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性別意識型態與對毀滅的恐懼
為什麼會有人害怕性別？至少在美國，「性別」一詞到近幾年都還是相對一般的字眼。我們被要求填寫一些單據上的表格，而大多數人不用花什麼力氣就能做到這點。當然，我們之中也有人不喜歡這些表格，並認為要麼提供更多選項，要麼乾脆廢掉這些表格。每個人對於被叫去填性別這件事都有不同的感受。有些人質疑「性別」是一種討論女人不平等的管道，或預設「性別」一詞就等於「女人」。有的人認為「性別」是以比較隱晦的方式講「同性戀」。有些人則預設「性別」（gender）是以別的方式談論「性」（sex）——雖然某些女性主義者將兩者區分開來，將「性」視為生物學定義或在出生時被指派之物，而「性別」則關乎種種社會文化的生成（becoming）形式。同時，女性主義者與許多性別研究圈的學者對於「性別」一詞的定義為何、該如何界定等問題，也沒有達成共識。這些仍持續進行中的無數辯論，在在讓我們知道，這世上並沒有單一進路能主導我們對「性別」的定義或理解。
然而，所謂「反性別意識型態運動」（“anti-gender ideology movement”）把性別當成一塊鐵板，並認為這個詞具有令人畏懼的力量與影響力。至少可以這麼說，現在反對「性別」一詞的人，不見得真正關注過關於上述詞彙的辯論。在世界的某些地區中，「性別」已成為許多人的警鈴，而這現象與「性別」一詞在日常與學院中如何流通毫無關聯。在俄羅斯，性別被稱作「國安威脅」，而梵蒂岡則主張性別是文明與「（男）人」（“man”）本身的威脅。在世上各地的保守福音派與天主教社群中，「性別」被視為特定政治議程的編碼——摧毀傳統家庭，並為了無性別的未來而禁止提及「母親」與「父親」。另一方面，近期美國也有許多人倡議要把「性別」拿出教室，因為「性別」一詞被視為「戀童」的代名詞，或等於教導青年學子如何自慰或如何成為同性戀。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執政下的巴西也出現一樣的論述：性別質疑了異性戀的「自然」與「常態」，而一旦異性戀訓誡不再穩固，戀獸、戀童等性倒錯就會跟洪水猛獸一樣吞沒地表。矛盾多到不行。這種思維模式——教導孩童「性別」就等於虐童——選擇性遺忘牧師性虐待青年這段駭人的長遠歷史，也取巧地遺忘教會如何保護這些牧師並替其脫罪。指控「性教育者在虐童」這類行為，無異於將教會造成的傷害投射至致力於教導性如何運作、為何取得合意（consent）至關重要、以及性別與性相（sexuality）能以何種路徑存在的人身上。以此方式將傷害外化，只不過是性別幻象（phantasm of gender）運作方式的諸多例子之一。
在世上許多地方，性別不僅被視為孩童、國安、異性戀婚姻與異性戀規範家庭的威脅，也被當成菁英的陰謀：這些菁英想把自己的文化價值強加於「真真實實的人」身上！這是全球北方都會核心對全球南方的殖民計畫！性別也被描繪為與科學或宗教對立（或同時與兩者對立）的一系列觀念，時而威脅文明，時而否定自然，有時是對陽剛性發起的攻擊，有時是對性差異的抹除。有時，性別也被當成全體主義式的威脅（totalitarian threat）或惡魔的傑作，因而被視為世上最具毀滅性的力量，成為上帝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抵抗、摧毀的當代危險敵人。
至少在美國，性別不再只是日常生活中官方文件上的框框，也不再是學術象牙塔中的晦澀學門之一。恰恰相反，「性別」將諸多現代的恐懼集結在一起，並升溫眾人對其的恐懼，因而成了極具毀滅性力量的幻象。當然，當今世界有更多完全有正當理由害怕的事物：氣候災難、迫遷、在戰爭中岌岌可危甚至逝去的生命；種種新自由主義經濟正剝奪眾人維生與發展所需的基本社會福利；系統性種族主義透過快慢不一的暴力奪走許多人的生命；女性、酷兒、跨性別者（尤其是黑人或棕人）被謀殺的比例高得驚人。
然而，右翼的恐懼清單長得不太一樣：國家、公民社會與異性戀家庭單位中的父權權力和父權社會結構遭到挑戰；移民潮威脅傳統的民族／國家地位（nationhood）、白人至上主義與基督教民族主義。這份恐懼清單還可以無限延伸下去，但再詳盡的清單都無法解釋為何既有的、對毀滅的恐懼都被右翼運動、機構與國家挪為己用，也無法解釋為何「性別」、「性別理論」、「系統性種族主義」或「批判種族理論」這些詞彙會被視為代罪羔羊，被當成世界各地人們擔心其生活方式在未來可能失去方向的原因。要把性別跟「對所有生命、文明、社會、思想等的威脅」畫上等號，首先要把一大堆的恐懼與焦慮——無論這種種擔憂是否彼此衝突——打包成單一套裝，並賦予其單一名稱。這類幻象的運作，就正如佛洛伊德教導我們的種種有關夢的理論，往往凝縮（condensation）了許多不同的元素，並移置了各種未被看見、未被命名之物。
更根本一點來說，我們真的有辦法說出有多少當代的恐懼聚集在「性別」這個單一場域中嗎？或者，我們是否有辦法解釋，對性別的妖魔化是如何遮掩了我們對氣候毀滅、日漸加劇的經濟不穩定、戰爭、環境毒物、警察暴力的合理憂慮，以及我們正確感受與思考到的恐懼？當「性別」一詞吸納了一連串的恐懼，並成為當代右派無所不包的幻象時，讓上述恐懼得以興起的種種條件便失去其名稱。「性別」同時聚集並煽動了這些恐懼，讓我們無法更清楚地思考我們究竟在恐懼什麼，以及當前這種對世界的不安與危機感最初是如何產生的。
既有的各種權力——國家、教會、政治運動——也透過流通「性別」幻象的方式來威脅人民回到自己的位階、接受審查並將其恐懼與仇恨外部化至脆弱共同體。這些權力不僅訴諸許多勞動者對其工作前景或家庭生活之不可侵犯性的既有恐懼，也同時煽動這些恐懼，暗示人們他們焦慮與擔憂的真正起因，其實就是「性別」。我們來看看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二〇一五年的煽動言論。教宗警告，在每個歷史階段都有「希律家族」（Herods）存在，而當代「性別理論」則被指控為由新的希律成員所組成，這些人「策畫死亡的陰謀，扭曲男人與女人的面容，摧毀上主的創世」。教宗方濟各接著釐清「性別理論」所具備的毀滅性力量：「我們可以想想核武這種在片刻摧毀非常大量人類的可能性⋯⋯也想想基因改造、對生命的操控，或不承認創世秩序的性別理論。」緊接著，教宗方濟各又講了一個故事：將「性別理論」納入課綱是資助學校來為窮人服務時的附加條件。我們雖然不知道他所謂的「性別理論」究竟指什麼，但顯然就像生命的大規模逝去，是個眾人應當感到恐懼的東西。以他的話來說，要求在學校教導性別是「意識型態殖民」（ideological colonization）。他補充道：「這就宛如上個世紀獨裁者的所作所為⋯⋯希特勒青年團就是這樣。」[1]
當然，有鑑於這套制度的深遠影響與教宗方濟各的崇高地位，梵蒂岡採用這類煽動修辭的決策本身具有一定的毀滅性。如果性別是核彈，就必須瓦解性別。如果性別是惡魔，所有再現性別的人都應被驅逐至「人類」這個範疇之外。他的言論顯然既荒謬又危險，但我們也得注意到其策略：無論是被當成毀滅的武器、惡魔、新版本的全體主義、戀童或殖民，「性別」一詞都承載了為數驚人的大量幻象，而這些幻象甚至掩蓋了「性別」的學院論述和日常用途。因此，使「性別的毀滅力量」這觀念不斷流通，也是一種製造出存在性恐懼（existential fear）的方式。所有想要增強國家權力並渴望重返「安全」父權秩序的人，都能利用這種恐懼。激起恐懼後，承諾能減輕恐懼的人便能以救世者與重建者之姿君臨世界。恐懼被生產的同時也被利用，而其目的是讓更多人一同支持對許多以「性別」組織起來的社會運動與公共政策的毀壞。
這種令人恐懼的「性別」幻象被武器化，而這類作為的核心即是威權主義。當然，使進步立法走回頭路的嘗試，也遇上許多反挫，但「反挫」僅是這個場景中回應性的環節。將世界復辟至「前性別時代」的計畫承諾的是，回到夢幻——但從未存在過——的父權秩序，而這秩序就是「歷史」或「自然」。同時，這也是只有強國能辦到的任務。[2]築起國家權力（包括法庭的權力）的嘗試，便將整個反性別運動鑲嵌進更廣大的威權計畫之中。反性別運動瞄準性少數並將其視為社會的危險、認為其展現出世上最具毀滅性的力量，藉此剝奪其基本權利、保障與自由，而這便讓反性別意識型態鑲嵌進法西斯主義之中。恐懼堆積起來後，便能完全授權國家否定這些人的生命——性少數已被透過幻象的句法組織並被再現為民族／國家的威脅。
某些反性別運動的倡議者主張，他們不僅是在捍衛家庭價值，還是在捍衛價值本身；他們不是只在捍衛某種生活方式，而是生命本身。煽起法西斯趨勢的幻象嘗試將整個社會場域給全體化，並將對未來存續的恐懼澆灌至整體人口之上——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利用既有的恐懼，並賦予其「起因」一個全體化的形式。我們也許會傾向認為「性別」是空指符（empty signifier），因為當「性別」吸引並動員社會中不同秩序（包括經濟與生態）的恐懼時，其指涉之物便不再與任何我們所理解的「性別」有關。但與其說這指符是「空」的，毋寧說其是「多重決定」（overdetermined）的。「性別」從社會史與政治論述中狂亂地吸納了不同的觀念，而這些觀念都在在威脅了我們所處的世界。此外，即便在日常的想像中，「性別」也指涉了活出身體（living the body）的特定方式，也因此，生命與身體構成了性別的運作場域。身體性生命與激情和恐懼、飢餓與疾病、脆弱性、可穿透性、關係性、性相和暴力緊密相連。如果身體的生命——身體獨有或差異化的生命——即便在最佳的條件下，都已然總是性焦慮堆積的場址、社會規範的所在之處，那麼，生命中一切的性奮鬥與社會奮鬥（sexual and social struggles）都能在此找到其定位與啟發。就如同在反性別意識型態運動中，「性別」指涉之物遠不僅止於「性別」，在反性別意識型態論述之外的「性別」也同時指涉了由社會成約與心理動盪所框構並型構而成的具身性生命的種種含義（senses of embodied life）。義大利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告訴義大利與西班牙公眾：性別倡議者會剝奪你們的性化的身分（sexed identity）。這種作法激起了許多人的恐懼與憤怒，因為，許多人在理解自己是什麼的時候，其性化的身分是非常根本的要素。製造恐懼藉以剝奪跨性別者的自決權，無異於動員「害怕自己的性化身分被抹除」的恐懼，來抹除他者的性化身分。對於被剝奪如此親密且決定性之物所產生的恐懼，其實奠基於一種一般性的理解——這確實是一種剝奪（deprivation）。換句話說，剝奪他人存有之中性化的一面，無論如何都是錯的。由此前提出發，我們應是有可能將此主張普世化，並拒絕參與任何可能剝奪他人——包含跨性別者——性化身分的活動；然而，事實證明情況恰恰相反：有人主張自己的性（sex）的前提是剝奪他人的性化身分。
（節錄自本書）
為什麼會有人害怕性別？至少在美國，「性別」一詞到近幾年都還是相對一般的字眼。我們被要求填寫一些單據上的表格，而大多數人不用花什麼力氣就能做到這點。當然，我們之中也有人不喜歡這些表格，並認為要麼提供更多選項，要麼乾脆廢掉這些表格。每個人對於被叫去填性別這件事都有不同的感受。有些人質疑「性別」是一種討論女人不平等的管道，或預設「性別」一詞就等於「女人」。有的人認為「性別」是以比較隱晦的方式講「同性戀」。有些人則預設「性別」（gender）是以別的方式談論「性」（sex）——雖然某些女性主義者將兩者區分開來，將「性」視為生物學定義或在出生時被指派之物，而「性別」則關乎種種社會文化的生成（becoming）形式。同時，女性主義者與許多性別研究圈的學者對於「性別」一詞的定義為何、該如何界定等問題，也沒有達成共識。這些仍持續進行中的無數辯論，在在讓我們知道，這世上並沒有單一進路能主導我們對「性別」的定義或理解。
然而，所謂「反性別意識型態運動」（“anti-gender ideology movement”）把性別當成一塊鐵板，並認為這個詞具有令人畏懼的力量與影響力。至少可以這麼說，現在反對「性別」一詞的人，不見得真正關注過關於上述詞彙的辯論。在世界的某些地區中，「性別」已成為許多人的警鈴，而這現象與「性別」一詞在日常與學院中如何流通毫無關聯。在俄羅斯，性別被稱作「國安威脅」，而梵蒂岡則主張性別是文明與「（男）人」（“man”）本身的威脅。在世上各地的保守福音派與天主教社群中，「性別」被視為特定政治議程的編碼——摧毀傳統家庭，並為了無性別的未來而禁止提及「母親」與「父親」。另一方面，近期美國也有許多人倡議要把「性別」拿出教室，因為「性別」一詞被視為「戀童」的代名詞，或等於教導青年學子如何自慰或如何成為同性戀。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執政下的巴西也出現一樣的論述：性別質疑了異性戀的「自然」與「常態」，而一旦異性戀訓誡不再穩固，戀獸、戀童等性倒錯就會跟洪水猛獸一樣吞沒地表。矛盾多到不行。這種思維模式——教導孩童「性別」就等於虐童——選擇性遺忘牧師性虐待青年這段駭人的長遠歷史，也取巧地遺忘教會如何保護這些牧師並替其脫罪。指控「性教育者在虐童」這類行為，無異於將教會造成的傷害投射至致力於教導性如何運作、為何取得合意（consent）至關重要、以及性別與性相（sexuality）能以何種路徑存在的人身上。以此方式將傷害外化，只不過是性別幻象（phantasm of gender）運作方式的諸多例子之一。
在世上許多地方，性別不僅被視為孩童、國安、異性戀婚姻與異性戀規範家庭的威脅，也被當成菁英的陰謀：這些菁英想把自己的文化價值強加於「真真實實的人」身上！這是全球北方都會核心對全球南方的殖民計畫！性別也被描繪為與科學或宗教對立（或同時與兩者對立）的一系列觀念，時而威脅文明，時而否定自然，有時是對陽剛性發起的攻擊，有時是對性差異的抹除。有時，性別也被當成全體主義式的威脅（totalitarian threat）或惡魔的傑作，因而被視為世上最具毀滅性的力量，成為上帝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抵抗、摧毀的當代危險敵人。
至少在美國，性別不再只是日常生活中官方文件上的框框，也不再是學術象牙塔中的晦澀學門之一。恰恰相反，「性別」將諸多現代的恐懼集結在一起，並升溫眾人對其的恐懼，因而成了極具毀滅性力量的幻象。當然，當今世界有更多完全有正當理由害怕的事物：氣候災難、迫遷、在戰爭中岌岌可危甚至逝去的生命；種種新自由主義經濟正剝奪眾人維生與發展所需的基本社會福利；系統性種族主義透過快慢不一的暴力奪走許多人的生命；女性、酷兒、跨性別者（尤其是黑人或棕人）被謀殺的比例高得驚人。
然而，右翼的恐懼清單長得不太一樣：國家、公民社會與異性戀家庭單位中的父權權力和父權社會結構遭到挑戰；移民潮威脅傳統的民族／國家地位（nationhood）、白人至上主義與基督教民族主義。這份恐懼清單還可以無限延伸下去，但再詳盡的清單都無法解釋為何既有的、對毀滅的恐懼都被右翼運動、機構與國家挪為己用，也無法解釋為何「性別」、「性別理論」、「系統性種族主義」或「批判種族理論」這些詞彙會被視為代罪羔羊，被當成世界各地人們擔心其生活方式在未來可能失去方向的原因。要把性別跟「對所有生命、文明、社會、思想等的威脅」畫上等號，首先要把一大堆的恐懼與焦慮——無論這種種擔憂是否彼此衝突——打包成單一套裝，並賦予其單一名稱。這類幻象的運作，就正如佛洛伊德教導我們的種種有關夢的理論，往往凝縮（condensation）了許多不同的元素，並移置了各種未被看見、未被命名之物。
更根本一點來說，我們真的有辦法說出有多少當代的恐懼聚集在「性別」這個單一場域中嗎？或者，我們是否有辦法解釋，對性別的妖魔化是如何遮掩了我們對氣候毀滅、日漸加劇的經濟不穩定、戰爭、環境毒物、警察暴力的合理憂慮，以及我們正確感受與思考到的恐懼？當「性別」一詞吸納了一連串的恐懼，並成為當代右派無所不包的幻象時，讓上述恐懼得以興起的種種條件便失去其名稱。「性別」同時聚集並煽動了這些恐懼，讓我們無法更清楚地思考我們究竟在恐懼什麼，以及當前這種對世界的不安與危機感最初是如何產生的。
既有的各種權力——國家、教會、政治運動——也透過流通「性別」幻象的方式來威脅人民回到自己的位階、接受審查並將其恐懼與仇恨外部化至脆弱共同體。這些權力不僅訴諸許多勞動者對其工作前景或家庭生活之不可侵犯性的既有恐懼，也同時煽動這些恐懼，暗示人們他們焦慮與擔憂的真正起因，其實就是「性別」。我們來看看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二〇一五年的煽動言論。教宗警告，在每個歷史階段都有「希律家族」（Herods）存在，而當代「性別理論」則被指控為由新的希律成員所組成，這些人「策畫死亡的陰謀，扭曲男人與女人的面容，摧毀上主的創世」。教宗方濟各接著釐清「性別理論」所具備的毀滅性力量：「我們可以想想核武這種在片刻摧毀非常大量人類的可能性⋯⋯也想想基因改造、對生命的操控，或不承認創世秩序的性別理論。」緊接著，教宗方濟各又講了一個故事：將「性別理論」納入課綱是資助學校來為窮人服務時的附加條件。我們雖然不知道他所謂的「性別理論」究竟指什麼，但顯然就像生命的大規模逝去，是個眾人應當感到恐懼的東西。以他的話來說，要求在學校教導性別是「意識型態殖民」（ideological colonization）。他補充道：「這就宛如上個世紀獨裁者的所作所為⋯⋯希特勒青年團就是這樣。」[1]
當然，有鑑於這套制度的深遠影響與教宗方濟各的崇高地位，梵蒂岡採用這類煽動修辭的決策本身具有一定的毀滅性。如果性別是核彈，就必須瓦解性別。如果性別是惡魔，所有再現性別的人都應被驅逐至「人類」這個範疇之外。他的言論顯然既荒謬又危險，但我們也得注意到其策略：無論是被當成毀滅的武器、惡魔、新版本的全體主義、戀童或殖民，「性別」一詞都承載了為數驚人的大量幻象，而這些幻象甚至掩蓋了「性別」的學院論述和日常用途。因此，使「性別的毀滅力量」這觀念不斷流通，也是一種製造出存在性恐懼（existential fear）的方式。所有想要增強國家權力並渴望重返「安全」父權秩序的人，都能利用這種恐懼。激起恐懼後，承諾能減輕恐懼的人便能以救世者與重建者之姿君臨世界。恐懼被生產的同時也被利用，而其目的是讓更多人一同支持對許多以「性別」組織起來的社會運動與公共政策的毀壞。
這種令人恐懼的「性別」幻象被武器化，而這類作為的核心即是威權主義。當然，使進步立法走回頭路的嘗試，也遇上許多反挫，但「反挫」僅是這個場景中回應性的環節。將世界復辟至「前性別時代」的計畫承諾的是，回到夢幻——但從未存在過——的父權秩序，而這秩序就是「歷史」或「自然」。同時，這也是只有強國能辦到的任務。[2]築起國家權力（包括法庭的權力）的嘗試，便將整個反性別運動鑲嵌進更廣大的威權計畫之中。反性別運動瞄準性少數並將其視為社會的危險、認為其展現出世上最具毀滅性的力量，藉此剝奪其基本權利、保障與自由，而這便讓反性別意識型態鑲嵌進法西斯主義之中。恐懼堆積起來後，便能完全授權國家否定這些人的生命——性少數已被透過幻象的句法組織並被再現為民族／國家的威脅。
某些反性別運動的倡議者主張，他們不僅是在捍衛家庭價值，還是在捍衛價值本身；他們不是只在捍衛某種生活方式，而是生命本身。煽起法西斯趨勢的幻象嘗試將整個社會場域給全體化，並將對未來存續的恐懼澆灌至整體人口之上——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利用既有的恐懼，並賦予其「起因」一個全體化的形式。我們也許會傾向認為「性別」是空指符（empty signifier），因為當「性別」吸引並動員社會中不同秩序（包括經濟與生態）的恐懼時，其指涉之物便不再與任何我們所理解的「性別」有關。但與其說這指符是「空」的，毋寧說其是「多重決定」（overdetermined）的。「性別」從社會史與政治論述中狂亂地吸納了不同的觀念，而這些觀念都在在威脅了我們所處的世界。此外，即便在日常的想像中，「性別」也指涉了活出身體（living the body）的特定方式，也因此，生命與身體構成了性別的運作場域。身體性生命與激情和恐懼、飢餓與疾病、脆弱性、可穿透性、關係性、性相和暴力緊密相連。如果身體的生命——身體獨有或差異化的生命——即便在最佳的條件下，都已然總是性焦慮堆積的場址、社會規範的所在之處，那麼，生命中一切的性奮鬥與社會奮鬥（sexual and social struggles）都能在此找到其定位與啟發。就如同在反性別意識型態運動中，「性別」指涉之物遠不僅止於「性別」，在反性別意識型態論述之外的「性別」也同時指涉了由社會成約與心理動盪所框構並型構而成的具身性生命的種種含義（senses of embodied life）。義大利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告訴義大利與西班牙公眾：性別倡議者會剝奪你們的性化的身分（sexed identity）。這種作法激起了許多人的恐懼與憤怒，因為，許多人在理解自己是什麼的時候，其性化的身分是非常根本的要素。製造恐懼藉以剝奪跨性別者的自決權，無異於動員「害怕自己的性化身分被抹除」的恐懼，來抹除他者的性化身分。對於被剝奪如此親密且決定性之物所產生的恐懼，其實奠基於一種一般性的理解——這確實是一種剝奪（deprivation）。換句話說，剝奪他人存有之中性化的一面，無論如何都是錯的。由此前提出發，我們應是有可能將此主張普世化，並拒絕參與任何可能剝奪他人——包含跨性別者——性化身分的活動；然而，事實證明情況恰恰相反：有人主張自己的性（sex）的前提是剝奪他人的性化身分。
（節錄自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