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身為自己且身為他者。感受故事的力量和語言的力量。文學始終緊密纏繞著這兩大主題。比方說，在文學的敘事中，讀者往往會將角色視為自身某種意義上的他者。然而，那些角色有時並非與讀者完全相同，有時甚至與讀者的人性大相逕庭。作家也和讀者一樣，會在作品中與各式各樣的他性過招，從敵人或陌生人所加諸的難題，到涉及父母、子女、鄰居、朋友與情人的親密困境。正因語言和自身也可能會變成他者，或許成為作家的必要條件，就是對自身和語言的他性具有敏銳的判斷力。
然而，努力解決自身的特質或異化性，而非將他性視為外界的集體狀態，甚至是一種有害的支配力量。刻意與遭到妖魔化之他者保持距離的作家，以及因刻意與遭到妖魔化之他者保持距離而受指責的作家，兩者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我在這系列的諾頓講座所發表的內容，既是評論也是自傳，我將嘗試從他者的立場來思忖寫作與閱讀的意義，因為他者是我在道德與政治上的藝術起點。
在評論與自傳之間迂迴而行，反映了我身為學者的職業生涯及身為作家的自我教育，而這一切都起始於越戰結束後，我以難民和難民之子的身分逃離越南。學術和寫作協助我遠離戰爭和殖民主義的苦難，也讓我在流離失所和種族主義中覓得避風港。然而，學術和寫作不僅僅是避難所，也是爭執和掙扎的場域，我在其間設法打破學術與文學、藝術與政治之間的差異，在成為作家的道路上踽踽而行。
驅使我這麼做的動力之一，是我深信故事擁有拯救我的力量：故事幫助了我在乏味、絕望和寂寞中轉移注意力，這些生活常態因為我的難民身分、戰後人生的戲劇化及戰爭和逃難對我父母的影響而更加惡化；故事也幫助我用藝術和想像代替現實，讓我得以分析並刻畫這種戲劇性的人生，並因而理解戰爭與難民並非民族國家狀態的附帶事件或枝微末節，而是真正的核心。
對說故事的人而言，認為故事能提供救贖的信念可能只是感情用事，且出於自私，但若真是如此，這種感情用事就會因一種可能性而被削弱：故事可以藉由幫助我們正視，或至少明確表達濫用權力及其在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戰爭衝突與威權主義、父權制度及其關於性與性別之規範中的可怕樣貌，進而拯救他者。最終，故事還能在我們自己及所愛之人的人生走到盡頭時，讓我們有所心理準備。
但假使故事具有拯救的力量，它也可能毀滅我們或我們的他者、我們的惡魔、我們的怪物。故事和語言總被個人和社會加以武器化，任何曾被貼上他者或局外人標籤之人，都很清楚文字、圖像和敘事能把象徵暴力的行為變得幽默化、邊緣化，甚至直接抹滅消除。因此，對那些並未被當成人類看待之人暴力相向，就成了正當之舉。
倘若我的文學之夢源自於童年時期的天真無知，以及對令人著迷的故事懷有單純的熱愛，那麼我成為作家的管道，便只有承認故事擁有諱莫如深的力量，並且認可故事在我身上塑造的他性。這種加諸於我的力量和他性是如此不受控，而且他性早已潛藏在我的體內。我不清楚何種形式的他性更早出現，然而從天真無知到經驗老到，這段旅程有一部分意味著我必須明白：一旦我像許多啟發我或激勵我的作家一樣掌握了寫作的力量，這股力量就可能充滿危險甚至變幻莫測。因為寫作本身，就是作家的他者。
在這些講座中，我將探討曾經書寫這類議題並對我深具意義的作家，從早已仙逝的知名作家，到現今依然健在、卻於文壇前途未定的作家。我將從雙重身分及為他者發聲談起。當諾頓講座邀請我的時候，我剛好完成了《兩張面孔的人》，我在書中也聊到了雙重身分及為他者發聲的挑戰。讀過這本書的人會發現，第一堂講座的部分內容和第二堂講座的全部內容都是我在書裡談過的議題。這兩堂講座猶如一段過渡期，讓我將《拯救與毀滅》打造成《兩張面孔的人》的續篇，使我得以持續分享我關注的寫作和他者議題。至於在後面的講座中，我將談論以色列對加薩及巴勒斯坦發動的戰爭，以及跨越邊境既是一種遷徙行為，也是一種文學表現。最後，我將探討身為少數族裔的重要性，以及在他性中找到喜悅的可能。
身為他者的孤單以及身為作家所需要的孤單，可能都會讓人覺得寂寞，然而寂寞與孤身一人不同，孤身一人是作家與讀者經常尋求的慰藉，因為他們對於故事的熱愛往往必須在私底下經歷。矛盾的是，一旦他們擺脫了寂寞，就有機會創造出一個文學共同體。因此，世界為作家和讀者而改變，可這並不表示整個世界會因此被重塑。這種創造世界的過程，需要讀者放下手上的書本，並且採取不一樣的行動。這個世界的齒輪與想像力的齒輪彼此相扣，在文學文本中的場景可能會對啟發這些文學場景的世界造成影響。因此，在創作文學與閱讀文學上志同道合的他者彼此團結的情況，必然會近似於那些反對他性被打壓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都仰賴說故事的能力，才得以指出不公不義的問題，並且想像一個更公平的世界。
運用想像來書寫和討論他性或許會令人望之生畏，畢竟他性的問題可能根本無解。從我們自身的精神迷宮到人類創造他者之需求，我們對他者施以各種類型和各種程度的暴力來定義自己。我自己的他性不僅令我費解且經常製造麻煩，就如同寫作對我而言一樣。然而，堅持他性與寫作以及建立起在文學領域與凡塵俗世的共同體，也為我帶來了樂趣―可以確定的是，這有時是一種痛苦的樂趣―使我願意繼續聽從它們的呼召，尤其從事寫作和透過他性寫作的一項成果，是可能從恐怖與悲劇中創造出美好，這種美好既存在於藝術，也存在於團結一致之中。
身為自己且身為他者。感受故事的力量和語言的力量。文學始終緊密纏繞著這兩大主題。比方說，在文學的敘事中，讀者往往會將角色視為自身某種意義上的他者。然而，那些角色有時並非與讀者完全相同，有時甚至與讀者的人性大相逕庭。作家也和讀者一樣，會在作品中與各式各樣的他性過招，從敵人或陌生人所加諸的難題，到涉及父母、子女、鄰居、朋友與情人的親密困境。正因語言和自身也可能會變成他者，或許成為作家的必要條件，就是對自身和語言的他性具有敏銳的判斷力。
然而，努力解決自身的特質或異化性，而非將他性視為外界的集體狀態，甚至是一種有害的支配力量。刻意與遭到妖魔化之他者保持距離的作家，以及因刻意與遭到妖魔化之他者保持距離而受指責的作家，兩者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我在這系列的諾頓講座所發表的內容，既是評論也是自傳，我將嘗試從他者的立場來思忖寫作與閱讀的意義，因為他者是我在道德與政治上的藝術起點。
在評論與自傳之間迂迴而行，反映了我身為學者的職業生涯及身為作家的自我教育，而這一切都起始於越戰結束後，我以難民和難民之子的身分逃離越南。學術和寫作協助我遠離戰爭和殖民主義的苦難，也讓我在流離失所和種族主義中覓得避風港。然而，學術和寫作不僅僅是避難所，也是爭執和掙扎的場域，我在其間設法打破學術與文學、藝術與政治之間的差異，在成為作家的道路上踽踽而行。
驅使我這麼做的動力之一，是我深信故事擁有拯救我的力量：故事幫助了我在乏味、絕望和寂寞中轉移注意力，這些生活常態因為我的難民身分、戰後人生的戲劇化及戰爭和逃難對我父母的影響而更加惡化；故事也幫助我用藝術和想像代替現實，讓我得以分析並刻畫這種戲劇性的人生，並因而理解戰爭與難民並非民族國家狀態的附帶事件或枝微末節，而是真正的核心。
對說故事的人而言，認為故事能提供救贖的信念可能只是感情用事，且出於自私，但若真是如此，這種感情用事就會因一種可能性而被削弱：故事可以藉由幫助我們正視，或至少明確表達濫用權力及其在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戰爭衝突與威權主義、父權制度及其關於性與性別之規範中的可怕樣貌，進而拯救他者。最終，故事還能在我們自己及所愛之人的人生走到盡頭時，讓我們有所心理準備。
但假使故事具有拯救的力量，它也可能毀滅我們或我們的他者、我們的惡魔、我們的怪物。故事和語言總被個人和社會加以武器化，任何曾被貼上他者或局外人標籤之人，都很清楚文字、圖像和敘事能把象徵暴力的行為變得幽默化、邊緣化，甚至直接抹滅消除。因此，對那些並未被當成人類看待之人暴力相向，就成了正當之舉。
倘若我的文學之夢源自於童年時期的天真無知，以及對令人著迷的故事懷有單純的熱愛，那麼我成為作家的管道，便只有承認故事擁有諱莫如深的力量，並且認可故事在我身上塑造的他性。這種加諸於我的力量和他性是如此不受控，而且他性早已潛藏在我的體內。我不清楚何種形式的他性更早出現，然而從天真無知到經驗老到，這段旅程有一部分意味著我必須明白：一旦我像許多啟發我或激勵我的作家一樣掌握了寫作的力量，這股力量就可能充滿危險甚至變幻莫測。因為寫作本身，就是作家的他者。
在這些講座中，我將探討曾經書寫這類議題並對我深具意義的作家，從早已仙逝的知名作家，到現今依然健在、卻於文壇前途未定的作家。我將從雙重身分及為他者發聲談起。當諾頓講座邀請我的時候，我剛好完成了《兩張面孔的人》，我在書中也聊到了雙重身分及為他者發聲的挑戰。讀過這本書的人會發現，第一堂講座的部分內容和第二堂講座的全部內容都是我在書裡談過的議題。這兩堂講座猶如一段過渡期，讓我將《拯救與毀滅》打造成《兩張面孔的人》的續篇，使我得以持續分享我關注的寫作和他者議題。至於在後面的講座中，我將談論以色列對加薩及巴勒斯坦發動的戰爭，以及跨越邊境既是一種遷徙行為，也是一種文學表現。最後，我將探討身為少數族裔的重要性，以及在他性中找到喜悅的可能。
身為他者的孤單以及身為作家所需要的孤單，可能都會讓人覺得寂寞，然而寂寞與孤身一人不同，孤身一人是作家與讀者經常尋求的慰藉，因為他們對於故事的熱愛往往必須在私底下經歷。矛盾的是，一旦他們擺脫了寂寞，就有機會創造出一個文學共同體。因此，世界為作家和讀者而改變，可這並不表示整個世界會因此被重塑。這種創造世界的過程，需要讀者放下手上的書本，並且採取不一樣的行動。這個世界的齒輪與想像力的齒輪彼此相扣，在文學文本中的場景可能會對啟發這些文學場景的世界造成影響。因此，在創作文學與閱讀文學上志同道合的他者彼此團結的情況，必然會近似於那些反對他性被打壓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都仰賴說故事的能力，才得以指出不公不義的問題，並且想像一個更公平的世界。
運用想像來書寫和討論他性或許會令人望之生畏，畢竟他性的問題可能根本無解。從我們自身的精神迷宮到人類創造他者之需求，我們對他者施以各種類型和各種程度的暴力來定義自己。我自己的他性不僅令我費解且經常製造麻煩，就如同寫作對我而言一樣。然而，堅持他性與寫作以及建立起在文學領域與凡塵俗世的共同體，也為我帶來了樂趣―可以確定的是，這有時是一種痛苦的樂趣―使我願意繼續聽從它們的呼召，尤其從事寫作和透過他性寫作的一項成果，是可能從恐怖與悲劇中創造出美好，這種美好既存在於藝術，也存在於團結一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