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歷史上的西藏人口
有關西藏在歷史上的人口，《隆朵阿旺洛桑全集》（下冊）記載了仲頓巴介紹西藏時候稱「大西藏有三千萬男性、四千萬女性」。在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中，認為古時候的西藏，百萬和千萬的稱呼常常錯亂顛倒，因此，應理解為百萬。而即使如此，女性比男性多100萬似乎也說不通，若對男女比率做出平衡，則大概會做為藏人琅琅上口的西藏600萬人口之說的又一個例證。
當然，對《隆朵阿旺洛桑全集》中的相關記載恐怕也不能太認真，因為除了上述千萬人口的說法，全集還談到西藏有農戶「五千個十萬」，就是五億；游牧帳戶有「二十個十萬」，就是200萬。顯然是一種極為誇大的說詞。而且在介紹西藏與大西藏時，不僅說到「上部阿里三圍，中部衛藏四如，下部多康六崗」，還說西藏是指衛藏四如，也稱十三萬戶等。實際上，仲敦巴在世時，西藏尚處分裂時期，阿里三圍只能說還在雛型階段，而衛藏十三萬戶更是薩迦王朝時才產生的制度，當然不會出自仲敦巴口中。其實，隆多喇嘛的敘述更多的是一種宗教本生記的方式，即某人物以往之生生世世的故事，並非實指，所以，這些數字只能理解為是18世紀的隆朵・阿旺洛桑假托仲敦巴的說詞。
不過，在贊普時期，西藏統治的地域和人口極為廣大則是不爭的事實。《拔協》中則記載了西藏軍隊渡過恆河，引兵前往印度摩揭陀，西藏軍隊兵不血刃地佔領吉祥金剛座，取得佛陀的舍利，返回西藏時，贊普命令四人留守並在恆河邊豎立鐵柱做為界碑，宣布恆河以上之地為西藏屬地。
白桂思的《中亞的吐蕃帝國》第六章記載了公元810年左右，阿拔斯王朝東征，首先攻克了喀布爾的君主，喀布爾國王獻上一尊金偶像表示投降。這個國王在穆斯林的記載中被稱為「西藏諸王中的一位國王成為了穆斯林」，可見當時阿富汗的首都喀布爾的國王也是西藏諸王之一。
顯然，那時候的西藏作為亞洲的強國，統治著廣大的地域，被西藏統治的人口自然就非常多。王輔仁《關於藏族形成和發展的幾個問題》第141頁談到當時的西藏人口應在千萬人左右。李有義在《今日西藏》中也認為「吐蕃最盛時期，人口多達一千萬，其中藏族人口約有五六百萬。」黃奮生在《西藏史略》中認為，「唐初諸羌人口和吐蕃人口大約在千萬左右，吐蕃人口，約當諸羌人口的三分之一。」王克在《藏族人口史考略》中認為，「吐蕃盛期統治下有近千萬人口。」「並認為除了衛藏四如的近300萬左右外，吐蕃控制的異族人口包括漢族人口百萬、南詔人口四、五百萬、門巴、珞巴人十餘萬口等近700萬。」實際上，當時西藏統治的區域或民族遠較上述這些內容要大或多，中國的史書《舊唐書・吐蕃傳》就記載西藏贊普都松芒波傑時「盡收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與涼、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羅門，西又攻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已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同樣，今拉薩大昭寺東牆的碑銘亦曰：「南若門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雖均可爭勝於疆場，然對神聖贊普之強盛威勢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歡忭而聽命差遣也。」
因此在很多的西藏史書，包括《五部遺教》等都記載說西藏贊普當時統治了整個世界的三分之二。此處所說的世界當然不是指現今我們所理解的整個地球或世界，當時對世界的理解基本上是以岡底斯雪山或雪山（西藏）為中心的南瞻部州，包括東方的中國，南方的印度，西方的大食，北方的突厥或是沖格薩爾等。《五部遺教》並記載了西藏的達札樂貢征服中國，董・維瑪圖傑征服印度、聰德征服大食、增赤亞麻松征服格薩爾的故事。
《漢藏史集》載：「覺丹熱智所著《律儀之飾》中說：瞻部洲的中心和邊緣的界線是，東面生長甘蔗、南邊為河網地帶、西邊為婆羅門的嘎瓦城、北邊為西螺之黑山，東部有中國、契丹，南部有印度、克什米爾，西部有大食第彭，北部有沖木格薩爾，中心為雪山環繞之西藏等共九個部分。另有說法認為瞻部洲有大小十三個國家，其中有固定名稱的國家有五個，即教法之國的印度、卜算之國中國、財寶之國大食、軍旅之國沖・格薩爾、雪域之國西藏。」
如果僅就當時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和西藏統治的範圍或者說西藏的勢力範圍而言，說三分之二或許有些誇大，但也可謂是相差不遠。故而所謂統治世界三分之二的說法或仲頓巴有關西藏人口的說詞等，應理解為是對當時西藏統治的地域廣大、人口繁多的一種表述方式，而不一定是實指。
2.西藏分裂以後的人口
公元9世紀，西藏由於內亂而分崩離析，並開始進入長達四百年的分裂時期，藏文史料中幾乎沒有任何有關那個時期的人口資料。
分裂時期的西藏，在衛藏地方形成了分別由贊普的子孫所把持的割據勢力，其中象雄地方形成了著名的阿里三圍，在現吉隆和尼泊爾北部地方形成了貢唐王朝，這些都是由王子威松的後裔所建立的割據小王國。而在西藏贊普的龍興之地山南，則是由王子雲丹的後裔形成各種大大小小的割據小王國。不過這一時期的西藏人口記載闕如，後來在蒙古人的扶持下衛藏地方形成了十三萬戶，從而有了與人口等相關的記載。
至於象雄或阿里地方則形成了古格王國和拉達克王國，後來又被拉達克統一。而從西藏分裂時期以來，這兩個王國一直游離於以衛藏為中心的西藏政權之外，除了第五世達賴喇嘛時期，因為西藏與拉達克的戰爭而迫使拉達克將原屬於古格王國的一部分轄土割讓給西藏而外，其餘時期基本上屬於獨立的王國，相關內容需另做論述。
在康區，則形成了囊謙王、林倉王等很多地方勢力建立的王國。到噶丹頗章時期，第五世達賴喇嘛統一西藏時，在承認原有的德格王、拉妥王、囊謙王、甲拉王、霍爾五部、長江以西由喇嘛或寺院所屬部眾形成的如乍丫、昌都等領地的基礎上，又分封委任了巴唐第巴、理塘第巴、傑唐第巴、木里第巴等新的地方勢力。
在安多，除了大量不相統屬的部族，比較具規模的則是由贊普後裔建立的唃廝囉和由地方豪強建立的六谷部等。以下分別敘述之。⋯⋯
3.噶丹頗章時期的西藏人口
西藏在薩迦王朝以後，又經歷了帕竹王朝、仁邦巴時期、藏巴王國等，但這一時期有關人口的史料極為稀少，本文也因此無從論及。
第五世達賴喇嘛於公元1642年在蒙古額魯特部固始汗的直接幫助下，擊敗與格魯派敵對的藏巴國王，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噶丹頗章政府，這也是從公元9世紀西藏分裂以來第一次對整個西藏三區實現統一和直接的統治。
達賴喇嘛的新政府除了對衛藏一帶派官吏實行直接統治而外，在很多地方還是延續了西藏古老的封建傳統，如薩迦法王、以及西藏古代贊普的後裔拉嘉日、乃東王室、新興的班禪喇嘛轄區等傳統地方勢力繼續稱王稱孤地以自治小王國的型態存續。至於康區和安多傳統的部落或小王國，如波密國王、德格王、囊謙王、甲拉王、果洛三部、嘉絨十八國等，只要宣誓效忠便幾乎沒有觸動，繼續維持原有的統治形態。至於那些在政權建立過程中奪取的敵對者之領地，則以分封的形式建立了新的統治秩序，如著名的「巴、理、傑三部」的第巴統治制度、木里王國等都是在那時候由第五世達賴喇嘛分封後形成的。幾乎沒有任何受封的小王國留下任何與人口相關的書面史料。
至於以農業為主的衛藏地區，西藏政府則建立了完整的宗或莊園等統治秩序，分封民戶（差巴）土地（差地），重新制定稅賦，派官吏實行直接的統治，因此就有了很多相關的所謂清冊（ཞིབ་གཞུང་།），主要是記載差地的數量、接受差地的差巴之資訊、賦稅數量等。對此，可以西藏自治區檔案館的網站「檔案解密」欄目中一篇名為「制定《水羊清册》的背景」的報導做參考，其中載：
「甘丹頗章政權對於編制戶籍清冊是很重視的，各類各地區的清冊歷來都是政府工作的要事之一，尤其是對於門隅，從來都要按例列入。諸如1830年第十世達賴喇嘛時期制定的《鐵虎清冊》（ལྕགས་སྟག་ཞིབ་གཞུང་།），其第23件《錯那地區清冊》中就記載了門巴尼瑪三措、勒布四措、邦金六定等地的人口和支差情況。還有1853年第十一世達賴喇嘛時期制定的《水牛誓約》（ཆུ་གླང་མནའ་གན།），以及《水羊清冊》本身提到的相關的《戶籍冊》（སྒོ་དེབ།）、《鐵猴清冊》（ལྕགས་སྤྲེལ་ཞིབ་གཞུང་།）等，都無不關涉門隅。這些清冊制定的目的都是為了平均差賦、增加政府差稅，限制利用權勢占地避稅等。」
如其所述，制定這些清冊的目的是作為徵收稅賦差役的根據，而不是為了統計人口。西藏的稅收制度類似於現代多數國家所採用的累進稅，不過納稅的單位不是根據個人所得，也不是根據人口，而是以家庭為單位，是根據納稅者（家庭）所擁有的農田和牧場的數量或收成來徵收。也就是說，只有領種差地的納稅者（差巴），根據其所擁有的差地數量來繳納相應的賦稅或差役，佔有的農田或牲畜越多，稅率越高，反之亦然，而那些沒有領種差地或佔有牧場的人是不需要納稅服差役的。因此，清冊只會很仔細地記載差地的數量、稅賦數額和差巴的相關資訊等作為徵稅的根據，而不會去關心或紀錄人口的數據。如著名的《鐵虎清冊》就是一部涵蓋大部分衛藏農業區的清冊，通篇只是各地差地和稅額的紀錄，即使偶有差巴的資訊，也是類似「政府差民岡巴等應支二點五岡差」的紀錄，根據這條紀錄可知，一個叫岡巴的納稅者，擁有二點五岡差地，他（家庭）需要支應與此相應的差役。對收稅官員來說，這就夠了。但對人口統計而言，這條資訊顯然沒有什麼意義。
另有所謂的門戶冊（སྒོ་དེབ།）或各地方納稅人等清冊，這些清冊會更具體地記載所屬鄉村的差地數額和納稅人的資訊，不過這類資訊屬於政府檔案，目前由中國政府控制，遺憾的是至今尚未看到中國政府對這類資訊做過披露或出版。不幸中的萬幸是，位於邊界的西藏吉隆宗官員在1959年流亡國外時也將該宗的清冊帶到國外，目前收藏在達蘭薩拉的西藏文獻圖書館，可謂是目前所見唯一第一手的資料，對此將另闢章節闡述。
另有第司・桑傑嘉措著《黃琉璃》，介紹了當時的格魯派寺院和僧人人數，也有助於了解西藏人口、尤其是僧侶的歷史資料，亦將另闢章節介紹。
此外，從七世達賴喇嘛時期開始，西藏與其東方鄰國就一直處於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狀態，時戰時和，故而也促使歷代的中國人設法刺探或了解西藏的基本情況，也因此留下不少與西藏相關的記載，雖然大多是道聽塗說，甚至有不少是奇談怪論，但從中多少還是可以窺見或推測當時的西藏人口狀況。其中尤以《西藏誌》和《西藏記述》等最具價值，亦另闢章節做闡述。
4.西藏的僧俗及家庭人口構成
中國政府或官員學者在論述西藏人口史時，只能引用《西藏誌》的數據，不過引述的方式卻是大有徑庭，除了前述中共學者牙含章編造年代和呈報者等故事，在王克所著《西藏人口史考略》中的敘述方式則是：「繼13世紀忽必烈在藏族地區作了部分戶口清查後，清政府又於雍正至乾隆初（1734至1736年），由駐藏的賈達細雄舉行較為詳細的戶口清查，據清代的《西藏誌》記載⋯⋯除衛藏兩地外，還有布魯克巴⋯⋯管轄百姓約4萬餘戶⋯⋯巴爾布三罕⋯⋯三人共管百姓5萬4,000餘戶⋯⋯按此計算，以上西藏境內共222,190戶，以每戶4.5人計，當有百姓99.98萬，再加上所有的喇嘛34.12萬，共計當時西藏內有藏族134萬餘。由於當時清廷在西藏『徵收租賦⋯⋯按年立限嚴催』，並經常進行『察實絕戶荒田，隨時豁賦』的政策，因此，清代戶口清查的準確性基本上是可以置信的。」
此處所謂「雍正至乾隆初」，與牙含章大概也是相同的理由。而所謂「賈達細雄」，就是後來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的中譯本《鐵虎清冊》的藏文名稱。作者將一本土地賦稅清冊名稱在正文中寫「清政府又於雍正至乾隆初，由駐藏的賈達細雄舉行較為詳細的戶口清查」，然後以註釋形式大謬不然地稱其為「清政府設在拉薩的戶口清查單位」來糊弄中文讀者。
更離譜的是，作者將《西藏誌》中清楚記載的不丹和尼泊爾三國的人口也全部計入「藏族人口」數中，從而得出134萬人口的數據，並煞有介事地宣稱因清朝經常在催收豁賦等，因此對清代戶口清查是可以置信云云。讀來感覺滿清不僅在西藏進行過人口清查，甚至還經常催收豁賦，一整個有效行使主權的假象。其實，通篇除了《西藏誌》中的引文而外，其餘都是類乎謊言的敘述。
而中國政府於2015年發布的《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白皮書，稱「當時西藏（不含今昌都地區）共有人口約109萬」，可能也是受王克《西藏人口史考略》的影響，因為王克上述的134萬人口中，若減去尼泊爾（巴布爾）三汗的5萬4,000餘戶。其餘的以每戶4.5人計算的統計公式，正好就是白皮書所謂的109萬。中國政府雖然沒有把尼泊爾的人口計入，但顯然還是把不丹的4萬戶百姓和2萬5,000餘喇嘛的數據計入了西藏的人口數中。
《中國藏族人口與社會》則明智地排除了不丹和尼泊爾的人口：「如果按照本書所述，藏族家庭規模小，戶平人口4人左右，加大保險系數戶平按4.5人計算，當時西藏的人口為576,855人，則喇嘛占總人口的比例高達54.81%。」
如此的僧俗比例任誰都可以看出其荒誕不經，因此，後來的中國官方學者在避免把不丹和尼泊爾人口計入的同時，將戶均人口提高到五人，黃奮生在《藏族史略》中稱：「若以每戶五人計⋯⋯其中喇嘛人數三十六萬六千多，百姓人數六十四萬多，喇嘛人數相當百姓人數的二分之一。」比例稍有減低。
牙含章的《達賴喇嘛傳》也說：「屬於寺院方面的農奴共約六十四萬餘人。」
中國學者馬戎，平時強烈主張以國家機器強力同化和消滅西藏民族，他在《西藏的經濟型態及其對區域間人口遷移的影響》一文中談到：「1952年以前，西藏的耕作技術方面十分落後的農業需要養活一百多萬人口，其中十分之一以上是喇嘛。」然後在註釋中註明：「在1958年，據統計西藏有114,103個喇嘛，而在歷史上（1737年）曾達到316,231個喇嘛，佔當時總人口的35%（參見劉瑞編《中國人口・西藏分冊》，1989年，中國財經出版社，第298頁和第35頁），另外一個研究認為1737年的喇嘛數字僅是黃教僧侶，各派僧侶的總數實際上已近總人口的半數（王森，1984年，《中國佛教發展史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193頁）。達賴喇嘛則宣稱在50年代西藏有25萬個喇嘛（法國《費加洛報》，1982年10月5日）。」
馬戎所謂西藏耕作技術十分落後的說詞，顯然是對其所謂學習漢語文等於接受現代化，否則就是落後的奇怪邏輯做鋪墊。實際上，西藏和中國的農業技術在歷史上不相伯仲，西藏也並不是沒有鐵犁，只是在使用木犁比使用鐵犁更加便宜划算時就使用木犁，包括氂牛踏場等亦是如此，即使在當今的西藏，氂牛踏場也並不罕見。照馬戎的邏輯，西藏在公元8世紀之前有千萬左右的人口，即使在衛藏四如的範圍內也有幾百萬人口，難不成8世紀比20世紀初能夠養活更多的人口？或農業技術更先進？
有關西藏在歷史上的人口，《隆朵阿旺洛桑全集》（下冊）記載了仲頓巴介紹西藏時候稱「大西藏有三千萬男性、四千萬女性」。在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中，認為古時候的西藏，百萬和千萬的稱呼常常錯亂顛倒，因此，應理解為百萬。而即使如此，女性比男性多100萬似乎也說不通，若對男女比率做出平衡，則大概會做為藏人琅琅上口的西藏600萬人口之說的又一個例證。
當然，對《隆朵阿旺洛桑全集》中的相關記載恐怕也不能太認真，因為除了上述千萬人口的說法，全集還談到西藏有農戶「五千個十萬」，就是五億；游牧帳戶有「二十個十萬」，就是200萬。顯然是一種極為誇大的說詞。而且在介紹西藏與大西藏時，不僅說到「上部阿里三圍，中部衛藏四如，下部多康六崗」，還說西藏是指衛藏四如，也稱十三萬戶等。實際上，仲敦巴在世時，西藏尚處分裂時期，阿里三圍只能說還在雛型階段，而衛藏十三萬戶更是薩迦王朝時才產生的制度，當然不會出自仲敦巴口中。其實，隆多喇嘛的敘述更多的是一種宗教本生記的方式，即某人物以往之生生世世的故事，並非實指，所以，這些數字只能理解為是18世紀的隆朵・阿旺洛桑假托仲敦巴的說詞。
不過，在贊普時期，西藏統治的地域和人口極為廣大則是不爭的事實。《拔協》中則記載了西藏軍隊渡過恆河，引兵前往印度摩揭陀，西藏軍隊兵不血刃地佔領吉祥金剛座，取得佛陀的舍利，返回西藏時，贊普命令四人留守並在恆河邊豎立鐵柱做為界碑，宣布恆河以上之地為西藏屬地。
白桂思的《中亞的吐蕃帝國》第六章記載了公元810年左右，阿拔斯王朝東征，首先攻克了喀布爾的君主，喀布爾國王獻上一尊金偶像表示投降。這個國王在穆斯林的記載中被稱為「西藏諸王中的一位國王成為了穆斯林」，可見當時阿富汗的首都喀布爾的國王也是西藏諸王之一。
顯然，那時候的西藏作為亞洲的強國，統治著廣大的地域，被西藏統治的人口自然就非常多。王輔仁《關於藏族形成和發展的幾個問題》第141頁談到當時的西藏人口應在千萬人左右。李有義在《今日西藏》中也認為「吐蕃最盛時期，人口多達一千萬，其中藏族人口約有五六百萬。」黃奮生在《西藏史略》中認為，「唐初諸羌人口和吐蕃人口大約在千萬左右，吐蕃人口，約當諸羌人口的三分之一。」王克在《藏族人口史考略》中認為，「吐蕃盛期統治下有近千萬人口。」「並認為除了衛藏四如的近300萬左右外，吐蕃控制的異族人口包括漢族人口百萬、南詔人口四、五百萬、門巴、珞巴人十餘萬口等近700萬。」實際上，當時西藏統治的區域或民族遠較上述這些內容要大或多，中國的史書《舊唐書・吐蕃傳》就記載西藏贊普都松芒波傑時「盡收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與涼、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羅門，西又攻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已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同樣，今拉薩大昭寺東牆的碑銘亦曰：「南若門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雖均可爭勝於疆場，然對神聖贊普之強盛威勢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歡忭而聽命差遣也。」
因此在很多的西藏史書，包括《五部遺教》等都記載說西藏贊普當時統治了整個世界的三分之二。此處所說的世界當然不是指現今我們所理解的整個地球或世界，當時對世界的理解基本上是以岡底斯雪山或雪山（西藏）為中心的南瞻部州，包括東方的中國，南方的印度，西方的大食，北方的突厥或是沖格薩爾等。《五部遺教》並記載了西藏的達札樂貢征服中國，董・維瑪圖傑征服印度、聰德征服大食、增赤亞麻松征服格薩爾的故事。
《漢藏史集》載：「覺丹熱智所著《律儀之飾》中說：瞻部洲的中心和邊緣的界線是，東面生長甘蔗、南邊為河網地帶、西邊為婆羅門的嘎瓦城、北邊為西螺之黑山，東部有中國、契丹，南部有印度、克什米爾，西部有大食第彭，北部有沖木格薩爾，中心為雪山環繞之西藏等共九個部分。另有說法認為瞻部洲有大小十三個國家，其中有固定名稱的國家有五個，即教法之國的印度、卜算之國中國、財寶之國大食、軍旅之國沖・格薩爾、雪域之國西藏。」
如果僅就當時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和西藏統治的範圍或者說西藏的勢力範圍而言，說三分之二或許有些誇大，但也可謂是相差不遠。故而所謂統治世界三分之二的說法或仲頓巴有關西藏人口的說詞等，應理解為是對當時西藏統治的地域廣大、人口繁多的一種表述方式，而不一定是實指。
2.西藏分裂以後的人口
公元9世紀，西藏由於內亂而分崩離析，並開始進入長達四百年的分裂時期，藏文史料中幾乎沒有任何有關那個時期的人口資料。
分裂時期的西藏，在衛藏地方形成了分別由贊普的子孫所把持的割據勢力，其中象雄地方形成了著名的阿里三圍，在現吉隆和尼泊爾北部地方形成了貢唐王朝，這些都是由王子威松的後裔所建立的割據小王國。而在西藏贊普的龍興之地山南，則是由王子雲丹的後裔形成各種大大小小的割據小王國。不過這一時期的西藏人口記載闕如，後來在蒙古人的扶持下衛藏地方形成了十三萬戶，從而有了與人口等相關的記載。
至於象雄或阿里地方則形成了古格王國和拉達克王國，後來又被拉達克統一。而從西藏分裂時期以來，這兩個王國一直游離於以衛藏為中心的西藏政權之外，除了第五世達賴喇嘛時期，因為西藏與拉達克的戰爭而迫使拉達克將原屬於古格王國的一部分轄土割讓給西藏而外，其餘時期基本上屬於獨立的王國，相關內容需另做論述。
在康區，則形成了囊謙王、林倉王等很多地方勢力建立的王國。到噶丹頗章時期，第五世達賴喇嘛統一西藏時，在承認原有的德格王、拉妥王、囊謙王、甲拉王、霍爾五部、長江以西由喇嘛或寺院所屬部眾形成的如乍丫、昌都等領地的基礎上，又分封委任了巴唐第巴、理塘第巴、傑唐第巴、木里第巴等新的地方勢力。
在安多，除了大量不相統屬的部族，比較具規模的則是由贊普後裔建立的唃廝囉和由地方豪強建立的六谷部等。以下分別敘述之。⋯⋯
3.噶丹頗章時期的西藏人口
西藏在薩迦王朝以後，又經歷了帕竹王朝、仁邦巴時期、藏巴王國等，但這一時期有關人口的史料極為稀少，本文也因此無從論及。
第五世達賴喇嘛於公元1642年在蒙古額魯特部固始汗的直接幫助下，擊敗與格魯派敵對的藏巴國王，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噶丹頗章政府，這也是從公元9世紀西藏分裂以來第一次對整個西藏三區實現統一和直接的統治。
達賴喇嘛的新政府除了對衛藏一帶派官吏實行直接統治而外，在很多地方還是延續了西藏古老的封建傳統，如薩迦法王、以及西藏古代贊普的後裔拉嘉日、乃東王室、新興的班禪喇嘛轄區等傳統地方勢力繼續稱王稱孤地以自治小王國的型態存續。至於康區和安多傳統的部落或小王國，如波密國王、德格王、囊謙王、甲拉王、果洛三部、嘉絨十八國等，只要宣誓效忠便幾乎沒有觸動，繼續維持原有的統治形態。至於那些在政權建立過程中奪取的敵對者之領地，則以分封的形式建立了新的統治秩序，如著名的「巴、理、傑三部」的第巴統治制度、木里王國等都是在那時候由第五世達賴喇嘛分封後形成的。幾乎沒有任何受封的小王國留下任何與人口相關的書面史料。
至於以農業為主的衛藏地區，西藏政府則建立了完整的宗或莊園等統治秩序，分封民戶（差巴）土地（差地），重新制定稅賦，派官吏實行直接的統治，因此就有了很多相關的所謂清冊（ཞིབ་གཞུང་།），主要是記載差地的數量、接受差地的差巴之資訊、賦稅數量等。對此，可以西藏自治區檔案館的網站「檔案解密」欄目中一篇名為「制定《水羊清册》的背景」的報導做參考，其中載：
「甘丹頗章政權對於編制戶籍清冊是很重視的，各類各地區的清冊歷來都是政府工作的要事之一，尤其是對於門隅，從來都要按例列入。諸如1830年第十世達賴喇嘛時期制定的《鐵虎清冊》（ལྕགས་སྟག་ཞིབ་གཞུང་།），其第23件《錯那地區清冊》中就記載了門巴尼瑪三措、勒布四措、邦金六定等地的人口和支差情況。還有1853年第十一世達賴喇嘛時期制定的《水牛誓約》（ཆུ་གླང་མནའ་གན།），以及《水羊清冊》本身提到的相關的《戶籍冊》（སྒོ་དེབ།）、《鐵猴清冊》（ལྕགས་སྤྲེལ་ཞིབ་གཞུང་།）等，都無不關涉門隅。這些清冊制定的目的都是為了平均差賦、增加政府差稅，限制利用權勢占地避稅等。」
如其所述，制定這些清冊的目的是作為徵收稅賦差役的根據，而不是為了統計人口。西藏的稅收制度類似於現代多數國家所採用的累進稅，不過納稅的單位不是根據個人所得，也不是根據人口，而是以家庭為單位，是根據納稅者（家庭）所擁有的農田和牧場的數量或收成來徵收。也就是說，只有領種差地的納稅者（差巴），根據其所擁有的差地數量來繳納相應的賦稅或差役，佔有的農田或牲畜越多，稅率越高，反之亦然，而那些沒有領種差地或佔有牧場的人是不需要納稅服差役的。因此，清冊只會很仔細地記載差地的數量、稅賦數額和差巴的相關資訊等作為徵稅的根據，而不會去關心或紀錄人口的數據。如著名的《鐵虎清冊》就是一部涵蓋大部分衛藏農業區的清冊，通篇只是各地差地和稅額的紀錄，即使偶有差巴的資訊，也是類似「政府差民岡巴等應支二點五岡差」的紀錄，根據這條紀錄可知，一個叫岡巴的納稅者，擁有二點五岡差地，他（家庭）需要支應與此相應的差役。對收稅官員來說，這就夠了。但對人口統計而言，這條資訊顯然沒有什麼意義。
另有所謂的門戶冊（སྒོ་དེབ།）或各地方納稅人等清冊，這些清冊會更具體地記載所屬鄉村的差地數額和納稅人的資訊，不過這類資訊屬於政府檔案，目前由中國政府控制，遺憾的是至今尚未看到中國政府對這類資訊做過披露或出版。不幸中的萬幸是，位於邊界的西藏吉隆宗官員在1959年流亡國外時也將該宗的清冊帶到國外，目前收藏在達蘭薩拉的西藏文獻圖書館，可謂是目前所見唯一第一手的資料，對此將另闢章節闡述。
另有第司・桑傑嘉措著《黃琉璃》，介紹了當時的格魯派寺院和僧人人數，也有助於了解西藏人口、尤其是僧侶的歷史資料，亦將另闢章節介紹。
此外，從七世達賴喇嘛時期開始，西藏與其東方鄰國就一直處於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狀態，時戰時和，故而也促使歷代的中國人設法刺探或了解西藏的基本情況，也因此留下不少與西藏相關的記載，雖然大多是道聽塗說，甚至有不少是奇談怪論，但從中多少還是可以窺見或推測當時的西藏人口狀況。其中尤以《西藏誌》和《西藏記述》等最具價值，亦另闢章節做闡述。
4.西藏的僧俗及家庭人口構成
中國政府或官員學者在論述西藏人口史時，只能引用《西藏誌》的數據，不過引述的方式卻是大有徑庭，除了前述中共學者牙含章編造年代和呈報者等故事，在王克所著《西藏人口史考略》中的敘述方式則是：「繼13世紀忽必烈在藏族地區作了部分戶口清查後，清政府又於雍正至乾隆初（1734至1736年），由駐藏的賈達細雄舉行較為詳細的戶口清查，據清代的《西藏誌》記載⋯⋯除衛藏兩地外，還有布魯克巴⋯⋯管轄百姓約4萬餘戶⋯⋯巴爾布三罕⋯⋯三人共管百姓5萬4,000餘戶⋯⋯按此計算，以上西藏境內共222,190戶，以每戶4.5人計，當有百姓99.98萬，再加上所有的喇嘛34.12萬，共計當時西藏內有藏族134萬餘。由於當時清廷在西藏『徵收租賦⋯⋯按年立限嚴催』，並經常進行『察實絕戶荒田，隨時豁賦』的政策，因此，清代戶口清查的準確性基本上是可以置信的。」
此處所謂「雍正至乾隆初」，與牙含章大概也是相同的理由。而所謂「賈達細雄」，就是後來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的中譯本《鐵虎清冊》的藏文名稱。作者將一本土地賦稅清冊名稱在正文中寫「清政府又於雍正至乾隆初，由駐藏的賈達細雄舉行較為詳細的戶口清查」，然後以註釋形式大謬不然地稱其為「清政府設在拉薩的戶口清查單位」來糊弄中文讀者。
更離譜的是，作者將《西藏誌》中清楚記載的不丹和尼泊爾三國的人口也全部計入「藏族人口」數中，從而得出134萬人口的數據，並煞有介事地宣稱因清朝經常在催收豁賦等，因此對清代戶口清查是可以置信云云。讀來感覺滿清不僅在西藏進行過人口清查，甚至還經常催收豁賦，一整個有效行使主權的假象。其實，通篇除了《西藏誌》中的引文而外，其餘都是類乎謊言的敘述。
而中國政府於2015年發布的《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白皮書，稱「當時西藏（不含今昌都地區）共有人口約109萬」，可能也是受王克《西藏人口史考略》的影響，因為王克上述的134萬人口中，若減去尼泊爾（巴布爾）三汗的5萬4,000餘戶。其餘的以每戶4.5人計算的統計公式，正好就是白皮書所謂的109萬。中國政府雖然沒有把尼泊爾的人口計入，但顯然還是把不丹的4萬戶百姓和2萬5,000餘喇嘛的數據計入了西藏的人口數中。
《中國藏族人口與社會》則明智地排除了不丹和尼泊爾的人口：「如果按照本書所述，藏族家庭規模小，戶平人口4人左右，加大保險系數戶平按4.5人計算，當時西藏的人口為576,855人，則喇嘛占總人口的比例高達54.81%。」
如此的僧俗比例任誰都可以看出其荒誕不經，因此，後來的中國官方學者在避免把不丹和尼泊爾人口計入的同時，將戶均人口提高到五人，黃奮生在《藏族史略》中稱：「若以每戶五人計⋯⋯其中喇嘛人數三十六萬六千多，百姓人數六十四萬多，喇嘛人數相當百姓人數的二分之一。」比例稍有減低。
牙含章的《達賴喇嘛傳》也說：「屬於寺院方面的農奴共約六十四萬餘人。」
中國學者馬戎，平時強烈主張以國家機器強力同化和消滅西藏民族，他在《西藏的經濟型態及其對區域間人口遷移的影響》一文中談到：「1952年以前，西藏的耕作技術方面十分落後的農業需要養活一百多萬人口，其中十分之一以上是喇嘛。」然後在註釋中註明：「在1958年，據統計西藏有114,103個喇嘛，而在歷史上（1737年）曾達到316,231個喇嘛，佔當時總人口的35%（參見劉瑞編《中國人口・西藏分冊》，1989年，中國財經出版社，第298頁和第35頁），另外一個研究認為1737年的喇嘛數字僅是黃教僧侶，各派僧侶的總數實際上已近總人口的半數（王森，1984年，《中國佛教發展史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193頁）。達賴喇嘛則宣稱在50年代西藏有25萬個喇嘛（法國《費加洛報》，1982年10月5日）。」
馬戎所謂西藏耕作技術十分落後的說詞，顯然是對其所謂學習漢語文等於接受現代化，否則就是落後的奇怪邏輯做鋪墊。實際上，西藏和中國的農業技術在歷史上不相伯仲，西藏也並不是沒有鐵犁，只是在使用木犁比使用鐵犁更加便宜划算時就使用木犁，包括氂牛踏場等亦是如此，即使在當今的西藏，氂牛踏場也並不罕見。照馬戎的邏輯，西藏在公元8世紀之前有千萬左右的人口，即使在衛藏四如的範圍內也有幾百萬人口，難不成8世紀比20世紀初能夠養活更多的人口？或農業技術更先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