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在咖啡館，他們〉
〔……〕
八十年後的巴黎像個未受承認的文明中心。我對自己的好運難以置信，我走入的這座城市，在河岸書攤就能買到便宜的二手書，或一份內容充實（新聞，而不是娛樂消息）的報紙，然後找間咖啡店坐下來讀好幾小時。任何一間書店（那裡有上百間，到處都是）入門陳列的架上，多的是德希達、傅柯、德勒茲一流的書。巴黎是個知性的觀念混合體，極度有型，耐人尋味。我喜歡蒙帕納斯大道上的圓拱咖啡館，因為它有裝飾風的廊柱和馬賽克。如果你坐在吧檯邊點杯基爾酒，酒上來時還會附贈一碟乾果。菁英咖啡館我也很喜歡，它兼顧了現代和傳統，門下那些專業無庸置疑、穿燕尾服的侍者則風趣佻達。
在這個觀念混合體中，我品味的不只是知性的觀念，還有屬於個人的，不過那時它們並無二致。我到巴黎後不久，在朋友的派對遇上一個美國人。我們在第二區一間煙汗羼雜的酒吧桌上，跳舞直到凌晨四點。他也是長島來的，也在外念書。他長得就像猶太版的派屈克．丹普西。我不知如何是好，訝異這麼帥的人竟會對我有興趣。一開始，我們聊到我的背景。他問我：「艾爾金是哪裡的名字？」我答：「俄羅斯。」「所以你有猶太血統嘍？」「一半，」我說。但對保守派猶太教徒而言，沒有一半的猶太人，你要嘛是猶太人，要嘛不是猶太人。我不夠「猶太」所以當不成他的女朋友，成了他的女性友人，希望他有天回心轉意。
我還沒發現名義上的共識有多重要。我以為在一起就是在一起，怎麼稱呼不要緊。但我們在一起越久，這段關係變得越令人不悅，甚至有點羞辱人。我們同床共枕、一起出遊，但如果我摸他的臉，他會把我推開。他擺明了不會在關係中放入一點愛，也不會鬆手讓裡面的愛流走。他把「非猶太」──或「不夠猶太」──搞得很像階級不平等，好像他是來日要媒妁世家的公子哥兒，而我只是他年少輕狂的印子。後來我讀瑞絲根據她和蘭斯洛的關係寫成的《在黑暗中航行》，關於一個合唱團女孩如何變成一個紳士的情婦。他會帶她外出，在某些場合展示她，某些則不，久而久之對她失去興趣。瑞絲的小說幫我看清我和猶太版派屈克．丹普西是怎麼一回事。我是他的合唱團女孩！但和他分手絕不可能的。他是留學生之間特定朋友圈的班底。每次派對、酒吧聚會、每則對話裡都有他。我不可能避開他。而且反正我不想放棄。我相信他總有一天會回應我──反正這又不真的是瑞絲的小說。從別人口中，我得知自己是他睡的第一個女生。我沾沾自喜這算是點成績。
噢，親愛的，可別沾沾自喜啊！我聽見瑞絲咯咯笑出了聲。
*
在瑞絲和藍格勒之間，命運有時是眷顧的，有時是殘酷的。她懷的孩子在出生幾週後，染肺病死了。他們倆在巴黎也無法久留。不出幾個月，藍格勒被派往維也納，接著往布達佩斯，然後是布魯塞爾。瑞絲在布魯塞爾生下了第二胎。藍格勒似乎總有門路讓他們在這些城市的生活小康無虞，唯一的代價是，他們得時時躲債，然後再度躲回巴黎。當藍格勒嘗試從巴黎到阿姆斯特丹尋求庇護時，因為偷竊罪嫌被逮捕了。瑞絲囊空如洗又無人照應，只好把女兒送去布魯塞爾的一間診所託人照養，一九二四年同一個名叫姵羅．亞當的記者朋友遷去該城。
珍，做得好！在二○年代的巴黎，一切都得靠人脈。把自己交給朋友照顧牽起了她成為作家的那條線。她得說故事，請姵羅．亞當替藍格勒找新聞工作的事。亞當不在乎藍格勒的作品，她反而問瑞絲本身有沒有寫作。瑞絲便把一些日記拿給她看。亞當留下了好印象，將之編纂成三節故事，題為《蘇西說》，每節以不同男子的名字為題。她把稿子寄給了《大西洋兩岸評論》當時的編輯福特．馬多克斯．福特。他決定指導瑞絲，當她第一本書《左岸故事集》在一九二七年出版時，他替她寫了序。瑞絲置身巴黎外國人的社交圈外。雖然她筆下的波希米亞生活發生在第五、第六區，在河畔的聖米歇爾和聖日耳曼兩條大道一帶，她自己則住在貧困的十三區──巴黎南方窮陋之氣至今猶存的區域。在一封一九六四年寫給黛安娜．阿提爾的信中，瑞絲說大家──亨利．米勒、海明威之輩──筆下的「巴黎」，根本不是巴黎，分明是美國在巴黎，或英國在巴黎。真正的巴黎和那掛人沒干係──那些觀光客一來，真正的蒙帕納斯人 便收拾包袱，走了。透過福特，她認識了海明威、葛楚．史坦和愛麗絲．托克拉斯 。傳說中的「波西米亞女王」妮娜．漢奈特管她叫「福特的女孩」。但她自外於他們的圈子。
福特是個大塊頭──海明威說他根本像海象──權勢也不小。貴為《大西洋兩岸評論》和《英國評論》的編輯，他出過Ｄ．Ｈ ．勞倫斯、溫德罕．路易斯的作品，自己寫過《優良士兵》（一九一五年出版）。他的意見在文壇名聲響亮，而且舉足輕重。不過，他的私生活倒是有些令常人難以苟同之處。他塊頭雖然大，但很有異性緣。他不落俗的感情生活引發了醜聞，在一九二○年代初迫使他與他的情人，澳洲畫家史黛拉．鮑溫離開倫敦，住到國外去。喬伊斯曾這麼說他：
「噢天父，噢福特，你真不是蓋的。
為了擁有你，少女、賢妻和寡婦通通求之不得。」
福特不是瑞絲一再尋覓的那種踏實可靠的類型。他建議她把原本的名字艾拉．藍格勒改成珍．瑞絲，可說是創造了她。福特不只幫她成為了一名作家，同時讓她將自己視為作家。出於工作原則，她會關在房裡數小時寫稿，而他教會了她如何做文字的取捨。當一篇故事寫得太濫情，他教會她辨別過分在哪裡，他還給她寫作練習：如果一句話不對勁，他建議她把句子翻譯成法文，如果還是行不通，刪掉它。福特年輕時曾和年紀較長的作家約瑟夫．康拉德同住，全天候合作，同寫了三本小說。瑞絲一來和福特、史黛拉．鮑溫住，就輪到他來當她的駐點導師了。但瑞絲可不是蓄著鬍子的中年波蘭水手。對精力旺盛如福特的男人而言，客居家裡的漂亮小姐令他難以招架。他們之間的關係無可避免地超出了教與學。當然，這沒有好下場。瑞絲後來察覺他對她造成的衝擊難以掌控。在給法蘭西斯．溫德罕的信中，她說：「我認為他沒有影響我的寫作，但他影響我太深了，結果是一樣的。﹝……﹞我恐怕無法前後一致地述說這一切，也不會嘗試。」這段感情的文學潛力簡直無可限量，後來他們都各自寫下了小說版本的糾纏：瑞絲寫了《四重奏》（一九二八年的初版，題為《態勢》）；福特寫了《當那個壞男人》（一九三二年出版）；鮑溫完成了自傳《汲自人生》（一九四一年出版──瑞絲在裡頭被稱為「實在悲劇的女子，寫了本出版不了的壞胚子小說。」）；藍格勒也寫了部小說，題為《禁錮下》（一九三二年出版）。雖然小說荒誕不經，瑞絲親自將《禁錮下》翻成了英文，好好編修了一番，苦苦讓出版定案，作者化名為愛德華．德．涅夫。有人覺得她根本重寫了那本小說，讀起來倒很像是她自己的作品。
*
一九九九年在巴黎，我沒得向福特．馬多克斯．福特學習，但我有海明威。自信滿滿的海明威，他生命的每個時期都是個彈孔。評論家雅各．麥可．里蘭曾說：「海明威的主人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去了某些男子氣概，他便用各種傢伙補回來──在上密西根州是一根釣竿或一把小刀，在非洲則是一桿獵槍。」那個把風情萬種的哈德麗．理察森娶走了的男人，為了寶琳．波飛芙拋棄了她，接著又為了瑪莎．葛虹離開寶琳。葛虹身為作家兼記者，是第一個和他並駕齊驅的女人。當她讓他感到相形遜色時，他會試圖鬥智，設法在報導上搶先她。（他們的婚姻崩解後，如果誰提起她和海老爹的婚姻，葛虹會拂袖而去。）我向這不太有師範的老師學習，直到我發現了珍．瑞絲。若只說我覺得《流動的饗宴》很有啟發性，恐怕還不足道盡它的好──雖然今天在大庭廣眾之下拿出這本書會很丟臉（我在教《太陽依舊升起》時，拒絕在地鐵中從包包亮出這本書）。但一九九九年的我傻傻還不懂事，會在住處附近的咖啡館坐下來樂樂地讀，偶爾停下來寫些東西。從第一章開始，年輕的海明威把我即將愛上的城市呈現在眼前──哪樣的咖啡館適合工作，寫故事時好好來杯咖啡牛奶、聖詹姆士蘭姆酒、一打生蠔和半瓶白酒，同時打量咖啡館裡所有的人──我就知道這本書和我之前讀過的都不一樣。青春期多數的日子裡，我讀著所有能到手的東西，基本上就是柯馬克公共圖書館史密斯鎮分館的所有藏書。從麥德琳．蘭歌和童妮．摩里森到雪維亞．普拉絲，以及背景設在攝政王時期的浪漫小說（活潑的約瑟芬到底會嫁給士兵還是花心浪子？）。連我大學時看的書，像是珍奈．溫特森的《熱情》、佛斯特的《窗外有藍天》，通通是小說，和我自己的經驗天差地遠。但《流動的饗宴》給我的是一個在巴黎左岸的年輕美國人，上咖啡館、學著當作家。那時的海明威沒比我大多少，雖然他經歷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了婚，更不用提他還是條雄糾糾的漢子。而我則是個郊區來的大學生，年輕天真，見識過的戰爭是由美國媒體機器先消化過的電視報導和照片。就算我們之間有著不同的經歷，我感覺我們有著一樣的直覺。咖啡館裡快樂的交會，佐著一切的刺激事，工作以及在城裡路上萍水相逢的人，給了我理想的寫作環境。
我在拉法葉百貨公司的文具店找到了兩本線圈筆記本。它們不大，跟平裝書差不多，用的是沒壓線的好紙，厚度適中，一本封面是薄荷綠，另一本是香草色。我便在巴黎一路帶著筆記本，有空便在上頭塗塗寫寫。現在我走到哪兒，身上仍會帶本筆記本。這是我從海明威學來的。但海明威慣於以駕馭之姿對待巴黎和巴黎人，這點使我不悅。在咖啡館監視著門邊一個漂亮的年輕小姐，他說他找到了把她「放入」一個密西根故事的靈感。但他又寫道：「她選了個可以看見街上和門口的位置，我知道她在等人。」這幾乎是個不合邏輯的推論，海明威彷彿將要解釋為什麼他無法將她寫進去，所以將就著說她在等人，好像她屬於別人和別的地方，因此無法被「放入」海明威想把她挪進的地方。他悠然跳過了她男友，寫下了出名的「我見過你了，美人。現在你是我的了，管你在等誰，或我之後不會再見到你了。你屬於我，全巴黎也屬於我，而我屬於這本筆記本和這枝鉛筆。」我在咖啡館環顧四周，沒見到什麼帥哥美女，如果我有見到，我也很難覺得他們屬於我。海明威把觀看和權力相提並論，很難不冒犯到今天的我──女人、巴黎，凡是他細細打量的東西都「屬於」他和他的鉛筆。我感覺到的正好相反，並非占有，而是歸屬。
*
瑞絲之所以變成作家，也是場意外，一場買了筆記本之後發生的意外。她和蘭斯洛分手後在倫敦便無所用心，接著搬進了間落魄寂寥的套房，社區的名字恰好叫世界的盡頭。「我得買些花或盆栽什麼的，」她回憶道，所以她出門去尋找。
「我經過了一間文具店，櫥窗裡陳列著許許多多羽毛筆，紅的、藍的、綠的、黃的。如果把一些筆放在玻璃瓶裡，應該會挺好的，這樣便能點綴我的桌子了。我進去買了一打左右的筆。櫃檯上有些黑色練習簿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些筆記本和現在市面上的練習簿不一樣。大概是兩倍的厚度，封皮硬厚烏亮，線圈與邊線是紅的，內頁有線。我也買了些，不知為何買的，就因為喜歡它們的樣子吧！我還帶了一盒樣式我喜歡的筆頭、陽春的筆筒、墨水，和一個便宜的墨水瓶架。我想，現在那張舊桌子就不會那麼空虛了。」
邁向寫作的這一大步來自漫遊，來自妝點一張醜桌的需求，為了打造一間自己的房間。那些筆記本有著瑞絲之後會拿給姵羅．亞當看的稿子。
瑞絲以一種吳爾芙稱為「觀點上的不同」看世界。這個特質蘊含在她的女性角色中：她們無法穿搭或應對合宜，也無法提出正確答案，她們話中的資訊一下過多，一下太少，一下又答非所問。在巴黎，我們終於可以做自己；但就算在巴黎，別人的眼光總是免不了的。用瑞絲故事裡的話說，我們當中有些人「活在機器之外」；這篇同名故事中，一個為憂鬱所苦的英國女子在一間法國診所中，等待著一場名目不明的手術。她把護士與其他病患看作是「機械的零件」，具有她所缺乏的「力量，一種肯定感」，同時她認定他們有天會發現她缺乏那些東西。那機器永遠都是對的，而且會淘汰故障的零件：「『這個，沒用』，他們會這樣講。」瑞絲一九六九年發表一篇名為〈我監視著陌生人〉的故事，故事中蘿拉在戰時的英國成為機器的一部分，機器開始與她合而為一的過程中，甚至意圖殺掉她：「每件事和每個人都有機械的一面，很嚇人的。每每我買地鐵票、上公車、逛商店，我覺得我就像機器中的一個齒輪，和其他元件互動，而不是一個和其他人有交集的人。被拽進一座想殺我的機器的感覺，成為了一種偏執。」
瑞絲筆下的女人遇上的男人都是「在機器裡」好端端的一群人，因為作為金錢和保護的提供者，他們必須在機器裡。《離開麥肯錫先生之後》的同名主角體現了英式的道德常規。麥肯錫先生被形容為一個曾經擁有浪漫懷抱的人。瑞絲寫道，「年輕的時候，他出版過一本小小的詩集」，但他隨後發覺「那些任憑情感與衝動之風吹拂的人，都不快樂。」於是他「樹立了一種態度，一種他鮮少背離的道德規範和舉止。」這就是他想要讓茱莉亞遵循的規範。《四重奏》裡像福特的角色──海德勒，他平靜地說：「我親愛的孩子啊，你的觀點和人生觀徹頭徹尾地行不通，為了大家好，你得改改。」她得學會打理儀容。就在海德勒持續批評時，瑪莉亞心中想：「他的樣子活脫脫就是維多利亞女王。」
作家瑞絲比平常時的她風趣多了。規範，機器，遊戲一場。你的觀點和人生觀徹頭徹尾地行不通。瑞絲的女主角玩不了這場遊戲，她駁斥那些非人和任意設下的規矩──那些衝著她來的規矩。她為什麼融不進來呢？她身旁的人忖著。很顯然她並沒有付出努力。「當乖乖牌，或離開，」《在黑暗中航行》的安娜這麼想著。我也有同感，當社會壓迫使瑞絲筆下的女人無從脫身，並一而再再而三從那沒剩幾條的出路選了最糟的，我還能逃向巴黎，逃避我試圖融入但終究失敗的地方。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挑了這個長島男孩，在國內他決計不會是屬於我的類型。和他約會，不管我會遭受多少羞辱，可以證明（但向誰呢？）其實如果我願意，大可融入。但我多少心知肚明：我只是在自欺欺人。
*
我和瑞絲一同走在蒙帕納斯街頭。我在大道上來回，來往於學校和家裡。我在附近的餐廳吃飯，坐在圓拱咖啡館裡，在那裡五法郎能換到一大盅咖啡、同樣大盅的熱牛奶，能待上好幾小時。有時候我會去菁英咖啡館，和裡頭的大懶貓玩。在少數情況下，我會換去圓亭咖啡館，只是換換。瑞絲筆下的女人光顧咖啡館，點的會是餐前酒，一杯接一杯，直到某個好心男子請她們吃晚餐。我不知道怎麼找到會付我晚餐錢的男子，這招在巴納德學院是學不到的。取而代之，我花好幾小時在筆記本上塗塗寫寫，在一頁頁紙上煩惱我的人生到底怎麼了。我懷疑所有為他百轉的愁腸，分析他說的隻字片語，只是為了逃避現實──我們不會有結果，他是個混帳。但我決定了，我愛他，我要愛到底。
〔……〕
八十年後的巴黎像個未受承認的文明中心。我對自己的好運難以置信，我走入的這座城市，在河岸書攤就能買到便宜的二手書，或一份內容充實（新聞，而不是娛樂消息）的報紙，然後找間咖啡店坐下來讀好幾小時。任何一間書店（那裡有上百間，到處都是）入門陳列的架上，多的是德希達、傅柯、德勒茲一流的書。巴黎是個知性的觀念混合體，極度有型，耐人尋味。我喜歡蒙帕納斯大道上的圓拱咖啡館，因為它有裝飾風的廊柱和馬賽克。如果你坐在吧檯邊點杯基爾酒，酒上來時還會附贈一碟乾果。菁英咖啡館我也很喜歡，它兼顧了現代和傳統，門下那些專業無庸置疑、穿燕尾服的侍者則風趣佻達。
在這個觀念混合體中，我品味的不只是知性的觀念，還有屬於個人的，不過那時它們並無二致。我到巴黎後不久，在朋友的派對遇上一個美國人。我們在第二區一間煙汗羼雜的酒吧桌上，跳舞直到凌晨四點。他也是長島來的，也在外念書。他長得就像猶太版的派屈克．丹普西。我不知如何是好，訝異這麼帥的人竟會對我有興趣。一開始，我們聊到我的背景。他問我：「艾爾金是哪裡的名字？」我答：「俄羅斯。」「所以你有猶太血統嘍？」「一半，」我說。但對保守派猶太教徒而言，沒有一半的猶太人，你要嘛是猶太人，要嘛不是猶太人。我不夠「猶太」所以當不成他的女朋友，成了他的女性友人，希望他有天回心轉意。
我還沒發現名義上的共識有多重要。我以為在一起就是在一起，怎麼稱呼不要緊。但我們在一起越久，這段關係變得越令人不悅，甚至有點羞辱人。我們同床共枕、一起出遊，但如果我摸他的臉，他會把我推開。他擺明了不會在關係中放入一點愛，也不會鬆手讓裡面的愛流走。他把「非猶太」──或「不夠猶太」──搞得很像階級不平等，好像他是來日要媒妁世家的公子哥兒，而我只是他年少輕狂的印子。後來我讀瑞絲根據她和蘭斯洛的關係寫成的《在黑暗中航行》，關於一個合唱團女孩如何變成一個紳士的情婦。他會帶她外出，在某些場合展示她，某些則不，久而久之對她失去興趣。瑞絲的小說幫我看清我和猶太版派屈克．丹普西是怎麼一回事。我是他的合唱團女孩！但和他分手絕不可能的。他是留學生之間特定朋友圈的班底。每次派對、酒吧聚會、每則對話裡都有他。我不可能避開他。而且反正我不想放棄。我相信他總有一天會回應我──反正這又不真的是瑞絲的小說。從別人口中，我得知自己是他睡的第一個女生。我沾沾自喜這算是點成績。
噢，親愛的，可別沾沾自喜啊！我聽見瑞絲咯咯笑出了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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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絲和藍格勒之間，命運有時是眷顧的，有時是殘酷的。她懷的孩子在出生幾週後，染肺病死了。他們倆在巴黎也無法久留。不出幾個月，藍格勒被派往維也納，接著往布達佩斯，然後是布魯塞爾。瑞絲在布魯塞爾生下了第二胎。藍格勒似乎總有門路讓他們在這些城市的生活小康無虞，唯一的代價是，他們得時時躲債，然後再度躲回巴黎。當藍格勒嘗試從巴黎到阿姆斯特丹尋求庇護時，因為偷竊罪嫌被逮捕了。瑞絲囊空如洗又無人照應，只好把女兒送去布魯塞爾的一間診所託人照養，一九二四年同一個名叫姵羅．亞當的記者朋友遷去該城。
珍，做得好！在二○年代的巴黎，一切都得靠人脈。把自己交給朋友照顧牽起了她成為作家的那條線。她得說故事，請姵羅．亞當替藍格勒找新聞工作的事。亞當不在乎藍格勒的作品，她反而問瑞絲本身有沒有寫作。瑞絲便把一些日記拿給她看。亞當留下了好印象，將之編纂成三節故事，題為《蘇西說》，每節以不同男子的名字為題。她把稿子寄給了《大西洋兩岸評論》當時的編輯福特．馬多克斯．福特。他決定指導瑞絲，當她第一本書《左岸故事集》在一九二七年出版時，他替她寫了序。瑞絲置身巴黎外國人的社交圈外。雖然她筆下的波希米亞生活發生在第五、第六區，在河畔的聖米歇爾和聖日耳曼兩條大道一帶，她自己則住在貧困的十三區──巴黎南方窮陋之氣至今猶存的區域。在一封一九六四年寫給黛安娜．阿提爾的信中，瑞絲說大家──亨利．米勒、海明威之輩──筆下的「巴黎」，根本不是巴黎，分明是美國在巴黎，或英國在巴黎。真正的巴黎和那掛人沒干係──那些觀光客一來，真正的蒙帕納斯人 便收拾包袱，走了。透過福特，她認識了海明威、葛楚．史坦和愛麗絲．托克拉斯 。傳說中的「波西米亞女王」妮娜．漢奈特管她叫「福特的女孩」。但她自外於他們的圈子。
福特是個大塊頭──海明威說他根本像海象──權勢也不小。貴為《大西洋兩岸評論》和《英國評論》的編輯，他出過Ｄ．Ｈ ．勞倫斯、溫德罕．路易斯的作品，自己寫過《優良士兵》（一九一五年出版）。他的意見在文壇名聲響亮，而且舉足輕重。不過，他的私生活倒是有些令常人難以苟同之處。他塊頭雖然大，但很有異性緣。他不落俗的感情生活引發了醜聞，在一九二○年代初迫使他與他的情人，澳洲畫家史黛拉．鮑溫離開倫敦，住到國外去。喬伊斯曾這麼說他：
「噢天父，噢福特，你真不是蓋的。
為了擁有你，少女、賢妻和寡婦通通求之不得。」
福特不是瑞絲一再尋覓的那種踏實可靠的類型。他建議她把原本的名字艾拉．藍格勒改成珍．瑞絲，可說是創造了她。福特不只幫她成為了一名作家，同時讓她將自己視為作家。出於工作原則，她會關在房裡數小時寫稿，而他教會了她如何做文字的取捨。當一篇故事寫得太濫情，他教會她辨別過分在哪裡，他還給她寫作練習：如果一句話不對勁，他建議她把句子翻譯成法文，如果還是行不通，刪掉它。福特年輕時曾和年紀較長的作家約瑟夫．康拉德同住，全天候合作，同寫了三本小說。瑞絲一來和福特、史黛拉．鮑溫住，就輪到他來當她的駐點導師了。但瑞絲可不是蓄著鬍子的中年波蘭水手。對精力旺盛如福特的男人而言，客居家裡的漂亮小姐令他難以招架。他們之間的關係無可避免地超出了教與學。當然，這沒有好下場。瑞絲後來察覺他對她造成的衝擊難以掌控。在給法蘭西斯．溫德罕的信中，她說：「我認為他沒有影響我的寫作，但他影響我太深了，結果是一樣的。﹝……﹞我恐怕無法前後一致地述說這一切，也不會嘗試。」這段感情的文學潛力簡直無可限量，後來他們都各自寫下了小說版本的糾纏：瑞絲寫了《四重奏》（一九二八年的初版，題為《態勢》）；福特寫了《當那個壞男人》（一九三二年出版）；鮑溫完成了自傳《汲自人生》（一九四一年出版──瑞絲在裡頭被稱為「實在悲劇的女子，寫了本出版不了的壞胚子小說。」）；藍格勒也寫了部小說，題為《禁錮下》（一九三二年出版）。雖然小說荒誕不經，瑞絲親自將《禁錮下》翻成了英文，好好編修了一番，苦苦讓出版定案，作者化名為愛德華．德．涅夫。有人覺得她根本重寫了那本小說，讀起來倒很像是她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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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在巴黎，我沒得向福特．馬多克斯．福特學習，但我有海明威。自信滿滿的海明威，他生命的每個時期都是個彈孔。評論家雅各．麥可．里蘭曾說：「海明威的主人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去了某些男子氣概，他便用各種傢伙補回來──在上密西根州是一根釣竿或一把小刀，在非洲則是一桿獵槍。」那個把風情萬種的哈德麗．理察森娶走了的男人，為了寶琳．波飛芙拋棄了她，接著又為了瑪莎．葛虹離開寶琳。葛虹身為作家兼記者，是第一個和他並駕齊驅的女人。當她讓他感到相形遜色時，他會試圖鬥智，設法在報導上搶先她。（他們的婚姻崩解後，如果誰提起她和海老爹的婚姻，葛虹會拂袖而去。）我向這不太有師範的老師學習，直到我發現了珍．瑞絲。若只說我覺得《流動的饗宴》很有啟發性，恐怕還不足道盡它的好──雖然今天在大庭廣眾之下拿出這本書會很丟臉（我在教《太陽依舊升起》時，拒絕在地鐵中從包包亮出這本書）。但一九九九年的我傻傻還不懂事，會在住處附近的咖啡館坐下來樂樂地讀，偶爾停下來寫些東西。從第一章開始，年輕的海明威把我即將愛上的城市呈現在眼前──哪樣的咖啡館適合工作，寫故事時好好來杯咖啡牛奶、聖詹姆士蘭姆酒、一打生蠔和半瓶白酒，同時打量咖啡館裡所有的人──我就知道這本書和我之前讀過的都不一樣。青春期多數的日子裡，我讀著所有能到手的東西，基本上就是柯馬克公共圖書館史密斯鎮分館的所有藏書。從麥德琳．蘭歌和童妮．摩里森到雪維亞．普拉絲，以及背景設在攝政王時期的浪漫小說（活潑的約瑟芬到底會嫁給士兵還是花心浪子？）。連我大學時看的書，像是珍奈．溫特森的《熱情》、佛斯特的《窗外有藍天》，通通是小說，和我自己的經驗天差地遠。但《流動的饗宴》給我的是一個在巴黎左岸的年輕美國人，上咖啡館、學著當作家。那時的海明威沒比我大多少，雖然他經歷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了婚，更不用提他還是條雄糾糾的漢子。而我則是個郊區來的大學生，年輕天真，見識過的戰爭是由美國媒體機器先消化過的電視報導和照片。就算我們之間有著不同的經歷，我感覺我們有著一樣的直覺。咖啡館裡快樂的交會，佐著一切的刺激事，工作以及在城裡路上萍水相逢的人，給了我理想的寫作環境。
我在拉法葉百貨公司的文具店找到了兩本線圈筆記本。它們不大，跟平裝書差不多，用的是沒壓線的好紙，厚度適中，一本封面是薄荷綠，另一本是香草色。我便在巴黎一路帶著筆記本，有空便在上頭塗塗寫寫。現在我走到哪兒，身上仍會帶本筆記本。這是我從海明威學來的。但海明威慣於以駕馭之姿對待巴黎和巴黎人，這點使我不悅。在咖啡館監視著門邊一個漂亮的年輕小姐，他說他找到了把她「放入」一個密西根故事的靈感。但他又寫道：「她選了個可以看見街上和門口的位置，我知道她在等人。」這幾乎是個不合邏輯的推論，海明威彷彿將要解釋為什麼他無法將她寫進去，所以將就著說她在等人，好像她屬於別人和別的地方，因此無法被「放入」海明威想把她挪進的地方。他悠然跳過了她男友，寫下了出名的「我見過你了，美人。現在你是我的了，管你在等誰，或我之後不會再見到你了。你屬於我，全巴黎也屬於我，而我屬於這本筆記本和這枝鉛筆。」我在咖啡館環顧四周，沒見到什麼帥哥美女，如果我有見到，我也很難覺得他們屬於我。海明威把觀看和權力相提並論，很難不冒犯到今天的我──女人、巴黎，凡是他細細打量的東西都「屬於」他和他的鉛筆。我感覺到的正好相反，並非占有，而是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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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絲之所以變成作家，也是場意外，一場買了筆記本之後發生的意外。她和蘭斯洛分手後在倫敦便無所用心，接著搬進了間落魄寂寥的套房，社區的名字恰好叫世界的盡頭。「我得買些花或盆栽什麼的，」她回憶道，所以她出門去尋找。
「我經過了一間文具店，櫥窗裡陳列著許許多多羽毛筆，紅的、藍的、綠的、黃的。如果把一些筆放在玻璃瓶裡，應該會挺好的，這樣便能點綴我的桌子了。我進去買了一打左右的筆。櫃檯上有些黑色練習簿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些筆記本和現在市面上的練習簿不一樣。大概是兩倍的厚度，封皮硬厚烏亮，線圈與邊線是紅的，內頁有線。我也買了些，不知為何買的，就因為喜歡它們的樣子吧！我還帶了一盒樣式我喜歡的筆頭、陽春的筆筒、墨水，和一個便宜的墨水瓶架。我想，現在那張舊桌子就不會那麼空虛了。」
邁向寫作的這一大步來自漫遊，來自妝點一張醜桌的需求，為了打造一間自己的房間。那些筆記本有著瑞絲之後會拿給姵羅．亞當看的稿子。
瑞絲以一種吳爾芙稱為「觀點上的不同」看世界。這個特質蘊含在她的女性角色中：她們無法穿搭或應對合宜，也無法提出正確答案，她們話中的資訊一下過多，一下太少，一下又答非所問。在巴黎，我們終於可以做自己；但就算在巴黎，別人的眼光總是免不了的。用瑞絲故事裡的話說，我們當中有些人「活在機器之外」；這篇同名故事中，一個為憂鬱所苦的英國女子在一間法國診所中，等待著一場名目不明的手術。她把護士與其他病患看作是「機械的零件」，具有她所缺乏的「力量，一種肯定感」，同時她認定他們有天會發現她缺乏那些東西。那機器永遠都是對的，而且會淘汰故障的零件：「『這個，沒用』，他們會這樣講。」瑞絲一九六九年發表一篇名為〈我監視著陌生人〉的故事，故事中蘿拉在戰時的英國成為機器的一部分，機器開始與她合而為一的過程中，甚至意圖殺掉她：「每件事和每個人都有機械的一面，很嚇人的。每每我買地鐵票、上公車、逛商店，我覺得我就像機器中的一個齒輪，和其他元件互動，而不是一個和其他人有交集的人。被拽進一座想殺我的機器的感覺，成為了一種偏執。」
瑞絲筆下的女人遇上的男人都是「在機器裡」好端端的一群人，因為作為金錢和保護的提供者，他們必須在機器裡。《離開麥肯錫先生之後》的同名主角體現了英式的道德常規。麥肯錫先生被形容為一個曾經擁有浪漫懷抱的人。瑞絲寫道，「年輕的時候，他出版過一本小小的詩集」，但他隨後發覺「那些任憑情感與衝動之風吹拂的人，都不快樂。」於是他「樹立了一種態度，一種他鮮少背離的道德規範和舉止。」這就是他想要讓茱莉亞遵循的規範。《四重奏》裡像福特的角色──海德勒，他平靜地說：「我親愛的孩子啊，你的觀點和人生觀徹頭徹尾地行不通，為了大家好，你得改改。」她得學會打理儀容。就在海德勒持續批評時，瑪莉亞心中想：「他的樣子活脫脫就是維多利亞女王。」
作家瑞絲比平常時的她風趣多了。規範，機器，遊戲一場。你的觀點和人生觀徹頭徹尾地行不通。瑞絲的女主角玩不了這場遊戲，她駁斥那些非人和任意設下的規矩──那些衝著她來的規矩。她為什麼融不進來呢？她身旁的人忖著。很顯然她並沒有付出努力。「當乖乖牌，或離開，」《在黑暗中航行》的安娜這麼想著。我也有同感，當社會壓迫使瑞絲筆下的女人無從脫身，並一而再再而三從那沒剩幾條的出路選了最糟的，我還能逃向巴黎，逃避我試圖融入但終究失敗的地方。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挑了這個長島男孩，在國內他決計不會是屬於我的類型。和他約會，不管我會遭受多少羞辱，可以證明（但向誰呢？）其實如果我願意，大可融入。但我多少心知肚明：我只是在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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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瑞絲一同走在蒙帕納斯街頭。我在大道上來回，來往於學校和家裡。我在附近的餐廳吃飯，坐在圓拱咖啡館裡，在那裡五法郎能換到一大盅咖啡、同樣大盅的熱牛奶，能待上好幾小時。有時候我會去菁英咖啡館，和裡頭的大懶貓玩。在少數情況下，我會換去圓亭咖啡館，只是換換。瑞絲筆下的女人光顧咖啡館，點的會是餐前酒，一杯接一杯，直到某個好心男子請她們吃晚餐。我不知道怎麼找到會付我晚餐錢的男子，這招在巴納德學院是學不到的。取而代之，我花好幾小時在筆記本上塗塗寫寫，在一頁頁紙上煩惱我的人生到底怎麼了。我懷疑所有為他百轉的愁腸，分析他說的隻字片語，只是為了逃避現實──我們不會有結果，他是個混帳。但我決定了，我愛他，我要愛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