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邏輯是語境邏輯
中國人有自己的邏輯，有說話的一套規則。
我常講，中國的邏輯是語境邏輯。一定語境的次序就決定了概念的性質，而不是脫離了語境來抽象地分析某個詞。我們不能脫離語境來分析大前提、小前提然後得出個結論。有些人片面地認為邏輯只有一個模式，亞里斯多德的三段論是標準模式，按此標準來評價，中國就沒有邏輯。
中國人幾千年說話真的都顛三倒四嗎？不是那樣的。中國有自己的邏輯，只是我們沒有去挖掘它，哲學也是如此。明末的李之藻在翻譯《名理探》的時候，涉及到斐祿瑣費亞（Philosophia音譯）這個概念，他講得很清楚，斐祿瑣費亞從字面上講就是愛智，這種愛智的學問在中國就相當於理學，他並沒有拿西方的某個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學問。
中國的宗教是人道的宗教
上個世紀，幾乎所有人都在講中國沒有宗教，按照歐洲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對宗教的定義，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宗教，大部分中國人都認為中國是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家。我想現在絕大部分的人在填表時都會在宗教信仰上填「無」。那中國歷史上到底有沒有宗教呢？
康有為不簡單，他提出中國也是有宗教的，宗教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中國是人道的宗教，西方是神道的宗教。他進一步指出：「中國之人心風俗禮儀法度，皆以孔教為本，若不敬孔教而滅棄之，則人心無所附，風俗敗壞，禮化缺裂，法守掃地。」（《康有為政論集•亂後罪言》）
章太炎認為，佛教是無神論的宗教。如果我們按照歐洲對宗教的定義來看，無神恰恰是宗教的對立面。章太炎還想把佛教立為中國的國教，因為佛教具有無神的性質，跟科學精神相一致，也有許多跟民主精神相一致的概念，例如，佛教講眾生平等。章太炎指出了中西哲學的優缺點，他說：
外國哲學是從物質發生的……外國哲學注重物質，所以很精的。中國哲學是從人事發生的……於物質是很疏的。人事原是幻變不定的，中國哲學從人事出發，所以有應變的長處，但是短處卻在不甚確實。這是中外不同的地方。于造就人才上，中勝於西，西洋哲學雖然從物質發生，但是到得程度高了，也就沒有物質可以實驗，也就是沒有實用，不過理想高超罷了。中國哲學由人事發生，人事是心造的，所以可從心實驗，心是人人皆有的，但是心不能用理想去求，非自己實驗不可。中國哲學就使到了高度，仍可用理學家驗心的方法來實驗，……這是中勝於西的地方。（《太炎學說》）
中西哲學關注的物件不同，西方哲學關注的物件是物質，中國哲學關注的物件是人事。物質是靜止的，可以精確細緻；人事是變動不居的，只能是模糊的。我想，大體來講，西方的科學同樣更關注物，中國的科學也更關注人自身，這就形成了許多不同的思維方法，一個是物道的科學；另一個是人道的科學。
神道宗教以神為根本，人道宗教以人為根本；物道科學以物為根本，人道科學以人為根本。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同的背景可以形成不同的哲學、宗教、科學，而以唯一標準來衡量一切，很多人的思維就會被唯一標準禁錮。如果打破唯一標準的禁錮，認同宗教可以有不同的形態，可以是有神的，也可以是無神的，科學、哲學也可以有不同的形態，我們的眼界就會更開闊，就可以通過中西方文化相互吸收精華來豐富、發展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不是只信一個，排斥另一個。
等價交換不能成為價值觀的原則
我最近很關注人文精神的建設問題，這也不僅僅是我們國家才有的，全世界都存在這個問題。近兩三百年，人類在現代化進程中，整個世界的科技和人文兩大文化體系一直處於失衡狀態，科技占主導，人文卻總是追趕不上科技。科技可以直接用到生產，是硬實力，而人文作為軟實力，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近一百年來，一些所謂的落後國家為了能夠不斷發展壯大、提升經濟實力，更多地關注科技文化，而人文文化被拋得更遠。中國如果不調整這種失衡狀況，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科技文化在造就了物質發展的同時，也在以經濟發展規律來構建整個社會。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用經濟學上的等價交換原則作為價值觀的核心，這是由於科技、人文的比例失衡引起的。中國傳統的人文思想是以人為本，不是以等價交換原則作為價值觀的核心，也不追求付出和收穫相等。人文的價值觀應該是付出大於收穫，甚至是完全地付出，而社會經濟的發展一定是建立在等價交換的原則上。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來討論等價交換中義和利的問題。在中國這些問題可分為三個層次：在理論上，是理和欲的關係問題；在實踐上，是義與利的判別問題；在修養上，是役物還是役於物的問題。荀子說「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荀子•修身》），他認為，修養高的人輕視富貴權利。
近些年來，我們在道德倫理上甚至出現了一種傾向，給我多少的權利，我就盡多少責任和義務，追求責任、義務跟權利完全等價。其實，權利義務不是簡單的等價關係。責任、義務是個體的行為，權利是社會賦予的。從道德實踐上看，我們應遵循董仲舒提出的原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應為了匡扶正義而不是為了謀取個人利益。個體在道德實踐上只管正誼明道，而不是謀利計功，社會需要給這些正誼明道的人相應的功利，但個人不是為了功利而去正誼明道的。如果社會對正誼明道的人置之不理，給歪門邪道的人以獎勵，社會就失去了公正。如果社會不獎勵正誼明道的人，只能說明社會是不公正的，但個體還是要無怨無悔地去正誼明道，這才是人文精神的體現。可怕的是我們把經濟學上的等價交換原則看作價值觀的核心，絕大部分人都想著有相應的回報才去盡相應的義務。
社會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個人盡倫盡職，在什麼位置上就要把這個位置上的工作做好，並得到一份相應的回報。但是，更高的人文要求是自覺把事情做得更好，產生精神上的愉悅，心甘情願地去做事，這是人文的價值追求。與物質上的回報相比，更重要的是得到精神上的回報。要讓更多的人瞭解人文的價值追求，而不是以經濟學上的等價交換原則來衡量一切。以等價交換原則作為價值觀的核心是科技文化發展的結果，也是人文價值失落的表現。
中國人有自己的邏輯，有說話的一套規則。
我常講，中國的邏輯是語境邏輯。一定語境的次序就決定了概念的性質，而不是脫離了語境來抽象地分析某個詞。我們不能脫離語境來分析大前提、小前提然後得出個結論。有些人片面地認為邏輯只有一個模式，亞里斯多德的三段論是標準模式，按此標準來評價，中國就沒有邏輯。
中國人幾千年說話真的都顛三倒四嗎？不是那樣的。中國有自己的邏輯，只是我們沒有去挖掘它，哲學也是如此。明末的李之藻在翻譯《名理探》的時候，涉及到斐祿瑣費亞（Philosophia音譯）這個概念，他講得很清楚，斐祿瑣費亞從字面上講就是愛智，這種愛智的學問在中國就相當於理學，他並沒有拿西方的某個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學問。
中國的宗教是人道的宗教
上個世紀，幾乎所有人都在講中國沒有宗教，按照歐洲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對宗教的定義，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宗教，大部分中國人都認為中國是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家。我想現在絕大部分的人在填表時都會在宗教信仰上填「無」。那中國歷史上到底有沒有宗教呢？
康有為不簡單，他提出中國也是有宗教的，宗教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中國是人道的宗教，西方是神道的宗教。他進一步指出：「中國之人心風俗禮儀法度，皆以孔教為本，若不敬孔教而滅棄之，則人心無所附，風俗敗壞，禮化缺裂，法守掃地。」（《康有為政論集•亂後罪言》）
章太炎認為，佛教是無神論的宗教。如果我們按照歐洲對宗教的定義來看，無神恰恰是宗教的對立面。章太炎還想把佛教立為中國的國教，因為佛教具有無神的性質，跟科學精神相一致，也有許多跟民主精神相一致的概念，例如，佛教講眾生平等。章太炎指出了中西哲學的優缺點，他說：
外國哲學是從物質發生的……外國哲學注重物質，所以很精的。中國哲學是從人事發生的……於物質是很疏的。人事原是幻變不定的，中國哲學從人事出發，所以有應變的長處，但是短處卻在不甚確實。這是中外不同的地方。于造就人才上，中勝於西，西洋哲學雖然從物質發生，但是到得程度高了，也就沒有物質可以實驗，也就是沒有實用，不過理想高超罷了。中國哲學由人事發生，人事是心造的，所以可從心實驗，心是人人皆有的，但是心不能用理想去求，非自己實驗不可。中國哲學就使到了高度，仍可用理學家驗心的方法來實驗，……這是中勝於西的地方。（《太炎學說》）
中西哲學關注的物件不同，西方哲學關注的物件是物質，中國哲學關注的物件是人事。物質是靜止的，可以精確細緻；人事是變動不居的，只能是模糊的。我想，大體來講，西方的科學同樣更關注物，中國的科學也更關注人自身，這就形成了許多不同的思維方法，一個是物道的科學；另一個是人道的科學。
神道宗教以神為根本，人道宗教以人為根本；物道科學以物為根本，人道科學以人為根本。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同的背景可以形成不同的哲學、宗教、科學，而以唯一標準來衡量一切，很多人的思維就會被唯一標準禁錮。如果打破唯一標準的禁錮，認同宗教可以有不同的形態，可以是有神的，也可以是無神的，科學、哲學也可以有不同的形態，我們的眼界就會更開闊，就可以通過中西方文化相互吸收精華來豐富、發展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不是只信一個，排斥另一個。
等價交換不能成為價值觀的原則
我最近很關注人文精神的建設問題，這也不僅僅是我們國家才有的，全世界都存在這個問題。近兩三百年，人類在現代化進程中，整個世界的科技和人文兩大文化體系一直處於失衡狀態，科技占主導，人文卻總是追趕不上科技。科技可以直接用到生產，是硬實力，而人文作為軟實力，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近一百年來，一些所謂的落後國家為了能夠不斷發展壯大、提升經濟實力，更多地關注科技文化，而人文文化被拋得更遠。中國如果不調整這種失衡狀況，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科技文化在造就了物質發展的同時，也在以經濟發展規律來構建整個社會。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用經濟學上的等價交換原則作為價值觀的核心，這是由於科技、人文的比例失衡引起的。中國傳統的人文思想是以人為本，不是以等價交換原則作為價值觀的核心，也不追求付出和收穫相等。人文的價值觀應該是付出大於收穫，甚至是完全地付出，而社會經濟的發展一定是建立在等價交換的原則上。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來討論等價交換中義和利的問題。在中國這些問題可分為三個層次：在理論上，是理和欲的關係問題；在實踐上，是義與利的判別問題；在修養上，是役物還是役於物的問題。荀子說「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荀子•修身》），他認為，修養高的人輕視富貴權利。
近些年來，我們在道德倫理上甚至出現了一種傾向，給我多少的權利，我就盡多少責任和義務，追求責任、義務跟權利完全等價。其實，權利義務不是簡單的等價關係。責任、義務是個體的行為，權利是社會賦予的。從道德實踐上看，我們應遵循董仲舒提出的原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應為了匡扶正義而不是為了謀取個人利益。個體在道德實踐上只管正誼明道，而不是謀利計功，社會需要給這些正誼明道的人相應的功利，但個人不是為了功利而去正誼明道的。如果社會對正誼明道的人置之不理，給歪門邪道的人以獎勵，社會就失去了公正。如果社會不獎勵正誼明道的人，只能說明社會是不公正的，但個體還是要無怨無悔地去正誼明道，這才是人文精神的體現。可怕的是我們把經濟學上的等價交換原則看作價值觀的核心，絕大部分人都想著有相應的回報才去盡相應的義務。
社會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個人盡倫盡職，在什麼位置上就要把這個位置上的工作做好，並得到一份相應的回報。但是，更高的人文要求是自覺把事情做得更好，產生精神上的愉悅，心甘情願地去做事，這是人文的價值追求。與物質上的回報相比，更重要的是得到精神上的回報。要讓更多的人瞭解人文的價值追求，而不是以經濟學上的等價交換原則來衡量一切。以等價交換原則作為價值觀的核心是科技文化發展的結果，也是人文價值失落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