自然的世界（world-as-nature），作了鮮明的對比。為了區別這兩種不同的歷史形態學觀，他又指出說：
作為歷史的世界的形態學觀「重新深刻地檢視世界的形式、運動及其最終意義，但這一次是按一種截然不同的安排去檢視的，不是把它們放在一個無所不包的總圖中，而是把它們放在一個生活的圖景中，不是把它們看作已成的事物（things-be-come），而是把它們看作方成的事物（things-becom-ing）。」（引自《西方的沒落》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93 年版）
毋庸置疑，史賓格勒在兩種歷史形態學觀之間作出的這種劃分，不僅僅是為了表明對達爾文那種把人文世界與自然歷史混為一談的進化論哲學的不以為然，而且還向人們表明了作為歷史的世界和作為自然的世界之間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史賓格勒不願把自然的生物學進化看成是人文的歷史，因為他認為人的歷史與物的進化是不一樣的，不管其間有著多少密不可分的聯繫。在他看來，物是可以進行靜態描述的，可以作為已成的事物成為進化論的描述對象的，而人文世界卻不能成為這樣的描述對象，因為人文世界不是一種已成的事物，而是一種方成的事物，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換句話說，歷史的描述者不是在運動之外，而就在運動之中；人們不可能找出一個完全的局外人位置從而對歷史作出完成時態意義上的總結，除了上帝有這種可能性之外，沒有一個學者具有這樣的特權。
倘若聯繫到史賓格勒有關歐幾里德幾何與後來的非歐幾何的論說，那麼他關於這兩種歷史形態學觀的區分的空間意味就變得具體而可感了。在歐幾里德的幾何世界裡，三角形的內角之和乃是不變的180 度，而在非歐幾何世界中，比如為黎曼所揭示的幾何學中，三角形的內角之和就大於或小於180度了。因為前者是一個平面世界，而後者是一個曲面世界；前者僅止於在一個靜止的平面上成立，而後者卻是在一個彎曲空間裏展開的。與幾何學從平面到曲面的變換相應，數學的發展也有了不同的意味，致使著名的歐氏定理（亦即中國數學中的畢氏定理）在一個彎曲空間裏不再具有公理意味，不再成為一種常識，一種一成不變的真理。因為史賓格勒指出了從代數到函數的演變所帶來的不同的文化內涵，當一個求和求實數的等式變成一個呈示數與數之間的互相關係的函數公式時，原先對數的追求就變成了對關係的指認，用史氏的說法則是，原先古典文化（歐幾里德幾何）對實體的關注，到了西方文化（非歐幾何）變成了對空間的想像。站在數位背後的實體，讓位給了由函數關係揭示的空間。
我想藉此指出的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史學觀就好比歐幾里德平面幾何原理，著眼於歷史的物性的實體；而史賓格勒的作為歷史的世界的歷史形態學觀則與黎曼的非歐幾何原理相對稱，關注由函數關係展示的文化空間。在論說作為自然的世界時，達爾文的歷史觀是成立的，就像在一個平面上討論幾何學時，歐幾里德定理是不可置疑的；只是在論說作為歷史的世界時，史賓格勒的歷史形態學觀向人們揭示了更具有人文意味的歷史面貌。換句話說，達爾文的進化論在論述物的歷史或者說文明的歷史時，是確切的，正如史賓格勒在論述人文的或者說文化的歷史時是有力的。而且，必須補充說明的是，史賓格勒在摒棄達爾文進化論的時候，他無意中又以作為自然的世界一說相容了達爾文的歷史學觀，其意味一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並不否認在靜力學的前提之下牛頓的力學定律是依然成立的。當然，這應該歸功於史賓格勒有關文化和文明的劃分。
無論就其獨特的觀照方式還是就其驚人的洞見而言，奧斯維德．史賓格勒都堪稱天才。這樣的天才讓人聯想起的不是尼采式的人物，而是愛因斯坦那樣的曠世精英。儘管時隔一個世紀，史賓格勒還未曾被世人真正領略，比起受他影響的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的蜚聲史學界，史賓格勒幾近於默默無聞，但史氏所開創的史學方法卻讓人不得不承認，達爾文的進化論之於歷史的描繪是牽強的不具至高無上的權威性的。史賓格勒有力地證明了，歷史並不是像達爾文所說的那樣是按照一種線性的軌跡向前遞進式地發展的，而是以一種由文化而文明的週期方式運轉的。這樣的方式與其說接近於過去某些哲學家所說的螺旋形上升，不如說更近似於愛因斯坦所指出的四維時空。正如愛因斯坦在空間形式中引進了時間的維度一樣，史賓格勒在描述歷史的當口無意之間確立了空間的維度。
我不知道史賓格勒後來有沒有注意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假如他留意到了並且領悟出了相對論的意味的話，他也許會把他的歷史觀說得更為直接。因為事實上就好比空間是可以作時間轉換的一樣，歷史是與宇宙空間同構的。當人們在平面上畫出一張太陽系的恒星、行星、衛星的運行軌跡圖的時候，他們其實同時也勾勒了歷史運行的基本圖像。在此，歷史的研究重心並不在於歷史本身的進步與否，而在於歷史運行的週期是怎樣展開的。歷史圖像的這種空間性，很容易讓人想起古老的東方史觀，即歷史無非是一種生生不息的輪迴；而且，這在史賓格勒也有相應的描述，即歷史週期的春夏秋冬循環。然而，與東方史觀不同的是，史賓格勒沒有將他的歷史觀照訴諸單純的直覺，而是盡可能地作了一種邏輯的表達。因為史賓格勒不僅來自一個西方文化空間，而且他本來就是一個出色的數學教師。
數學教師的身分之於史賓格勒可說是意味深長。因為大凡一個有成就的西方哲學家，同時必定又是個出色的數學家。比如十七世紀的笛卡爾，比如二十世紀的羅素，比如古希臘時代的畢達哥拉斯，等等，等等，不勝枚舉。數學之於西方文化的意味就如同基督之於《新約》一樣。作為西方文化的主角，數學和《聖經》一起構成了整個文化的兩根支柱。中國人從河圖、洛書之中沒能開掘出來的數學，在西方文化中扮演了叱吒風雲的角色。或者說，西方文化所賴以生存發展的科學理性，乃是以數學為基礎的邏輯思維方法。雖然讀者在《西方的沒落》一著中看不出絲毫數理邏輯的痕跡，但作者的數學根基卻使論著的整個論述於天馬行空之中具有了內在的邏輯性和連續性，其嚴密和精確一如閔可夫斯基的四維時空公式之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人們可以說，史賓格勒本人在《西方的沒落》一著中，對於歷史的這種空間性的意識是朦朧的不甚明確的，但人們必須看到他的論述本身對於空間的提示乃是十分清晰的。他把這種意識稱之為關於未來的新哲學，並且擴展為「世界歷史的形態學觀」（conception of a morphology of world-history），即作為歷史的世界（world-as-history）的形態學觀；並且把這種形態學觀與以往的歷史學觀，即作為自然的世界（world-as-nature），作了鮮明的對比。為了區別這兩種不同的歷史形態學觀，他又指出說：
作為歷史的世界的形態學觀「重新深刻地檢視世界的形式、運動及其最終意義，但這一次是按一種截然不同的安排去檢視的，不是把它們放在一個無所不包的總圖中，而是把它們放在一個生活的圖景中，不是把它們看作已成的事物（things-be-come），而是把它們看作方成的事物（things-becom-ing）。」（引自《西方的沒落》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93 年版）
毋庸置疑，史賓格勒在兩種歷史形態學觀之間作出的這種劃分，不僅僅是為了表明對達爾文那種把人文世界與自然歷史混為一談的進化論哲學的不以為然，而且還向人們表明了作為歷史的世界和作為自然的世界之間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史賓格勒不願把自然的生物學進化看成是人文的歷史，因為他認為人的歷史與物的進化是不一樣的，不管其間有著多少密不可分的聯繫。在他看來，物是可以進行靜態描述的，可以作為已成的事物成為進化論的描述對象的，而人文世界卻不能成為這樣的描述對象，因為人文世界不是一種已成的事物，而是一種方成的事物，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換句話說，歷史的描述者不是在運動之外，而就在運動之中；人們不可能找出一個完全的局外人位置從而對歷史作出完成時態意義上的總結，除了上帝有這種可能性之外，沒有一個學者具有這樣的特權。
倘若聯繫到史賓格勒有關歐幾里德幾何與後來的非歐幾何的論說，那麼他關於這兩種歷史形態學觀的區分的空間意味就變得具體而可感了。在歐幾里德的幾何世界裡，三角形的內角之和乃是不變的180 度，而在非歐幾何世界中，比如為黎曼所揭示的幾何學中，三角形的內角之和就大於或小於180度了。因為前者是一個平面世界，而後者是一個曲面世界；前者僅止於在一個靜止的平面上成立，而後者卻是在一個彎曲空間裏展開的。與幾何學從平面到曲面的變換相應，數學的發展也有了不同的意味，致使著名的歐氏定理（亦即中國數學中的畢氏定理）在一個彎曲空間裏不再具有公理意味，不再成為一種常識，一種一成不變的真理。因為史賓格勒指出了從代數到函數的演變所帶來的不同的文化內涵，當一個求和求實數的等式變成一個呈示數與數之間的互相關係的函數公式時，原先對數的追求就變成了對關係的指認，用史氏的說法則是，原先古典文化（歐幾里德幾何）對實體的關注，到了西方文化（非歐幾何）變成了對空間的想像。站在數位背後的實體，讓位給了由函數關係揭示的空間。
我想藉此指出的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史學觀就好比歐幾里德平面幾何原理，著眼於歷史的物性的實體；而史賓格勒的作為歷史的世界的歷史形態學觀則與黎曼的非歐幾何原理相對稱，關注由函數關係展示的文化空間。在論說作為自然的世界時，達爾文的歷史觀是成立的，就像在一個平面上討論幾何學時，歐幾里德定理是不可置疑的；只是在論說作為歷史的世界時，史賓格勒的歷史形態學觀向人們揭示了更具有人文意味的歷史面貌。換句話說，達爾文的進化論在論述物的歷史或者說文明的歷史時，是確切的，正如史賓格勒在論述人文的或者說文化的歷史時是有力的。而且，必須補充說明的是，史賓格勒在摒棄達爾文進化論的時候，他無意中又以作為自然的世界一說相容了達爾文的歷史學觀，其意味一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並不否認在靜力學的前提之下牛頓的力學定律是依然成立的。當然，這應該歸功於史賓格勒有關文化和文明的劃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