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提出的問題：「究竟我們是什麼人？」這個問題確實有待思量。我們自己對於自己是誰，常
常視所當然。用今天社會學、人類學的名詞來說，這是一個「認同」和「歸屬」的問題。歸屬的圈子並不一定是國界，因為國界經常會變動；也並不一定是族群的理念，因為族群本身究竟是按照基因，還是生物學的判斷？每一代都可能有外來的血統進入這一個群體，究竟該按照哪一種傳承？父系？母系？
　　或者，按照語言、文化學上的理念？或者，根據文化本身的定義，按照生活方式，共同持有的價值觀念等等做為定義？但上面這幾個定義，從語言到價值觀念各項，又是經常在變動。人群與人群之間會互相學習，飲食習慣，生活方式和信仰，交談的工具（語言與文字），一代與一代之間未必一樣，何況是長期的演變，更會累積轉變為完全不同的一套文化體系。

成核：共同體的誕生
　　上述的大問題，並不是三言兩語可解決。這本書的誕生，就是為了思考這個問題，提出一些關於我們自己何所歸屬的發展過程。從系統學觀念看，每一個複雜系統，都有內部各種變數之間不斷互動，以及互動之後得到的總體相。然而，時間永遠在前進，沒有任何總體相可以長久不變。任何複雜系統，也都在不斷地擴大或縮小其涵蓋範圍，某一個時期，在界外的部分忽然成為界內；同樣，本來在界內的部分可以忽然排除在界外。中國古代的名學有「飛鳥無影」、「輪不輾地」等觀念，意指飛鳥和車輪都是具象的觀念，然而他們留下的痕跡，卻不可能是定格的。因此，在本書提出關於我們自己所屬的系統，我寧可從過程方面著眼，討論其變化，而不從「定格」著眼，咬定某一個時期的體相，做為歸屬所在。
　　任何複雜系統，無論是宇宙、花朵、世界，或者是沙粒，其中都包含不同部分，其間又不斷因為各自力量強弱而發生對抗、分合等函數關係。在一個大的人群體系之中，如前所述，我打算以文化理念、政治權力、社會力量和經濟制度等四個方面，做為考察的基本變數。中國歷史觀念的「朝代」，毋寧代表的是政治權威，可是任何政治權威都無法獨立運作。政權必須倚仗經濟、社會和文化理念三個方向的維繫，才能具體將這一個政權統治之下的人群，結合為一個共同體。
　　共同體的出現，也不是旦夕可以形成。以雨滴或者雪片比喻，水分子必須要有一個可以結合的核心，才能擴大為一個重量足以降落成為雨滴的大水滴。大而言之，我們所屬的太陽系，也必須有一個太陽做為核心，這一連串行星才能構成一個星系。因此，在上述變動的過程之中，我們必須要從「成核」開始。
　　大概一萬年前，東亞地區出現新石器時代，人類群體開始有比較固定的居住點，這個共同體出現若干文化圈，形成中國複雜系統的「顆粒」或「粒子」。考古學先以各個新石器時代的地區文化，以及文獻傳留的傳說互相印證，以界定這些「粒子」。然後，才討論到由此分合，演化出的一些較大的地方文化。凡此分合、迎拒的過程，在傳說部分，呈現為擬親屬的文化群傳承譜系。再談到，如何在今天的黃河流域中游出現一個核心，以夏—商—周的連續融合，將四周圍地方文化吸納於內。接下來的春秋戰國時期，兩階段的演化，將這一核心推展到黃、淮、江、漢，形成中國文化共同體堅實的「核心」，堪稱為其本部。
　　秦漢時代，終於組成一個龐大的共同體網絡，以「天下」格局及其開放性，不斷吸收與消化外來影響。這一共同體，從此長期屹立於東亞。在共同體之內，文化、政治、社會與經濟四環互相制衡，具有自我調節的功效。東漢以後，大批外族進入中國，同時中國主流族群轉移於南方，這一調整經過上百年，吸收了南、北兩方面的新成分，開啟第二次具有「天下」格局的隋、唐時代。在這一時期，亞洲中部和西部出現強大的游牧文化圈，及由此孕育而出的伊斯蘭文化。東亞主流的中國複雜體系，面對來自西、北兩方壓力，收縮到這一共同體的本部，宋代中國雖然仍舊以「天下」自居，其實已經縮小為列國體制中的一個國家。
　　遼、金、元與最後的滿清時代，幾度出現的征服王朝，對中國人的心態具有嚴重影響。自從秦漢時代以來，中國基本上是「編戶齊民」的社會，沒有永久階級。征服王朝的主奴區別，則改變了統治權力的性質，集權專制的皇權，抹殺了儒家人本思想對皇權的約束，也淡化了社會與文化精英的影響力。明代雖是中國人的朝代，但夾在蒙古和滿清之間，其皇權的專制集權，卻與那些征服皇朝的君權並無二致。因此，中國經歷了四、五個世紀的集權統治，相當程度喪失了過去政治、社會、文化三環互相制衡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