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城市共生・反造城市
侯志仁（本書主編、美國華盛頓大學景觀建築系教授）
在這一波全球的城市共生運動中，台灣當然也沒有缺席。從城市中心到邊緣，由南方到北部，「城市共生」雖然還不是個響亮的名詞，但協力共生的理念與精神卻已蘊含在實際的行動中。這本書中，我們挑選了十二個案例，分別代表不同領域與不同背景下的實踐。有的案例致力於關懷社會裡的弱勢群體，包括街友、學生與孩童；有的則試圖在城市中開闢新的公共領域、打破原有生硬的疆界；也有案例嘗試透過「共生」的方式來推動城市的活化與「再生」；另外，仍有些案例是在公部門計畫的支持下來進行，有些則選擇遊走邊緣，當然也有案例仍維持獨立運作，依靠成員的熱心與奉獻，更有的已經發展出社會企業甚至商業化的運作方式。「共生」在本書中沒有固定的模式，它所呈現的多元面貌反而是一項特徵與特性。
首先，在「人生百味」與「萬華協力」的案例中，我們看到不管是新一代的網路動員模式與活動企劃，或是資深團體已經發展多年的人脈與社會網絡，串連與合作可以讓社會上的資源帶給被需要的弱勢族群。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個過程不只是資源的再分配而已，而是讓更多人能夠接觸、看見，進而認識、理解這些弱勢族群所遭遇的困境與社會結構的問題，同時並陪伴與建構新的社會以及團體之間的關係。
接著，在「台中中區再生基地」與「高雄哈瑪星街區保存」的案例中，我們看到「共生」與「再生」的結合。在沒落已久的台中中區，大學教授與學生透過工作坊、展覽與各項活動的策劃，吸引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來關心舊城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催化了中區街區的再生運動。在高雄哈瑪星，「再生」的過程則透過在地團體所辦的市集、步行與實際的老屋修復來進行，這些行動所修補的不僅是城市的歷史街區，更是市民生活的紋理與想像，並藉此進行對都市開發的批判與公共生活的追求。
城市共生是否可以結合體制與民間的力量？「共生」行動是否必定站在體制的對立面？在台南老屋新生與台北Open Green的案例中，我們看到民間與政府合作的可能性，結合公民社會的力量與公部門的資源（畢竟也是屬於全民的），透過專業團隊的協助與陪伴，讓破舊的老屋與城市的閒置空間，得以用共生與公共化的方式得到改善與活化，進而打破城市原有的空間與社會甚至是政府與民間之間的疆界。這過程中，「共生」也讓舊建築與閒置空間的再利用，得到新的創意，並滾動新的社會關係，成為城市再生過程中的社會、知識與政治資本。
「古風小白屋」與「南機拌飯」就是台北Open Green計畫中，兩個表現相當出色而且仍不斷成長中的案例。兩者都對都市原有的閒置空間進行改造，但這兩個案例不僅是硬體空間的改造而已，它們更帶動了社群與社會關係的再造。小白屋的工具分享與社區修理站的經營，重新建構著社會中人與人，甚至人與環境的關係，互助、交換與交往取代了消費與絕緣，回收與再利用代替了丟棄與浪費，透過物品的修復，人與人、人與環境的關係也被修補起來。在南機拌飯的案例中，南機場二期公寓地下室閒置的市場空間，透過Open Green計畫補助所進行的改造，吸引了新興社團的入駐，寬闊又可彈性使用的空間，加上新設的社區廚房，讓不同的活動可以在舉辦，也讓不同的團體甚至居民可以刻意或不刻意地在這裡聚會，形成一處獨特的共生空間與秘密基地。
如以上所述，城市共生的一大效益，就是在重組社會中的網絡與關係，而這個重組的媒介可以是空間、可以是活動，也可以是一本本的書。在「燦爛時光」的案例裡，書店與書本讓游離在外的東南亞移工得以在台北有個身體與靈魂可以依靠的角落，書店與書本也衍生出文學創作與發表，串連起跨文化的交流。在「台北玖樓」的案例中，日常生活的居住空間扮演了「共生」的媒介，而「共居」的方式也在初期讓無法負擔昂貴房租的青年與大學生，得以在城市找到棲居的角落，「玖樓」公寓中刻意的擺設、房客的組成以及活動的規劃，也讓更多人得以有更多選擇決定棲居的姿態。相較一間間被區隔的房間與生活空間，「共居」的方式，讓他們在城市中得以有他們想要的生活樣貌。
來自公民社會的「城市共生」，也有可能影響政府的施政與決策。在「都農網」的案例中，我們看到一群關心食農與都市農耕的團體與個人，如何在關鍵性的政治過程中，開展他們的論述與集體的影響力，透過具體政策的擬定與落實，以及持續的監督與倡議，讓都市農耕的操作，得以在台北市獲得成效，進而擴散到其他城市，而都市園圃本身就是一種「城市共生」的模式，耕作與食物成為人與人之間互動、協力的媒介，連結彼此也連結大地。最後，在「特公盟」的案例中，我們也看到類似的過程，一群志工媽媽與家長們在為孩童爭取符合他們需求的遊戲場，透過動員與遊說，影響具體的政府決策。同時這個志工組織的形成與運作，也是「城市共生」的展現，透過協力、合作與串連，增強自己的知識與能量，爭取弱勢者的權益。
城市共生的挑戰
不管是台灣或是其他地方，「城市共生」固然有它充滿活力、創意與成功的一面，但其過程中也當然充滿著困難與挑戰。城市共生在拉近人與人的關係時，不免也會產生觀念與價值上的爭執與折衝。此外，民間自發的共生行動，在跳脫現有城市規範的限制時，也不免會與現存的體制與法令有所碰撞。
在許多案例中，我們看到許多參與者的投入與熱情，有許多的活動均是參與者在工作之餘，透過自發與額外的付出所經營出來，這種模式雖然避開了金錢的束縛，但在沒有其他資源的注入之下，能否長期持續下去？有些案例在政府資源的援助下，得到起步的動力與能量，但政府資源也限制了它的發展與帶來不確定性，在這些狀況下，這些案例能否找到自主生存的途徑？而即使發展了自立自足的自營模式，共生行動如何避免商業運作的詬病？同時，與公部門合作的過程中，公民團體如何維持行動的批判性與組織的主體性？如何避免產生對資源的依賴？
一般在西方的論述中，「城市共生」基本上排除了國家機器與市場機制的介入，甚至是站在對立與批判的立場，但在東亞國家的政經與文化背景下，城市共生的行動是否能否超越這種絕對性與二元化的劃分？換另個角度來看，國家與社會體制不也是公共領域與公共的資源？我們如何改變常見的主從關係與支配性的結構？城市共生是否能夠深化民主的制度與文化？
某些城市共生的行動，其追求獨立於體制之外的做法，被視同是「無政府主義」的表現，但相對於一般對「無政府主義」毫無法紀、缺乏約束的偏見，城市共生中的自我治理事實上是需要每個參與的個體更多的投入與付出。就如歐斯壯（Elinor Ostrom）所研究的共有資源的管理，共生也需要一定的規範、法則與共識。簡單說，城市共生中自我治理機制的複雜性可能不下於體制中的規範。共生行動中如何形成可操作的共識與規範，也是共生行動能否長久持續的一大關鍵與挑戰。
最後，這些個別、零星與有些甚至鬆散的共生行動，如何累積、成長、壯大，進而挑戰廣大的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問題？這些「微型」的戰術與策略是否能夠介入與顛覆巨型的結構？這些團體與網絡是否就是社會中龐雜問題的解方？或是它們只能彌補主流體制的不足？這些共生行動是否最後只是形成另一個平行的世界、同溫層？
在這本書中，許多案例在反映這些挑戰的同時，也提示了部分的解答。
【小標】城市共生、反造城市
城市與社會是個不斷變化、演進、盤根錯節的集合體，而「反造城市」的行動也必然隨著進化、轉變，尋求新的途徑。「反造」代表著對城市霸權結構的不從與反抗，它可能是狹縫中的求生之道，也可能是更積極、正面、有組織性的替代行動。相對於體制化的城市治理與營造，城市的「反造」代表一種批判性的思維與行動，而反造的過程也突顯了公民與公民團體的韌性與創造力。
在《反造城市》第一冊中，我們收集了台灣當時已經發生，或正在進行中的自發性的城市改造運動，其中有不少是公民面對體制的抵制與抗爭行動，包括溪洲部落、瑠公家園、土城彈藥庫與樂生療養院的反迫遷行動；也有日常的「城市游擊」，包括菲律賓移工的假日活動、高雄新崛江與台北士林攤商的空間戰術，以及大猩猩游擊隊的城市綠化行動；此外還有新的空間與社會實驗，包括台大師生在新北城市周邊的農學行動、溫羅町獨立書店聯盟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 串聯，以及具爭議的台北好好看計劃中，專業者為爭取城市公共空間所嘗試的突破。這些案例代表了對過去都市規劃體制的批判與反思，我們稱這些行動為「非典型都市規劃術」。相對於體制內、制式的規劃模式，我們認為這些行動提示著社群、社區與公民的行動力與作用力，所謂的都市規劃不只是專業的範疇，它更是公共事務，是公民可以使力的領域。而這股力量不僅可以制衡體制的慣性與不足，它更可以具有開創性，引導城市未來改造的方向。
《反造城市》第二集延續了這個思路，在抗爭、游擊與開創之餘，我們嘗試進一步用「城市共生」的觀點，來強調協力、合作甚至跨域的重要性。「共生」的概念，也反映著社會的多元性與多樣性，強調不同群體與個人之間的互助與連結，進而發展自我治理的機制。面對著全球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私有化、個體化的趨勢，以及公益與公共領域的退縮，「城市共生」代表一種反向的思考與行動，但它不僅是抵抗，更是一種開創，在眾人的協力、合作與折衝下，創造城市中生產與生活多元的新可能性。
在台灣諸多的案例中，我們看到一股蓬勃的社會力量，這股力量來自於民間團體，也來自於專業者與體制內的夥伴；有些來自社會的底層與邊緣，也有部分來自權力結構的核心。在這裡由於篇幅的限制，有太多其他的案例無法一一呈現，而且離區域的平衡也有一段長遠距離。但我們希望這些案例所展現的不同的類型、特質、發展與演變過程、動員模式等，能對讀者與其他進行中的行動有所啟發。如果看了本書會讓讀者們想去參與類似的案例，或自己揪團採取行動，甚至只是對這一類的群體與行動有著更多的理解與同理心，那麼這本書就算是為這個運動與社會的演進做出了小小的貢獻
城市共生・反造城市
侯志仁（本書主編、美國華盛頓大學景觀建築系教授）
在這一波全球的城市共生運動中，台灣當然也沒有缺席。從城市中心到邊緣，由南方到北部，「城市共生」雖然還不是個響亮的名詞，但協力共生的理念與精神卻已蘊含在實際的行動中。這本書中，我們挑選了十二個案例，分別代表不同領域與不同背景下的實踐。有的案例致力於關懷社會裡的弱勢群體，包括街友、學生與孩童；有的則試圖在城市中開闢新的公共領域、打破原有生硬的疆界；也有案例嘗試透過「共生」的方式來推動城市的活化與「再生」；另外，仍有些案例是在公部門計畫的支持下來進行，有些則選擇遊走邊緣，當然也有案例仍維持獨立運作，依靠成員的熱心與奉獻，更有的已經發展出社會企業甚至商業化的運作方式。「共生」在本書中沒有固定的模式，它所呈現的多元面貌反而是一項特徵與特性。
首先，在「人生百味」與「萬華協力」的案例中，我們看到不管是新一代的網路動員模式與活動企劃，或是資深團體已經發展多年的人脈與社會網絡，串連與合作可以讓社會上的資源帶給被需要的弱勢族群。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個過程不只是資源的再分配而已，而是讓更多人能夠接觸、看見，進而認識、理解這些弱勢族群所遭遇的困境與社會結構的問題，同時並陪伴與建構新的社會以及團體之間的關係。
接著，在「台中中區再生基地」與「高雄哈瑪星街區保存」的案例中，我們看到「共生」與「再生」的結合。在沒落已久的台中中區，大學教授與學生透過工作坊、展覽與各項活動的策劃，吸引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來關心舊城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催化了中區街區的再生運動。在高雄哈瑪星，「再生」的過程則透過在地團體所辦的市集、步行與實際的老屋修復來進行，這些行動所修補的不僅是城市的歷史街區，更是市民生活的紋理與想像，並藉此進行對都市開發的批判與公共生活的追求。
城市共生是否可以結合體制與民間的力量？「共生」行動是否必定站在體制的對立面？在台南老屋新生與台北Open Green的案例中，我們看到民間與政府合作的可能性，結合公民社會的力量與公部門的資源（畢竟也是屬於全民的），透過專業團隊的協助與陪伴，讓破舊的老屋與城市的閒置空間，得以用共生與公共化的方式得到改善與活化，進而打破城市原有的空間與社會甚至是政府與民間之間的疆界。這過程中，「共生」也讓舊建築與閒置空間的再利用，得到新的創意，並滾動新的社會關係，成為城市再生過程中的社會、知識與政治資本。
「古風小白屋」與「南機拌飯」就是台北Open Green計畫中，兩個表現相當出色而且仍不斷成長中的案例。兩者都對都市原有的閒置空間進行改造，但這兩個案例不僅是硬體空間的改造而已，它們更帶動了社群與社會關係的再造。小白屋的工具分享與社區修理站的經營，重新建構著社會中人與人，甚至人與環境的關係，互助、交換與交往取代了消費與絕緣，回收與再利用代替了丟棄與浪費，透過物品的修復，人與人、人與環境的關係也被修補起來。在南機拌飯的案例中，南機場二期公寓地下室閒置的市場空間，透過Open Green計畫補助所進行的改造，吸引了新興社團的入駐，寬闊又可彈性使用的空間，加上新設的社區廚房，讓不同的活動可以在舉辦，也讓不同的團體甚至居民可以刻意或不刻意地在這裡聚會，形成一處獨特的共生空間與秘密基地。
如以上所述，城市共生的一大效益，就是在重組社會中的網絡與關係，而這個重組的媒介可以是空間、可以是活動，也可以是一本本的書。在「燦爛時光」的案例裡，書店與書本讓游離在外的東南亞移工得以在台北有個身體與靈魂可以依靠的角落，書店與書本也衍生出文學創作與發表，串連起跨文化的交流。在「台北玖樓」的案例中，日常生活的居住空間扮演了「共生」的媒介，而「共居」的方式也在初期讓無法負擔昂貴房租的青年與大學生，得以在城市找到棲居的角落，「玖樓」公寓中刻意的擺設、房客的組成以及活動的規劃，也讓更多人得以有更多選擇決定棲居的姿態。相較一間間被區隔的房間與生活空間，「共居」的方式，讓他們在城市中得以有他們想要的生活樣貌。
來自公民社會的「城市共生」，也有可能影響政府的施政與決策。在「都農網」的案例中，我們看到一群關心食農與都市農耕的團體與個人，如何在關鍵性的政治過程中，開展他們的論述與集體的影響力，透過具體政策的擬定與落實，以及持續的監督與倡議，讓都市農耕的操作，得以在台北市獲得成效，進而擴散到其他城市，而都市園圃本身就是一種「城市共生」的模式，耕作與食物成為人與人之間互動、協力的媒介，連結彼此也連結大地。最後，在「特公盟」的案例中，我們也看到類似的過程，一群志工媽媽與家長們在為孩童爭取符合他們需求的遊戲場，透過動員與遊說，影響具體的政府決策。同時這個志工組織的形成與運作，也是「城市共生」的展現，透過協力、合作與串連，增強自己的知識與能量，爭取弱勢者的權益。
城市共生的挑戰
不管是台灣或是其他地方，「城市共生」固然有它充滿活力、創意與成功的一面，但其過程中也當然充滿著困難與挑戰。城市共生在拉近人與人的關係時，不免也會產生觀念與價值上的爭執與折衝。此外，民間自發的共生行動，在跳脫現有城市規範的限制時，也不免會與現存的體制與法令有所碰撞。
在許多案例中，我們看到許多參與者的投入與熱情，有許多的活動均是參與者在工作之餘，透過自發與額外的付出所經營出來，這種模式雖然避開了金錢的束縛，但在沒有其他資源的注入之下，能否長期持續下去？有些案例在政府資源的援助下，得到起步的動力與能量，但政府資源也限制了它的發展與帶來不確定性，在這些狀況下，這些案例能否找到自主生存的途徑？而即使發展了自立自足的自營模式，共生行動如何避免商業運作的詬病？同時，與公部門合作的過程中，公民團體如何維持行動的批判性與組織的主體性？如何避免產生對資源的依賴？
一般在西方的論述中，「城市共生」基本上排除了國家機器與市場機制的介入，甚至是站在對立與批判的立場，但在東亞國家的政經與文化背景下，城市共生的行動是否能否超越這種絕對性與二元化的劃分？換另個角度來看，國家與社會體制不也是公共領域與公共的資源？我們如何改變常見的主從關係與支配性的結構？城市共生是否能夠深化民主的制度與文化？
某些城市共生的行動，其追求獨立於體制之外的做法，被視同是「無政府主義」的表現，但相對於一般對「無政府主義」毫無法紀、缺乏約束的偏見，城市共生中的自我治理事實上是需要每個參與的個體更多的投入與付出。就如歐斯壯（Elinor Ostrom）所研究的共有資源的管理，共生也需要一定的規範、法則與共識。簡單說，城市共生中自我治理機制的複雜性可能不下於體制中的規範。共生行動中如何形成可操作的共識與規範，也是共生行動能否長久持續的一大關鍵與挑戰。
最後，這些個別、零星與有些甚至鬆散的共生行動，如何累積、成長、壯大，進而挑戰廣大的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問題？這些「微型」的戰術與策略是否能夠介入與顛覆巨型的結構？這些團體與網絡是否就是社會中龐雜問題的解方？或是它們只能彌補主流體制的不足？這些共生行動是否最後只是形成另一個平行的世界、同溫層？
在這本書中，許多案例在反映這些挑戰的同時，也提示了部分的解答。
【小標】城市共生、反造城市
城市與社會是個不斷變化、演進、盤根錯節的集合體，而「反造城市」的行動也必然隨著進化、轉變，尋求新的途徑。「反造」代表著對城市霸權結構的不從與反抗，它可能是狹縫中的求生之道，也可能是更積極、正面、有組織性的替代行動。相對於體制化的城市治理與營造，城市的「反造」代表一種批判性的思維與行動，而反造的過程也突顯了公民與公民團體的韌性與創造力。
在《反造城市》第一冊中，我們收集了台灣當時已經發生，或正在進行中的自發性的城市改造運動，其中有不少是公民面對體制的抵制與抗爭行動，包括溪洲部落、瑠公家園、土城彈藥庫與樂生療養院的反迫遷行動；也有日常的「城市游擊」，包括菲律賓移工的假日活動、高雄新崛江與台北士林攤商的空間戰術，以及大猩猩游擊隊的城市綠化行動；此外還有新的空間與社會實驗，包括台大師生在新北城市周邊的農學行動、溫羅町獨立書店聯盟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 串聯，以及具爭議的台北好好看計劃中，專業者為爭取城市公共空間所嘗試的突破。這些案例代表了對過去都市規劃體制的批判與反思，我們稱這些行動為「非典型都市規劃術」。相對於體制內、制式的規劃模式，我們認為這些行動提示著社群、社區與公民的行動力與作用力，所謂的都市規劃不只是專業的範疇，它更是公共事務，是公民可以使力的領域。而這股力量不僅可以制衡體制的慣性與不足，它更可以具有開創性，引導城市未來改造的方向。
《反造城市》第二集延續了這個思路，在抗爭、游擊與開創之餘，我們嘗試進一步用「城市共生」的觀點，來強調協力、合作甚至跨域的重要性。「共生」的概念，也反映著社會的多元性與多樣性，強調不同群體與個人之間的互助與連結，進而發展自我治理的機制。面對著全球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私有化、個體化的趨勢，以及公益與公共領域的退縮，「城市共生」代表一種反向的思考與行動，但它不僅是抵抗，更是一種開創，在眾人的協力、合作與折衝下，創造城市中生產與生活多元的新可能性。
在台灣諸多的案例中，我們看到一股蓬勃的社會力量，這股力量來自於民間團體，也來自於專業者與體制內的夥伴；有些來自社會的底層與邊緣，也有部分來自權力結構的核心。在這裡由於篇幅的限制，有太多其他的案例無法一一呈現，而且離區域的平衡也有一段長遠距離。但我們希望這些案例所展現的不同的類型、特質、發展與演變過程、動員模式等，能對讀者與其他進行中的行動有所啟發。如果看了本書會讓讀者們想去參與類似的案例，或自己揪團採取行動，甚至只是對這一類的群體與行動有著更多的理解與同理心，那麼這本書就算是為這個運動與社會的演進做出了小小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