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有兩面，一面是正面的生成力，另一面則是負面、損壞性。當我們實現自我、愛別人與別人連結時，權力就有了建設性、擴散力。當我們忽略、拒絕或切割我們的愛與連結感時，權力就會變成負面、控制、魯莽、濫用或是更慘。權力有兩面，一面是正面的生成力，另一面則是負面、損壞性。當我們實現自我、愛別人與別人連結時，權力就有了建設性、擴散力。當我們忽略、拒絕或切割我們的愛與連結感時，權力就會變成負面、控制、魯莽、濫用或是更慘。
Chapter 1
力的兩面Two Sides of Power
要解釋我對於力 (Power)「自我實現的動力」與愛 (Love)「合一的動力」，以及和社會變革之間的想法，首先就得從頭說起。
我在加拿大蒙特婁 (Montreal) 長大，大學時期在麥基爾大學 (McGill University) 研究物理。1981年的夏天，正準備完成學士學位，剛好有機會去艾伯塔省班夫城 (Banff, Alberta) 參加帕格沃什科學和世界事務會議 (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它的主題是關於世界人口與各種物品愈漸飽和、複雜，所衍生出對能源與環境的嚴峻挑戰。這場演講結束後，當下讓我決定轉換研究跑道──從物理科學轉向社會科學；接著學士完成後，我又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讀研究所，主修經濟學與公共政策。碩士畢業後，二十多年的工作職涯就此展開，我的工作足跡遍及世界各地，曾在北美洲、歐洲、亞洲許多研究機構任職；同時也在舊金山的太平洋瓦斯與電力公司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企業規劃部門服務。
在我生命中，父親是影響我至深的人，他教導我凡事要認真努力的價值觀，無論做任何工作都必須全心投入，並且鼓勵我在人生路上要努力追尋自我、不斷力求自我成長。父親最喜歡跟我提起美國作家亨利．大衛．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的故事，梭羅在生命某個階段曾在華爾騰湖 (Walden Pond) 獨隱生活，即便他隱居山間也從未停止追求自我成長，且將內在的省思轉化在寫作上完成了《湖濱散記》(Walden) 著作，這部作品被譽為自然文學的經典之作，啟發過無數的讀者，也影響了日後的自然文學、科學家和環境學家。每當我回憶起與父親相處的點滴，就會想起年輕時期的自己，那時我野心蓬勃，滿懷企圖心想急於在這世界上有所貢獻。生成性自我實現動力1
1988年，我27歲，從美國舊金山移居到英國倫敦，來到世界知名能源公司荷蘭皇家殼牌集團 (Royal Dutch Shell)。那時，我任職於全球策略部門，享受工作裡帶給我的權力，也見識到權力的各種真實面貌。有一次是發生在外交備忘錄上，「非洲象牙海岸 (Côte dIvoire) 政府再度重申，希望我們不要用英語稱呼“Ivory Coast”，而是要用法語“Côte dIvoire”來稱呼他們。」當時我樂於見到權力的展現。還有一次是接到一通打錯的電話，對方問我：「請問三億元的油款應該匯款到哪裡？」另一方面，我也欣賞與認同殼牌公司扮演著全球能源供給者的務實角色──公司每年投資上億元的資金進行研發工作，在地底下數千呎的地方採集石油，將焦油砂加熱用天然氣體冷卻來提煉石油。置身在全世界約一百多個據點的跨國集團裡，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就如滄海一粟，但我喜歡在這身軀龐大且重要的企業體之中──當一顆小螺絲釘的感覺。
在殼牌公司任職期間，我感受到世界正迅速在改變。那時美國資本主義正值巔峰，德國柏林圍牆剛瓦解，網際網路的榮景才剛開始展現；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發表《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一文轟動世界，他在文中斷言，民主制度將「成為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2；美國記者、新新聞主義之父湯姆．沃爾夫 (Tom Wolfe) 正在他的著作《宇宙主宰》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描述曼哈頓金融家的故事；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也正向世界宣布除了英美的自由經濟模式之外，「別無選擇」。主流文化充滿了整個社會，涵蓋在經濟、政治、社會、法律、國際、學術等各種層面，這股力量讓所有個體力量彼此交融競爭，同時也產出最好的結果。從我位於倫敦摩天大樓的辦公室窗戶望眼出去，似乎只要每一個人認真工作、善盡職責，致力於文明的競逐，這個世界就會變得更有發展、更繁榮。回顧在殼牌公司以及在世界其他機構累積的工作經歷，讓我反思出一個觀點「啟動商業世界運轉的鑰匙，就是能夠在不同權力之間自由運作。」這與我在求學時期研究的物理領域，所體會到的「力」相當類似 (物理是研究物質結構、物質相互作用和運動規律的自然科學)。就我的觀察，商業界人士對於權力的理解，和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博士 (Martin Luther King Jr.) 的理解是相同的──「權力是自我實現的動力。」而商業運作的行為也似乎與美國神學家保羅．田力克 (Paul Tillich) 的觀點吻合：權力的正向根 (power’s generative root) ──「驅動所有事物的本體，會以越來越強、越漸廣闊的方式進行自我實現。」這股驅動力，從植物種子的生長便可看出端倪。各位看那些游擊園丁 (guerrilla gardener) 3，企圖將都市空地變成公園，偷偷摸摸撒下種子，讓花草從水泥細縫中長出來，這就是印證──「力」這股力量。
在殼牌公司，我看見自己自我實現的動力，同時也看見同仁們所展現的動力。大家在智能創意上競爭、成長；當時的部門主管艾瑞．德．格斯 (Arie de Geus) 所展現的動力就是體現在撰寫的著作上《企業活水》(The Living Company)。整個企業文化讓我更清楚看見公司持續激勵大家自我實現的力量的具體作為，這股驅動力促使我們與其他不同的企業進行合作，共同努力產出最具有競爭力的商業創意與成長。
從這些過程當中，我瞭解到權力更深入的一面，它具有正向力量 (generative side of power)，一種要「把事情做好」的普世力量；同時也表達出個人的企圖心 (purposefulness)、整體性 (wholeness)、能動性 (agency)。雖然權力是驅動個人自我實現的動力，它展現出的效能卻是遠超越我們自身。這股力量，就是我們在世界上貢獻自我的方式，也是開創社會新實境的途徑。倘若權力不存在，人類文明就無法演進，我們的世界便無法邁向創新。接下來，我要說一個創造社會新實境的故事。1991年，我在殼牌擔任策略團隊的主管，負責構思公司在可能的社會政治與環境的脈絡下會面臨的不同情境 (scenarios)。當時南非一所左翼大學西開普大學 (University of Western Cape) 的皮爾特．拉諾斯 (Pieter le Roux) 教授連絡上我，他想運用殼牌的作法來幫助南非的一群反對派領袖規劃策略，幫助南非在種族隔離制度 (apartheid) 解除之後，能更順利上軌道。那時被囚禁二十七年的尼爾森．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才剛出獄，反對黨與少數白人掌握的政府才剛開始正式進行協商。我對拉諾斯教授的提案感到有興趣，也認為這個合作值得推動，加上我在殼牌的主管們也樂於配合；當年殼牌公司因為未撤離南非因此被杯葛了好幾年，這個合作的出現，正是與反對黨重建關係的絕佳契機。因此，該年的九月，我便從倫敦搭機飛往開普敦市 (Cape Town) 的蒙特佛利國際會議中心 (Mont Fleur Conference Center) 引導第一場的工作坊；也就是後來大家所熟知的蒙特佛利情境規劃 (Mont Fleur Scenario Exercise) 4。
這場工作坊，參與成員的背景多元，我與許多政黨、貿易工會、社區組織、大學以及企業領袖會面之後，讓我莫名振奮的是每位參與者都展現強烈的企圖心，並且認真思考自己的意念以及所處組織的理念，大家抱著真心希望解決南非所面臨的艱困挑戰；同時也深深體悟到，唯有全體同心協力才可能成功。白人企業家约翰．利本伯格 (Johann Liebenberg) 後來回憶這場經歷，讓他感到欣喜又訝異的是，他與過去曾為政敵的黑人領袖居然能夠展開對話：「這對我來說是前所未有的體驗，特別是他們的態度居然如此開放。這些人並沒有直接說：『聽著，等到我們掌權之後，這事就這樣辦吧。』反而他們願意說：『嗯！這到底該怎麼做？讓我們來好好討論吧！』」能夠參與這個重要的社會變革過程，讓我感到無比振奮。
我在這次工作坊的所見所聞，以及過程中見證南非在這段非凡的轉變中得到的學習，徹底改變我對這個世界的觀點，讓我看見更多的可能性──「即使眼前面對的是一個最複雜、最衝突、最挑戰的情況，這些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士聚集在一塊，還是可以集體發揮他們的權力，來改變當下的系統，並且讓這個系統動力運作的更好。」這股充滿正向的力量 (generative power) 給予我極大的啟發。
這個親身經歷也讓我更認識自己，以及發現自己的潛能與使命──就是透過協助這類的專業團隊來改變世界。後來，我從殼牌公司辭職，1993年移居南非。直至今日我就一直在此工作、生活，也不時在世界各地移動，持續推動社會變革的工作。毀滅性的權力5
回想有一次我在辦公室裡工作，那時太陽眼鏡就放在我的襯衫口袋裡。後來我離開座位去暗櫃裡拿東西，正當我彎下腰要撿起地板上的東西，聽見某樣東西掉落在地板上，但我不知是從何處發出的聲響。我回到座位上後，這不明物體掉落的聲音並沒有存留在我的腦海裡，我還是繼續進行手上的工作。直到最後，要從襯衫口袋拿出太陽眼鏡時才發現已經找不到了；那一刻，我才突然意識到之前那不明物體掉落的聲響，應該就是太陽眼鏡從口袋掉出來的聲音。這件事似乎點醒了我──在每天的生活裡都會發生一些小狀況往往被我們忽略，就像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若是我們有意識地去覺察或留意周遭環境，細微的變化也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創造。
我離開殼牌後，開始為社會變革團隊擔任引導者的第一年，就一直聽到內心有個呼喚──那是第二種力量的聲音，但我卻不知從何處去詮釋它。當時在蒙特佛利工作坊所發生的一切，我自己的解讀是，當時這個團隊思考到，身為一個人或一個國家，如果要更有效推動這些事務，應該要彼此合作，而不是相互對抗。當時的團隊，運用情境規劃建構出對國家可能發展出的四大未來劇本，它是以四種鳥的圖像來發展：
‧《紅鶴飛翔》(Flight of the Flamingos)：象徵大家慢慢一起向上提升的新社會
‧希臘神話《伊卡洛斯》(Icarus)：象徵一下子就想飛的又高又快卻可能自毀的新政府
‧《跛鴨》(Lame Duck)：象徵被綁手綁腳，無法過度使力的新上任黑人政府
‧《鴕鳥》(Ostrich)：象徵拒絶與反對黨談判的白人政府
但是後來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意見領袖之一帕洛．喬丹 (Pallo Jordan) 在政黨會議中聽到這些情境時，卻覺得這樣的思維在當時南非那種具有權力暴力動態的情況下，顯得過度天真。「這些跛鴨和紅鶴到底是什麼？」他無法置信地問。「在這裡唯一可談的就是老鷹和麻雀吧！」他下了結論。喬丹和我對於權力的看法有點相左，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我來自一個和平且無憂無慮的成長環境，1991年才首次接觸南非的情勢；在前一年，這充滿希望的銜接與協商關係才剛展開。回首1970與1980年代，南非經歷多年的暴力衝突，執政黨與反對者抗爭不斷。喬丹是黑人，在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下長大，從小到大是二等公民。他在過去數十年來，因投入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事務而被驅逐海外；面對才剛回到祖國就直接投入這些艱困的協商，對那些必須抗爭才能得到權力的人來說，就權力的理解且賦予的意義是非常不同。
此刻，我終於知道內心「聽到」的那股第二種力量的聲音是什麼，就是權力有兩面。一面是正向權力 (generative side of power)：是賦力 (power to) ──意指田力克所指的驅動自我實現 (drive to self-realization) 的那一面 (加分面向)。另一面是負向權力：是「控制」(power over)──意指壓抑或竊取其他人自我實現的力量的那一面。田力克看見了這兩面「權力是透過力量 (force) 與強迫 (compulsion) 來呈現。權力並非兩者擇其一的選項，反倒是一種存在，且象徵了藉由克服不存在來證明權力的存在。權力使用並且濫用強迫來克服這威脅，來展現自我。但是它不是屬於這個面向，或另一個面向。」「控制」是濫用力量與強迫的作法，是為了壓迫、抑制或支配另一方。
我的妻子桃樂絲．博薩克 (Dorothy Boesak) 和喬丹一樣也是黑人，都在南非長大；他們都是多年投入抗爭種族隔離制度的社運人士。後來我們一起去瓜地馬拉，她注意到一件事情是我忽略的。當地原住民的處境讓她聯想到南非黑人的處境──人們根本無視於他們的存在，不但藐視甚至不把他們當作人看，其實就體現出最極端「控制」的展現。
大家對於權力最普遍的理解，就是「控制」。紐約大學政治與社會學教授史帝芬．路克斯 (Stephen Lukes) 在1974年的經典著作《權力：基進觀點》(Power: A Radical View) 提出權力與支配並論的見解。但是三十年後，他再版這本書修改原先的論述：「『關於權力是指A控制B，也就是A以違反B利益的方式去影響B』──這是不正確的……支配的權利，它只是權力的一種表現。」因此，「控制」也只是助長性權力 (power-to) 的一種形式。毀滅性的控制 (degenerative power-over) 其實源自於生成性 (generative power-to) 的力量。當我想要行使賦權的力量，就如同我感覺到自己正抵觸同時也想要發揮控制力量的你。如果在這場對立狀況下，我的力量強過於你，我就可以開始控制你；這就助長我想要自我實現的企圖心，並且會輕易地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我實現的價值是高於他人且更有資格去實踐；即便這會妨礙到他人的自我實現，我還是會理直氣壯地繼續向前。
南非有許多白人認為個人的自我實現價值是遠高於其他人，導致形成了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族隔離制度，且讓他們的行為合理化。在我們所共存的社會，不論是在跨種族、民族、社會階層或性別裡，都會看見類似的動態。所以外表誘人的「賦力式」力量，就像我們在恐怖電影裡看到的情節，主角會變身成醜陋的另一面，就如同「控制狂」般。
當我在南非清楚觀察到權力的兩個面向之後，到了世界其他地方，覺察力提升也就更能輕易地辨識它們。離開殼牌公司之後，我到德州休士頓為一些公司與商業組織提供顧問諮詢的服務。我發現休士頓的商業文化很有趣而且特別。這裡的商人幾乎是無拘無束地熱衷獨立，不按常規的創業精神以發展自我「助長力量」的企圖心。在我認識的一些土地開發商，它們旗下公司名都很特別──「約翰．史密斯利益 (John Smith Interests)」公司。據我所知，用個人名字當公司名的意圖，就是要推動和展現個人的利益與力量。
相對地，這些企業家也熱衷支持自發性的慈善活動與公民活動，他們比我在其他地方認識的人士都更清楚如何推動當地社會實境的演進。1940年，休士頓當時只是美國第二十一大城市，到了1990年，歷經數十年後已邁向成為全美第四大城。這個城市的成長並非意外，它是靠著群眾的企圖心與決策推展而成，全民也展現出當責態度，持續繼續推動公共服務。這件事讓我觀察到，休士頓的商人，將個人的自我實現的動力與集體的自我實現做了最完美的整合。在這個社區裡，最具代表「助長性權力」的人物就是肯恩．雷 (Ken Lay)，他是安隆 (Enron) 的創辦人與董事長，這是市值上千億的天然氣、電力與電信的公司。安隆曾連續六年獲選《財富》(Fortune) 雜誌評為「全美最具創新的公司」，雷也是公認的創業天才。在殼牌，自許為優秀策略家的年輕員工都崇拜安隆交易的能力。安隆是休士頓最大的僱主及贊助者之一，贊助市中心一棟新落成、極受廣眾歡迎的體育館。當雷拜訪我們在休士頓的工作坊時，其他企業領袖視他的到來就如上帝一般；雷像是象徵自由經濟體制下，具備「助長性權力」的表徵，擁有可以同時創造私人與公共財的特質。
2001年，我在科羅拉多州阿斯彭機構(Aspen Institute)主持一場阿斯彭領袖對話 (Aspen Leaders’ Dialogue)。參與者包括來自國際企業、政府、商會、非營利事業單位的領導者，大家相爭想要認識的人物就是雷。只是當時的社會，就已經有許多關於安隆不當作法的謠言滿天飛，其中最主要的指控，就是該公司涉及非法操作加州的電力市場，加州州政府的檢察長比爾．洛克耶 (Bill Lockyer) 正要起訴雷。
那場會議，雷參與的方式很奇特。他任意遊走不同的議程，這是大家在會議前有共識不能這樣做而且也沒有人這樣做，但他似乎覺得自己可以與眾不同。在議程裡，大家最後同意應該強制企業社會責任而非自發性遵守，他卻是唯一持反對意見的人。他唯一熱情參與討論的──就是敘述檢察長如何威脅他說：「我很想要親自帶雷去8x10規格的牢房，讓他可以和身上有刺青的獄友當室友，而且室友會對他說：『我叫史派克，小甜心』。」
在會議中，唯一想反駁雷說法的是一位商會代表。其他人都很明顯地順從雷的看法。當時我心暗想，如果雷這麼強大這麼富裕被大家推崇是理所當然的，若是我對他很有禮貌的話，說不定他也會對我很慷慨呢！
後來阿斯彭會議一年過後，安隆宣告破產；而且五年後，雷因著十項串謀與詐欺罪行被起訴。公司就此倒閉，導致投資人超過六百億美元和六千名員工的工作瞬間蒸發，也導致負責稽核該公司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 (Arthur Andersen) 宣告破產。從安隆事件中讓我反思，如果不道德的事情你假裝看不見，就會很容易把自己的長才用錯地方；反而將創意、商業頭腦、提升獲利的能力轉嫁到強化個人權力的面向上；而且假裝自己身處在這片沃土就如未受規範的「空地」(terry nullius)。但是雷和他的安隆同仁並不是置身在這種虛無的世界，當他們欺騙幾百萬人時，也就直接傷害了這群人；相對地，卻強化自我不道德力量的權益。雷如此藐視政府規條的行徑，就如同無視於我們會議裡明示的基本規則 (而且是所有參與者共同制定)，也就更無視於龐大系統底下的美國法律。雷的行為具體地顯現出他那不一致、具有毀滅力的控制慾。
安隆高階主管如此不負責任的使用控制力，為2008年全球經濟崩盤埋下伏筆。商業記者馬克．海恩斯 (Mark Haines) 在危機爆發時曾困惑表示：「我們一向假設個人追求自己的最佳利益時，一定也會為整體社會帶來最好的利益。此時此刻，這樣的想法似乎必須重新再做思考。」二十年前，我在倫敦工作時的認知──如果一個系統裡，部分成員努力為自我強化權力，到最後整個系統肯定會因此受益；當時的認知放在此時卻顯得不完整且不適當。然而，我深信還有其他經驗是可以讓我現在對毀滅性權力有更清楚的理解。
歷經蒙特佛利情境規劃之後，我開始在不同國家投身不同的艱困挑戰，控制力顯現在諸多不公義、不平等的議題上。加拿大曾經也克服過許多類似的挑戰，成長於加拿大的我，自認為處理這方面議題有一定的信心。2003年，當我回到加拿大安大略渥太華法務部的會議室開會時，會議內容讓我頗為震撼。會議中，是一群來自政府、企業和原住民組織 (本地人或第一民族) 的成員，分享他們與加拿大原住民互動的真實狀況。
Chapter 1
力的兩面Two Sides of Power
要解釋我對於力 (Power)「自我實現的動力」與愛 (Love)「合一的動力」，以及和社會變革之間的想法，首先就得從頭說起。
我在加拿大蒙特婁 (Montreal) 長大，大學時期在麥基爾大學 (McGill University) 研究物理。1981年的夏天，正準備完成學士學位，剛好有機會去艾伯塔省班夫城 (Banff, Alberta) 參加帕格沃什科學和世界事務會議 (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它的主題是關於世界人口與各種物品愈漸飽和、複雜，所衍生出對能源與環境的嚴峻挑戰。這場演講結束後，當下讓我決定轉換研究跑道──從物理科學轉向社會科學；接著學士完成後，我又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讀研究所，主修經濟學與公共政策。碩士畢業後，二十多年的工作職涯就此展開，我的工作足跡遍及世界各地，曾在北美洲、歐洲、亞洲許多研究機構任職；同時也在舊金山的太平洋瓦斯與電力公司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企業規劃部門服務。
在我生命中，父親是影響我至深的人，他教導我凡事要認真努力的價值觀，無論做任何工作都必須全心投入，並且鼓勵我在人生路上要努力追尋自我、不斷力求自我成長。父親最喜歡跟我提起美國作家亨利．大衛．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的故事，梭羅在生命某個階段曾在華爾騰湖 (Walden Pond) 獨隱生活，即便他隱居山間也從未停止追求自我成長，且將內在的省思轉化在寫作上完成了《湖濱散記》(Walden) 著作，這部作品被譽為自然文學的經典之作，啟發過無數的讀者，也影響了日後的自然文學、科學家和環境學家。每當我回憶起與父親相處的點滴，就會想起年輕時期的自己，那時我野心蓬勃，滿懷企圖心想急於在這世界上有所貢獻。生成性自我實現動力1
1988年，我27歲，從美國舊金山移居到英國倫敦，來到世界知名能源公司荷蘭皇家殼牌集團 (Royal Dutch Shell)。那時，我任職於全球策略部門，享受工作裡帶給我的權力，也見識到權力的各種真實面貌。有一次是發生在外交備忘錄上，「非洲象牙海岸 (Côte dIvoire) 政府再度重申，希望我們不要用英語稱呼“Ivory Coast”，而是要用法語“Côte dIvoire”來稱呼他們。」當時我樂於見到權力的展現。還有一次是接到一通打錯的電話，對方問我：「請問三億元的油款應該匯款到哪裡？」另一方面，我也欣賞與認同殼牌公司扮演著全球能源供給者的務實角色──公司每年投資上億元的資金進行研發工作，在地底下數千呎的地方採集石油，將焦油砂加熱用天然氣體冷卻來提煉石油。置身在全世界約一百多個據點的跨國集團裡，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就如滄海一粟，但我喜歡在這身軀龐大且重要的企業體之中──當一顆小螺絲釘的感覺。
在殼牌公司任職期間，我感受到世界正迅速在改變。那時美國資本主義正值巔峰，德國柏林圍牆剛瓦解，網際網路的榮景才剛開始展現；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發表《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一文轟動世界，他在文中斷言，民主制度將「成為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2；美國記者、新新聞主義之父湯姆．沃爾夫 (Tom Wolfe) 正在他的著作《宇宙主宰》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描述曼哈頓金融家的故事；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也正向世界宣布除了英美的自由經濟模式之外，「別無選擇」。主流文化充滿了整個社會，涵蓋在經濟、政治、社會、法律、國際、學術等各種層面，這股力量讓所有個體力量彼此交融競爭，同時也產出最好的結果。從我位於倫敦摩天大樓的辦公室窗戶望眼出去，似乎只要每一個人認真工作、善盡職責，致力於文明的競逐，這個世界就會變得更有發展、更繁榮。回顧在殼牌公司以及在世界其他機構累積的工作經歷，讓我反思出一個觀點「啟動商業世界運轉的鑰匙，就是能夠在不同權力之間自由運作。」這與我在求學時期研究的物理領域，所體會到的「力」相當類似 (物理是研究物質結構、物質相互作用和運動規律的自然科學)。就我的觀察，商業界人士對於權力的理解，和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博士 (Martin Luther King Jr.) 的理解是相同的──「權力是自我實現的動力。」而商業運作的行為也似乎與美國神學家保羅．田力克 (Paul Tillich) 的觀點吻合：權力的正向根 (power’s generative root) ──「驅動所有事物的本體，會以越來越強、越漸廣闊的方式進行自我實現。」這股驅動力，從植物種子的生長便可看出端倪。各位看那些游擊園丁 (guerrilla gardener) 3，企圖將都市空地變成公園，偷偷摸摸撒下種子，讓花草從水泥細縫中長出來，這就是印證──「力」這股力量。
在殼牌公司，我看見自己自我實現的動力，同時也看見同仁們所展現的動力。大家在智能創意上競爭、成長；當時的部門主管艾瑞．德．格斯 (Arie de Geus) 所展現的動力就是體現在撰寫的著作上《企業活水》(The Living Company)。整個企業文化讓我更清楚看見公司持續激勵大家自我實現的力量的具體作為，這股驅動力促使我們與其他不同的企業進行合作，共同努力產出最具有競爭力的商業創意與成長。
從這些過程當中，我瞭解到權力更深入的一面，它具有正向力量 (generative side of power)，一種要「把事情做好」的普世力量；同時也表達出個人的企圖心 (purposefulness)、整體性 (wholeness)、能動性 (agency)。雖然權力是驅動個人自我實現的動力，它展現出的效能卻是遠超越我們自身。這股力量，就是我們在世界上貢獻自我的方式，也是開創社會新實境的途徑。倘若權力不存在，人類文明就無法演進，我們的世界便無法邁向創新。接下來，我要說一個創造社會新實境的故事。1991年，我在殼牌擔任策略團隊的主管，負責構思公司在可能的社會政治與環境的脈絡下會面臨的不同情境 (scenarios)。當時南非一所左翼大學西開普大學 (University of Western Cape) 的皮爾特．拉諾斯 (Pieter le Roux) 教授連絡上我，他想運用殼牌的作法來幫助南非的一群反對派領袖規劃策略，幫助南非在種族隔離制度 (apartheid) 解除之後，能更順利上軌道。那時被囚禁二十七年的尼爾森．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才剛出獄，反對黨與少數白人掌握的政府才剛開始正式進行協商。我對拉諾斯教授的提案感到有興趣，也認為這個合作值得推動，加上我在殼牌的主管們也樂於配合；當年殼牌公司因為未撤離南非因此被杯葛了好幾年，這個合作的出現，正是與反對黨重建關係的絕佳契機。因此，該年的九月，我便從倫敦搭機飛往開普敦市 (Cape Town) 的蒙特佛利國際會議中心 (Mont Fleur Conference Center) 引導第一場的工作坊；也就是後來大家所熟知的蒙特佛利情境規劃 (Mont Fleur Scenario Exercise) 4。
這場工作坊，參與成員的背景多元，我與許多政黨、貿易工會、社區組織、大學以及企業領袖會面之後，讓我莫名振奮的是每位參與者都展現強烈的企圖心，並且認真思考自己的意念以及所處組織的理念，大家抱著真心希望解決南非所面臨的艱困挑戰；同時也深深體悟到，唯有全體同心協力才可能成功。白人企業家约翰．利本伯格 (Johann Liebenberg) 後來回憶這場經歷，讓他感到欣喜又訝異的是，他與過去曾為政敵的黑人領袖居然能夠展開對話：「這對我來說是前所未有的體驗，特別是他們的態度居然如此開放。這些人並沒有直接說：『聽著，等到我們掌權之後，這事就這樣辦吧。』反而他們願意說：『嗯！這到底該怎麼做？讓我們來好好討論吧！』」能夠參與這個重要的社會變革過程，讓我感到無比振奮。
我在這次工作坊的所見所聞，以及過程中見證南非在這段非凡的轉變中得到的學習，徹底改變我對這個世界的觀點，讓我看見更多的可能性──「即使眼前面對的是一個最複雜、最衝突、最挑戰的情況，這些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士聚集在一塊，還是可以集體發揮他們的權力，來改變當下的系統，並且讓這個系統動力運作的更好。」這股充滿正向的力量 (generative power) 給予我極大的啟發。
這個親身經歷也讓我更認識自己，以及發現自己的潛能與使命──就是透過協助這類的專業團隊來改變世界。後來，我從殼牌公司辭職，1993年移居南非。直至今日我就一直在此工作、生活，也不時在世界各地移動，持續推動社會變革的工作。毀滅性的權力5
回想有一次我在辦公室裡工作，那時太陽眼鏡就放在我的襯衫口袋裡。後來我離開座位去暗櫃裡拿東西，正當我彎下腰要撿起地板上的東西，聽見某樣東西掉落在地板上，但我不知是從何處發出的聲響。我回到座位上後，這不明物體掉落的聲音並沒有存留在我的腦海裡，我還是繼續進行手上的工作。直到最後，要從襯衫口袋拿出太陽眼鏡時才發現已經找不到了；那一刻，我才突然意識到之前那不明物體掉落的聲響，應該就是太陽眼鏡從口袋掉出來的聲音。這件事似乎點醒了我──在每天的生活裡都會發生一些小狀況往往被我們忽略，就像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若是我們有意識地去覺察或留意周遭環境，細微的變化也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創造。
我離開殼牌後，開始為社會變革團隊擔任引導者的第一年，就一直聽到內心有個呼喚──那是第二種力量的聲音，但我卻不知從何處去詮釋它。當時在蒙特佛利工作坊所發生的一切，我自己的解讀是，當時這個團隊思考到，身為一個人或一個國家，如果要更有效推動這些事務，應該要彼此合作，而不是相互對抗。當時的團隊，運用情境規劃建構出對國家可能發展出的四大未來劇本，它是以四種鳥的圖像來發展：
‧《紅鶴飛翔》(Flight of the Flamingos)：象徵大家慢慢一起向上提升的新社會
‧希臘神話《伊卡洛斯》(Icarus)：象徵一下子就想飛的又高又快卻可能自毀的新政府
‧《跛鴨》(Lame Duck)：象徵被綁手綁腳，無法過度使力的新上任黑人政府
‧《鴕鳥》(Ostrich)：象徵拒絶與反對黨談判的白人政府
但是後來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意見領袖之一帕洛．喬丹 (Pallo Jordan) 在政黨會議中聽到這些情境時，卻覺得這樣的思維在當時南非那種具有權力暴力動態的情況下，顯得過度天真。「這些跛鴨和紅鶴到底是什麼？」他無法置信地問。「在這裡唯一可談的就是老鷹和麻雀吧！」他下了結論。喬丹和我對於權力的看法有點相左，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我來自一個和平且無憂無慮的成長環境，1991年才首次接觸南非的情勢；在前一年，這充滿希望的銜接與協商關係才剛展開。回首1970與1980年代，南非經歷多年的暴力衝突，執政黨與反對者抗爭不斷。喬丹是黑人，在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下長大，從小到大是二等公民。他在過去數十年來，因投入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事務而被驅逐海外；面對才剛回到祖國就直接投入這些艱困的協商，對那些必須抗爭才能得到權力的人來說，就權力的理解且賦予的意義是非常不同。
此刻，我終於知道內心「聽到」的那股第二種力量的聲音是什麼，就是權力有兩面。一面是正向權力 (generative side of power)：是賦力 (power to) ──意指田力克所指的驅動自我實現 (drive to self-realization) 的那一面 (加分面向)。另一面是負向權力：是「控制」(power over)──意指壓抑或竊取其他人自我實現的力量的那一面。田力克看見了這兩面「權力是透過力量 (force) 與強迫 (compulsion) 來呈現。權力並非兩者擇其一的選項，反倒是一種存在，且象徵了藉由克服不存在來證明權力的存在。權力使用並且濫用強迫來克服這威脅，來展現自我。但是它不是屬於這個面向，或另一個面向。」「控制」是濫用力量與強迫的作法，是為了壓迫、抑制或支配另一方。
我的妻子桃樂絲．博薩克 (Dorothy Boesak) 和喬丹一樣也是黑人，都在南非長大；他們都是多年投入抗爭種族隔離制度的社運人士。後來我們一起去瓜地馬拉，她注意到一件事情是我忽略的。當地原住民的處境讓她聯想到南非黑人的處境──人們根本無視於他們的存在，不但藐視甚至不把他們當作人看，其實就體現出最極端「控制」的展現。
大家對於權力最普遍的理解，就是「控制」。紐約大學政治與社會學教授史帝芬．路克斯 (Stephen Lukes) 在1974年的經典著作《權力：基進觀點》(Power: A Radical View) 提出權力與支配並論的見解。但是三十年後，他再版這本書修改原先的論述：「『關於權力是指A控制B，也就是A以違反B利益的方式去影響B』──這是不正確的……支配的權利，它只是權力的一種表現。」因此，「控制」也只是助長性權力 (power-to) 的一種形式。毀滅性的控制 (degenerative power-over) 其實源自於生成性 (generative power-to) 的力量。當我想要行使賦權的力量，就如同我感覺到自己正抵觸同時也想要發揮控制力量的你。如果在這場對立狀況下，我的力量強過於你，我就可以開始控制你；這就助長我想要自我實現的企圖心，並且會輕易地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我實現的價值是高於他人且更有資格去實踐；即便這會妨礙到他人的自我實現，我還是會理直氣壯地繼續向前。
南非有許多白人認為個人的自我實現價值是遠高於其他人，導致形成了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族隔離制度，且讓他們的行為合理化。在我們所共存的社會，不論是在跨種族、民族、社會階層或性別裡，都會看見類似的動態。所以外表誘人的「賦力式」力量，就像我們在恐怖電影裡看到的情節，主角會變身成醜陋的另一面，就如同「控制狂」般。
當我在南非清楚觀察到權力的兩個面向之後，到了世界其他地方，覺察力提升也就更能輕易地辨識它們。離開殼牌公司之後，我到德州休士頓為一些公司與商業組織提供顧問諮詢的服務。我發現休士頓的商業文化很有趣而且特別。這裡的商人幾乎是無拘無束地熱衷獨立，不按常規的創業精神以發展自我「助長力量」的企圖心。在我認識的一些土地開發商，它們旗下公司名都很特別──「約翰．史密斯利益 (John Smith Interests)」公司。據我所知，用個人名字當公司名的意圖，就是要推動和展現個人的利益與力量。
相對地，這些企業家也熱衷支持自發性的慈善活動與公民活動，他們比我在其他地方認識的人士都更清楚如何推動當地社會實境的演進。1940年，休士頓當時只是美國第二十一大城市，到了1990年，歷經數十年後已邁向成為全美第四大城。這個城市的成長並非意外，它是靠著群眾的企圖心與決策推展而成，全民也展現出當責態度，持續繼續推動公共服務。這件事讓我觀察到，休士頓的商人，將個人的自我實現的動力與集體的自我實現做了最完美的整合。在這個社區裡，最具代表「助長性權力」的人物就是肯恩．雷 (Ken Lay)，他是安隆 (Enron) 的創辦人與董事長，這是市值上千億的天然氣、電力與電信的公司。安隆曾連續六年獲選《財富》(Fortune) 雜誌評為「全美最具創新的公司」，雷也是公認的創業天才。在殼牌，自許為優秀策略家的年輕員工都崇拜安隆交易的能力。安隆是休士頓最大的僱主及贊助者之一，贊助市中心一棟新落成、極受廣眾歡迎的體育館。當雷拜訪我們在休士頓的工作坊時，其他企業領袖視他的到來就如上帝一般；雷像是象徵自由經濟體制下，具備「助長性權力」的表徵，擁有可以同時創造私人與公共財的特質。
2001年，我在科羅拉多州阿斯彭機構(Aspen Institute)主持一場阿斯彭領袖對話 (Aspen Leaders’ Dialogue)。參與者包括來自國際企業、政府、商會、非營利事業單位的領導者，大家相爭想要認識的人物就是雷。只是當時的社會，就已經有許多關於安隆不當作法的謠言滿天飛，其中最主要的指控，就是該公司涉及非法操作加州的電力市場，加州州政府的檢察長比爾．洛克耶 (Bill Lockyer) 正要起訴雷。
那場會議，雷參與的方式很奇特。他任意遊走不同的議程，這是大家在會議前有共識不能這樣做而且也沒有人這樣做，但他似乎覺得自己可以與眾不同。在議程裡，大家最後同意應該強制企業社會責任而非自發性遵守，他卻是唯一持反對意見的人。他唯一熱情參與討論的──就是敘述檢察長如何威脅他說：「我很想要親自帶雷去8x10規格的牢房，讓他可以和身上有刺青的獄友當室友，而且室友會對他說：『我叫史派克，小甜心』。」
在會議中，唯一想反駁雷說法的是一位商會代表。其他人都很明顯地順從雷的看法。當時我心暗想，如果雷這麼強大這麼富裕被大家推崇是理所當然的，若是我對他很有禮貌的話，說不定他也會對我很慷慨呢！
後來阿斯彭會議一年過後，安隆宣告破產；而且五年後，雷因著十項串謀與詐欺罪行被起訴。公司就此倒閉，導致投資人超過六百億美元和六千名員工的工作瞬間蒸發，也導致負責稽核該公司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 (Arthur Andersen) 宣告破產。從安隆事件中讓我反思，如果不道德的事情你假裝看不見，就會很容易把自己的長才用錯地方；反而將創意、商業頭腦、提升獲利的能力轉嫁到強化個人權力的面向上；而且假裝自己身處在這片沃土就如未受規範的「空地」(terry nullius)。但是雷和他的安隆同仁並不是置身在這種虛無的世界，當他們欺騙幾百萬人時，也就直接傷害了這群人；相對地，卻強化自我不道德力量的權益。雷如此藐視政府規條的行徑，就如同無視於我們會議裡明示的基本規則 (而且是所有參與者共同制定)，也就更無視於龐大系統底下的美國法律。雷的行為具體地顯現出他那不一致、具有毀滅力的控制慾。
安隆高階主管如此不負責任的使用控制力，為2008年全球經濟崩盤埋下伏筆。商業記者馬克．海恩斯 (Mark Haines) 在危機爆發時曾困惑表示：「我們一向假設個人追求自己的最佳利益時，一定也會為整體社會帶來最好的利益。此時此刻，這樣的想法似乎必須重新再做思考。」二十年前，我在倫敦工作時的認知──如果一個系統裡，部分成員努力為自我強化權力，到最後整個系統肯定會因此受益；當時的認知放在此時卻顯得不完整且不適當。然而，我深信還有其他經驗是可以讓我現在對毀滅性權力有更清楚的理解。
歷經蒙特佛利情境規劃之後，我開始在不同國家投身不同的艱困挑戰，控制力顯現在諸多不公義、不平等的議題上。加拿大曾經也克服過許多類似的挑戰，成長於加拿大的我，自認為處理這方面議題有一定的信心。2003年，當我回到加拿大安大略渥太華法務部的會議室開會時，會議內容讓我頗為震撼。會議中，是一群來自政府、企業和原住民組織 (本地人或第一民族) 的成員，分享他們與加拿大原住民互動的真實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