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互動與儀式 媒體與社會交往
麥克魯漢曾把一部人類發展過程視為人們透過不同媒體進行社會交往的歷史。媒體不只是我們生活和再現這個世界的表徵，它本身就是我們賴以生活和表演的舞台與社會場景。
二十世紀末傳播形態從所謂的大眾傳播向網路傳播的變遷，是人類媒體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如同之前從口語到文字、從印刷媒體到電子媒體的轉變一樣，人們基於互聯網的溝通，再次刷新了傳統的社會交流方式，建構出一幕幕不同以往的嶄新社會場景。本書希望通過對於人們基於電腦網路的社會交往進行微觀社會學考察，並結合媒體文化研究的理論成果，探討人們在網路建構的社會場景中如何形成分享關係的運行機制，以及理解這一新的社會交往方式對於社會形態演變所帶來的直接和間接影響。
二十世紀初以來，圍繞媒體技術與社會形態之間的複雜關係研究，學術界一直呈現出涇渭分明的兩大源流。
一支源流是以麥克魯漢為代表的所謂「技術決定論」者，他們被普遍認為誇大了技術對社會的影響和作用（這是麥克魯漢作品留給讀者的第一印象，事實上，這一印象也與作者追求詩意的文體風格和故意矯枉過正的表達方式有關），但在直接影響麥克魯漢本人學術思想的幾位前輩那裡，無論是城市研究學者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還是歷史學家哈羅德．伊尼斯（Harold Innis），他們對技術和社會的關係都有過非常冷靜、客觀的論述，在這一問題上，英國文化學者雷蒙．威廉斯（Reymond Williams）對麥克魯漢簡化的「技術決定論」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批評，並以當時新興的電視媒體為例，論證了媒體技術和社會制度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他指出，廣播技術的演進同樣受到了英國二十世紀初大規模工業化帶來的家庭小型化、流動化和隱私化的影響，正是當時新興的廣播技術和特定社會環境之間一系列複雜的相互作用，才促成了現代廣播制度的成熟。技術演進與社會變遷之間的複雜關係，絕非簡單的技術決定論所能解釋的。
另一支源流來自一批嚴謹的文化研究學者和社會學家。他們大多從歷史研究出發（包括媒體史），來考察一種新的媒體技術形式的出現對於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的貿易、文化、政治等諸多方面的影響。這其中既包括詹姆斯．凱瑞（James W.Carey）這樣的媒體學者，也包括像塗爾幹這樣著名的社會學家。凱瑞在一九八〇年代以通訊為個案剖析技術與文化的關係，令人印象深刻。他在論證通訊的一系列社會影響時指出，通訊技術不僅第一次將傳播（Communication）從運輸（transportation）中分離出來（訊息從鐵路運輸這樣的物理運動中得以分離），進而影響了世界時間的分隔和一致，「協調了工業化的國家」，在此之前，手錶的發明則是統一了工業化工廠的時間（芒福德，2009）。通訊這一以時間速度和受眾效果見長的新媒體，徹底改變了過去Communication 一詞中本來就有的宗教含義，甚至影響到了傳播學的思考範式——媒體的「傳遞模式」（transmission mode）得以出現（凱瑞，2005）。事實上，在以麥克魯漢為代表的、後來被稱為「媒體生態學」學派的許多學者那裡，他們都以史學家的嚴謹態度研究不同歷史時期媒體對於社會的影響，像沃爾特．翁（Walter J.Ong）對口語文化的研究、伊麗莎白．愛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對印刷術和近代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影響的歷史分析，都是研究媒體技術和社會形態之間相互作用和複雜關係的典範。
相比於媒體史學者，社會學家往往有著更大的研究視野。塗爾幹對於原始部落宗教活動的儀式研究，揭示了語言（概念）出現之後的社會場景對於人類生活的重要意義。這些開創性的研究為後來人們發掘媒體和蘊藏在媒體中人們的情感結構的關係研究提供了樣本。媒體技術和社會形態之間有著極其複雜的糾纏和相互作用關係，要洞察它們之間的互動過程，需要非常大的時間跨度作為研究背景，這無疑加大了研究的難度，更何況在很多時候，研究者自己也是身陷「此山中」，很難跳出來一窺正在發生、進行中的社會真面目。
麥克魯漢曾把一部人類發展過程視為人們透過不同媒體進行社會交往的歷史。媒體不只是我們生活和再現這個世界的表徵，它本身就是我們賴以生活和表演的舞台與社會場景。
二十世紀末傳播形態從所謂的大眾傳播向網路傳播的變遷，是人類媒體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如同之前從口語到文字、從印刷媒體到電子媒體的轉變一樣，人們基於互聯網的溝通，再次刷新了傳統的社會交流方式，建構出一幕幕不同以往的嶄新社會場景。本書希望通過對於人們基於電腦網路的社會交往進行微觀社會學考察，並結合媒體文化研究的理論成果，探討人們在網路建構的社會場景中如何形成分享關係的運行機制，以及理解這一新的社會交往方式對於社會形態演變所帶來的直接和間接影響。
二十世紀初以來，圍繞媒體技術與社會形態之間的複雜關係研究，學術界一直呈現出涇渭分明的兩大源流。
一支源流是以麥克魯漢為代表的所謂「技術決定論」者，他們被普遍認為誇大了技術對社會的影響和作用（這是麥克魯漢作品留給讀者的第一印象，事實上，這一印象也與作者追求詩意的文體風格和故意矯枉過正的表達方式有關），但在直接影響麥克魯漢本人學術思想的幾位前輩那裡，無論是城市研究學者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還是歷史學家哈羅德．伊尼斯（Harold Innis），他們對技術和社會的關係都有過非常冷靜、客觀的論述，在這一問題上，英國文化學者雷蒙．威廉斯（Reymond Williams）對麥克魯漢簡化的「技術決定論」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批評，並以當時新興的電視媒體為例，論證了媒體技術和社會制度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他指出，廣播技術的演進同樣受到了英國二十世紀初大規模工業化帶來的家庭小型化、流動化和隱私化的影響，正是當時新興的廣播技術和特定社會環境之間一系列複雜的相互作用，才促成了現代廣播制度的成熟。技術演進與社會變遷之間的複雜關係，絕非簡單的技術決定論所能解釋的。
另一支源流來自一批嚴謹的文化研究學者和社會學家。他們大多從歷史研究出發（包括媒體史），來考察一種新的媒體技術形式的出現對於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的貿易、文化、政治等諸多方面的影響。這其中既包括詹姆斯．凱瑞（James W.Carey）這樣的媒體學者，也包括像塗爾幹這樣著名的社會學家。凱瑞在一九八〇年代以通訊為個案剖析技術與文化的關係，令人印象深刻。他在論證通訊的一系列社會影響時指出，通訊技術不僅第一次將傳播（Communication）從運輸（transportation）中分離出來（訊息從鐵路運輸這樣的物理運動中得以分離），進而影響了世界時間的分隔和一致，「協調了工業化的國家」，在此之前，手錶的發明則是統一了工業化工廠的時間（芒福德，2009）。通訊這一以時間速度和受眾效果見長的新媒體，徹底改變了過去Communication 一詞中本來就有的宗教含義，甚至影響到了傳播學的思考範式——媒體的「傳遞模式」（transmission mode）得以出現（凱瑞，2005）。事實上，在以麥克魯漢為代表的、後來被稱為「媒體生態學」學派的許多學者那裡，他們都以史學家的嚴謹態度研究不同歷史時期媒體對於社會的影響，像沃爾特．翁（Walter J.Ong）對口語文化的研究、伊麗莎白．愛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對印刷術和近代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影響的歷史分析，都是研究媒體技術和社會形態之間相互作用和複雜關係的典範。
相比於媒體史學者，社會學家往往有著更大的研究視野。塗爾幹對於原始部落宗教活動的儀式研究，揭示了語言（概念）出現之後的社會場景對於人類生活的重要意義。這些開創性的研究為後來人們發掘媒體和蘊藏在媒體中人們的情感結構的關係研究提供了樣本。媒體技術和社會形態之間有著極其複雜的糾纏和相互作用關係，要洞察它們之間的互動過程，需要非常大的時間跨度作為研究背景，這無疑加大了研究的難度，更何況在很多時候，研究者自己也是身陷「此山中」，很難跳出來一窺正在發生、進行中的社會真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