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中西領導風格與價值觀念的差異
第二節│「權力」是領導的必要條件
第三節│「領導權力」的正當性
第四節│「領導」與「管理」的關係
第五節│「領導者」的角色與地位
「領導」，有「動詞」與「名詞」兩種涵義，前者是「行為」，後者是「行為者」；為人類作為「萬物之靈」特有的產物，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其內涵大致包括「理論」與「實踐」兩個層次；前者以「思想」為中心，後者以「行動」為主軸。而「思想」指導「行動」，「行動」激盪「思想」，兩者互為體用，共同建構一個能凝聚眾人力量的「領導環境」。
進而言之，不論是有組織的國家、軍隊、機關、企業或社團，或無組織的普羅大眾、人羣，其最基本的內容與組成要素，就是「人」。「人」是一種群體生活的動物，講求「互助合作」，以發揮「群體力量」，俾達生存與發展目的；如何統合「群體力量」，誘發「集體行為」，以實現所望之理想與目標，其手段、方法與技巧，即是「動詞」的「領導」。而編組與帶動群體組織的首腦與領袖人物，就是所謂的「領導者」，其相對角色，就是「被領導者」。
然而，「人」之所以成為「萬物之靈」，是因其有思想，有七情六慾，又有因個體而異的「行為癖好」與「人格特質」，以及隨種族、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生活型態不同形成的性格差異；但這些個體性格上的差異，也形成了「領導」上的困難與變數。因此，如何運用「群體力量」，創造有利態勢，掌握眾人心理，建立團隊精神，排除障礙，從同一方向取齊一行動，以爭取所望目標，就成了「領導」的核心概念。
優勝劣汰，物競天擇；人類進化亦然。而自有人類，就有戰爭，一部人類文明史，其實就是一部戰爭史；此即《呂氏春秋‧蕩兵》所曰：「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惟從群體互助發展的角度看，藉由戰爭的征服、兼併，也促成了族群的交流、互動與融合，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大動力；但此動力的基礎，則建立在人類特有的「領導」行為上。因此，吾人似乎又可以說，一部人類「文明發展史」，其實就是一部「領導史」；而人類的「領導」概念，最初應是起於「求生存」與「求發展」，先用於「戰爭」與「軍事」事務，再逐漸擴展至其他領域。《春秋左傳》所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反映了這種狀況。
歷史是一面「鏡子」，可作後人「殷鑑」；是謂「以史為鑑」。《舊唐書‧魏徵傳》載唐太宗在諫臣魏徵病逝後，悲痛之餘，對朝臣感歎曰：「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新唐書‧魏徵傳》所載略同，曰：「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鑑，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4 但不論「以史為鑑」或「以古為鏡」，都在表達「以古鑑今」的概念，尤其「領導」領域。歷史上的「領導」人與事，有成功有失敗，內容豐沛多元；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是後人經驗教訓的資料寶庫。
不過，「以史為鑑」似乎帽子太大，會讓人覺得「領導」成了歷史研究者的專業領域，一般人難以領會接受；因此，筆者才想到《詩經‧小雅‧鶴鳴》所載：「它山之石，可以為錯」5 這句話。「為錯」亦作「磨玉」或「磨錯」；是指用來「磨玉」的石頭。整句的意思是：別座山上的石頭，可以用來做磨玉的工具。引伸解釋：別人的經驗與教訓，可作自己處世與行為的借鏡。由此看來，「它山之石」的涵意，其實與「以史為鑑」相同，但較為通俗平易，故引作本書之名。
第一節
中西領導風格與價值觀念的差異
世界「領導思想」，大致有中、西兩個主要源頭，自古以來，各自發展，由於地緣、宗教信仰、民族性格與歷史文化背景不同，雖然以「人性」為核心的概念上，並無二致，但在風格與價值觀念上也存有一些差異。
一般而言，中國人與西方人性格上最大的不同，在於對「個體」與「群體」的認知。西方人認為「個體先於群體」，一切「群體」都是人為的「契約」所造成；中國人則以為「群體先於個體」，沒有父母，那有自己？常言所道：「覆巢之下無完卵」、「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沒有國，那有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生則國死，我死則國生」等，都是出自這種思維。
進一步看，由於西方人重「個體」，故崇尚個人「英雄主義」，講求「理性」，尊重「人權」，並較具「守法」與「冒險」精神。而中國人重「群體」，所以除了講求「人際關係」之外，更注意「人情世故」，主張「犧牲小我」與「完成大我」，故常有「顧全大局」與「成全別人」之思考，也模塑了「內斂」與「保守」的民族性格。這兩種相異性格所投射出來的「領導」價值觀念與風格，自然不同，也各有其特色。
例如：
約米尼謂拿破崙「班堡見」的例子
1806 年 9 月，法皇拿破崙親率大軍由法蘭克福（Frankfort），沿萊茵河向東取攻勢，欲迫普魯士軍（指揮官布魯契爾，Blücher）決戰。
法軍向東「戰略機動」途中，拿氏於行轅召見第 6 軍軍長奈帥（Ney）之侍從長約米尼（Jomimni）上校，告知將調其為御前參謀；約米尼以須辦理職務交接為由，請求拿氏准其 4 天後在班堡（Bamberg）報到上任。拿氏聞聽「班堡」地名，大驚失色地對約米尼說：「誰謂吾將赴班堡？」約米尼不慌不忙地回答：「根據歐洲地圖上的交通線，及陛下過去的幾次戰役中的向右翼迂迴運動，研判本戰陛下必定由班堡向普軍進攻。」拿氏聽畢，笑曰：「甚善！四日內至班堡見吾；但不可向任何人走露一字，包括行轅參謀長白齊爾（Berterier）元帥在內。」
但是，此種能看透上級心思的「聰明部下」，如果生在古代中國，後果可能大不相同。
例如：關其思說中鄭武公心思被殺的例子
春秋初期，鄭武公為了攻打胡國，先將其女嫁予胡國君主，使得胡國對鄭國不懷敵意。武公嫁女之後，問群臣：「我想打仗，到底先打那一個國家才好？」大夫關其思回答說：「那就打胡國吧。」關其思說中了鄭武公的用心，但鄭武公卻生氣地把關其思殺了，還說：「胡國是兄弟之邦，你居然要慫恿我去攻打他。」胡國君主聽到這件事之後，以為鄭國對自己很友好，於是對鄭國遂不再防備，鄭國即利用這個機會偷襲胡國，並一舉將其消滅。
又如：楊修聰明過度被曹操所殺的例子
曹操為東漢獻帝丞相時，用楊脩為主簿；其人「好學，有俊才」，但卻「聰明過度」。有一次，曹操親率大軍平定漢中（今陜西南部之漢中盆地）後，欲由此進攻四川的劉備，但狀況卻不順利，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這時候，值日軍官前來請示當天的「口令」，曹操正在用餐，故只說了「雞肋」兩個字，大家都不曉得曹操話中的意思，獨有楊脩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可惜；公（指曹操）歸計決矣。」於是叫大家收拾行裝，準備打道歸去。曹操知道後，非常生氣，也只好退兵，最後藉故將楊脩殺掉。
此外，中西「領導」風格與價值觀念的差異，又顯著表現在對「戰敗者」與「投降者」的態度上。中國人一向有「成王敗寇」之認知，恆以「成敗論英雄」，而「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忠」的思想教條，更是深烙人心，傳之千古，已成「刻板印象」；因此，中國歷代君王對待敗將降臣的態度，通常都很冷酷無情。漢時的抗匈名將李陵，以及明末被崇禎皇帝誤殺的袁崇煥，不就是這種思想教條下，所形塑出來的悲劇人物嗎？但是，西方人似乎較無這種觀念；例如：普魯士國王起用降將布魯契爾擊敗拿破崙的例子
布魯契爾（Blücher），是 1806 年 10 月「耶拿會戰」（Battle ofJena）中，被法軍擊敗的普軍指揮官；並於接下來法軍連續 24 天、500 公里的「戰略追擊」中，投降法軍。11 惟普王照用其人不誤，在1815 年 6 月的「滑鐵盧之戰」中，與英軍指揮官威靈頓（Wellington）共同擊滅法軍，結束「拿破崙時代」。
又如：麥克阿瑟邀請被俘將軍參加「日本投降典禮」的例子
1945 年 9 月 2 日，當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在停泊東京灣「密蘇里號」（Missouri，舷號 BB63）主甲板，代表盟國在日本降書上簽字的時候，一左一右站在他座椅正後方的兩位「骨瘦如材」軍人，正是前英國駐馬來亞陸軍司令普爾昔伐（左，ErnestPercival）中將，與美國駐菲律賓柯里幾多島（Corregidor）指揮官溫瑞特（右，Wainwright）中將。他們兩人都曾率領整個部隊投降日軍，並被關入設在中國的日軍集中營，飽受折磨，直到日本投降才獲釋；兩人能受此榮寵，則非我們東方人所能想像，而且溫瑞特回到美國後，還升了四星上將。
中西民族性格的不同，造成「領導風格」的相異，大抵如此；類似例證甚多，不再贅舉。但隨「地球村」時代的來臨，天涯若比鄰，跨國交流日趨頻繁之際，如何融會東西，互補短長，共同創造更寬廣的「領導」理論與實踐內涵，致用於「領導領域」，乃「領導」議題未來必然的發展。
第二節 「權力」是領導的必要條件
不論從「現實」或「理性」角度看，「領導行為」均係以「人」為對象；而為了規範與統合「人群」，其憑藉的手段，必然就是「力」，以及由「力」所形塑創造出來的「勢」。有了「力」與「勢」，「領導行為」才有生命與活力，才能爭取所望「領導目標」；反之，如果缺少了「力」與「勢」，「領導」就會變成毫無實質內涵的空洞口號。這種與「領導」有關的「力」，筆者姑稱其為「領導權力」，若直接翻譯成英文，應作 Leader's power，和一般所指的 Leadership，意義上有所不同，是支持與推動「領導行為」的最基本概念。吾人常言，某人是「強人」，某人很有「影響力」；其評斷之標準，就在「領導權力」上。
而如何運用「領導權力」，創造有利「領導態勢」，進而掌握「被領導者」（眾人）心理，引領「被領導者」的行動，建立團隊精神，排除「領導障礙」，從同一方向取齊一行動，以爭取所望「領導目標」，就成了「領導者」的最基本責任。
亦即，整個「領導」問題的核心，就在「領導者」對「領導權力」的建立、運用與保持；其成敗觀察點，則在「被領導者」 的接受與配合程度。 是故，「領導者」必須掌握能滿足、或影響「被領導者」需求與行為 的資源和條件，才能創造有利「領導環境」，爭取所望「領導目標」。
這個資源與條件的總合投射，就是「領導權力」，及由其所從出的「影響力」； 相關論述如次： 一、領導的類型 「人」是萬物之靈，也是構成群體組織的唯一要件；而編組與帶動群 體組織的首腦與領袖人物，就是所謂的「領導者」。因此，舉凡國家主政者、 政府決策者、組織管理者、企業經營者、甚至群眾運動帶頭者、風潮鼓動 者，只要直接、間接擁有「權力」或「影響力」，都是廣義的「領導者」。 但群體組織多元複雜，性質不同，成員參差，功能與目標迥異，故對「領 導」之「類型」，亦見仁見智，難有定論。筆者認為，「領導」的核心概 念，既在「領導權力」與「影響力」之建立、運用和保持，故其類型區分， 亦應以「力」與「勢」之特質，和「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間的互動為 主要考量。
進而言之，「領導權力」的內涵，應指「行為者」可創造「領導效果」 的一切實質與潛在「力量」（power）及「能力」（capacity）而言，包括 看得見、摸得著、能對比、可量化、而能產生「顯性」規範效果的「實質 權力」；與看不見、摸不著、不能對比、無法量化、但能蘊釀潛移默化「隱性」效果的「精神權力」兩大部分。由此途徑切入，才能對「領導權力」 之概念與內涵，作本質性的瞭解。
因此，有關「領導類型」的論述，必然涉及「領導者」、「被領導者」 與「領導權力」等三者的互動關係；依此觀點，約可將「領導者」歸納為 「帝王」、「宰相」、「將帥」、「思想」與「典範」等五種類型。其中， 前三項為「有形」的「實質領導」，後三項為「無形」的「精神領導」。
論述如下： （一）帝王型領導 簡稱「帝王領導」，又稱「主宰領導」；是指「領導者」擁有組織群 體中的最高「領導權力」而言，為「領導類型」最基本的模式。只要「領 導者」在某一領域擁有「主宰權力」，是組織群體一切「從屬權力」，及 成員諸「利益」、「價值」的「權威分配者」，就能符合「帝王領導」的 要件。
因此，古代中國「帝王領導」的適用對象，除了「朕即天下」的真正 皇帝，及四鄰部落國家之單于、大人、可汗與贊普外，還應包括雖不是「皇 帝」，但卻在某一時空中，居「權力頂點」地位的「領導者」；例如：秦末農民革命的領袖陳勝、楚漢戰爭時的西楚霸王項羽、東漢末年的魏王曹操、及南北朝末期東魏的高歡與西魏的宇文泰等人物，均屬之。
而這種「帝王領導」的概念，也可向一些握有各該領域「最高權力」的下層組織「領導者」延伸；例如，威權的家族長、寡頭的割據軍閥、富甲一方的莊園主人、紀律嚴明的幫會教派首領等。其權力運用角色，有些類似今日機關、業界、或「跨國」與「超國」組織中的「總裁」、「創辦人」、「董事長」；這些人在其各自的「王國」中，大權在握，儼如一方「小帝王」；故所謂的「帝王領導」，也就是現今的「董事長領導」。
古代中國「帝王領導」的特質，完全在於「領導權力」的獲取，與有利「領導態勢」或「領導環境」的建立、運用、確保與延續之上。用現在的話說，即是「積極競爭」與「永續經營」的概念。不過，不同的「戰略環境」中，有不同的「領導作風」，將散論於後。
（二）宰相型領導
簡稱「宰相領導」，又稱「從屬領導」；是指「領導者」的「權力」來自上層授予而言。也就是說，一個人既是「領導者」，又是「被領導者」；就像宰相一樣，既要下領群臣百官，又要上承帝王敕令。用現代的觀點看，就是「董事長制度」下的「總經理領導」。 因此，廣義的「宰相領導」，除真正「上承皇命」、「無官不統」的 宰相外，還應包括同時扮演「領導」與「被領導」雙重角色者，為「領導 類型」中最常見的模式。這種類型「領導」行為的運作，約可分為「對下」、「對上」、「平行」等三個層次。其中「對下領導」，即所謂的「一般領導」， 其要領與原則，概同「帝王領導」；如縣令之對縣吏與縣民，將軍之對僚 屬與士兵，不再贅論。 而最能表現「宰相領導」特色者，厥為「對上領導」與「平行領導」。
「對上領導」的特質，在於以「被領導者」角色，與上層「領導者」的「溝 通」，及過程中所表現的「進諫」與「納諫」互動，這也是古代中國「領 導藝術」的最精彩部分。特須注意的是「平行領導」（又稱「同儕領導」 或「同僚領導」），由於地位平行的人，在「權力」上沒有相互隸屬的關係， 故尤須講求「溝通」、「協調」、「合作」與「默契」。這種看似不起眼， 但卻每成「領導」上的「助力」或「絆腳石」，不能不加留心。
（三）將帥型領導 簡稱「將帥領導」，又稱「統御型領導」，也是一般所說的「統御領導」 或「領導統御」（Leadership）；愈是「剛性」傾向的組織（如軍隊、警察、 剛性政黨、管教嚴格的學校等），愈須講求，尤其是軍隊。這種類型領導 之特性，在於「領導者」對「被領導者」，具有強制規範、約束、指揮、 甚至迫使後者接受或屈從其意志之權力。
就一般認知而言，「將帥領導」領域中的「領導者」，就是以作戰為基本任務的各級軍隊指揮官，並非字面上的「將軍」或「統帥」；渠等在戰場之上，面對「稍縱即逝」的戰機，常須「當機立斷」，迅速處理，故於上級授權的時空內，享有「獨斷專行」權力。
「將帥領導」的權力，雖來自上級賦予，惟其運用，則以對部屬的「指揮」與「管理」為重心，以與部屬的生活互動與感情交流為內涵，以達成作戰任務為主要思考。故在性質上，不同於一般組織的「宰相領導」；但可「獨斷專行」部分，則略同於「帝王領導」。
此外，有時候「將帥」的身分，也不一定全為「軍人」，而只要是有權對軍隊遂行「實際」指揮與運用者，均適用「將帥領導」範圍。因此，本類型的「領導者」，除了「將帥」之外，也常有皇帝、公侯、宰相、文官、書生、豪強、甚至宦官；其觀察的焦點，端在是否擁有「剛性組織」之「指揮權力」。
第一節│中西領導風格與價值觀念的差異
第二節│「權力」是領導的必要條件
第三節│「領導權力」的正當性
第四節│「領導」與「管理」的關係
第五節│「領導者」的角色與地位
「領導」，有「動詞」與「名詞」兩種涵義，前者是「行為」，後者是「行為者」；為人類作為「萬物之靈」特有的產物，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其內涵大致包括「理論」與「實踐」兩個層次；前者以「思想」為中心，後者以「行動」為主軸。而「思想」指導「行動」，「行動」激盪「思想」，兩者互為體用，共同建構一個能凝聚眾人力量的「領導環境」。
進而言之，不論是有組織的國家、軍隊、機關、企業或社團，或無組織的普羅大眾、人羣，其最基本的內容與組成要素，就是「人」。「人」是一種群體生活的動物，講求「互助合作」，以發揮「群體力量」，俾達生存與發展目的；如何統合「群體力量」，誘發「集體行為」，以實現所望之理想與目標，其手段、方法與技巧，即是「動詞」的「領導」。而編組與帶動群體組織的首腦與領袖人物，就是所謂的「領導者」，其相對角色，就是「被領導者」。
然而，「人」之所以成為「萬物之靈」，是因其有思想，有七情六慾，又有因個體而異的「行為癖好」與「人格特質」，以及隨種族、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生活型態不同形成的性格差異；但這些個體性格上的差異，也形成了「領導」上的困難與變數。因此，如何運用「群體力量」，創造有利態勢，掌握眾人心理，建立團隊精神，排除障礙，從同一方向取齊一行動，以爭取所望目標，就成了「領導」的核心概念。
優勝劣汰，物競天擇；人類進化亦然。而自有人類，就有戰爭，一部人類文明史，其實就是一部戰爭史；此即《呂氏春秋‧蕩兵》所曰：「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惟從群體互助發展的角度看，藉由戰爭的征服、兼併，也促成了族群的交流、互動與融合，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大動力；但此動力的基礎，則建立在人類特有的「領導」行為上。因此，吾人似乎又可以說，一部人類「文明發展史」，其實就是一部「領導史」；而人類的「領導」概念，最初應是起於「求生存」與「求發展」，先用於「戰爭」與「軍事」事務，再逐漸擴展至其他領域。《春秋左傳》所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反映了這種狀況。
歷史是一面「鏡子」，可作後人「殷鑑」；是謂「以史為鑑」。《舊唐書‧魏徵傳》載唐太宗在諫臣魏徵病逝後，悲痛之餘，對朝臣感歎曰：「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新唐書‧魏徵傳》所載略同，曰：「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鑑，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4 但不論「以史為鑑」或「以古為鏡」，都在表達「以古鑑今」的概念，尤其「領導」領域。歷史上的「領導」人與事，有成功有失敗，內容豐沛多元；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是後人經驗教訓的資料寶庫。
不過，「以史為鑑」似乎帽子太大，會讓人覺得「領導」成了歷史研究者的專業領域，一般人難以領會接受；因此，筆者才想到《詩經‧小雅‧鶴鳴》所載：「它山之石，可以為錯」5 這句話。「為錯」亦作「磨玉」或「磨錯」；是指用來「磨玉」的石頭。整句的意思是：別座山上的石頭，可以用來做磨玉的工具。引伸解釋：別人的經驗與教訓，可作自己處世與行為的借鏡。由此看來，「它山之石」的涵意，其實與「以史為鑑」相同，但較為通俗平易，故引作本書之名。
第一節
中西領導風格與價值觀念的差異
世界「領導思想」，大致有中、西兩個主要源頭，自古以來，各自發展，由於地緣、宗教信仰、民族性格與歷史文化背景不同，雖然以「人性」為核心的概念上，並無二致，但在風格與價值觀念上也存有一些差異。
一般而言，中國人與西方人性格上最大的不同，在於對「個體」與「群體」的認知。西方人認為「個體先於群體」，一切「群體」都是人為的「契約」所造成；中國人則以為「群體先於個體」，沒有父母，那有自己？常言所道：「覆巢之下無完卵」、「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沒有國，那有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生則國死，我死則國生」等，都是出自這種思維。
進一步看，由於西方人重「個體」，故崇尚個人「英雄主義」，講求「理性」，尊重「人權」，並較具「守法」與「冒險」精神。而中國人重「群體」，所以除了講求「人際關係」之外，更注意「人情世故」，主張「犧牲小我」與「完成大我」，故常有「顧全大局」與「成全別人」之思考，也模塑了「內斂」與「保守」的民族性格。這兩種相異性格所投射出來的「領導」價值觀念與風格，自然不同，也各有其特色。
例如：
約米尼謂拿破崙「班堡見」的例子
1806 年 9 月，法皇拿破崙親率大軍由法蘭克福（Frankfort），沿萊茵河向東取攻勢，欲迫普魯士軍（指揮官布魯契爾，Blücher）決戰。
法軍向東「戰略機動」途中，拿氏於行轅召見第 6 軍軍長奈帥（Ney）之侍從長約米尼（Jomimni）上校，告知將調其為御前參謀；約米尼以須辦理職務交接為由，請求拿氏准其 4 天後在班堡（Bamberg）報到上任。拿氏聞聽「班堡」地名，大驚失色地對約米尼說：「誰謂吾將赴班堡？」約米尼不慌不忙地回答：「根據歐洲地圖上的交通線，及陛下過去的幾次戰役中的向右翼迂迴運動，研判本戰陛下必定由班堡向普軍進攻。」拿氏聽畢，笑曰：「甚善！四日內至班堡見吾；但不可向任何人走露一字，包括行轅參謀長白齊爾（Berterier）元帥在內。」
但是，此種能看透上級心思的「聰明部下」，如果生在古代中國，後果可能大不相同。
例如：關其思說中鄭武公心思被殺的例子
春秋初期，鄭武公為了攻打胡國，先將其女嫁予胡國君主，使得胡國對鄭國不懷敵意。武公嫁女之後，問群臣：「我想打仗，到底先打那一個國家才好？」大夫關其思回答說：「那就打胡國吧。」關其思說中了鄭武公的用心，但鄭武公卻生氣地把關其思殺了，還說：「胡國是兄弟之邦，你居然要慫恿我去攻打他。」胡國君主聽到這件事之後，以為鄭國對自己很友好，於是對鄭國遂不再防備，鄭國即利用這個機會偷襲胡國，並一舉將其消滅。
又如：楊修聰明過度被曹操所殺的例子
曹操為東漢獻帝丞相時，用楊脩為主簿；其人「好學，有俊才」，但卻「聰明過度」。有一次，曹操親率大軍平定漢中（今陜西南部之漢中盆地）後，欲由此進攻四川的劉備，但狀況卻不順利，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這時候，值日軍官前來請示當天的「口令」，曹操正在用餐，故只說了「雞肋」兩個字，大家都不曉得曹操話中的意思，獨有楊脩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可惜；公（指曹操）歸計決矣。」於是叫大家收拾行裝，準備打道歸去。曹操知道後，非常生氣，也只好退兵，最後藉故將楊脩殺掉。
此外，中西「領導」風格與價值觀念的差異，又顯著表現在對「戰敗者」與「投降者」的態度上。中國人一向有「成王敗寇」之認知，恆以「成敗論英雄」，而「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忠」的思想教條，更是深烙人心，傳之千古，已成「刻板印象」；因此，中國歷代君王對待敗將降臣的態度，通常都很冷酷無情。漢時的抗匈名將李陵，以及明末被崇禎皇帝誤殺的袁崇煥，不就是這種思想教條下，所形塑出來的悲劇人物嗎？但是，西方人似乎較無這種觀念；例如：普魯士國王起用降將布魯契爾擊敗拿破崙的例子
布魯契爾（Blücher），是 1806 年 10 月「耶拿會戰」（Battle ofJena）中，被法軍擊敗的普軍指揮官；並於接下來法軍連續 24 天、500 公里的「戰略追擊」中，投降法軍。11 惟普王照用其人不誤，在1815 年 6 月的「滑鐵盧之戰」中，與英軍指揮官威靈頓（Wellington）共同擊滅法軍，結束「拿破崙時代」。
又如：麥克阿瑟邀請被俘將軍參加「日本投降典禮」的例子
1945 年 9 月 2 日，當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在停泊東京灣「密蘇里號」（Missouri，舷號 BB63）主甲板，代表盟國在日本降書上簽字的時候，一左一右站在他座椅正後方的兩位「骨瘦如材」軍人，正是前英國駐馬來亞陸軍司令普爾昔伐（左，ErnestPercival）中將，與美國駐菲律賓柯里幾多島（Corregidor）指揮官溫瑞特（右，Wainwright）中將。他們兩人都曾率領整個部隊投降日軍，並被關入設在中國的日軍集中營，飽受折磨，直到日本投降才獲釋；兩人能受此榮寵，則非我們東方人所能想像，而且溫瑞特回到美國後，還升了四星上將。
中西民族性格的不同，造成「領導風格」的相異，大抵如此；類似例證甚多，不再贅舉。但隨「地球村」時代的來臨，天涯若比鄰，跨國交流日趨頻繁之際，如何融會東西，互補短長，共同創造更寬廣的「領導」理論與實踐內涵，致用於「領導領域」，乃「領導」議題未來必然的發展。
第二節 「權力」是領導的必要條件
不論從「現實」或「理性」角度看，「領導行為」均係以「人」為對象；而為了規範與統合「人群」，其憑藉的手段，必然就是「力」，以及由「力」所形塑創造出來的「勢」。有了「力」與「勢」，「領導行為」才有生命與活力，才能爭取所望「領導目標」；反之，如果缺少了「力」與「勢」，「領導」就會變成毫無實質內涵的空洞口號。這種與「領導」有關的「力」，筆者姑稱其為「領導權力」，若直接翻譯成英文，應作 Leader's power，和一般所指的 Leadership，意義上有所不同，是支持與推動「領導行為」的最基本概念。吾人常言，某人是「強人」，某人很有「影響力」；其評斷之標準，就在「領導權力」上。
而如何運用「領導權力」，創造有利「領導態勢」，進而掌握「被領導者」（眾人）心理，引領「被領導者」的行動，建立團隊精神，排除「領導障礙」，從同一方向取齊一行動，以爭取所望「領導目標」，就成了「領導者」的最基本責任。
亦即，整個「領導」問題的核心，就在「領導者」對「領導權力」的建立、運用與保持；其成敗觀察點，則在「被領導者」 的接受與配合程度。 是故，「領導者」必須掌握能滿足、或影響「被領導者」需求與行為 的資源和條件，才能創造有利「領導環境」，爭取所望「領導目標」。
這個資源與條件的總合投射，就是「領導權力」，及由其所從出的「影響力」； 相關論述如次： 一、領導的類型 「人」是萬物之靈，也是構成群體組織的唯一要件；而編組與帶動群 體組織的首腦與領袖人物，就是所謂的「領導者」。因此，舉凡國家主政者、 政府決策者、組織管理者、企業經營者、甚至群眾運動帶頭者、風潮鼓動 者，只要直接、間接擁有「權力」或「影響力」，都是廣義的「領導者」。 但群體組織多元複雜，性質不同，成員參差，功能與目標迥異，故對「領 導」之「類型」，亦見仁見智，難有定論。筆者認為，「領導」的核心概 念，既在「領導權力」與「影響力」之建立、運用和保持，故其類型區分， 亦應以「力」與「勢」之特質，和「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間的互動為 主要考量。
進而言之，「領導權力」的內涵，應指「行為者」可創造「領導效果」 的一切實質與潛在「力量」（power）及「能力」（capacity）而言，包括 看得見、摸得著、能對比、可量化、而能產生「顯性」規範效果的「實質 權力」；與看不見、摸不著、不能對比、無法量化、但能蘊釀潛移默化「隱性」效果的「精神權力」兩大部分。由此途徑切入，才能對「領導權力」 之概念與內涵，作本質性的瞭解。
因此，有關「領導類型」的論述，必然涉及「領導者」、「被領導者」 與「領導權力」等三者的互動關係；依此觀點，約可將「領導者」歸納為 「帝王」、「宰相」、「將帥」、「思想」與「典範」等五種類型。其中， 前三項為「有形」的「實質領導」，後三項為「無形」的「精神領導」。
論述如下： （一）帝王型領導 簡稱「帝王領導」，又稱「主宰領導」；是指「領導者」擁有組織群 體中的最高「領導權力」而言，為「領導類型」最基本的模式。只要「領 導者」在某一領域擁有「主宰權力」，是組織群體一切「從屬權力」，及 成員諸「利益」、「價值」的「權威分配者」，就能符合「帝王領導」的 要件。
因此，古代中國「帝王領導」的適用對象，除了「朕即天下」的真正 皇帝，及四鄰部落國家之單于、大人、可汗與贊普外，還應包括雖不是「皇 帝」，但卻在某一時空中，居「權力頂點」地位的「領導者」；例如：秦末農民革命的領袖陳勝、楚漢戰爭時的西楚霸王項羽、東漢末年的魏王曹操、及南北朝末期東魏的高歡與西魏的宇文泰等人物，均屬之。
而這種「帝王領導」的概念，也可向一些握有各該領域「最高權力」的下層組織「領導者」延伸；例如，威權的家族長、寡頭的割據軍閥、富甲一方的莊園主人、紀律嚴明的幫會教派首領等。其權力運用角色，有些類似今日機關、業界、或「跨國」與「超國」組織中的「總裁」、「創辦人」、「董事長」；這些人在其各自的「王國」中，大權在握，儼如一方「小帝王」；故所謂的「帝王領導」，也就是現今的「董事長領導」。
古代中國「帝王領導」的特質，完全在於「領導權力」的獲取，與有利「領導態勢」或「領導環境」的建立、運用、確保與延續之上。用現在的話說，即是「積極競爭」與「永續經營」的概念。不過，不同的「戰略環境」中，有不同的「領導作風」，將散論於後。
（二）宰相型領導
簡稱「宰相領導」，又稱「從屬領導」；是指「領導者」的「權力」來自上層授予而言。也就是說，一個人既是「領導者」，又是「被領導者」；就像宰相一樣，既要下領群臣百官，又要上承帝王敕令。用現代的觀點看，就是「董事長制度」下的「總經理領導」。 因此，廣義的「宰相領導」，除真正「上承皇命」、「無官不統」的 宰相外，還應包括同時扮演「領導」與「被領導」雙重角色者，為「領導 類型」中最常見的模式。這種類型「領導」行為的運作，約可分為「對下」、「對上」、「平行」等三個層次。其中「對下領導」，即所謂的「一般領導」， 其要領與原則，概同「帝王領導」；如縣令之對縣吏與縣民，將軍之對僚 屬與士兵，不再贅論。 而最能表現「宰相領導」特色者，厥為「對上領導」與「平行領導」。
「對上領導」的特質，在於以「被領導者」角色，與上層「領導者」的「溝 通」，及過程中所表現的「進諫」與「納諫」互動，這也是古代中國「領 導藝術」的最精彩部分。特須注意的是「平行領導」（又稱「同儕領導」 或「同僚領導」），由於地位平行的人，在「權力」上沒有相互隸屬的關係， 故尤須講求「溝通」、「協調」、「合作」與「默契」。這種看似不起眼， 但卻每成「領導」上的「助力」或「絆腳石」，不能不加留心。
（三）將帥型領導 簡稱「將帥領導」，又稱「統御型領導」，也是一般所說的「統御領導」 或「領導統御」（Leadership）；愈是「剛性」傾向的組織（如軍隊、警察、 剛性政黨、管教嚴格的學校等），愈須講求，尤其是軍隊。這種類型領導 之特性，在於「領導者」對「被領導者」，具有強制規範、約束、指揮、 甚至迫使後者接受或屈從其意志之權力。
就一般認知而言，「將帥領導」領域中的「領導者」，就是以作戰為基本任務的各級軍隊指揮官，並非字面上的「將軍」或「統帥」；渠等在戰場之上，面對「稍縱即逝」的戰機，常須「當機立斷」，迅速處理，故於上級授權的時空內，享有「獨斷專行」權力。
「將帥領導」的權力，雖來自上級賦予，惟其運用，則以對部屬的「指揮」與「管理」為重心，以與部屬的生活互動與感情交流為內涵，以達成作戰任務為主要思考。故在性質上，不同於一般組織的「宰相領導」；但可「獨斷專行」部分，則略同於「帝王領導」。
此外，有時候「將帥」的身分，也不一定全為「軍人」，而只要是有權對軍隊遂行「實際」指揮與運用者，均適用「將帥領導」範圍。因此，本類型的「領導者」，除了「將帥」之外，也常有皇帝、公侯、宰相、文官、書生、豪強、甚至宦官；其觀察的焦點，端在是否擁有「剛性組織」之「指揮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