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節錄）
寫鼠族是個錯誤的決定啊！
現在我很確定，當初決定寫一本關於鼠族的書是個錯誤。寫這主題面臨的障礙實在太多、太巨大了！第一次在北京地底進行採訪時，才幾分鐘我就被毫不留情地趕了出來。地底的世界是個秘密天地，裡頭的居民畏於透露他們的生活條件而傾向藏匿隱忍，免得失去他們靠著毅力持續工作掙來的那麼點東西：一個棲身之所──儘管這處所再怎麼骯髒不堪。至於這些地下世界的經營者，他們仗著當局的包庇遊走中國灰色地帶，幹著不怎麼光彩的事，小心戒備地在這些迷宮的入口守著。
要如何才能更進一步接觸鼠族呢？頂著一頭亞麻色金髮的我，機會渺茫。
最初打算開始這場冒險時，我馬上聯想到德國記者根特．華萊夫（Günter Wallraff），他為了揭露一九八○年代德國萊茵河地區的仇外情形而偽裝成土耳其移工，最後將親身經歷出版成書《最底層》（Ganz unten），但很快地我就不得不面對現實。華萊夫當時可以毫不費力地操著一口土耳其腔德語來接近他的目標，但我卻永遠不可能變裝成一個中國人還毫無破綻；況且以我的中文程度，就算真的成功扮成中國人好了，也只能當個啞巴。
我既不能偽裝成漢學家，也不能假冒成某某中國大學的研究員。我只能依靠優優，他是我北京辦公室的助理，同時也是朋友，負責翻譯。但我該如何讓他明白，有些提問的重點不在於問題本身，而是丟出問題之後能夠引起對方什麼樣的反應或套出什麼話？優優在訪談時的口譯做得十分好，然而他是否有辦法同時從多個對話當中，抓到我無法體會的微妙之處？
剛進新聞界的那幾年，我投身戰地報導，試圖理解驅動瘋狂人性的種種機制，以及生活（或者說某種貌似正常的表象何能在戰爭中繼續存在）。深入悲劇事件的核心、有時緊貼著極端的惡而行，不知不覺我已然學會保持一段安全距離。也許必須如此我才能承受得住一切；比如在獅子山共和國，目睹沉迷吸毒的年輕人把一個九歲的孩子推出去，威脅他砍掉農民的手；在加薩看到小孩在槍林彈雨中奔跑；或是在象牙海岸的村子見到老人被活活燒死。我可以用同樣的無動於衷，跟小劊子手、卑劣的迫害者或是發光發熱的英雄往來。我習慣與黑暗打交道，機械性地描述事件，無須建立起任何關係，刻意避開一切可能的情感連結。
但鼠族的故事是另一種挑戰。我必須讓這些底層的人接納我，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且說服他們跟我講述其生存訣竅。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偽裝成他們當中的一員來達到這一切目的，也知道中國人對所有外國人都心存戒備。然而他們喚醒我內在某種新的關注，我想理解是什麼樣的能量使他們能夠忍受如此條件。我想明白他們面對這個繁榮發展的國家有何感受。我熱切想知道他們對共產黨有什麼想法、心中是否潛伏著反叛的種子。這群人會不會有哪一天將撼動這個國家、要求民主，或單純為了討回他們該有的權利？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什麼樣的未來？對這個世界，又對歐洲了解多少？覺得自己屬於明日強權的一份子嗎？雖然這麼想著，但照目前情況看來，從今以後要接近他們的世界無異於天方夜譚。
在中國從事新聞工作本身就是個挑戰。我在辦公室的日常，就是時不時被國家安全警察的登門拜訪給打斷。在中國工作的記者的妄想症，就是被這類無預警拜訪越養越大的。要是有誰對我們遭受的監控等級仍存那麼點懷疑，這便是證據。我每一筆通話內容、每一封電子郵件，都受到監控。詳細的會面時間、地點，以及我要見的究竟是什麼人，警察瞭若指掌。
話說回來，換作一般市民，要是一個外國人跟他們提起敏感話題，他們多半馬上把嘴巴閉得跟牡蠣一樣緊，尤其是生怕被房東掃地出門的老鼠。如何讓這些棲身陰暗腸道、有損北京顏面的居民信任我，進而披露他們的生活，誠為一大考驗。有些被害人之所以揭發醜聞，為的是從中得到點什麼，但這些我要訪的人不同，他們只會失去一切。
內文選摘（節錄）
「紐約玩完了，以後世界的中心就是北京。」二○一三年時，為了說服我女兒約瑟芬和我一起到中國，我對她這麼說過。
現在我們卻在聚龍花園，也就是我們中國住所的社區地下室，發現了住滿民工的宿舍。他們大部分都結婚了，但只有社區的清潔人員才會夫妻同住，其他人則被迫像未婚男女一樣分居。滿臉汙黑的男人是附近建築工地的工人。掛著黑眼圈的女人負責打理工人體育館一帶餐廳、酒吧。從上午十一點到下午五點，接著是晚上九點到清晨六點，她們都在地面上工作，其餘時間則遁入地底。
就像聚龍花園多數的居民，我們不曾想過自家腳下會存在這麼一個平行世界，畢竟就在距離這裡兩步之遙，錯落著全中國乃至全亞洲最時尚、最高級的夜店。北京這張時尚臉孔教約瑟芬目眩神迷，隨手可得的愜意生活與自由，讓她可以進出一些在巴黎受限於年紀而不能去的夜間場所，她實在難以想像自己住的公寓底下竟然有這麼一個暗黑宇宙滋長著。而且我們還是在這地方住滿一年後，因為這項鼠族的調查計畫才偶然間發現了它。
中國是個極為矛盾衝突的國家，只要仔細探尋，往往會發現與原本認知截然相反的另一個現實，兩者南轅北轍。
每一次，只要大家帶著那麼點幸災樂禍，跟聚龍花園內的非中國居民交頭接耳，說在他們舒適的公寓底下有個如痲瘋般的悲慘世界，懷疑效應便會再度被強化，而這讓我感到說不出的不自在。
「你說的『老鼠』在哪？我們怎麼從來沒見過？」一個法國鄰居語帶嘲弄地發問。
「這些人從哪裡來的？他們在地底幹嘛？靠什麼過活？那裡有廚房、有浴室嗎？」另一個連珠炮似地追問。
一個已經移民的法國女人，住在另一棟都是外國人的大樓裡，聲稱我正在籌備一場團體「奇幻」之旅，地點就是我社區的地下室，好讓大家見識隱藏版的北京。我大吃一驚，只好硬裝出幽默口吻，尷尬地笑著附議：「沒錯，而且我會負責準備一袋袋花生好讓你們餵食，保證跟在動物園一樣好玩。」
一個單純的電梯按鈕，便將我們的平常世界與「活死人」的天地隔開來，我們在那其中重現西式享受，雖然有意無意混了點中國風。聚龍社區這條龍的光彩早已不復從前。這裡是中國房仲業者所謂的「豪宅」，有著一九七○年代巴黎郊區社會住宅一切優雅特質。「老鼠」住所的入口在第七棟大樓，這一棟的三樓駐有綠色和平北京辦公室、一些外國媒體以及一個投資俱樂部。電梯的B2按鈕帶著訪客向下，到該樓層後門開往一個廊廳，地面的白瓷磚髒到看不出原本的顏色，燈光慘淡，還不時能聽到「霹啪」的爆裂聲響，一頭斜放著一張佈滿灰塵的老舊黑色沙發，上面堆滿紙箱。這裡乍看之下沒有任何異樣，感覺不到人的痕跡，不過再走幾步後，就可以發現隱蔽角落到處拉起繩子，上面曬著襪子、內褲、襯衫和長褲。便服裡夾雜著制服，有清潔阿姨的藍色或灰色制服、工人的藍工作服、服務生的，俱是成套，可說中國大城市裡廉價勞工的職業樣本幾乎一應俱全。
水泥地的陰暗宿舍擠了四十個工人，上下鋪鐵床一排接著一排。靠近牆壁另一側由工人體育館的一間夜店（裡面出入的都是北京富家子弟）承租，住了店裡十五個清潔女工，擺了床以後空間所剩無幾。走廊底，則是附近一家餐廳的十人員工宿舍。
市中心地面房子的租金昂貴，但只能住得靠近工作地點才能免於舟車勞頓以撐得住爆肝的工時，正是這種種考量驅使他們接受這樣的生活條件。一股甜膩而令人作嘔的芳香劑氣味，隨著我們靠近盥洗室越來越濃。公共衛浴區入口通道只有一個，全部的房客共用兩個洗手台，裡頭缺乏照明，中間僅隔著一片簡陋的板子；女生這一側有四間獨立的洗手間，男生則有四個小便斗和三個蹲式廁所，臭氣沖天。這裡沒有淋浴間也沒有熱水，洗澡得自己想辦法，這七十名房客每個人都有一只塑膠臉盆，裡面裝著廁所水龍頭接出來的水。
在裡頭待上半小時後，我和我的中國朋友優優，也就是補足我那彆腳中文的隨行口譯，只想要回到地面呼吸點新鮮的空氣。在戶外，每立方公尺的細懸浮微粒（PM 2.5）濃度要是超過三百微克 ，巴黎會立即關閉環城道路，孰知如此等級的汙染似乎還比這裡的地下室來得透氣。不料一轉彎，有人擋住了我們的去路。
「怎麼，你們迷路啦！我還是第一次在這兒碰到樓上的房客。」鄭元昭驚呼。他是打雜的，負責撿紙屑垃圾以及大樓出入口的清潔維護。「這兒沒有任何中國住戶會來就算了……沒想到我遇到的還是個老外呢。」
這個來自湖北相當有意思的老頭子，只要在聚龍社區遇到老外，總是不忘熱情喊一聲你好。相較於北京人的作風，他顯得可愛許多。我們剛搬到北京那個月，還拿捏不準我們在此地大人稠的都會裡的定位，而他那親切的笑容在某種程度上化作一股安慰的力量。我於是對他解釋起來。
「我正在寫一本書，要談住在北京地下室的人。」
老鄭對我豎起大拇指。
「好、好、好，這主題好。所有人一提起北京啊，都圍著它輝煌的歷史打轉，玻璃塔、財富、名車，可沒人關心我們在地底下怎麼生活。」
他的太太劉舒真，跟老鄭一起負責打掃我們大樓的出入口，聽了臉色微微一變，我可以感覺到我的出現讓她有所顧慮。最後，他們帶我往廚房去。晚餐時間快到了，儘管住在地底深坑，中國人對人際關係依然不含糊。走廊盡頭的右邊，一道厚重金屬鐵網門後便是車庫。那裡燈火通明、潔淨無瑕，停著有錢老闆的豪華名車，賓士、奧迪或保時捷。左邊一條陰暗的水泥樓梯，B2的房客可以從這裡走到位於B1的廚房。狹小通道走到底，就是沿著停車場而建的四間廚房，名車的排氣管以及排出的毒氣取代通風系統。這些上了年紀的夫婦受僱於聚龍管委會，主要負責清潔維護，各自有個角落可放私人物品、準備三餐。當時正值中國農曆新年，吃的是傳統菜色：餃子。這食物唯一的變化就是內餡，包豬肉紅蘿蔔或豬肉菠菜。
「我們有客人啦！他可是法國很有名的大作家。」老鄭介紹道，他刻意營造出某種神祕感，一方面對我們有利，另方面也提升了他個人形象。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為何，中國人專吃這一套。
為了跟老鄭正式聊一聊，得另外跟他約個時間。我們等了好幾個星期，老鄭才答應透露給我們些許內情。第一次會面訂在星期六下午，因為那天他的工作量比較少，但到了約定時刻，老鄭卻人間蒸發不見蹤影。老頭子先是藉口說他忘了，後來才承認他對我們這項文學計畫的熱情已經消退了；因為他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現在書裡，免得哪天這本書被翻譯成中文。但他的假設基本上不成立，這都要歸功於審查員對黨的忠誠。就算記者躲過國家安全部的法眼（他們試圖阻止我們報導「敏感」議題），還有第二層「安全網」，即所謂的「審查」，以防堵中國民眾接觸那些當局視為叛亂的訊息。後來，我們提議讓他和他太太取個化名，他才終於同意了。
「太好了，行、行。那你們就叫我鄭元昭，我老婆呢就叫劉舒真。」
老鄭每個月領一千八百元人民幣，他也承認，其實他們可以住在原本的村子（在黃岡市，離武漢不遠）繼續種田養活自己──當然會拮据點，但日子還過得下去。只是加上兩個兒子，一個二十六歲，一個二十七歲，可就沒辦法了。實際上他們兩個兒子都有工作且經濟獨立：一個在武漢做美髮；另一個有機械工程學位，在雲南工作，負責維修檢測工地那些巨大的推土機。不過兩個兒子都還未婚，於是這對老夫婦才會到北京來，每天勞碌為他們籌措聘金。依照中國的傳統，男方要送女方一棟房子、金銀首飾以及聘金，或是一輛車。若不能提供足夠的物質保障，是結不了婚的。「在黃岡，我們得替女方買一棟房子加上聘金二十萬人民幣。」老鄭咒罵著，「我們中國啊，根本不是娶老婆，是在買老婆。」
他們夫妻倆已經存了一點錢，但是還得再工作好長一段時間才能湊到四十萬人民幣，替兄弟倆各買一棟房子。老鄭面容憔悴，黑眼圈頗明顯，說到他其實受不了在城裡過著像老鼠一樣的生活，畢竟他在家鄉有一棟大房子，鄉下空氣好得很。
「一開始，在這房間裡我根本沒法呼吸，而且聞著那股臭味老是讓我頭痛。我老婆也沒好到哪裡去。但是對她來說，打掃社區的工作比在田裡幹活來得輕鬆。」
他們的孩子得面對結不了婚的恥辱，可是看著自己的父母拖著疲憊身軀辛勤工作、還住在地底，他們難道不覺得同樣羞愧嗎？
「這兩年當中，他們來過一次，看到我們這樣的生活，他們受不了。」鄭輕描淡寫地說著，「他們覺得我們很可憐，但他們知道我們沒得選。」
鄭元昭和劉舒真，他們兩人在聚龍花園的月薪加起來是三千元人民幣，加上老鄭的退休金一千八百元，一個月共有四千八百元人民幣，看來還要工作好多年才行。但是，他們都隱約覺得在聚龍的日子不多了。
「管委會很快就會把我們給遣散的。」劉對我們說，她有著純樸之人才有的聰慧眼神，甘於命運的安排。「他們僱用老人負責清潔維護，是因為這比僱用年輕人來得便宜，況且他們安排的住宿環境很差。要是我們不滿意，他們就會叫我們滾蛋，因為他們很清楚退休的人十分難找到別的工作。不過我們年紀也不能太大，或是在這裡待太久，因為他們擔心我們要是生病或出什麼意外，還得幫忙付醫藥費。」
這些民工通常沒有健康保險，而雇主有道義責任幫他們付醫藥費。老鄭夫婦打算被遣散後回到他們的村子，他太太可以繼續種田，他則會試著到工廠找份差事。
中國能夠帶給他兩個兒子更好的未來嗎？
「這要看他們造化，」他謹慎地回答。「今天，在中國一切都有可能。中央的決策是好的，即便地方上有太多貪腐的公務員。但是政府應該更加保護窮人，因為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窮人越來越窮。」
寫鼠族是個錯誤的決定啊！
現在我很確定，當初決定寫一本關於鼠族的書是個錯誤。寫這主題面臨的障礙實在太多、太巨大了！第一次在北京地底進行採訪時，才幾分鐘我就被毫不留情地趕了出來。地底的世界是個秘密天地，裡頭的居民畏於透露他們的生活條件而傾向藏匿隱忍，免得失去他們靠著毅力持續工作掙來的那麼點東西：一個棲身之所──儘管這處所再怎麼骯髒不堪。至於這些地下世界的經營者，他們仗著當局的包庇遊走中國灰色地帶，幹著不怎麼光彩的事，小心戒備地在這些迷宮的入口守著。
要如何才能更進一步接觸鼠族呢？頂著一頭亞麻色金髮的我，機會渺茫。
最初打算開始這場冒險時，我馬上聯想到德國記者根特．華萊夫（Günter Wallraff），他為了揭露一九八○年代德國萊茵河地區的仇外情形而偽裝成土耳其移工，最後將親身經歷出版成書《最底層》（Ganz unten），但很快地我就不得不面對現實。華萊夫當時可以毫不費力地操著一口土耳其腔德語來接近他的目標，但我卻永遠不可能變裝成一個中國人還毫無破綻；況且以我的中文程度，就算真的成功扮成中國人好了，也只能當個啞巴。
我既不能偽裝成漢學家，也不能假冒成某某中國大學的研究員。我只能依靠優優，他是我北京辦公室的助理，同時也是朋友，負責翻譯。但我該如何讓他明白，有些提問的重點不在於問題本身，而是丟出問題之後能夠引起對方什麼樣的反應或套出什麼話？優優在訪談時的口譯做得十分好，然而他是否有辦法同時從多個對話當中，抓到我無法體會的微妙之處？
剛進新聞界的那幾年，我投身戰地報導，試圖理解驅動瘋狂人性的種種機制，以及生活（或者說某種貌似正常的表象何能在戰爭中繼續存在）。深入悲劇事件的核心、有時緊貼著極端的惡而行，不知不覺我已然學會保持一段安全距離。也許必須如此我才能承受得住一切；比如在獅子山共和國，目睹沉迷吸毒的年輕人把一個九歲的孩子推出去，威脅他砍掉農民的手；在加薩看到小孩在槍林彈雨中奔跑；或是在象牙海岸的村子見到老人被活活燒死。我可以用同樣的無動於衷，跟小劊子手、卑劣的迫害者或是發光發熱的英雄往來。我習慣與黑暗打交道，機械性地描述事件，無須建立起任何關係，刻意避開一切可能的情感連結。
但鼠族的故事是另一種挑戰。我必須讓這些底層的人接納我，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且說服他們跟我講述其生存訣竅。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偽裝成他們當中的一員來達到這一切目的，也知道中國人對所有外國人都心存戒備。然而他們喚醒我內在某種新的關注，我想理解是什麼樣的能量使他們能夠忍受如此條件。我想明白他們面對這個繁榮發展的國家有何感受。我熱切想知道他們對共產黨有什麼想法、心中是否潛伏著反叛的種子。這群人會不會有哪一天將撼動這個國家、要求民主，或單純為了討回他們該有的權利？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什麼樣的未來？對這個世界，又對歐洲了解多少？覺得自己屬於明日強權的一份子嗎？雖然這麼想著，但照目前情況看來，從今以後要接近他們的世界無異於天方夜譚。
在中國從事新聞工作本身就是個挑戰。我在辦公室的日常，就是時不時被國家安全警察的登門拜訪給打斷。在中國工作的記者的妄想症，就是被這類無預警拜訪越養越大的。要是有誰對我們遭受的監控等級仍存那麼點懷疑，這便是證據。我每一筆通話內容、每一封電子郵件，都受到監控。詳細的會面時間、地點，以及我要見的究竟是什麼人，警察瞭若指掌。
話說回來，換作一般市民，要是一個外國人跟他們提起敏感話題，他們多半馬上把嘴巴閉得跟牡蠣一樣緊，尤其是生怕被房東掃地出門的老鼠。如何讓這些棲身陰暗腸道、有損北京顏面的居民信任我，進而披露他們的生活，誠為一大考驗。有些被害人之所以揭發醜聞，為的是從中得到點什麼，但這些我要訪的人不同，他們只會失去一切。
內文選摘（節錄）
「紐約玩完了，以後世界的中心就是北京。」二○一三年時，為了說服我女兒約瑟芬和我一起到中國，我對她這麼說過。
現在我們卻在聚龍花園，也就是我們中國住所的社區地下室，發現了住滿民工的宿舍。他們大部分都結婚了，但只有社區的清潔人員才會夫妻同住，其他人則被迫像未婚男女一樣分居。滿臉汙黑的男人是附近建築工地的工人。掛著黑眼圈的女人負責打理工人體育館一帶餐廳、酒吧。從上午十一點到下午五點，接著是晚上九點到清晨六點，她們都在地面上工作，其餘時間則遁入地底。
就像聚龍花園多數的居民，我們不曾想過自家腳下會存在這麼一個平行世界，畢竟就在距離這裡兩步之遙，錯落著全中國乃至全亞洲最時尚、最高級的夜店。北京這張時尚臉孔教約瑟芬目眩神迷，隨手可得的愜意生活與自由，讓她可以進出一些在巴黎受限於年紀而不能去的夜間場所，她實在難以想像自己住的公寓底下竟然有這麼一個暗黑宇宙滋長著。而且我們還是在這地方住滿一年後，因為這項鼠族的調查計畫才偶然間發現了它。
中國是個極為矛盾衝突的國家，只要仔細探尋，往往會發現與原本認知截然相反的另一個現實，兩者南轅北轍。
每一次，只要大家帶著那麼點幸災樂禍，跟聚龍花園內的非中國居民交頭接耳，說在他們舒適的公寓底下有個如痲瘋般的悲慘世界，懷疑效應便會再度被強化，而這讓我感到說不出的不自在。
「你說的『老鼠』在哪？我們怎麼從來沒見過？」一個法國鄰居語帶嘲弄地發問。
「這些人從哪裡來的？他們在地底幹嘛？靠什麼過活？那裡有廚房、有浴室嗎？」另一個連珠炮似地追問。
一個已經移民的法國女人，住在另一棟都是外國人的大樓裡，聲稱我正在籌備一場團體「奇幻」之旅，地點就是我社區的地下室，好讓大家見識隱藏版的北京。我大吃一驚，只好硬裝出幽默口吻，尷尬地笑著附議：「沒錯，而且我會負責準備一袋袋花生好讓你們餵食，保證跟在動物園一樣好玩。」
一個單純的電梯按鈕，便將我們的平常世界與「活死人」的天地隔開來，我們在那其中重現西式享受，雖然有意無意混了點中國風。聚龍社區這條龍的光彩早已不復從前。這裡是中國房仲業者所謂的「豪宅」，有著一九七○年代巴黎郊區社會住宅一切優雅特質。「老鼠」住所的入口在第七棟大樓，這一棟的三樓駐有綠色和平北京辦公室、一些外國媒體以及一個投資俱樂部。電梯的B2按鈕帶著訪客向下，到該樓層後門開往一個廊廳，地面的白瓷磚髒到看不出原本的顏色，燈光慘淡，還不時能聽到「霹啪」的爆裂聲響，一頭斜放著一張佈滿灰塵的老舊黑色沙發，上面堆滿紙箱。這裡乍看之下沒有任何異樣，感覺不到人的痕跡，不過再走幾步後，就可以發現隱蔽角落到處拉起繩子，上面曬著襪子、內褲、襯衫和長褲。便服裡夾雜著制服，有清潔阿姨的藍色或灰色制服、工人的藍工作服、服務生的，俱是成套，可說中國大城市裡廉價勞工的職業樣本幾乎一應俱全。
水泥地的陰暗宿舍擠了四十個工人，上下鋪鐵床一排接著一排。靠近牆壁另一側由工人體育館的一間夜店（裡面出入的都是北京富家子弟）承租，住了店裡十五個清潔女工，擺了床以後空間所剩無幾。走廊底，則是附近一家餐廳的十人員工宿舍。
市中心地面房子的租金昂貴，但只能住得靠近工作地點才能免於舟車勞頓以撐得住爆肝的工時，正是這種種考量驅使他們接受這樣的生活條件。一股甜膩而令人作嘔的芳香劑氣味，隨著我們靠近盥洗室越來越濃。公共衛浴區入口通道只有一個，全部的房客共用兩個洗手台，裡頭缺乏照明，中間僅隔著一片簡陋的板子；女生這一側有四間獨立的洗手間，男生則有四個小便斗和三個蹲式廁所，臭氣沖天。這裡沒有淋浴間也沒有熱水，洗澡得自己想辦法，這七十名房客每個人都有一只塑膠臉盆，裡面裝著廁所水龍頭接出來的水。
在裡頭待上半小時後，我和我的中國朋友優優，也就是補足我那彆腳中文的隨行口譯，只想要回到地面呼吸點新鮮的空氣。在戶外，每立方公尺的細懸浮微粒（PM 2.5）濃度要是超過三百微克 ，巴黎會立即關閉環城道路，孰知如此等級的汙染似乎還比這裡的地下室來得透氣。不料一轉彎，有人擋住了我們的去路。
「怎麼，你們迷路啦！我還是第一次在這兒碰到樓上的房客。」鄭元昭驚呼。他是打雜的，負責撿紙屑垃圾以及大樓出入口的清潔維護。「這兒沒有任何中國住戶會來就算了……沒想到我遇到的還是個老外呢。」
這個來自湖北相當有意思的老頭子，只要在聚龍社區遇到老外，總是不忘熱情喊一聲你好。相較於北京人的作風，他顯得可愛許多。我們剛搬到北京那個月，還拿捏不準我們在此地大人稠的都會裡的定位，而他那親切的笑容在某種程度上化作一股安慰的力量。我於是對他解釋起來。
「我正在寫一本書，要談住在北京地下室的人。」
老鄭對我豎起大拇指。
「好、好、好，這主題好。所有人一提起北京啊，都圍著它輝煌的歷史打轉，玻璃塔、財富、名車，可沒人關心我們在地底下怎麼生活。」
他的太太劉舒真，跟老鄭一起負責打掃我們大樓的出入口，聽了臉色微微一變，我可以感覺到我的出現讓她有所顧慮。最後，他們帶我往廚房去。晚餐時間快到了，儘管住在地底深坑，中國人對人際關係依然不含糊。走廊盡頭的右邊，一道厚重金屬鐵網門後便是車庫。那裡燈火通明、潔淨無瑕，停著有錢老闆的豪華名車，賓士、奧迪或保時捷。左邊一條陰暗的水泥樓梯，B2的房客可以從這裡走到位於B1的廚房。狹小通道走到底，就是沿著停車場而建的四間廚房，名車的排氣管以及排出的毒氣取代通風系統。這些上了年紀的夫婦受僱於聚龍管委會，主要負責清潔維護，各自有個角落可放私人物品、準備三餐。當時正值中國農曆新年，吃的是傳統菜色：餃子。這食物唯一的變化就是內餡，包豬肉紅蘿蔔或豬肉菠菜。
「我們有客人啦！他可是法國很有名的大作家。」老鄭介紹道，他刻意營造出某種神祕感，一方面對我們有利，另方面也提升了他個人形象。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為何，中國人專吃這一套。
為了跟老鄭正式聊一聊，得另外跟他約個時間。我們等了好幾個星期，老鄭才答應透露給我們些許內情。第一次會面訂在星期六下午，因為那天他的工作量比較少，但到了約定時刻，老鄭卻人間蒸發不見蹤影。老頭子先是藉口說他忘了，後來才承認他對我們這項文學計畫的熱情已經消退了；因為他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現在書裡，免得哪天這本書被翻譯成中文。但他的假設基本上不成立，這都要歸功於審查員對黨的忠誠。就算記者躲過國家安全部的法眼（他們試圖阻止我們報導「敏感」議題），還有第二層「安全網」，即所謂的「審查」，以防堵中國民眾接觸那些當局視為叛亂的訊息。後來，我們提議讓他和他太太取個化名，他才終於同意了。
「太好了，行、行。那你們就叫我鄭元昭，我老婆呢就叫劉舒真。」
老鄭每個月領一千八百元人民幣，他也承認，其實他們可以住在原本的村子（在黃岡市，離武漢不遠）繼續種田養活自己──當然會拮据點，但日子還過得下去。只是加上兩個兒子，一個二十六歲，一個二十七歲，可就沒辦法了。實際上他們兩個兒子都有工作且經濟獨立：一個在武漢做美髮；另一個有機械工程學位，在雲南工作，負責維修檢測工地那些巨大的推土機。不過兩個兒子都還未婚，於是這對老夫婦才會到北京來，每天勞碌為他們籌措聘金。依照中國的傳統，男方要送女方一棟房子、金銀首飾以及聘金，或是一輛車。若不能提供足夠的物質保障，是結不了婚的。「在黃岡，我們得替女方買一棟房子加上聘金二十萬人民幣。」老鄭咒罵著，「我們中國啊，根本不是娶老婆，是在買老婆。」
他們夫妻倆已經存了一點錢，但是還得再工作好長一段時間才能湊到四十萬人民幣，替兄弟倆各買一棟房子。老鄭面容憔悴，黑眼圈頗明顯，說到他其實受不了在城裡過著像老鼠一樣的生活，畢竟他在家鄉有一棟大房子，鄉下空氣好得很。
「一開始，在這房間裡我根本沒法呼吸，而且聞著那股臭味老是讓我頭痛。我老婆也沒好到哪裡去。但是對她來說，打掃社區的工作比在田裡幹活來得輕鬆。」
他們的孩子得面對結不了婚的恥辱，可是看著自己的父母拖著疲憊身軀辛勤工作、還住在地底，他們難道不覺得同樣羞愧嗎？
「這兩年當中，他們來過一次，看到我們這樣的生活，他們受不了。」鄭輕描淡寫地說著，「他們覺得我們很可憐，但他們知道我們沒得選。」
鄭元昭和劉舒真，他們兩人在聚龍花園的月薪加起來是三千元人民幣，加上老鄭的退休金一千八百元，一個月共有四千八百元人民幣，看來還要工作好多年才行。但是，他們都隱約覺得在聚龍的日子不多了。
「管委會很快就會把我們給遣散的。」劉對我們說，她有著純樸之人才有的聰慧眼神，甘於命運的安排。「他們僱用老人負責清潔維護，是因為這比僱用年輕人來得便宜，況且他們安排的住宿環境很差。要是我們不滿意，他們就會叫我們滾蛋，因為他們很清楚退休的人十分難找到別的工作。不過我們年紀也不能太大，或是在這裡待太久，因為他們擔心我們要是生病或出什麼意外，還得幫忙付醫藥費。」
這些民工通常沒有健康保險，而雇主有道義責任幫他們付醫藥費。老鄭夫婦打算被遣散後回到他們的村子，他太太可以繼續種田，他則會試著到工廠找份差事。
中國能夠帶給他兩個兒子更好的未來嗎？
「這要看他們造化，」他謹慎地回答。「今天，在中國一切都有可能。中央的決策是好的，即便地方上有太多貪腐的公務員。但是政府應該更加保護窮人，因為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窮人越來越窮。」
