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那些年，壞小子（好哥們）教我的事
李明璁
「如果你問我，我是不是一名知識分子，我會回答我不是。我會說，我只是住在伍爾弗漢普頓的一個人，有時候會從事一些知識工作……如果我絕大部分是一個被學術機構界定的人，我大概不僅會感到孤單，而且也不可能做好自己想從事的工作。」──保羅．威利斯訪談自述
拜臉書之賜，去年我和兩位老同學重啟聯繫，現在一位是怪手司機，另一位是有線電視的工程師傅。初中時他們便是麻吉，屬於已經被老師放棄（連體罰都懶得給予）的「考不上高中的那群壞傢伙」。而我則是微妙地介於他們、以及「還有點希望（所以被打很兇）的吊車尾」之間。
那時期，我除了迷上推理小說、日本偶像、武俠港劇，下課常和他們去鬼混，騙家裡上補習班其實是去打撞球打電動。更糟的紀錄是跟著那幫人去教訓好打小報告的抓耙仔同學，甚至還曾幫忙把風讓他們扁了某位很機車的學校職員。我雖然不完全屬於他們（畢竟仍在以升學為組成任務的「好班」），但其實有點莫名崇拜這群壞學生。有時跟著蹺課，覺得他們實在比那些乖乖牌酷一百倍。
據說那群哥兒們的老大，中輟混了一陣子幫派後，有「變好」去當監工，沒想到意外被脫落的鋼筋砸到而身亡。至於我僥倖考上高中，在那個沒有手機網路的年代，逐漸也就和他們失聯了。再無交集，人生一晃，三十年後才又重逢。
兩位哥們都有點驚訝我成了大學教師，本來還不知道怎麼和我搭話，而我也因此覺得不好意思（又不能故作江湖姿態太過矯情）。直到酒酣耳熱，才聊開了各自不同際遇的種種，以及人生說到底都有的荒謬無奈。
記得那晚聚會的當下，我腦海裡竟不斷浮現一本對我影響至鉅（我也在課堂反覆教過）的社會學經典作品：《學做工》。書裡頭那些「反學校」叛逆傢伙的言行舉止，竟和我記憶深處（屬於少年的）、與如今重逢話舊（已然中年的）的哥兒們，疊影般地交相參照、互給註腳。我當下也跟他們說，在英國唸博士讀此書時，總是清晰憶起年少作伙打混的點點滴滴，如此雷同。而他們嚼著檳榔，不敢置信地回我：「哪有可能大師級的人會做這種研究。」
就像我崇敬的威利斯將這本書獻給漢默鎮男校的那群壞小子，他在謝詞中說「沒有他們，我的研究便不可能實現」。我也希望自己至少能把這篇導讀文章，獻給曾經帶我一起𨑨迌、逃離升學體制、感受片刻自由的「壞朋友」（其實是好朋友）們。
一、《學做工》的醞釀背景：勞工生活與文化研究
在這本書最前面的致謝詞，威利斯還向他的兩位老師致敬──霍加特（RichardHoggart,1918-2014）與霍爾（StuartHall,1932-2014）。很顯然地，在《學做工》裡的關懷設定、思想取徑與研究方法，都受到他們深厚的影響。
先談談霍加特吧。他出身於工業大城里茲的藍領家庭，在當地就讀大學，畢業後在學校擔任成人教育講師。一般來說，接受成人教育的學生大多來自中下階層，因經濟或個人條件而無法進入高等教育。這些學生後來成為霍加特撰寫《讀寫何用》（TheUsesofLiteracy,1957）的靈感來源、也是訴求對象和主要讀者。
這本被譽為英國文化研究起點的關鍵作品，其實不太是嚴格定義下的學術出版，書裡溢散著相當程度的自傳色彩。霍加特將自身成長經驗，與二戰前後英國工人階級受大眾傳播文化影響的生活變貌，巧妙地交織論述。
一方面，不同於當時學院菁英普遍對庶民文化不屑一顧，霍加特對流行歌曲、通俗小說、報章雜誌等素材相當重視；但另一方面，他也對這些勞工階級喜愛的休閒文化，態度相當保留、甚至頗為衝突。澳洲文化研究宗師特納（GraemeTurner），便曾以「一種焦慮的矛盾心態」來形容霍加特。
無論如何，《讀寫何用》對勞工階級日常生活文化的鮮明描繪，設下了一個典範，不僅在學術領域啟人無數，其影響也擴及大眾。一九六○年代開播、英國史上最長壽的電視影集《加冕街》（CoronationStreet），展演北英格蘭勞工社區的日常人際與生活細節，相當程度便呼應著霍加特的這本書。事實上，霍加特本人一直都積極投入媒體與大眾文化的各種辯論，曝光頗多，儘管學院人士不以為然，但他仍熱切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
一九六四年，霍加特在伯明罕大學創設當代文化研究中心（TheBirmingham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四年後，他受聘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由霍爾接棒擔任主任。而差不多同一時間，從劍橋大學畢業的威利斯，原本認為自己並不是做學術的人，想棄文從商，先去倫敦政經學院讀個未來好找工作的科目。但後來因緣際會，大抵是受到當時嬉皮與革命風氣的影響，他決定先閃躲一下，不急著逼自己「找一份合適的工作」，從中心逃去邊陲，轉去剛成立的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威利斯是該中心首批學生，並於一九七二年獲得博士學位，爾後繼續留下來做研究。《學做工》這本書的田野調查，便是從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五年間進行的。
除了霍加特，威利斯的另一位導師霍爾，對他（乃至整個英國文化研究）的影響更為深刻。出身牙買加移民家庭的霍爾，靠獎學金進入大學，雖然在白人有錢菁英匯聚的牛津大學，一路唸到了博士，但卻因參與政治運動而中輟。爾後他在倫敦教了一陣子中學與成人教育。跟霍加特的生涯路徑近似，如此偏離傳統高教體制、進入庶民教育系統的經驗，深刻影響了伯明罕文化研究學派的發展。
一九六○年，霍爾與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湯普森（E.P.Thompson,1924-1993）與威廉士（RaymondWilliams,1921-1988）等人共同創辦了《新左評論》（NewLeftReview）期刊。爾後，他被霍加特延攬進入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並從一九六九年開始擔任主任。整個一九七○年代，霍爾帶領團隊成就了以下重要貢獻：
一、在理論取徑上，接合了兩股新馬克思主義路線──葛蘭西（AntonioGramsci,1891-1937）的「文化霸權」（culturalhegemony）論，以及阿圖塞（LouisAlthusser,1918-1990）的結構主義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論。
二、在研究對象上，全面展開對各式流行文化、媒體文本和日常消費的解析。這些都是過往在高教學術機構未曾被正眼看待的事物。同時，霍爾及其研究團隊也致力將傳統左派重視的階級問題，與不同性別、族群、年齡等議題進行辯證性的接合。
三、在研究方法上，自由多元地跨越門戶界線，不僅採用在文本與媒體分析的各種策略如符號學、影像敘事與論述分析等，更積極結合社會學的訪談方法、心理學的精神分析、尤其是人類學民族誌（ethnography）的田野調查等。
四、在研究交流上，大幅促進英美與歐陸間的連結對話。比如法國學者巴特（RolandBarthes,1915-1980）、傅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的著作，都在霍爾與中心研究同仁的引介下，更廣泛地被閱讀。
總的來說，一九七○年代的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像是一個產能滿載的發電廠，不斷推促、刺激著英國、歐陸乃至全球的學術界，且同時在喚醒公眾意識的政治行動上，活力旺盛地扮演重要角色。
在這樣的氛圍薰陶與協助下，威利斯展開了他的博士研究。當時他便以民族誌的方法，深入比較飛車黨和嬉皮族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次文化。此一研究成果，後來晚《學做工》一年出版成書：《世俗文化》（ProfaneCulture,1978）。若從此書回看《學做工》之前的威利斯，會發現他對人們主觀敘說真實經驗的重視，明顯多於「社會科學需客觀化」的實證主義要求；同時，比起學院派好發議論的概念化、理論化工作，他似乎也對知識的普及化與研究的生活應用，更具實踐熱情。
二、《學做工》的研究脈絡：叛逆小子與「看破／看穿」難題
如果說霍加特的《讀寫何用》，讓文學研究者蛻變為「文化研究者」，並進而想像如何以社會科學的方法，跨出文本分析局限的第一步；那麼威利斯的《學做工》，毫無疑問便是文化研究學派，具體實踐並確立其「民族誌轉向」（ethnographicalturn）的里程碑。這不僅是方法學上的轉向，其實也是種認識論的位移。
受威利斯影響的民族誌文化研究，大多不是從特定文本或理論概念著手（即便這些研究終究也能在論述層面上提供謹慎而有創見的貢獻），而是從關注特定社會群體的生活處境開始，比如《學做工》裡的壞學生、何柏第《次文化》裡各種穿著打扮或音樂喜好族群、或愛看肥皂劇的家庭主婦、玩龐克的少女樂團等等。
威利斯在博士畢業後，仍想繼續探究工人階級子弟從學校到就業工作的轉變歷程。蹲點是必須的，就選擇他最熟悉的英格蘭中部、一個勞工階級群聚的小鎮漢默鎮（Hammertown）。主要的田野調查地點是一所中學男校，核心研究對象則是令校方頭疼的十二個傢伙（thelads）。他們不愛唸書也不守規矩，形成一個搗亂的次文化團體。威利斯從這幾個「傢伙」在校期間，一路觀察跟訪到他們畢業、進入工廠做工的前半年。
威利斯所使用的民族誌，指涉的並不只是單一方法，而是涵蓋了各種質性研究的技術，包括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小組討論等等。此外，除了上述的「壞學生小團體」，威利斯還將其觸角廣伸及學校老師、各戶家長、工廠主管等。由此逐步建立的社會網絡與社會化過程，讓我們不僅能深刻同理行動者主體的思維與行為，也能同步宏觀檢視校裡校外的規訓結構及其意識形態。《學做工》因此比起威利斯的前作《世俗文化》，嚴謹周密許多，也更能達到學院理論化需求的標準。
然而，威利斯還是在本書前言裡，明確表示自己不僅要與從事社會研究的同儕對話，更希望相關職業人士、乃至一般大眾讀者都能理解書中論點。據此，他把這本書拆分成兩大部分：首先是第一部分故事感濃郁的民族誌，對校園裡的青年叛逆文化及其與勞工社區生活、人際的各種連結，做了鉅細靡遺、引人入勝的描繪。威利斯認為，即使不是學院中人，也會對這部分的發現和討論感到興趣。其次，才是理論化（可能是社會學者更關注）的第二部分。
透過與既有社會理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承繼與對話，威利斯闡釋了他在第一部分所歸納之耐人尋味的問題，尤其是那些充滿矛盾張力的衝突狀態。最終如同威利斯所言，他希望能闡釋這些「反學校／學做工」的文化過程，是「如何一方面推動了工人階級文化，另一方面又幫助維持並再生產社會秩序」。
在此浮現了本書的核心問題：工人階級的子弟，為什麼在看起來似乎是自由與平等的教育環境下，仍然得不到自身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或者更精確地說：要解釋工人階級子弟為何在學校一畢業就快速投入工人階級工作，微妙與困難之處就是要解釋他們為什麼自甘如此？
對於這個問題，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解答大致如下：
一、階級之所以無法流動，一方面是由於上層階級將自己封閉起來、把中下階層區隔開，製造了所謂的社會封閉（socialclosure）；另一方面則是所謂的階級再生產（classreproduction），意指一個階級透過代際傳承，繁衍了自身階級的利益、行為、價值與認同。
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透過學校教育和媒體宣傳，讓工人階級產生認同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的「虛假意識」（falseconsciousness），從而「誤認」了自己的利益，並以此建構出一個順服的身體和信念。
這套論述固然有其犀利洞見，但夾帶著悲觀主義色彩的結構決定論，總有一種矮化低估社會行動者的風險。畢竟多數行動者既不是坐以待斃地被社會結構框限，也不是心甘情願地被意識形態洗腦。人們或多或少仍是有選擇的，只是這個選擇不全然隨心所欲，而是一種特定條件化的半（或偽）自由選擇。
據此，《學做工》更新、重論了階級再生產──並不是自動由階級封閉的結構所決定，也不單是意識形態作用，而是一套日常文化的習作與態度形成。威利斯細膩地考察、解釋工人階級的孩子，如何在學校中「自願選擇」地放棄了階級向上流動的可能機會，反而主動「迎向學習」一套工人階級特有的生活方式。反學校文化（counter-schoolculture），在此成為最關鍵的命題：
「工人階級子弟寄託希望於文憑和證書實非明智之舉……知識總是帶有偏見、充滿階級意涵，因而工人階級出身的學生必須克服一些不利條件，這些不利條件就嵌在他們錯誤的階級文化和教育觀念之中。但是，能夠做到這點並獲得成功的人只是少數，絕不可能是整個階級。更多的人則只能不斷為此努力，但正是透過這個努力爭取的過程，階級結構被合法化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種隱含於反學校文化之中的對於競爭的拒絕，就是一種激進的行動：拒絕與施加於自身的教育壓制合謀。」（頁二六○）
相對於多數來自中產階級、循規蹈矩、服從權威、認真學習、成績優良的「乖乖牌」（書中稱之為「theear’ole」），威利斯所關注的這群「thelads」（其實很難翻譯，可以說是傢伙、小子或哥兒們），他們不僅不愛唸書，而且是從頭到腳一整套、都沒在怕地挑戰權威（違反校規、破壞公物、甚至作弄教職員等）。有趣的是，這套反學校文化的發展和運作，其實直接上連至他們父兄輩在工廠裡的「廠房文化」（shopfloorculture）。
也就是說，這些壞小子並不是沒在學東西，只是他們不想學那些課堂上教的、藉此許諾他們可以變成不同階級的虛假東西，他們自成一團、用屬於自己的「課程時間表」學做工。
必須與學校裡那些受師長寵愛、看起來人生前景光明的乖乖牌整個對立才行，必須揪出、取笑甚至懲罰那些告密的同學才行，必須從穿著打扮、言行姿態就顯而易見我們和他們不同才行，必須要狠、要man、要像那些已經在工廠幹活的大人們一樣才行……這些都是沒有妥協餘地，非如此不可才能證明自身存在的對抗。
那些年，壞小子（好哥們）教我的事
李明璁
「如果你問我，我是不是一名知識分子，我會回答我不是。我會說，我只是住在伍爾弗漢普頓的一個人，有時候會從事一些知識工作……如果我絕大部分是一個被學術機構界定的人，我大概不僅會感到孤單，而且也不可能做好自己想從事的工作。」──保羅．威利斯訪談自述
拜臉書之賜，去年我和兩位老同學重啟聯繫，現在一位是怪手司機，另一位是有線電視的工程師傅。初中時他們便是麻吉，屬於已經被老師放棄（連體罰都懶得給予）的「考不上高中的那群壞傢伙」。而我則是微妙地介於他們、以及「還有點希望（所以被打很兇）的吊車尾」之間。
那時期，我除了迷上推理小說、日本偶像、武俠港劇，下課常和他們去鬼混，騙家裡上補習班其實是去打撞球打電動。更糟的紀錄是跟著那幫人去教訓好打小報告的抓耙仔同學，甚至還曾幫忙把風讓他們扁了某位很機車的學校職員。我雖然不完全屬於他們（畢竟仍在以升學為組成任務的「好班」），但其實有點莫名崇拜這群壞學生。有時跟著蹺課，覺得他們實在比那些乖乖牌酷一百倍。
據說那群哥兒們的老大，中輟混了一陣子幫派後，有「變好」去當監工，沒想到意外被脫落的鋼筋砸到而身亡。至於我僥倖考上高中，在那個沒有手機網路的年代，逐漸也就和他們失聯了。再無交集，人生一晃，三十年後才又重逢。
兩位哥們都有點驚訝我成了大學教師，本來還不知道怎麼和我搭話，而我也因此覺得不好意思（又不能故作江湖姿態太過矯情）。直到酒酣耳熱，才聊開了各自不同際遇的種種，以及人生說到底都有的荒謬無奈。
記得那晚聚會的當下，我腦海裡竟不斷浮現一本對我影響至鉅（我也在課堂反覆教過）的社會學經典作品：《學做工》。書裡頭那些「反學校」叛逆傢伙的言行舉止，竟和我記憶深處（屬於少年的）、與如今重逢話舊（已然中年的）的哥兒們，疊影般地交相參照、互給註腳。我當下也跟他們說，在英國唸博士讀此書時，總是清晰憶起年少作伙打混的點點滴滴，如此雷同。而他們嚼著檳榔，不敢置信地回我：「哪有可能大師級的人會做這種研究。」
就像我崇敬的威利斯將這本書獻給漢默鎮男校的那群壞小子，他在謝詞中說「沒有他們，我的研究便不可能實現」。我也希望自己至少能把這篇導讀文章，獻給曾經帶我一起𨑨迌、逃離升學體制、感受片刻自由的「壞朋友」（其實是好朋友）們。
一、《學做工》的醞釀背景：勞工生活與文化研究
在這本書最前面的致謝詞，威利斯還向他的兩位老師致敬──霍加特（RichardHoggart,1918-2014）與霍爾（StuartHall,1932-2014）。很顯然地，在《學做工》裡的關懷設定、思想取徑與研究方法，都受到他們深厚的影響。
先談談霍加特吧。他出身於工業大城里茲的藍領家庭，在當地就讀大學，畢業後在學校擔任成人教育講師。一般來說，接受成人教育的學生大多來自中下階層，因經濟或個人條件而無法進入高等教育。這些學生後來成為霍加特撰寫《讀寫何用》（TheUsesofLiteracy,1957）的靈感來源、也是訴求對象和主要讀者。
這本被譽為英國文化研究起點的關鍵作品，其實不太是嚴格定義下的學術出版，書裡溢散著相當程度的自傳色彩。霍加特將自身成長經驗，與二戰前後英國工人階級受大眾傳播文化影響的生活變貌，巧妙地交織論述。
一方面，不同於當時學院菁英普遍對庶民文化不屑一顧，霍加特對流行歌曲、通俗小說、報章雜誌等素材相當重視；但另一方面，他也對這些勞工階級喜愛的休閒文化，態度相當保留、甚至頗為衝突。澳洲文化研究宗師特納（GraemeTurner），便曾以「一種焦慮的矛盾心態」來形容霍加特。
無論如何，《讀寫何用》對勞工階級日常生活文化的鮮明描繪，設下了一個典範，不僅在學術領域啟人無數，其影響也擴及大眾。一九六○年代開播、英國史上最長壽的電視影集《加冕街》（CoronationStreet），展演北英格蘭勞工社區的日常人際與生活細節，相當程度便呼應著霍加特的這本書。事實上，霍加特本人一直都積極投入媒體與大眾文化的各種辯論，曝光頗多，儘管學院人士不以為然，但他仍熱切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
一九六四年，霍加特在伯明罕大學創設當代文化研究中心（TheBirmingham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四年後，他受聘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由霍爾接棒擔任主任。而差不多同一時間，從劍橋大學畢業的威利斯，原本認為自己並不是做學術的人，想棄文從商，先去倫敦政經學院讀個未來好找工作的科目。但後來因緣際會，大抵是受到當時嬉皮與革命風氣的影響，他決定先閃躲一下，不急著逼自己「找一份合適的工作」，從中心逃去邊陲，轉去剛成立的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威利斯是該中心首批學生，並於一九七二年獲得博士學位，爾後繼續留下來做研究。《學做工》這本書的田野調查，便是從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五年間進行的。
除了霍加特，威利斯的另一位導師霍爾，對他（乃至整個英國文化研究）的影響更為深刻。出身牙買加移民家庭的霍爾，靠獎學金進入大學，雖然在白人有錢菁英匯聚的牛津大學，一路唸到了博士，但卻因參與政治運動而中輟。爾後他在倫敦教了一陣子中學與成人教育。跟霍加特的生涯路徑近似，如此偏離傳統高教體制、進入庶民教育系統的經驗，深刻影響了伯明罕文化研究學派的發展。
一九六○年，霍爾與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湯普森（E.P.Thompson,1924-1993）與威廉士（RaymondWilliams,1921-1988）等人共同創辦了《新左評論》（NewLeftReview）期刊。爾後，他被霍加特延攬進入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並從一九六九年開始擔任主任。整個一九七○年代，霍爾帶領團隊成就了以下重要貢獻：
一、在理論取徑上，接合了兩股新馬克思主義路線──葛蘭西（AntonioGramsci,1891-1937）的「文化霸權」（culturalhegemony）論，以及阿圖塞（LouisAlthusser,1918-1990）的結構主義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論。
二、在研究對象上，全面展開對各式流行文化、媒體文本和日常消費的解析。這些都是過往在高教學術機構未曾被正眼看待的事物。同時，霍爾及其研究團隊也致力將傳統左派重視的階級問題，與不同性別、族群、年齡等議題進行辯證性的接合。
三、在研究方法上，自由多元地跨越門戶界線，不僅採用在文本與媒體分析的各種策略如符號學、影像敘事與論述分析等，更積極結合社會學的訪談方法、心理學的精神分析、尤其是人類學民族誌（ethnography）的田野調查等。
四、在研究交流上，大幅促進英美與歐陸間的連結對話。比如法國學者巴特（RolandBarthes,1915-1980）、傅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的著作，都在霍爾與中心研究同仁的引介下，更廣泛地被閱讀。
總的來說，一九七○年代的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像是一個產能滿載的發電廠，不斷推促、刺激著英國、歐陸乃至全球的學術界，且同時在喚醒公眾意識的政治行動上，活力旺盛地扮演重要角色。
在這樣的氛圍薰陶與協助下，威利斯展開了他的博士研究。當時他便以民族誌的方法，深入比較飛車黨和嬉皮族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次文化。此一研究成果，後來晚《學做工》一年出版成書：《世俗文化》（ProfaneCulture,1978）。若從此書回看《學做工》之前的威利斯，會發現他對人們主觀敘說真實經驗的重視，明顯多於「社會科學需客觀化」的實證主義要求；同時，比起學院派好發議論的概念化、理論化工作，他似乎也對知識的普及化與研究的生活應用，更具實踐熱情。
二、《學做工》的研究脈絡：叛逆小子與「看破／看穿」難題
如果說霍加特的《讀寫何用》，讓文學研究者蛻變為「文化研究者」，並進而想像如何以社會科學的方法，跨出文本分析局限的第一步；那麼威利斯的《學做工》，毫無疑問便是文化研究學派，具體實踐並確立其「民族誌轉向」（ethnographicalturn）的里程碑。這不僅是方法學上的轉向，其實也是種認識論的位移。
受威利斯影響的民族誌文化研究，大多不是從特定文本或理論概念著手（即便這些研究終究也能在論述層面上提供謹慎而有創見的貢獻），而是從關注特定社會群體的生活處境開始，比如《學做工》裡的壞學生、何柏第《次文化》裡各種穿著打扮或音樂喜好族群、或愛看肥皂劇的家庭主婦、玩龐克的少女樂團等等。
威利斯在博士畢業後，仍想繼續探究工人階級子弟從學校到就業工作的轉變歷程。蹲點是必須的，就選擇他最熟悉的英格蘭中部、一個勞工階級群聚的小鎮漢默鎮（Hammertown）。主要的田野調查地點是一所中學男校，核心研究對象則是令校方頭疼的十二個傢伙（thelads）。他們不愛唸書也不守規矩，形成一個搗亂的次文化團體。威利斯從這幾個「傢伙」在校期間，一路觀察跟訪到他們畢業、進入工廠做工的前半年。
威利斯所使用的民族誌，指涉的並不只是單一方法，而是涵蓋了各種質性研究的技術，包括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小組討論等等。此外，除了上述的「壞學生小團體」，威利斯還將其觸角廣伸及學校老師、各戶家長、工廠主管等。由此逐步建立的社會網絡與社會化過程，讓我們不僅能深刻同理行動者主體的思維與行為，也能同步宏觀檢視校裡校外的規訓結構及其意識形態。《學做工》因此比起威利斯的前作《世俗文化》，嚴謹周密許多，也更能達到學院理論化需求的標準。
然而，威利斯還是在本書前言裡，明確表示自己不僅要與從事社會研究的同儕對話，更希望相關職業人士、乃至一般大眾讀者都能理解書中論點。據此，他把這本書拆分成兩大部分：首先是第一部分故事感濃郁的民族誌，對校園裡的青年叛逆文化及其與勞工社區生活、人際的各種連結，做了鉅細靡遺、引人入勝的描繪。威利斯認為，即使不是學院中人，也會對這部分的發現和討論感到興趣。其次，才是理論化（可能是社會學者更關注）的第二部分。
透過與既有社會理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承繼與對話，威利斯闡釋了他在第一部分所歸納之耐人尋味的問題，尤其是那些充滿矛盾張力的衝突狀態。最終如同威利斯所言，他希望能闡釋這些「反學校／學做工」的文化過程，是「如何一方面推動了工人階級文化，另一方面又幫助維持並再生產社會秩序」。
在此浮現了本書的核心問題：工人階級的子弟，為什麼在看起來似乎是自由與平等的教育環境下，仍然得不到自身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或者更精確地說：要解釋工人階級子弟為何在學校一畢業就快速投入工人階級工作，微妙與困難之處就是要解釋他們為什麼自甘如此？
對於這個問題，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解答大致如下：
一、階級之所以無法流動，一方面是由於上層階級將自己封閉起來、把中下階層區隔開，製造了所謂的社會封閉（socialclosure）；另一方面則是所謂的階級再生產（classreproduction），意指一個階級透過代際傳承，繁衍了自身階級的利益、行為、價值與認同。
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透過學校教育和媒體宣傳，讓工人階級產生認同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的「虛假意識」（falseconsciousness），從而「誤認」了自己的利益，並以此建構出一個順服的身體和信念。
這套論述固然有其犀利洞見，但夾帶著悲觀主義色彩的結構決定論，總有一種矮化低估社會行動者的風險。畢竟多數行動者既不是坐以待斃地被社會結構框限，也不是心甘情願地被意識形態洗腦。人們或多或少仍是有選擇的，只是這個選擇不全然隨心所欲，而是一種特定條件化的半（或偽）自由選擇。
據此，《學做工》更新、重論了階級再生產──並不是自動由階級封閉的結構所決定，也不單是意識形態作用，而是一套日常文化的習作與態度形成。威利斯細膩地考察、解釋工人階級的孩子，如何在學校中「自願選擇」地放棄了階級向上流動的可能機會，反而主動「迎向學習」一套工人階級特有的生活方式。反學校文化（counter-schoolculture），在此成為最關鍵的命題：
「工人階級子弟寄託希望於文憑和證書實非明智之舉……知識總是帶有偏見、充滿階級意涵，因而工人階級出身的學生必須克服一些不利條件，這些不利條件就嵌在他們錯誤的階級文化和教育觀念之中。但是，能夠做到這點並獲得成功的人只是少數，絕不可能是整個階級。更多的人則只能不斷為此努力，但正是透過這個努力爭取的過程，階級結構被合法化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種隱含於反學校文化之中的對於競爭的拒絕，就是一種激進的行動：拒絕與施加於自身的教育壓制合謀。」（頁二六○）
相對於多數來自中產階級、循規蹈矩、服從權威、認真學習、成績優良的「乖乖牌」（書中稱之為「theear’ole」），威利斯所關注的這群「thelads」（其實很難翻譯，可以說是傢伙、小子或哥兒們），他們不僅不愛唸書，而且是從頭到腳一整套、都沒在怕地挑戰權威（違反校規、破壞公物、甚至作弄教職員等）。有趣的是，這套反學校文化的發展和運作，其實直接上連至他們父兄輩在工廠裡的「廠房文化」（shopfloorculture）。
也就是說，這些壞小子並不是沒在學東西，只是他們不想學那些課堂上教的、藉此許諾他們可以變成不同階級的虛假東西，他們自成一團、用屬於自己的「課程時間表」學做工。
必須與學校裡那些受師長寵愛、看起來人生前景光明的乖乖牌整個對立才行，必須揪出、取笑甚至懲罰那些告密的同學才行，必須從穿著打扮、言行姿態就顯而易見我們和他們不同才行，必須要狠、要man、要像那些已經在工廠幹活的大人們一樣才行……這些都是沒有妥協餘地，非如此不可才能證明自身存在的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