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更多可能性，卻成為壓力
妳要是說想當護理師，人人都會問：「何不當醫生呢？」
凱莉成長於一九七○年代，她從小就相信女孩子什麼事都能做。她生於紐澤西州北部郊區一個藍領家庭，是家中第一個完成大學學業的人。
小時候會和同伴們玩一種名為「瑪麗泰勒摩爾」的遊戲，靈感來自一九七○年代的同名電視節目。她們會扮演充滿活力且獨立的都會女性。凱莉不會扮成女牛仔或公主，而是「年輕、想征服一切的單身職業女性」。她超愛主題曲的那句：「到頭來妳一定會成功！」她很喜歡女主角那個拋帽子的招牌動作。她也喜歡瑪麗在工作中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
凱莉在《教育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影響力開始展現之初，度過她的求學生涯。《第九條》是一九七二年通過的聯邦法律，規定聯邦政府資助的教育計畫和活動中，男女都須獲得平等對待。無論在經濟援助、招募人才、申請入學或體育運動方面，學校都不能再合法地歧視學生。競爭的場域將更加公平，大家也都預期女孩們將大放異彩。
凱莉的母親一輩子未能施展抱負，也讓凱莉更在意自己的前途：「我的人生就是她人生的一部分。我總是擔心：如果讓她失望怎麼辦？」
像凱莉這樣的案例，當年發生在全美各個角落。第一波女性主義者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為爭取投票權而奮鬥；第二波女性主義者則從一九六○年代初開始爭取婦女權益，此時她們要教養出能接棒的女兒，並希望她們更上一層樓：要當醫生，而非護理師；要當教授，而非小學老師；要當公司執行長，而非祕書。如果我們的祖父母是在農場勞動，父母在中階管理職位勤奮工作，到了我們這一輩應該就能坐進高階主管辦公室──當然，還會結婚生子、住漂亮房子、享受社交生活。我們耳邊迴盪著深受第二波女性主義影響的母親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女孩的未來沒有不可能──甚至能當總統！」
我認識一位來自中西部的女性，她原本想在當地求學，當年未能去外地上學的母親卻堅持要她離家讀大學，家裡還借了二胎房貸來支付她上外州大學的學費。「我整個春天都在想，要怎麼開口說我不想去，直到開往學校的十三小時車程中都還在掙扎。」這位年近半百的女子回憶，「我可憐的母親啊。開始拆行李的那一刻，她興奮極了，我卻痛哭失聲。」
凱莉跟我說：「當時很多媒體會傳遞這樣的訊息，『妳可以把培根帶回家，放進鍋裡煎……』」凱莉哼著那首臭名遠播的Enjoli香水廣告歌。我們這一代，很多人至今仍將這段廣告和桂格燕麥的廣告詞「邁奇喜歡它！」（Mikey likes it!）一起存放在心靈檔案櫃裡。
那段一九八○年的Enjoli香水廣告，是以一九六二年的熱門歌曲〈我是女人〉（I’m a Woman）為背景，一位金髮女郎在廣告裡唱著她可以把培根帶回家，並放進鍋裡煎好──同時絕不讓丈夫忘記他是男人。她在一天當中先穿著正式套裝去工作賺錢，再穿著襯衫和長褲掌廚，最後換上小禮服，性感噘嘴展現誘惑力；廣告還保證這段時間香氣都不會消失，主打的廣告詞就是「為二十四小時全能女人打造的八小時香水」。廣告裡的這位女性太成功了，當她為不在鏡頭裡的孩子們唸故事書時，鏡頭外還有男聲說：「今晚我來為孩子們做飯」，她則報以矜持又驚喜的微笑。我想在這難得的一天裡，她有幸只需當二十三小時的女人。
凱莉和當年觀賞這段廣告的很多年輕女孩一樣，看著女演員從辦公室到廚房再到臥室，都認為這簡直是完滿人生的藍圖，沒想過它是鼓吹男人買Enjoli香水給妻子的荒謬退步奇幻片。看起來可行耶，許多年輕女性這樣認為。我去上班、回家做晚餐，而且全程維持性感外貌；就像當年我一邊選修雙份大學預修課，一邊擔任排球隊長和畢業紀念冊總編輯，還能用恰到好處的髮膠把瀏海抓出完美弧度。
一九八四年，潔拉汀．費拉洛（Geraldine Ferraro）競選副總統時，凱莉熱情支持且不覺得驚訝──因為大家公認女性即將打破玻璃天花板。她當時以為，女性不僅能治理企業，最後還能治理國家，都只是時間問題。
一九八七年的電影《嬰兒潮》（Baby Boom），開場蒙太奇片段就是穿著墊肩西裝的女性驕傲地走進公司辦公室。一九八八年電影《上班女郎》（Working Girl）中，梅蘭妮．葛瑞菲絲（Melanie Griffith）飾演的角色對哈里遜．福特（Harrison Ford）飾演的角色說：「我既有商業頭腦，也有誘人犯罪的身材。有什麼問題嗎？」（他慌忙回答說沒有。）
凱莉和她的朋友們夢想遠大，都進一步深造取得更高的學歷。她們同樣兼具頭腦和身材，以為自己除了征戰商場，有朝一日也會擁有屬於自己的哈里遜．福特。
《瑪麗泰勒摩爾》播畢後，凱莉的指路明燈換成影集《風雲女郎》（Murphy Brown），由以冷諷風格著稱的女演員甘蒂絲．柏根（Candice Bergen）飾演女主角墨菲。一九九二年播出的第四季結尾中，墨菲成了單親媽媽，卻仍一肩扛起新聞編輯室裡位高權重的職務，凱莉再次接收到訊息：女性可以擁有愛與成就兼得的圓滿人生。要過這樣的生活，只要勤奮敬業，有一群挺妳的好友，也許再加一個油漆工出身的搞怪保姆艾爾丁，在妳工作時幫妳照顧寶寶。
這就是凱莉當時的人生規畫。但她成年後，現實接踵而來。她在華盛頓特區上大學時開始意識到，那片應許之地並不像她從小到大聽說的那樣容易抵達。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實現夢想所費不貲。
凱莉在大學讀到一半時發現，她必須取得碩士學位，才能實現在心理學領域的目標，而父母不願再供她深造。她說，讀大學期間已負債累累，她「深恐」自己會破產而不得不搬回家住，於是她橫下心決定去工作還債，之後再設法取得更高的學歷並轉換職涯。
然而，事與願違。凱莉畢業時正值經濟不景氣，很難找到工作。經過漫長求職後，她勉強接受了一個幾無發展可能性的行政職位。等到一有機會轉職，她就跳槽到保險業，然後又轉往人力資源領域。她的工時很長，不怎麼有成就感，但確實是一份穩定的工作，只是讀研究所的學費始終沒有著落。二十八歲那年，她和交往幾年的另一半結婚了。
三十一歲生下長女後，她停止了全職工作。兩年後，她又生了一個孩子，打算等兩個孩子上學後就重返職場。計畫實現前兩年，第二個孩子三歲時，他們全家遭遇了一場車禍，凱莉的女兒受到創傷性腦損傷，必須花很多心力照顧；只是，由凱莉的丈夫來照護女兒從來不在考慮之列。
很多女性告訴我，她們的職涯因為家庭照顧責任或醫療問題而被迫偏離原本軌道──無論是自己還是家人的健康問題。在我們這一代，孩子被診斷為智力障礙或發育遲緩的發生率有增加之勢。二○○三至二○一一年間，被認為有注意力缺失的青少年增加了四三％。二○○○年，泛自閉症障礙確診人數為每萬名兒童中有十人，二○一○年已激增至五十人。
即使孩子沒有這些障礙，父母也很難找到妥善的後援系統。一位單親媽媽告訴我，她出差回來後發現保母疏於照顧，導致寶寶嚴重起疹子。之後她不願再出差，但幾個月後就因工作不夠盡力而遭解僱。
一九九二年，影評人卡琳．詹姆斯（Caryn James）在《紐約時報》寫道：「很多女性在丹．奎爾（Dan Quayle）對墨菲的描述中看見了自己：『這個角色是今日聰明、高薪、專業女性的縮影。』女性起初以為『墨菲就是我』，直到她們忽然想到該問一句：『艾爾丁在哪裡？』」
這或許可以是我們這一代的保險桿標語：「艾爾丁在哪裡？」
凱莉後來又生了一個孩子，現在十歲了。她再也沒有回到職場。
她似乎覺得很難堪：「我將近二十二年沒有全職工作了。」現在孩子們都大了，受傷的女兒狀況也穩定，她知道自己可以重回職場，也知道距離退休年齡還有至少十五到二十年。但誰會僱用她呢？她已離開職場太久，不再有派得上用場的人脈，況且她本來就不喜歡人力資源這一行。
「要怎麼回到職場？要做什麼工作？那些工作能滿足我嗎？」她說。「我也擔心自己年紀太大了。我有個嫂嫂，比我年長兩歲。她原本在職場上已有所累積，但後來被裁員了，此後一直很難找到穩定的正職工作。她覺得問題出在年齡，於是乾脆把履歷上的畢業年分劃掉。」
凱莉憧憬能做一些有創意的工作。她和丈夫想寫一本關於撫養殘障孩子的書，已寫了一部分，但無論是後續編輯，還是嘗試出版，都沒有太大進展。
她說自己很幸運，還有機會思考這些事，不需在照顧家庭的同時還要每天去辦公室上班。但在內心深處，她仍認為丈夫比自己幸運，他可以一整天離家在外，有休息時間，可以出去吃午餐或做白日夢。她覺得自己永遠沒有時間理清自己的思緒，因為她有更多例行事務（帶孩子看醫生、開車接送孩子、填各種表格、打掃和做飯），永遠沒有放鬆的時刻。她說：「有時候我會覺得憤憤不平。」
凱莉的長女年約十一、二歲時，曾向正在開車的凱莉說：「妳別不高興喔，但我以後不想當全職媽媽。」
凱莉回答：「我不會不高興。我希望妳做能讓自己快樂的事。妳想工作又想當媽媽，那很好。妳不想當媽媽也沒問題。如果妳不想結婚，那也沒關係。妳想做什麼都好，我只希望妳健康快樂。」
她送給女兒的禮物，是降低的期待，但她自己卻始終不肯這樣做。每天醒來，凱莉都覺得自己應該去找一份工作、寫一本書、做更多事。她每天都在擔心：即使現在所有人都站出來支持她的夢想，恐怕也已太遲。
費城的嬰兒潮世代心理治療師黛博拉．盧普尼茲（Deborah Luepnitz）曾說：「我發現我的X世代患者都精疲力盡。她們會因為抱怨而心生罪惡感，因為她們擁有母親那一輩不曾擁有的選擇，但是擁有選擇並不會讓人生輕鬆一些。更多可能性反而帶來壓力。」
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聽到，只要是我們想做的事，都可以做到。母親那一輩都非常支持我們，堅信我們會比她們更有成就。《教育修正案第九條》確保我們的課後活動品質與男孩的相同。我們也在電視上看到能養育孩子又能享受事業樂趣的女性。那麼，如果我們不幸失敗了，原因是什麼呢？似乎只能怪罪自己了。
我的朋友卡洛琳．米勒是嬰兒潮世代，她在一九七六年進入新聞業擔任報社記者，之後成為《17》（Seventeen）和《紐約》（New York）等雜誌的總編輯。有一次我倆共進午餐後，她寫了一封電郵給我：「我四十多歲時得以乘上的那波浪潮，不僅僅是經濟景氣，還有身為『解放』女性找到方向的那種興奮情緒，現在都已不復存在了，這似乎很不公平。在幾乎沒有任何期待的時候，要超出期待太容易了。無論妳能做到什麼都堪稱成功。我在妳這年紀時，『壓力』這個概念彷彿還沒發明。」
如果要我來判定X世代壓力的起始時間，我會說是一九七○年代中期。對一九七○和八○年代的懷舊致敬通常忽略了一件事：那段時期成長的孩子，在許多方面都很辛苦。當時犯罪率飆升，經濟陷入不景氣；社會上對於霸凌行為則採取「無限寬容」政策，普遍堅信孩子應該自己對抗霸凌。
一位來自紐澤西州的X世代朋友回憶，高中的輔導老師曾說她「成長環境不對」，不會成材。另一位朋友告訴我，她在費城讀中學時，輔導老師在學校餐廳裡當眾大發脾氣，對學生大吼大叫，說他們所有人都不會有出息。
每當聽到這樣的故事，我就慶幸自己學校的管理階層當年幾乎都在神隱。我的朋友艾西亞曾和校長進行過一次在那個年代堪稱長談的對話，如下：
「艾西亞，妳為什麼打那個男生？」「因為他欺負弱小的艾瑞克．李。」
「噢，」校長說：「那就沒問題了。妳為朋友挺身而出，幹得好。不過出去的時候，要跟大家說我有罵妳喔。」
當時對兒童採取放任態度的好處是：自由。但壞處是：少了成年人的保護，我們更容易受到騷擾。
我讀初中時，男生會把在走廊上拉扯女生胸罩當作一種體育活動，而且經常是當著老師的面這麼做，但沒有任何師長採取行動。
我們自由地四處遊走，僅有的武裝是「小心陌生人！」這句大人掛在嘴邊的話（也許再加上走在特別危險的街區時，手指間夾著一支凸出尖頭的鑰匙）。當時的我們有「鑰匙兒童」之稱，很早就獲准獨立，雖然每天午餐時，我們都會看到牛奶盒上印著其他兒童的照片，標示為「失蹤」。帕茲（Etan Patz）住在紐約市離我家不遠處，他在一九七九年六歲時失蹤，照片廣傳全美。大人告訴我們，他可能被綁架殺害了（多年後證實為真）。在那個年代，人們不會為現實裹上糖衣粉飾太平──除了食物以外。
（下略）
妳要是說想當護理師，人人都會問：「何不當醫生呢？」
凱莉成長於一九七○年代，她從小就相信女孩子什麼事都能做。她生於紐澤西州北部郊區一個藍領家庭，是家中第一個完成大學學業的人。
小時候會和同伴們玩一種名為「瑪麗泰勒摩爾」的遊戲，靈感來自一九七○年代的同名電視節目。她們會扮演充滿活力且獨立的都會女性。凱莉不會扮成女牛仔或公主，而是「年輕、想征服一切的單身職業女性」。她超愛主題曲的那句：「到頭來妳一定會成功！」她很喜歡女主角那個拋帽子的招牌動作。她也喜歡瑪麗在工作中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
凱莉在《教育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影響力開始展現之初，度過她的求學生涯。《第九條》是一九七二年通過的聯邦法律，規定聯邦政府資助的教育計畫和活動中，男女都須獲得平等對待。無論在經濟援助、招募人才、申請入學或體育運動方面，學校都不能再合法地歧視學生。競爭的場域將更加公平，大家也都預期女孩們將大放異彩。
凱莉的母親一輩子未能施展抱負，也讓凱莉更在意自己的前途：「我的人生就是她人生的一部分。我總是擔心：如果讓她失望怎麼辦？」
像凱莉這樣的案例，當年發生在全美各個角落。第一波女性主義者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為爭取投票權而奮鬥；第二波女性主義者則從一九六○年代初開始爭取婦女權益，此時她們要教養出能接棒的女兒，並希望她們更上一層樓：要當醫生，而非護理師；要當教授，而非小學老師；要當公司執行長，而非祕書。如果我們的祖父母是在農場勞動，父母在中階管理職位勤奮工作，到了我們這一輩應該就能坐進高階主管辦公室──當然，還會結婚生子、住漂亮房子、享受社交生活。我們耳邊迴盪著深受第二波女性主義影響的母親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女孩的未來沒有不可能──甚至能當總統！」
我認識一位來自中西部的女性，她原本想在當地求學，當年未能去外地上學的母親卻堅持要她離家讀大學，家裡還借了二胎房貸來支付她上外州大學的學費。「我整個春天都在想，要怎麼開口說我不想去，直到開往學校的十三小時車程中都還在掙扎。」這位年近半百的女子回憶，「我可憐的母親啊。開始拆行李的那一刻，她興奮極了，我卻痛哭失聲。」
凱莉跟我說：「當時很多媒體會傳遞這樣的訊息，『妳可以把培根帶回家，放進鍋裡煎……』」凱莉哼著那首臭名遠播的Enjoli香水廣告歌。我們這一代，很多人至今仍將這段廣告和桂格燕麥的廣告詞「邁奇喜歡它！」（Mikey likes it!）一起存放在心靈檔案櫃裡。
那段一九八○年的Enjoli香水廣告，是以一九六二年的熱門歌曲〈我是女人〉（I’m a Woman）為背景，一位金髮女郎在廣告裡唱著她可以把培根帶回家，並放進鍋裡煎好──同時絕不讓丈夫忘記他是男人。她在一天當中先穿著正式套裝去工作賺錢，再穿著襯衫和長褲掌廚，最後換上小禮服，性感噘嘴展現誘惑力；廣告還保證這段時間香氣都不會消失，主打的廣告詞就是「為二十四小時全能女人打造的八小時香水」。廣告裡的這位女性太成功了，當她為不在鏡頭裡的孩子們唸故事書時，鏡頭外還有男聲說：「今晚我來為孩子們做飯」，她則報以矜持又驚喜的微笑。我想在這難得的一天裡，她有幸只需當二十三小時的女人。
凱莉和當年觀賞這段廣告的很多年輕女孩一樣，看著女演員從辦公室到廚房再到臥室，都認為這簡直是完滿人生的藍圖，沒想過它是鼓吹男人買Enjoli香水給妻子的荒謬退步奇幻片。看起來可行耶，許多年輕女性這樣認為。我去上班、回家做晚餐，而且全程維持性感外貌；就像當年我一邊選修雙份大學預修課，一邊擔任排球隊長和畢業紀念冊總編輯，還能用恰到好處的髮膠把瀏海抓出完美弧度。
一九八四年，潔拉汀．費拉洛（Geraldine Ferraro）競選副總統時，凱莉熱情支持且不覺得驚訝──因為大家公認女性即將打破玻璃天花板。她當時以為，女性不僅能治理企業，最後還能治理國家，都只是時間問題。
一九八七年的電影《嬰兒潮》（Baby Boom），開場蒙太奇片段就是穿著墊肩西裝的女性驕傲地走進公司辦公室。一九八八年電影《上班女郎》（Working Girl）中，梅蘭妮．葛瑞菲絲（Melanie Griffith）飾演的角色對哈里遜．福特（Harrison Ford）飾演的角色說：「我既有商業頭腦，也有誘人犯罪的身材。有什麼問題嗎？」（他慌忙回答說沒有。）
凱莉和她的朋友們夢想遠大，都進一步深造取得更高的學歷。她們同樣兼具頭腦和身材，以為自己除了征戰商場，有朝一日也會擁有屬於自己的哈里遜．福特。
《瑪麗泰勒摩爾》播畢後，凱莉的指路明燈換成影集《風雲女郎》（Murphy Brown），由以冷諷風格著稱的女演員甘蒂絲．柏根（Candice Bergen）飾演女主角墨菲。一九九二年播出的第四季結尾中，墨菲成了單親媽媽，卻仍一肩扛起新聞編輯室裡位高權重的職務，凱莉再次接收到訊息：女性可以擁有愛與成就兼得的圓滿人生。要過這樣的生活，只要勤奮敬業，有一群挺妳的好友，也許再加一個油漆工出身的搞怪保姆艾爾丁，在妳工作時幫妳照顧寶寶。
這就是凱莉當時的人生規畫。但她成年後，現實接踵而來。她在華盛頓特區上大學時開始意識到，那片應許之地並不像她從小到大聽說的那樣容易抵達。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實現夢想所費不貲。
凱莉在大學讀到一半時發現，她必須取得碩士學位，才能實現在心理學領域的目標，而父母不願再供她深造。她說，讀大學期間已負債累累，她「深恐」自己會破產而不得不搬回家住，於是她橫下心決定去工作還債，之後再設法取得更高的學歷並轉換職涯。
然而，事與願違。凱莉畢業時正值經濟不景氣，很難找到工作。經過漫長求職後，她勉強接受了一個幾無發展可能性的行政職位。等到一有機會轉職，她就跳槽到保險業，然後又轉往人力資源領域。她的工時很長，不怎麼有成就感，但確實是一份穩定的工作，只是讀研究所的學費始終沒有著落。二十八歲那年，她和交往幾年的另一半結婚了。
三十一歲生下長女後，她停止了全職工作。兩年後，她又生了一個孩子，打算等兩個孩子上學後就重返職場。計畫實現前兩年，第二個孩子三歲時，他們全家遭遇了一場車禍，凱莉的女兒受到創傷性腦損傷，必須花很多心力照顧；只是，由凱莉的丈夫來照護女兒從來不在考慮之列。
很多女性告訴我，她們的職涯因為家庭照顧責任或醫療問題而被迫偏離原本軌道──無論是自己還是家人的健康問題。在我們這一代，孩子被診斷為智力障礙或發育遲緩的發生率有增加之勢。二○○三至二○一一年間，被認為有注意力缺失的青少年增加了四三％。二○○○年，泛自閉症障礙確診人數為每萬名兒童中有十人，二○一○年已激增至五十人。
即使孩子沒有這些障礙，父母也很難找到妥善的後援系統。一位單親媽媽告訴我，她出差回來後發現保母疏於照顧，導致寶寶嚴重起疹子。之後她不願再出差，但幾個月後就因工作不夠盡力而遭解僱。
一九九二年，影評人卡琳．詹姆斯（Caryn James）在《紐約時報》寫道：「很多女性在丹．奎爾（Dan Quayle）對墨菲的描述中看見了自己：『這個角色是今日聰明、高薪、專業女性的縮影。』女性起初以為『墨菲就是我』，直到她們忽然想到該問一句：『艾爾丁在哪裡？』」
這或許可以是我們這一代的保險桿標語：「艾爾丁在哪裡？」
凱莉後來又生了一個孩子，現在十歲了。她再也沒有回到職場。
她似乎覺得很難堪：「我將近二十二年沒有全職工作了。」現在孩子們都大了，受傷的女兒狀況也穩定，她知道自己可以重回職場，也知道距離退休年齡還有至少十五到二十年。但誰會僱用她呢？她已離開職場太久，不再有派得上用場的人脈，況且她本來就不喜歡人力資源這一行。
「要怎麼回到職場？要做什麼工作？那些工作能滿足我嗎？」她說。「我也擔心自己年紀太大了。我有個嫂嫂，比我年長兩歲。她原本在職場上已有所累積，但後來被裁員了，此後一直很難找到穩定的正職工作。她覺得問題出在年齡，於是乾脆把履歷上的畢業年分劃掉。」
凱莉憧憬能做一些有創意的工作。她和丈夫想寫一本關於撫養殘障孩子的書，已寫了一部分，但無論是後續編輯，還是嘗試出版，都沒有太大進展。
她說自己很幸運，還有機會思考這些事，不需在照顧家庭的同時還要每天去辦公室上班。但在內心深處，她仍認為丈夫比自己幸運，他可以一整天離家在外，有休息時間，可以出去吃午餐或做白日夢。她覺得自己永遠沒有時間理清自己的思緒，因為她有更多例行事務（帶孩子看醫生、開車接送孩子、填各種表格、打掃和做飯），永遠沒有放鬆的時刻。她說：「有時候我會覺得憤憤不平。」
凱莉的長女年約十一、二歲時，曾向正在開車的凱莉說：「妳別不高興喔，但我以後不想當全職媽媽。」
凱莉回答：「我不會不高興。我希望妳做能讓自己快樂的事。妳想工作又想當媽媽，那很好。妳不想當媽媽也沒問題。如果妳不想結婚，那也沒關係。妳想做什麼都好，我只希望妳健康快樂。」
她送給女兒的禮物，是降低的期待，但她自己卻始終不肯這樣做。每天醒來，凱莉都覺得自己應該去找一份工作、寫一本書、做更多事。她每天都在擔心：即使現在所有人都站出來支持她的夢想，恐怕也已太遲。
費城的嬰兒潮世代心理治療師黛博拉．盧普尼茲（Deborah Luepnitz）曾說：「我發現我的X世代患者都精疲力盡。她們會因為抱怨而心生罪惡感，因為她們擁有母親那一輩不曾擁有的選擇，但是擁有選擇並不會讓人生輕鬆一些。更多可能性反而帶來壓力。」
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聽到，只要是我們想做的事，都可以做到。母親那一輩都非常支持我們，堅信我們會比她們更有成就。《教育修正案第九條》確保我們的課後活動品質與男孩的相同。我們也在電視上看到能養育孩子又能享受事業樂趣的女性。那麼，如果我們不幸失敗了，原因是什麼呢？似乎只能怪罪自己了。
我的朋友卡洛琳．米勒是嬰兒潮世代，她在一九七六年進入新聞業擔任報社記者，之後成為《17》（Seventeen）和《紐約》（New York）等雜誌的總編輯。有一次我倆共進午餐後，她寫了一封電郵給我：「我四十多歲時得以乘上的那波浪潮，不僅僅是經濟景氣，還有身為『解放』女性找到方向的那種興奮情緒，現在都已不復存在了，這似乎很不公平。在幾乎沒有任何期待的時候，要超出期待太容易了。無論妳能做到什麼都堪稱成功。我在妳這年紀時，『壓力』這個概念彷彿還沒發明。」
如果要我來判定X世代壓力的起始時間，我會說是一九七○年代中期。對一九七○和八○年代的懷舊致敬通常忽略了一件事：那段時期成長的孩子，在許多方面都很辛苦。當時犯罪率飆升，經濟陷入不景氣；社會上對於霸凌行為則採取「無限寬容」政策，普遍堅信孩子應該自己對抗霸凌。
一位來自紐澤西州的X世代朋友回憶，高中的輔導老師曾說她「成長環境不對」，不會成材。另一位朋友告訴我，她在費城讀中學時，輔導老師在學校餐廳裡當眾大發脾氣，對學生大吼大叫，說他們所有人都不會有出息。
每當聽到這樣的故事，我就慶幸自己學校的管理階層當年幾乎都在神隱。我的朋友艾西亞曾和校長進行過一次在那個年代堪稱長談的對話，如下：
「艾西亞，妳為什麼打那個男生？」「因為他欺負弱小的艾瑞克．李。」
「噢，」校長說：「那就沒問題了。妳為朋友挺身而出，幹得好。不過出去的時候，要跟大家說我有罵妳喔。」
當時對兒童採取放任態度的好處是：自由。但壞處是：少了成年人的保護，我們更容易受到騷擾。
我讀初中時，男生會把在走廊上拉扯女生胸罩當作一種體育活動，而且經常是當著老師的面這麼做，但沒有任何師長採取行動。
我們自由地四處遊走，僅有的武裝是「小心陌生人！」這句大人掛在嘴邊的話（也許再加上走在特別危險的街區時，手指間夾著一支凸出尖頭的鑰匙）。當時的我們有「鑰匙兒童」之稱，很早就獲准獨立，雖然每天午餐時，我們都會看到牛奶盒上印著其他兒童的照片，標示為「失蹤」。帕茲（Etan Patz）住在紐約市離我家不遠處，他在一九七九年六歲時失蹤，照片廣傳全美。大人告訴我們，他可能被綁架殺害了（多年後證實為真）。在那個年代，人們不會為現實裹上糖衣粉飾太平──除了食物以外。
（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