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標】第七章（節錄）
【小標】避免「自然」災害
我們生活在不斷變動的地表上，容易受到地水火風的影響。大氣會產生強風、龍捲風、巨大的熱帶風暴；降雨把河川變成漫湧的洪水；風暴撲襲和海嘯摧毀沿海社區；氣候變遷漸漸改變了同一個海岸線；地質斷層滑動，大陸板塊互相擠壓震動，火山爆發；大火吞沒森林、灌木林地和城鎮。帶有風險的自然過程若遇上人，就成了「自然災害」。維蘇威火山爆發之所以成為災害，是因為羅馬人在岩漿和火山灰可及的範圍內建立了龐貝城和赫庫蘭尼姆城。加州馬里布的山丘上長滿了富含油脂的灌木，它們都有自然的燃燒週期──這本來不是什麼大問題，除非週期性的大火燒到電影明星（和其他人）家門前，對他們造成危害。
土地規劃師有義務斟酌何以他們的工作時而創造出易遭衝擊的社區，以及他們可以做什麼來減少潛在的傷害。他們的貢獻在某方面跟建築和工程在意的事情類似，另一方面跟災害對策的政治抉擇重疊，某些類型的災害就是比較適合某種規劃方法。我們知道每年有好幾十個龍捲風可能襲擊北美中部的大平原，但我們並不知道何時會發生、或是龍捲風會碰觸到哪一小塊地。龍捲風如預期地難以捉摸，發生的時間很規律，地點卻說不準。位在龍捲風走廊地帶的家家戶戶理應有防風地窖──還記得桃樂絲在堪薩斯州被龍捲風吹走，最後跟著黃磚路來到奧茲國的故事嗎？──土地使用規範卻對防範這種事沒什麼作用。洪水又是另一回事了，雖然重複發生，但時間點並不規律，地點倒是很好預測，會反覆淹沒同樣的區域，讓規劃者可以瞄準對焦。我們可以把其他的自然災害──地震、火山爆發、颱風─在相同維度下，按照發生的頻率和地點的可預測程度來排列。太平洋西北地區每數百年就有一次大地震，但很難知道下一次什麼時候來到─是我寫下這段話後再過一小時，還是一百年後。
社區的脆弱程度也不同。脆弱程度指的是受特定災害所可能導致的傷亡和破壞情況；是個人決定要在某個地方生活（海岸）、用某種方式蓋房子（海邊的房子，用深層打樁比混凝土打底來得安全）的結果；也是集體社會價值和決策的結果，因此有一千六百萬個佛羅里達人寧願選擇住在海邊二十英里內的範圍。反過來說，風險意味著特定災害事件導致具體程度損失的可能性。實際上，風險算是一種精算概念，顯現脆弱程度對上了危險或極端事件兩相作用的結果。颶風襲擊西印度群島的次數比侵襲紐約多，但若遇上像颶風珊迪這樣的特殊事件，針對紐約的潛在總損害卻可能高很多，因為紐約的人口和投入的資本增加了它容易受害的程度。
積極主動的抗災工作必須處理經濟弱勢的問題。一個人擁有的資源越多，越有機會得到預警而逃離，因此也越可能在各種災害情境中存活下來。十九世紀，三種霍亂在歐洲和北美城市大流行。一八四九年疫情抵達紐奧良，芝加哥的新聞整理了疫情如何從密西西比河一路往上到納奇茲、孟菲斯、聖路易，接下來就是芝加哥。有錢人收到警告，建議他們離開；窮人則留下來跟命運賭賭看。卡崔娜颶風侵襲紐奧良的時候，最窮困的社區和居民受災最嚴重，因為他們無力逃走，供他們就地避難的資源也較少。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有一套「社會脆弱度評估指標」，以十五個變項來衡量社區應對天災或疾病爆發的能力。放眼全球，二○一○年極度貧窮國家海地發生大地震，除了地震的直接影響，當地急難服務和重建的能力有限，最後導致超過十萬人喪生。同年，規模相當的紐西蘭基督城地震奪去一百八十五人的性命，該城市與國家卻有足夠的資源，能夠很快從災害中恢復過來。
面對潛在危險，社區可以嘗試興建讓他們免受危險襲擊的設施，或試著避開危險。建築方面的選擇，從防震建築到興建大壩和防波堤都算。避開危險則是要對特別危險的區域施加開發限制，亦即政治敏感的土地使用限制。
以上兩種方法，面對地震都不管用。我們無法避免地震，那些即將從聖地牙哥、墨西哥城、洛杉磯、東京、雅典，以及其他地震活躍帶上的大城市遷離的數千萬人也無法。建立準則要求新建築必須防震是一個有效的工具，能夠減少地震的危害，對橋樑和其他基礎設施進行改造，也有助於避免崩塌。只不過，要強化未加固的磚砌或石砌建築很不容易，費用和大規模量體都是問題。這個問題在義大利、土耳其和伊朗非常嚴重，來個強震就會夷平整個古城。對土地利用施加限制也是問題重重。地質學家知道城市的哪些部分建在危險斜坡或不牢靠的填土地上，但這些區域卻因視野良好或鄰近水岸而成為炙手可熱的房地產。墨西哥城市中心位於乾涸的湖床上，經一九八五年地震一搖之後，那裡的土壤液化了。後來雖歷經數次建築規範更新和老屋改造，但超過三千萬名住在危險區域的墨西哥人在整整三十二年後又遭逢第二次強震。相比之下，面積小、社會均質、與政府關係友好的基督城新實施的土地利用限制就推展得相當順利。
與水相關的災害有不同的規模。當單日內降下五到七英寸的雨，雨水從屋頂、街面、馬路、停車場傾瀉而出，堵住雨水下水道，當地溪流水位增高，城市常常就會暫時淹水。一種直觀的補救措施就是用可以吸水的自然鋪面來取代硬鋪面。城市可以推廣綠屋頂、用透水鋪面來重鋪停車場、在空地上興建滯洪池、復原自然的河道邊緣、保護濕地──所有方法都是要讓雨水滲進土地裡，而非捲入激流之中。同時，選擇用越蓋越高的防洪堤來保護有河流經過的城市，只會把洪水推到更不恰當的地方去。在密西西比河中游，保護聖路易不淹水的策略之一，就是把下游的防洪堤開幾個缺口，讓水流淹過農地而紓解城市水患的壓力。紐奧良則有一套更精心設計的系統，包含大規模的水壩、防洪堤、洩洪道，讓一部分暴漲的河水改道繞過城市，並計畫要把城市低處的防洪堤炸掉，讓水淹進一大片路易斯安那州鄉村地區。窮人通常都住在最容易淹水的最低處，無論是身在紐奧良的下九區還是孟加拉達卡的邊緣地區，都最可能成為犧牲品，來成全高價地段和整個城市。
德州休士頓位在平坦的墨西哥灣沿岸地區，與海灣、溪流交織在一起，過去一個世紀剷平越來越多原本的地景，企圖要用工程手段把洪水排出去。二○一六年颶風哈維在德州東南部降下三十七兆加侖的雨，排水系統癱瘓，二十萬個家戶遭淹沒，數十人死亡。為了不要坐以待斃， 居民開始改變策略。二○一八年，休士頓同意借款二十五億興建河道改善工程和蓄水池等設施，保護居民免受危險衝擊，另外又買下洪泛平原上幾千棟房子，並徵收土地作為永久開放空間，讓人和資產避開會淹水的區域。
【小標】避免「自然」災害
我們生活在不斷變動的地表上，容易受到地水火風的影響。大氣會產生強風、龍捲風、巨大的熱帶風暴；降雨把河川變成漫湧的洪水；風暴撲襲和海嘯摧毀沿海社區；氣候變遷漸漸改變了同一個海岸線；地質斷層滑動，大陸板塊互相擠壓震動，火山爆發；大火吞沒森林、灌木林地和城鎮。帶有風險的自然過程若遇上人，就成了「自然災害」。維蘇威火山爆發之所以成為災害，是因為羅馬人在岩漿和火山灰可及的範圍內建立了龐貝城和赫庫蘭尼姆城。加州馬里布的山丘上長滿了富含油脂的灌木，它們都有自然的燃燒週期──這本來不是什麼大問題，除非週期性的大火燒到電影明星（和其他人）家門前，對他們造成危害。
土地規劃師有義務斟酌何以他們的工作時而創造出易遭衝擊的社區，以及他們可以做什麼來減少潛在的傷害。他們的貢獻在某方面跟建築和工程在意的事情類似，另一方面跟災害對策的政治抉擇重疊，某些類型的災害就是比較適合某種規劃方法。我們知道每年有好幾十個龍捲風可能襲擊北美中部的大平原，但我們並不知道何時會發生、或是龍捲風會碰觸到哪一小塊地。龍捲風如預期地難以捉摸，發生的時間很規律，地點卻說不準。位在龍捲風走廊地帶的家家戶戶理應有防風地窖──還記得桃樂絲在堪薩斯州被龍捲風吹走，最後跟著黃磚路來到奧茲國的故事嗎？──土地使用規範卻對防範這種事沒什麼作用。洪水又是另一回事了，雖然重複發生，但時間點並不規律，地點倒是很好預測，會反覆淹沒同樣的區域，讓規劃者可以瞄準對焦。我們可以把其他的自然災害──地震、火山爆發、颱風─在相同維度下，按照發生的頻率和地點的可預測程度來排列。太平洋西北地區每數百年就有一次大地震，但很難知道下一次什麼時候來到─是我寫下這段話後再過一小時，還是一百年後。
社區的脆弱程度也不同。脆弱程度指的是受特定災害所可能導致的傷亡和破壞情況；是個人決定要在某個地方生活（海岸）、用某種方式蓋房子（海邊的房子，用深層打樁比混凝土打底來得安全）的結果；也是集體社會價值和決策的結果，因此有一千六百萬個佛羅里達人寧願選擇住在海邊二十英里內的範圍。反過來說，風險意味著特定災害事件導致具體程度損失的可能性。實際上，風險算是一種精算概念，顯現脆弱程度對上了危險或極端事件兩相作用的結果。颶風襲擊西印度群島的次數比侵襲紐約多，但若遇上像颶風珊迪這樣的特殊事件，針對紐約的潛在總損害卻可能高很多，因為紐約的人口和投入的資本增加了它容易受害的程度。
積極主動的抗災工作必須處理經濟弱勢的問題。一個人擁有的資源越多，越有機會得到預警而逃離，因此也越可能在各種災害情境中存活下來。十九世紀，三種霍亂在歐洲和北美城市大流行。一八四九年疫情抵達紐奧良，芝加哥的新聞整理了疫情如何從密西西比河一路往上到納奇茲、孟菲斯、聖路易，接下來就是芝加哥。有錢人收到警告，建議他們離開；窮人則留下來跟命運賭賭看。卡崔娜颶風侵襲紐奧良的時候，最窮困的社區和居民受災最嚴重，因為他們無力逃走，供他們就地避難的資源也較少。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有一套「社會脆弱度評估指標」，以十五個變項來衡量社區應對天災或疾病爆發的能力。放眼全球，二○一○年極度貧窮國家海地發生大地震，除了地震的直接影響，當地急難服務和重建的能力有限，最後導致超過十萬人喪生。同年，規模相當的紐西蘭基督城地震奪去一百八十五人的性命，該城市與國家卻有足夠的資源，能夠很快從災害中恢復過來。
面對潛在危險，社區可以嘗試興建讓他們免受危險襲擊的設施，或試著避開危險。建築方面的選擇，從防震建築到興建大壩和防波堤都算。避開危險則是要對特別危險的區域施加開發限制，亦即政治敏感的土地使用限制。
以上兩種方法，面對地震都不管用。我們無法避免地震，那些即將從聖地牙哥、墨西哥城、洛杉磯、東京、雅典，以及其他地震活躍帶上的大城市遷離的數千萬人也無法。建立準則要求新建築必須防震是一個有效的工具，能夠減少地震的危害，對橋樑和其他基礎設施進行改造，也有助於避免崩塌。只不過，要強化未加固的磚砌或石砌建築很不容易，費用和大規模量體都是問題。這個問題在義大利、土耳其和伊朗非常嚴重，來個強震就會夷平整個古城。對土地利用施加限制也是問題重重。地質學家知道城市的哪些部分建在危險斜坡或不牢靠的填土地上，但這些區域卻因視野良好或鄰近水岸而成為炙手可熱的房地產。墨西哥城市中心位於乾涸的湖床上，經一九八五年地震一搖之後，那裡的土壤液化了。後來雖歷經數次建築規範更新和老屋改造，但超過三千萬名住在危險區域的墨西哥人在整整三十二年後又遭逢第二次強震。相比之下，面積小、社會均質、與政府關係友好的基督城新實施的土地利用限制就推展得相當順利。
與水相關的災害有不同的規模。當單日內降下五到七英寸的雨，雨水從屋頂、街面、馬路、停車場傾瀉而出，堵住雨水下水道，當地溪流水位增高，城市常常就會暫時淹水。一種直觀的補救措施就是用可以吸水的自然鋪面來取代硬鋪面。城市可以推廣綠屋頂、用透水鋪面來重鋪停車場、在空地上興建滯洪池、復原自然的河道邊緣、保護濕地──所有方法都是要讓雨水滲進土地裡，而非捲入激流之中。同時，選擇用越蓋越高的防洪堤來保護有河流經過的城市，只會把洪水推到更不恰當的地方去。在密西西比河中游，保護聖路易不淹水的策略之一，就是把下游的防洪堤開幾個缺口，讓水流淹過農地而紓解城市水患的壓力。紐奧良則有一套更精心設計的系統，包含大規模的水壩、防洪堤、洩洪道，讓一部分暴漲的河水改道繞過城市，並計畫要把城市低處的防洪堤炸掉，讓水淹進一大片路易斯安那州鄉村地區。窮人通常都住在最容易淹水的最低處，無論是身在紐奧良的下九區還是孟加拉達卡的邊緣地區，都最可能成為犧牲品，來成全高價地段和整個城市。
德州休士頓位在平坦的墨西哥灣沿岸地區，與海灣、溪流交織在一起，過去一個世紀剷平越來越多原本的地景，企圖要用工程手段把洪水排出去。二○一六年颶風哈維在德州東南部降下三十七兆加侖的雨，排水系統癱瘓，二十萬個家戶遭淹沒，數十人死亡。為了不要坐以待斃， 居民開始改變策略。二○一八年，休士頓同意借款二十五億興建河道改善工程和蓄水池等設施，保護居民免受危險衝擊，另外又買下洪泛平原上幾千棟房子，並徵收土地作為永久開放空間，讓人和資產避開會淹水的區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